张维维访谈录：女儿眼中的張春桥(三)
五、文革中后期
“你千刀万剐了，那我们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谁叫你是张春桥的女儿。”
问：你在北京四叔叔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再回到上海，是不是就开始工作了？
答：复课闹革命和我们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因为我们已经毕业了。我们首先被派到港务局物资供应公司去劳动半年。我们去的是上港七区供应站，就在塘桥白莲泾那里。站长来挑学生的时候，知道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就把我给挑去了。站长跟我说过，因为他认为他们那里的岗位是最辛苦的，是在码头上，他想看看张春桥的女儿究竟能不能吃苦吧。到了那里，每天会分配工作，在小三卡或十轮大卡车上当搬运工，都是重体力活，运送码头上需要的水泥、黄沙、钢筋、钢板等物。做了半年，我就学会开卡车了，是跟着一位部队里复员回来的司机学习开的，车开得特别猛。我曾经在浦东大道开过三卡，还有一次不知道刹车，差点冲到黄浦江里。我们同班的同学，都分到不一样的物资供应站，有的还是跟船跑黄浦江的。这段经历，让我更认识了上海。
这样劳动了半年，然后就是正式分配工作。许世友曾经叫我去参军<1>，我觉得我这个人是不适合到部队去的。我自由主义比较严重，而且我有自己的看法，不可能服从班长、排长管，会不买他们的帐。而且我是近视眼，万一来个紧急集合我要出洋相的。所以，我不想参军。而且，我大妹妹想参军，南京军区在徐汇区招女兵，她就去了，和柯庆施的二女儿一起去的。我也不想到农村去，因为在附中时，我们会去罗店农村劳动<2>，一待就是三个星期。高一时，爸爸妈妈曾安排我到工厂去劳动过一个月，装收音机。简单重复的劳动，让我去了解工人的生活如何。所以，我很想到工厂去上班。
分配工作的时候，我爸不在上海，我妈也不管我们。我不想让学校分配，因为我要离开同学，我也不想留在上海。我就自己打电话找人、找关系，我打电话给王洪文，他把我安排在上海仪表厂。这个厂与三线有合作任务，当时他们在贵州有个分厂，工人培训三年满师后就要派到贵州去工作的。我想好，因为我真是不要留在上海。
问：为什么一定要离开上海呢？
答：因为我觉得上海人都认识我，我走到哪里都要被别人看成谁谁的女儿。我不想一直和家里的人绑在一起。我要离开，要到一个别人都不知道我的地方去。所以，进工厂工作的时候，我就改名为李群，群众的群，我要变成一个最普通的群众。我当时还以为这样就能隐姓埋名，别人就不会知道我爸爸是谁呢，多幼稚。我尽量低调，很克制自己，真是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在盯着我看。我从来没有请过病假，从来没有误过工。孕妇是可以提早回家的，但我怀孕的时候，从来没有提早回家过。就这样，大家还是会瞪着眼睛看你，挑你的不是。在这个厂里我工作了八年，一直到出事情。
问：你在工厂里工作，对外面轰轰烈烈的政治事件应该还是关注的吧？
答：当时大家都很关心国家大事，每天都有政治学习的。学徒是可以住厂里的，所以，我第一年是住在厂里，不回家的。后来我同宿舍的女工结婚了，我就把宿舍让给她和丈夫住，我自己每天回家住。我是好心帮她，但宿舍里的其他人都怪我让女工宿舍里住了男的，那我索性把宿舍退了，结果我那个同屋的丈夫也没有办法进去住了，他们夫妻俩后来批斗我的时候还特别起劲。
那时候爸爸经常在上海，我与他的接触和交流也比较多。他住在兴国路的时候，我有时星期六会过去住，他那时候每天半夜吃夜宵，我也就会起来，我们俩可以说会儿话，聊这个聊那个的。他和我是可以讨论各种各样的事情的。然后他会说：“好了好了，你去睡觉吧，我要开始工作了。”然后他开始写东西，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一般都是下午开始工作，到早上睡觉，中午起床。他的作息时间其实是跟着总理的，总理总是早上睡觉中午起床。而且我父亲一直在报社工作，也习惯这种作息。毛主席就是想睡就睡，想起就起，没有规律，把别人也都搞得稀里糊涂的。但对他们权力上的那些事情，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
