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串联，我们三个女孩用将近两个半月时间转了大半个中国。打算朝拜过领袖故乡韶山后就出广西，奔赴越南投身抗美援越战场，一度陶醉在虚妄的幸福中难以自拔……
我亲历的文革十年（5）
五、第二次外出串联
昨晚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获胜，祝福台湾同胞！唉，啥时候我也能为自己心仪的领袖投上一票呢？刚才在微信圈说起族群内部民众的撕裂的现象，对民间观点势同水火般的撕裂，我的看法是：民意撕裂，对票选集团而言是双刃剑；却是专制集团乐见的，屁民死掐刚好替利益集团提供了游刃有余的时空。我尽量不参与削尖刺向同胞之矛，哪怕因观点对立，时被群起攻之、恶语相向而遭受屈辱，被迫选择隐忍乃至悄然退出，也绝不得理不让人地与骂我的人对骂。道理讲得通才讲，讲不通或压根不跟你讲理的人，跟他掰扯既挨骂又浪费时间，何苦来哉。相信有“千树万树梨花开”那一天，动辄骂人“汉奸带路党”的群体赖以支撑的土堡瓦解了，他们再也不能仗势欺人了。到那时，看似不可调和的尖锐对立与屁民间的撕扯，要么偃旗息鼓，要么波澜不再，如同毛一咽气，文革派系之争立马歇菜。
接着文革回忆。上次说到1966年国庆节前，我们12个北京49中红卫兵结束第一次串联回京。在大连回京的火车上，我们就相约过完节接着去串联，但接下来去哪里12人意见不统一，只能分头出动。10月6日，我和海云、亚萍三个初一（1班）的女孩儿前往西安，去“革命圣地延安”朝圣。
我第一次在南方串联时，林彪陪毛泽东二次、三次接见红卫兵，全国各地的学生陆续进京接受检阅，为让更多人近距离感受红太阳的温暖，毛改为乘坐敞篷车从夹道迎接队伍中缓慢驶过。（百度的图片）
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相继十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游行队伍，日期分别在1966年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日，11月25日、11月26日。由此，个人崇拜沸腾至极点，红海洋现象成为文革标志。（百度的图片）
老友李振盛当时在哈尔滨任《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他拍摄并精心保存下来十万张文革照片的底片。上面一张是他1966年10月1日在哈尔滨繁华大街拍下的红小兵（那时各地的小学生纷纷效仿哥哥姐姐成立“红小兵”）扛着木制扎枪游行经过哈尔滨繁华大街。随后李振盛进京，下面一张是他拍的国庆期间北京红卫兵不分白昼，在天安门广场高唱红歌，大跳忠字舞的场景。（李振盛 摄）
1966年10月1日是文革兴起的第一个国庆，毛主席、林彪在天安门上会见群众。（百度的图片）
我们在西安没停留，一大早上了去延安的大卡车，一个紧挨一个挤在装货的没有车棚的卡车上，向陕北山区进发，一个急转弯接着一个急转弯，不久我就严重晕车爬在车帮上呕吐起来。快到铜陵时，好心的司机停了车，把面色惨白的我扶进副驾驶座位上，因祸得福，一路上近十个小时我尽情观赏了陕北高原壮丽的景色。
中间加了一次停车休息，因为我看见前方聚集着很多老乡，司机告诉我“这里逢5一集，老乡们来赶集”，我特别想看，司机把车停了，一卡车人兴冲冲跳下车去集上转。我花几分钱买了几个梨，分给亚萍、海云吃，也分享了她俩买的新鲜的甜枣。集市上一派喜洋洋的，物美价廉，那是文革发端时陕北山乡走出饥荒后短暂的好年景。三年后我热切盼望去陕北插队，原因就在这次赶集留下美好印象，阴差阳错我被分进工厂没去成陕北，到陕北插队的同学说70年前后那一带赤贫的苦相，与我看到的山村集市的繁荣喜庆完全对不上号，一场浩劫给农村造成的经济萎缩多么酷烈。行文至此忍不住叹一声：农民真苦！城乡二元化真缺德！
1966年10月上旬，我和海云、亚萍在延河大桥，以宝塔山为背景拍的纪念照（中间是我）。1999年2月，我们三人在北京和平宾馆老同学聚会时的再度合影（中间是海云）。
