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来的红卫兵率先冲上台，一群人指着曹荻秋市长狂喊乱叫：“走资派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不花钱买车票、免费食宿的红卫兵大串联，就这样将暴力的“火种播向全国”。
我亲历的文革十年（4）
四、第一次外出串联
“革命大串联”是十年动乱初期，红司令恩准发给带头造反学生的一把糖豆。1966年8月下旬到12月上旬，红卫兵进京接受伟大领袖亲切接见或异地串联，坐火车、乘汽车都不用花钱买票，住进串联师生接待站的食宿费用也一概免单。七千人大会后刘邓主政推行宽柔政策积攒下几个钱，老毛一高兴，让小将们体验一把我年轻时游历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革命浪漫吧！
1966年8月30日晚，我们12名红卫兵拎着一捆捆油印的传单，挤在崇文区公安分局找的车里赶到北京火车站，凭一张盖着“北京49中学红卫兵总部”红印章的介绍信就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二次坐火车，上次是1958年底随进京工作的父母从郑州到北京，那次是从前门火车站下的车，当“庆祝建国十周年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位于东单以东的北京火车站落成后，前门火车站关张了。上了火车我们特别兴奋毫无睡意，坐在硬座上谈笑风生，初二的刘胜利（上期合影中后排右一）嘲笑我不会骂人“革命斗志不旺盛”，我就跟他学骂人，他一字一顿教我：“你他妈的少他妈的找他妈的茬（挑刺），小他妈的心他妈的剋（揍）他妈的你。”开始我说不顺溜，周围人笑的前仰后合。骂人，是文革期间的时髦，两次串联途中我学会骂人，一张口就妈呀妈的，直到年底回到家被姥姥好一通修理才扳过来、净了嘴。几年后进工厂有段时间旧病复发，嘴里又不干不净，交男友后才彻底根除。
次日上午醒来，迷迷瞪瞪听到敲盆敲碗声伴着“我是地主婆，我该死；我是地主婆，我该死……”“我是反革命，我有罪……”的喊声，原来列车上其他中学南下串联的红卫兵，连夜逐个车厢查访并虐待打骂遭遣返的“地主婆”和“反革命家属”，强迫那几个老年妇女顶着破报纸糊的纸帽子，在窄窄的过道里敲盆敲碗喊着自己该死、有罪游遍一节节车厢。我们守着将去散发的传单，没参与火车上的整人，也没制止“黑五类”车厢游。当时我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同一时期我最亲爱的姥姥，也被郑州造反派强行注销户口遣返回原籍，途中姥姥被一好心乘客告知“那边车厢有人被学生在脑门刻上‘地主婆’，血顺着额头往下流，眼睛都被血糊住了。”生性刚强的姥姥赶紧悄悄溜到厕所里钻出半截小窗，当车转弯速度慢下来时姥姥一松手让自己跳下去，脚脖子扭坏了，爬着回到老家。
我姥姥和我姥爷百岁时的合影，姥爷是抗战老兵。
到上海后，我们被引到复旦大学红卫兵接待处，安排我们住在一间阶梯教室，第一次见识宽敞漂亮、层层递进的教室，睡在铺了毯子的一阶阶的木质地板上，新鲜有趣。上午我们到南京路、淮海路散发传单，下午到天马、海燕电影制片厂看大字报，那些闻名遐迩的影星们被人把各种不堪的糗事写在糊满摄影棚的大字报上，喜欢看电影、悄悄崇拜电影明星的我心中五味杂陈，说不清该相信揭发者还是该同情被卷入风暴眼中的倒霉蛋儿们。
在上海时遇到过一件小事。一天清晨我们列队途经淮海路某弄堂口时，有位中年妇女站在路旁先是看着我们，随后跟着走在最后一个的我身边，小声问“侬是伯京来的红威军？”我使劲点点头，她一把拉住我，把手中攥着的一大串东西塞进我手里，说了句“主教的宝贝，上交国家。”说完扭头就跑了。我赶上队伍低头看，手里是长长一串黄白两色双股金属链子，中间镶嵌着十几颗色彩各异的宝石，在旭日的柔光下闪烁着妙不可言的璀璨。“主教的宝贝”“上交国家”，其中必有沉甸甸的含义，不能装进裤兜，我就用手使劲攥着，停止行进后赶紧汇报情况并交给领队荆晓飞。