他文件放在那里，我们也都不看的。当然，偶尔会看到大标题。我记忆比较深的是林彪事件。一开始，具体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道的。后来回忆起来。我小妹妹在空四军，她是被监视的。我在航天局的二十二所，参加三结合，从仪表厂借调过去的。和他们一起搞红旗四号导弹的自动驾驶仪。参加科研活动，里面是有军代表的，就是空四军的人，他找我谈话，眼睛盯着我看，问我眼珠怎么会是黄的。很滑稽，好像要掌握我的特征。实际上是来认人，万一出事情是要抓我的。林彪出事后，我对爸爸说：“下次你们要有什么事情，你得告诉我们一点，否则我们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我父亲没有说话。
问：你爸爸不和你们说这些事，是不是也是为了保护你们？
答：他们的纪律就是这样，对子女是不应该说的。现在有的人，他们夫人孩子写回忆录，说得有板有眼的，好像他们什么都知道，这应该是不可能的，要么就是他们的丈夫父亲当年违背了组织原则，告诉了他们不应该说的事。我真的是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我现在也是从网上知道了很多事情，但网上的说法也不一定是对的。
问：那个时候，你也该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爸爸妈妈有没有什么建议？
答：我们恋爱的事情，爸爸给我和我大妹妹写过一封信，要我们自己决定，婚姻自由，家长不干预。他给我们的意见就是说最好找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我本来就不愿意找干部子弟。干部子弟有一种亲切感，兄弟姐妹之间的那种亲切感，彼此都很了解，优点、缺点都很相似。我妈妈叫我找个工人，我说找工人那也是肯定不行的，文化程度太不一样了，不会有共同语言。
后来认识我爱人，他是医生，有自己的专长，是很钻研的一个人。但我和他之间也有许多地方是没有办法沟通的，当然，我是接受了这些，没有办法沟通就不沟通了。例如，他是不看小说的，一开始，我还想培养他的阅读兴趣，买《红楼梦》之类的连环画给他看，连环画哦，哪知道他看三页就睡着了。他是医生，工作很累，哪有闲心看这种东西？他有他的业务。我与他说阅读方面的东西，他一窍不通，那就不沟通了。他喜欢看我打毛线，给小孩子做衣服，觉得我看书是浪费时间。还有我是北方人，他是南方人，上海男人。我看相声，他要听滑稽戏，越剧沪剧，所以我也培养了这方面的兴趣。还有在饮食上，我们刚结婚时，家里吃饺子，他真的不愿意吃，还问我妈妈有没有泡饭。
问：1973年“十大”时，你爸爸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来又有与你妈妈离婚的事，他就不再回上海了，你去北京见过他吗？
答：我到北京去过几次，都是工作出差去的，从来没有自己去过。我们仪表厂是为发射卫星提供仪表的，我常去北京出差。一般我都是住在工作的地方，星期天会去陪陪爸爸，或等工作结束同事离开后我再多呆两天。关于中央的事，我爸爸是什么都不讲的，因为他有组织纪律。
有一件事情给我的记忆蛮深的。我的习惯是到哪里都找书看，有一次星期天去看他，在他那里发现了一本张国焘的回忆录<3>，这是不得了的，我对这本书太有兴趣太想看了。所以我就拿去看了，我住在旁边附楼的标准客房里。我当然不敢把书带出去，周一回去上班时，我就把书留在房间里的枕头边了。过了一个星期我回来，那本书没有了。我到处找这本书，我父亲一句都不讲。我怕把书弄丢了，就问他有没有看到那本书。他什么都不说，一句话都没有。一直到他快死的时候，他才告诉我：“总理派人把书收回去了。”我问他为什么，他又没话了。我告诉他，我还一直担心是我把书弄丢了呢，让我这么多年有种负疚感。
那本书可能是香港出的，也可能是他们内部出了几本，也不知道是谁发下去了。后来总理发现，就全部收回去了。我后来拼命回忆，张国焘年轻时那么有本事，那么能干，能说能写的，我特别想知道最后那个密电到底有没有。长征的时候，叶剑英说他劫了个电报，说张国焘要对毛下手了，那个电报到底有没有？我一直想知道张国焘自己对这个事情是怎么说的。关于这件事，我还没有看到答案呢，书就被收走了。所以，一直不知道答案。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确切答案。当然，有人说他根本没有发过那份电报，包括李先念，都说没有，这不又是叶剑英的事情了么<4>？叶剑英类似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那时候我爸爸在北京，是很少出去的。他不愿意到外面去，因为他说太劳民伤财，每次出个门就要动用很多人。政治局常委就是这样的。有一次，警卫员叫我动员我爸爸出去走走，因为他整天就是关在里面。我就和他说了，他同意到玉泉山去。去了之后，他对我说：“你看那个山头上，都是警卫，我一动，就有这么多的警卫。”我说，我还想到卢沟桥去。他说：“你真想去啊？算了吧。”
问：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中国的政治版图肯定是要有所改变的。你父亲在后来的一封家信中说起他自己的身体情况时，谈到他参加了三个老人的医疗组，是吗？<5>
答：对！周总理、毛主席的医疗组，是我爸爸负责的。还有一个，是不是康生的医疗组，我记不清楚了。他们的治疗过程，我爸爸都是特别尽心尽力的。对周恩来，我和全中国老百姓一样，是非常敬仰他，也是非常爱戴他的。真是这样的。
周恩来去世那天，我是到了厂里后才听到这个消息的，我马上骑着自行车返回家换了一条围巾。我平时是围着红围巾的，因为我骑自行车上下班，那条围巾厚。所以，很多人说文革时期没有人穿红的，这是不对的。我回家，换了条蓝底子黑条子的围巾，那条围巾很薄，我又拿了条白色尼龙的围巾衬在里面。
在我们被抓之后，北京也来了一批人，说我们反总理，我说绝对不可能。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说我们反总理。他们硬说我们反总理，这倒让我多想一点了。多年之后，我们原来的党委书记来看我，告诉我，他们说我的罪状之一是反总理，不参加追悼会。他还为我辩护，说有我参加追悼会的照片，还戴着蓝围巾，当时才刚刚开始有的彩色照片。
问：那时候批总理是怎么回事？
答：当我听说真的有批总理这件事时，也大吃一惊。我去问过我爸爸，他说，乒乓外交开启了中美对话的大门，和美国人打交道了。基辛格来了之后好像要建立热线，总理当时的处理方式引起毛主席的担忧。毛主席说：“在打的时候要防左，在谈的时候要防右。”意思就是说，打的时候不能打倒一切，而在谈的时候，不能丧失警惕性，不能忘记“亡我之心不死”。毛主席说：“我党历史上这样的教训还少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就放弃自主权，一切听蒋介石的，最终导致“四·一二”大屠杀，血流成河。第二次国共合作，毛主席到重庆谈判，刘少奇主持工作，又提出“听中央政府的”（按：即当时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毛主席说：“跟他（指总理）说了多少次了，他怎么还犯这样的错误呢？”这是我父亲后来对我这么说的，是他对毛主席的认识和理解。因为周总理在人民群众中威信很高，他日理万机，主持国家大大小小的事情，而且他的形象深入人心。正因为如此，总理的思想上稍有一点点偏差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毛主席太敏锐了，他自己年老病重，还这么为国家命运担忧，他这是对中国人高度负责啊。所以，毛主席让开了个总理的批评会<6>。其他情况我在网上看到一些，也问过一些知情人。有人还告诉我，是我爸爸让对总理的批评早点结束的，他说总理身体不好，让总理回去休息。这件事竟然演变成1976年的“四五事件”，令人心痛<7>。我想，如果大家都能正确理解毛主席，看清事情的本质，那在后来与国际资本大鳄的斗争中，我们会更有底气，头脑也会更清醒，老百姓的利益也就更能得到保护了。
问：后来“四五事件”是怎么发展的呢？
答：“四五事件”后，我到北京去过一次，爸爸也给我看了许多别人写的大字报等，当中有反对毛主席的，这点出乎意料，矛头并不单单指向四人帮。跨越了，所以被毛抓住，反戈一击。当时我们当然不知道是邓在后面主导“四五”的，连我父亲都不知道<8>。我去北京时，毛主席已经讲话了，整个事件已经翻过来了。所以这个事情就过掉了。
问：你爸爸后来做到政治局常委、副总理，从政治仕途上，可以说是平步青云，你不为他高兴么？
答：我爸爸一步步往上走，做了政治局委员，然后是政治局常委，我一点都没有觉得轻松，一点都没有愉悦开心。因为他成了众矢之的，有什么好开心的。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开心的。