直到2007年，有一次我们那帮老同学在花市大街钱柜聚会，唱KTV间歇时聊起大串联的事，我向两位同去上海的男生追问主教的项链，那宝贝的下落让我大跌眼镜，敢情我们12人到武汉后，几个男生一拍即合，跑到汉正街一家古董铺用项链变现，买了12张武汉到上海的船票，“余下的钱我们几个吃了顿好饭。”气的我要骂人：“好呀你们几个坏家伙，我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交了宝贝，你们却拿去解馋！”“哎，别不讲理啊，大头可是买船票用了，你不也坐东方红二号江轮了吗？再说，那人慌马乱的，我们想上交给谁去呀。”此话一出，我没词了，主教的宝贝，文革时会认定是帝国主义走狗用过的邪恶之物，用它换革命小将的船票，这一是非岂是我能妄加评判的？
我的小学恩师 朱凡老师，84岁，我们最后一次与她合影。坐前排中间是朱老师和我。
回头再说我们在上海停了三四天后，荆晓飞决定继续南下广州。离开上海前的那天下午，我们参加了批斗上海市长曹荻秋的大会。2007年11月，在今日美术馆看画展时遇到同在博联社写博客的博友王端阳先生，他送我一本书《一个红卫兵的日记》，端阳先生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好习惯，从那本书中我获知：在批斗曹荻秋时，天津来的红卫兵王端阳也在同一会场，他把当时的见闻记录下来。看着端阳先生文革初的日记，回想起那天我先是坐在会场的第一排靠右边的座位上，后来我们北京来的红卫兵率先冲上台，一群人指着曹荻秋市长狂喊乱叫：“走资派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不花钱买车票、免费食宿的红卫兵大串联，就这样将暴力的“火种播向全国”。
接下来，我们到了广州，传单没了，热情也退去了，12个人在广州最开心的事就是买香蕉、买杨桃解馋，那里的香蕉真便宜啊，每斤九分到一毛三，杨桃好像价更低。我们努力找机会想见到心中的英雄麦贤得却末能如愿，就上了火车回北京。半路火车在武汉停下来，遇到一起卧轨自杀的事（前几天去上海，我们坐的火车刚驶离北京站没多会儿，在丰台就紧急刹车，司机下去勾出一名卧轨者摆在铁轨旁，车就继续开了，没想到武汉又一起）。
著名的武汉长江大桥就在眼前，我们索性下了车，走到大桥上看滔滔长江似磷光万点。在桥头堡，一位工人模样的男人阻止我们靠近大桥围栏，说“每天都有人寻死往下跳”，伸头朝下一看才知道，从这里跳下去不是江涛而是水泥路面，必死无疑。毛说66年7、8、9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竟然空前绝后如此多的自杀者决别魑魅魍魉的世界。
那时自杀不是个案，很快我们就忘了，反倒是汉正街的繁华留下深刻印象。一天后，我们上了东方红二号江轮离开汉阳驶向上海。回到上海连码头都没出去，荆晓飞、刘胜利、李冀平三人跟停泊在码头的运送鱼苗的海轮的船长套磁，船长居然破例应允带我们去大连！喜滋滋连蹦带跳我们搭上这艘海轮，为报答船长的慷慨，在船上的两天，我们轮流帮着拉绳索，让装着鱼苗的大木盆里的水不停地被绳索系着的一根根小木棒不停地搅动，船员说“水不流动，鱼苗很快就会成批死去。”于是我们更加不偷懒地一直拉呀拉。船长和船员对我们非常好，腾出地方让我们休息，供我们饭菜和水，路过鸟岛附近时，还特意指给我们看。
在大连登岸时，我们全脏的跟小鬼儿似的，海上一度遇到强风，颠簸的非常厉害，吃不好睡不好干活又卖力，一个个精疲力竭，加上临近国庆节了，没心思观赏海滨也懒得逛大连，直奔火车站洗把脸后就上火车，终于在国庆节前回到家，第一次外出大串联结束了。
（接下来：我亲历的文革十年（5）第二次外出串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