“二月逆流”时，那些老帅都像骂孙子一样骂他，谁看得起他？不是他自己看不起自己，而是那些人看不起他。那些人不敢骂毛主席，就都来骂他了。而且他被林彪弄成那个样子。1975年，毛主席一定要任命他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我对我爸爸说过：“毛主席硬要把总政治部主任的工作交给你，就说明他对你的信任。你去做呀。”他说：“我去讲话，谁听啊？”当然，毛主席任命他，他也不能不做。任命之后，他到军队里去讲话，他去做报告，他去找这个谈，找那个谈，但是没有人照着他说的话做的。反而招人嫉恨，说他把手又伸到军队里去了，有人就说要“斩断魔爪”。我爸爸知道自己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文革初期夺政治局委员的权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成了政治人物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感觉到了。毛主席与他们说的，你们夺权了，还一起拍了张照片。毛主席又一次强调要“不怕头落地”等五不怕<9>。根据吴冷西回忆：“五不怕”是1957年毛泽东与自己谈话时提出的，具体指的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
问：后来他是否也知道自己的处境蛮危险的？
答：爸爸也是蛮警惕的，例如他离开房间后再回来，杯子里的水肯定是不喝的，要换掉。他肯定在防着什么，但他没有说过究竟在防谁。我觉得他应该是在防汪东兴。当然，许多事我也是后来在网上看到的，并不知道真假。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不愿意换汪东兴，说用惯他了。所以，事实也根本不是汪东兴后来讲的。我们同学后来问我：“谁的话最不可信？”我说肯定是汪东兴，因为他烧了东西。现在我看到材料，说邓颖超、汪东兴烧材料，是毛主席让他们烧的。但是毛主席让他们烧的时候他们没烧。后来烧，那不是销毁证据么。我父亲曾对我说：“你看，我这个保险柜里，都是空的。什么文件来了，我看过，该我画圈的，我画圈，就拿走，我这里什么都不留的。”他是随时随地准备被抓起来的。我们还讨论到怎么抓，他说：“很简单，开个会就行了。他们叫我去开会，我不能不去。”后来他们果然就是这么操作的，所以我一点都不吃惊。
问：你还记得被捕前最后一次见到爸爸时的情况么？
答：那是1976年夏天，我出差去北京，去看他，和他讨论了一些问题。讨论的问题包括工人阶级队伍的问题，还有中国以后会如何发展的问题。当时周恩来和朱德都已经去世了，毛也病重了。我们讨论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还问他：“那么你怎么办？”他说：“我怎么办，千刀万剐呀。”我以为是他自己这么说的，后来才知道是别人说要对他千刀万剐，他是重复别人的话。他说：“再加一刀也无所谓的。毛主席本来就说过么，共产党员五不怕。”“五不怕”是不怕离婚，不怕开除出党，不怕掉脑袋，不怕坐牢，不怕罢官等等。他这么说了，那我就追问他：“你千刀万剐了，那我们怎么办？”他说：“我也不知道。谁叫你是张春桥的女儿。”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局面太清楚了。所以，他后来被抓，我一点都不吃惊，也不紧张，反而是一颗吊着的心放下来了。我的感觉就是“来了，真的来了。”很奇怪的感觉，但知道我们也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问：你们既然已经把话说到那个份上了，那次见面，是否有一种告别的感觉？
答：是有一点告别的感觉，但不是很明显。他说要看发展，他说也许到年底就会有结果。没想到十月份就有结果了。
【注释】
<1>许世友，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2>指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
<3>指张国焘《我的回忆》，于1971年至1974年连载于香港《明报月刊》，1974年结集出版。
<4>关于密电的真伪，目前学界暂无定论。
<5>见张春桥1987年2月15日给维维信。
<6>根据《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634页）：1973年11月17日，毛泽东依据不可靠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会谈中说错了话。当天，毛向周谈了对此事的看法，提议政治局开会讨论。当晚，周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指示并介绍会谈情况。次日，周两次书面向毛报告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11月21日至12月初，政治局根据毛的意见，连续开会批周。
<7>1976年4月5日清明节期间在天安门发生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大规模群众抗议活动。
<8>“四五事件”后中央政治局将其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认为邓小平是该事件的总后台。
<9>参见吴冷西，《回忆领袖与战友》，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129页。
六、被捕入狱
当时在监狱里，对我父亲我肯定是很恨的。因为他什么都不告诉我，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问：你听到四人帮被抓起来是什么时候？你当时觉得很突然么？
答：我们大概要早几天知道。那天我爸爸的秘书突然来了，说出事情了，联系不上了。上海市委联系不上他们了。这里就开始乱了。有人就讲要开始起义，要组织工人。那边就要安抚，叫马天水去<1>。马天水去了，叫这里的人都不要动，说等他回来再决定。马天水走后，这里还在持续争论，吵闹该怎么办。我很冷静的。我觉得闹也没用，无非就是像巴黎公社死一批人而已，再来一个巴黎公社墙。我说如果真的发生这个事情，那我们就是死么。如果不发生，那我们就不死。但到底会不会死，我们也不知道。但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我爱人正好不在，中国发射原子弹的时候，他到北京出差去了，是那个队的医护人员。所以，我就把我儿子送到婆婆那里去了，他那时一岁多点。我想无论如何，得先把孩子安排好。别的，就等马天水回来说是怎么回事。
马天水回来，就要与他们这几个人切割了。接着把我妈妈抓起来了。第二次“康平路事件”，许多人都涌到我家里来了。没有人管我们了，把我们给切割了。这一次家里被彻底来了个翻箱倒柜，一片狼藉，一塌糊涂。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在我的房间上贴了个封条，说是子女的房间，就封掉了。其他几个房间几乎被洗劫一空。最有趣的，是许世友曾经送给我家一只豹子，吃掉之后，皮处理过的，在箱子里，后来这张金钱豹的皮没有了。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被搜走？是不是许世友急于和我们划清界限？后来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说，许世友告诉杨成武，他和张春桥的关系一直不好的。许在太行山中打了头豹子送给杨成武，而只打了些野鸡和兔子送给张春桥<2>。但事实是，1973年，许世友确实是打了两头豹子的，我爸和杨成武，一人一头豹子。那时我爸还不在上海，警卫秘书都在，一个班子在兴国路，许世友把豹子送来的，大师傅烧了一大桌。当时还请了警备区的几个人来的，我妈不敢吃，但我们都吃了，吃起来像牛肉一样。我的房间里还有一台四喇叭的日本产的收音机，这个倒没被拿走，所以，看来人家的目的还不是来搜你的机密。
问：他们来搜家的时候，家里都有谁在？
答：人们走进康平路大院，没有人阻拦，人越来越多。这个场景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也不能说是搜家。我爷爷已经去世了。妈妈已经被抓起来了，阿姨逃走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奶奶开始在，后来她就到衡山路高安路口的姑夫家去了。那时我姑姑已经去世了。姑夫家很近的，离我们家只有一条马路，奶奶就自己过去了。但姑夫拒之门外。这个姑夫是很坏的一个人，原来是新四军，后来还是离休干部什么的。
姑夫不让奶奶进门，奶奶就顺着康平路走，到了100弄，那个弄堂里还住着一个亲戚，是五婶婶的妈妈。我奶奶也不敢去敲门，就坐在路边。这里面还有一层复杂的关系，这位婶婶的父亲，也就是我奶奶的亲家公，是在文革中自杀的<3>。他原来是华东局的副秘书长，早年与康生和周恩来一起来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他是个大少爷，弄了个很漂亮的门面做掩护。解放后，他先在山东做副省长，华东局成立后就到上海来了。在杨尚昆的事情上有点问题，还有周恩来在上海搞锄奸时，他大概也有些事情，所以，文革中就自杀了。婶婶的妈妈，奶奶的亲家母，也是山东大地主家出身的，她收留了我奶奶。但在我爸出事后，这个婶婶和我五叔离婚了，理由是要拯救三个人的政治生命。她父亲自杀时，我五叔没和她离婚，她后来却选择了离婚，要保护自己。所以，人无所谓对错的，只是个人不同的立场和处境，选择不同的处理方法。
再回来说我家，奶奶走了后，就我和小妹妹在家了。小妹妹在空军当兵，正在复旦外语系读书，所以在空四军和复旦都有宿舍。但一下子出了那么多事，她就回家来看看。大妹妹已经结婚了，在杨浦区，她很少回来的。弟弟在农场。家里人越来越多，也没有人管我们。来的人大多数都是老百姓，这里面没进来过，来看看我们家什么样子，好奇心驱使的，一批又一批的人来。但是我能看出来，人群中是有便衣的，他们不像看热闹的，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也不离开，肯定是部队的和公安局的便衣。后来有人来到我们面前，说：“你们可以走了，一直在这里干什么。”想想也是，外面传言张春桥的女儿在里面，进来看热闹的人更多了。
问：当时在那种境遇下，你心里怎么想？慌么？怕么？
答：我一点都没有慌乱或害怕的感觉，就是很冷静地处理事情。有人叫我和妹妹走，我们就出来了，准备走。什么东西都没有拿。这时就出现了四五个人在我们旁边，护着我们。一路上也增加了保护我们的人，我也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一路从康平路穿出去，后面跟着的人也越来越多，大多数是要看好戏的。我们就开始跑，跑到武康大楼，绕到后门进去，上了楼，来到了一家人家，是完全不认识的。我妹妹的鞋子跑掉了，这家人家就拿了一双鞋给她穿。后来知道，这家的男人是某个新村的门房工人。再出来，我就和妹妹分手了，有人就塞给我小纸条，告诉我他们叫什么名字，并说需要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没想到这张小纸条后来害了人家了。我被关起来后，这张纸头搜出来了。
小妹妹决定回学校去，我就到大妹妹家去了。当时处于一种很亢奋的状态。到了晚上，我决定再回康平路看看怎么回事。我就骑自行车回来。妹妹家住在杨浦区许昌路，还是挺远的。家里一片狼藉。我拿了几件衣服，装在一个小包里。我走出来时，又有一群人冲出来围着我，说我转移罪证。这些人是交大的学生。他们叫我打开包来看，我就打开了，就是几件衣服。有围观的群众说：人家就是拿两件衣服。所以，我又回到大妹妹家。第二天早上，就把我抓起来了。
问：能讲讲你的监狱生活么？
答：应该是1976年10月20号之前，公安局派人到我大妹妹家，把我抓起来的。这是马天水下的命令，他说是为了保护我，我说我不要你们保护，也没用，他们一定要保护。但是几天后马天水他们也被抓起来了。抓我的人被抓了，那也就不会有人放我了。他们先把我关在赤峰路的监狱里。最初，我被临时关在一间朝南的大房间里，那个房间以前好像是专门关外国人的，墙上写着许多英文、日文、韩文，都是以前的犯人留下来的。房间应该有十来平米。后来又把我移到一间很小的房间里，四五平米大吧，朝北的。窗外粗大的木头是新钉上去的。春天时，又移到另一栋房子，那是正式的监房，有马桶、水盆，十一、二平米。
那个时候，完全没有爸爸的消息了。我却知道妈妈就关在这里。后来我们都被迁到西郊公园附近哈密路那里的一个监狱里。我的耳朵特别好，可以听声音。我能判断谁在里面。例如王洪文的老婆崔根娣、王秀珍<4>，我都能听出她们的声音。也有不认识的人。我还能闻到中药的气味，我知道妈妈又在吃中药了。我就在监狱里开始了我的“神奇人生”了。我首先教看管我的人怎么生煤球炉子，因为天气已经开始冷了，看守也都是从各个地方临时调来的。原来都是坐机关的，生煤球炉子都不会，本人是最能干的。后来我又教他们打毛衣，做其他事。她们看我是子女，放风的时间会多些，会有人跟着我在院子里走来走去。
问：知道你妈妈在那里，觉得欣慰么？
答：没有什么欣慰的感觉，因为我不知道我妈妈是什么问题啊。后来才知道他们说她有历史问题。当时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她历史上有什么问题。所以我的心里也是蛮恨的，叛徒、特务，他们到底是不是，到底怎么回事，我基本上都不知道。
问：现在普遍认为，在三十年代你爸爸曾化名“狄克”和鲁迅展开论战。你爸爸晚年如何看待这一问题？还有“叛徒”、“特务”的一些事情你知道吗？
答：上海“四·一二”炮打时，我从白莲泾摆渡到南码头，一路到外滩看大字报。还在外滩拿到不少传单，我一直搞不明白怎么出了“狄克”“叛徒”等等说法。传单上说：西北局一位领导揭发出的，不记得是刘澜涛还是霍士廉<5>。
我就去问爸爸了，爸爸说他从来就没有与这两个人一起共事过。关于叛徒的事，爸爸说他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还有关于他反鲁迅的事，他说他自己是不用笔名的，但是为了混口饭吃，用别人的笔名帮别人捉刀写文章的事是有的。他十八岁到上海来，靠写文章生存，刚开始住在山东路，后来住在徐家汇，要到《大公报》《申报》去投稿，有时连乘电车的钱都没有，连三分钱一只的大饼都买不起。一部新电影，别人给他一张电影票，让他写个影评之类，或者某个事件，让他写篇文章。这是有的，是换饭吃的。后来好一点，他自己租一个亭子间，自己写稿子，也帮别人写稿。他是从来不会问家里要钱的，我爷爷也从来不会给他钱的。后来上海是有人查过这件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狄克另有其人。
还有“八·一三”，他从上海回山东，在路上走了一个月。这一个月的时间后来有人查，说他是不是在江苏被捕了之类。其实他根本没有被捕，日本人轰炸铁轨，路不通了，他是顺着铁轨走到济南的。大串联的时候，叫红卫兵去走新长征路，我说起我的同学走到北京，爸爸才说起自己一个月走到济南这件事。我被关进去的时候，心里面就是很恨，很窝气，但又说不清楚是恨什么。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什么都被蒙在鼓里。就像林彪出事后，我对爸爸说的那样，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就是死了，都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死的。
问：你在狱中是否希望听到一些父母的消息？
答：那个时候，被关在里面，是根本谈不上希望的。也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他们，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怎么样，不知道我爱人会不会还要我，这些我都不知道。没几个月，就到了1977年的1月6日，我三十岁的生日。在监狱里，我自己给自己画了一张画，一张天女散花，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画这张画，也难以说清楚我究竟是什么心情。反正是什么都不考虑了，不想了，只想自己解放自己。我为什么要把爸爸的这些信都留在我这儿，就是因为我人生中这一个一个的生日。
当时在监狱里，对我父亲我肯定是很恨的。因为他什么都不告诉我，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想，他肯定是不会反对毛主席的，但是他们到最后是不是采取了什么行动，他到底有没有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但是监狱这边又逼着你交代，没有人相信你不知道。我那时的心情，处于一种非常非常矛盾的状态。有时，想要排解一下自己的心情，想要唱一句什么，我就突然想唱一句《红灯记》里面的词。但是唱一句我就停住了，那也不是我该唱的。我知道我父亲是个什么人吗？我不知道。我就会自己打住。有时候，我会唱《白毛女》里的“想要叫我死，瞎了你眼窝。”我会唱这一句。我就是不想死的，因为我最终还是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问：当时你也哭过许多次吧？
答：在监狱里我不是哭，是流泪，一直流泪。就是很伤心，太伤心了。后来在医用电子仪器厂，有一个人骂我，说对我态度较好的人是“三种人”<6>，把我气得大哭。一哭起来就止不住了，哭了一天，把其他人都吓坏了，以后也没有人再惹我了。我想不通啊，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对待我。
问：后来你想通了吗？
答：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冷静了，我不再多想自己了。我天天仔细地看报纸，我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后来我发现报上的一些假话，而且假话说得越来越离谱，我就开始冷静思索问题。我就不相信了。例如报上讲江青谋害毛主席，这我肯定是不相信的。接着毛远新也被抓起来了，我就觉得更奇怪了。这就说明他们是对着毛主席的，而不只是对着我爸爸他们四个人的。这真是一个败笔。抓他们四个人，栽赃于他们，还好说，还可以蛊惑不少人。但是把毛家的人也抓了，那就败露了。后来我还知道，连李讷都没有工作了，李敏的爱人也没有工作了，这怎么说得过去，肯定是针对毛主席的嘛。我想，把我们都弄死了，说我父亲怎么怎么样，这是很好骗人的，我们可能就冤死掉了。但是把我们和毛家的人捆得那么紧，我们反而不冤了，一点都不冤了。这样一想，我的心情反而好起来了，我看懂了。
问：你说想通了，看懂了，那你做什么了？
答：这段时间，我是可以看书的。我就让我爱人给我送来马、恩、列、毛等书籍，我系统地看了《马恩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四卷和《毛泽东选集》五卷，并做了很多摘录。这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想通了之后，我就开始写材料，他们要我交代谁向我爸爸表忠心了，谁与我爸是一伙的了。我就看报纸上，谁出来了我就写谁。例如李先念，那么神抖抖的，我就开始写他。批邓的时候他跑到我爸爸那里，对我爸爸说他错了，说他上邓小平的当了，等等。
后来他们把我弄到原来的厂里去批斗了一次，开大会，上千人的大会。在一个巨大的车间里，他们在一张大桌子上面又放了一个凳子，搭了个高台，让我站在上面。我还没有站得这么高过呀！他们大喊：“低头！低头！”我就是不低头。有个局团委书记，他要叫我低头，我叫他“滚！”我说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你没有资格来叫我低头，我就不低头。我的态度太强硬了。 回头时，我看见局党委的书记杨士法也坐在台上，他文革前是组织部部长，我们住在一个大院里，我一直是杨伯伯杨伯伯叫他的，他来组织开会斗我。我看到他也出现在报纸上，就写关于他的材料，因为我们当时发卫星回来开总结大会时，他叫我问爸爸妈妈好。我就写了，也是实话实说。 他们还让我写文革时我自己的经历。文革初期我是老保，后来我是逍遥派。我一直很隐蔽自己。他们要查我是不是有问题，不仅在厂里查，还到复旦附中去查。后来我被放出来后，有人告诉我，他们把我前前后后全兜底查过了，调查的结果是，还从来没见过像我这么好的人。
【注释】
<1>马天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
<2>杨成武曾为北京军区首任司令员及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3>张维维五婶的父亲为李宇超，曾任山东省副省长、华东局副秘书长等职，1968年去世。
<4>王秀珍，曾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5>刘澜涛，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霍士廉，时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
<6>文革结束后在党内展开了清理“三种人”的政治运动，“三种人”指的是“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