我们在延安没见到像样的楼房，中转离去的要人忙于各式各样的残酷斗争，无暇也无心为“圣地”输血换旧貌。登上清凉山，围着宝塔看了又看，见有许多新刻上的名字，不用问就知道出自各地串联者之手。我在枣园买了两幅陕北剪纸，刻工精致，红红的特喜兴。在延安的时候我还想起一件事：我姥爷抗战初期任睢息泰游击大队队长时，刚到中原不久的彭雪枫提议他去延安念抗大，但魏凤楼舍不得放要好的发小而被一票否决了，姥爷后来的路极其曲折，为此抱憾终身。
折返西安又去成都，在火车上我随口念了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邻座有位戴眼镜的老先生居然流利地背诵出“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他告诉我这是唐朝大诗人李白的名篇，我很是敬佩，他谦虚地说：“我念书时课本上学的，同学们都会背。”可见他接受过比我好很多的教育。
在成都，我没留有什么印象，主要是在大街上看话语泼辣的四川人写的大字报，一个景点都没看，又赶往重庆。重庆火车站大串联接待处见我们三个女孩是从首都北京来的，挺客气地问：“想住在哪里？”我能想起来的就是看过的小说《红岩》，说想去参观白公馆和渣滓洞，被分配住进离那里不远的磁器口某中学。认真地“带着深厚的阶级感情”仔细参拜了江姐、华子良被关押的监牢，在杨虎城和宋秘书遇害的地方祭奠了小萝卜头。
重庆的饭菜太辣，不由分说每人碗里给盛一大勺辣酱，辣的我们直流眼泪。第三天实在无福消受了，我们就去繁华的磁器口商业街，靠近十字路口闻见令人馋涎欲滴的浓郁香味，一个很小的简易摊位，支着一口大铁锅，里面用老汤炖着十来只柴鸭，明码标的价格低得让我们欲罢不能，于是一人买了一只卤鸭，三只分别是5毛9、6毛2和6毛3，把我们三人吃的顺嘴流油。在山城重庆，我们还去了江边名胜朝天门码头，在那里每人花5分钱坐过一次特殊的车，沿着倾斜的山坡乘车而上。
然后我们去了贵州省会贵阳市，半个世纪后，我记得两件事：一是贵阳人用大米磨面做成的米糕非常好吃，白白的软软的，不似馒头胜似馒头。另一件事是一天醒来，光线很暗，一束光斜射在大房间正面灰色水泥墙上挂着的一排7幅领袖画像，正中间是毛、刘和朱德，周恩来和邓小平分别和我父母拍过合影，我认得出，其他两人我说不上名字，看到右边那幅惊出我一身冷汗，不禁吓坏了，怎么看怎么是光头蒋介石，直觉告诉我绝无可能，不敢说也没敢问，憋在心里。年底回到家问我爸爸“七个领袖是谁？”爸爸告诉我是65年的7个政治局常委“毛刘周朱陈邓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和林彪），好记就记住了。在贵阳一时错觉我竟然把林彪误以为蒋介石，庆幸自己没冒冒失失往外说，不然把红得发紫的林副统帅说成“人民公敌蒋介石”，那还要不要小命了？这件事我遗存心底，后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我都没想这事，今天写到贵阳突然想起这事，第一次说出。
那时因为大串联，全国铁路运行都乱了套，根本没有准点，经常走走停停。我们好不容易上了贵阳到昆明的火车，那条线刚开通不久，列车开得慢如蜗牛，眼看着旁边公路上的汽车忽忽驶过去，我们坐的火车慢的比步行强不了多少，整整走了三天才进入昆明站。
第二次串联，最让我们懊悔的事就是平白错过了在昆明游历的机会，当终于挨到了美丽的春城，住下仅两个晚上，白天去市中心一家商店买了点路上吃的食物，哪里都没游览就急慌慌离开了。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因为在来昆明的路上，遇到4名北京财政金融大学的大学生，其中一人口才超棒，一通忽悠把他的家乡南京说成天堂一般，莫愁湖美的如梦如幻，中山陵是炎黄子孙必游之处，雨花石奇妙的纹理天书般迷人，燕子矶气势磅礴不感受一番枉来人世，如此这般把我们三个女孩彻底侃晕了。有个姐姐告诉我们，北京已经有几个红卫兵去了抗美援朝前线，直接参加战斗了。一年来热切期盼穿着军装上前线打美国鬼子的我们简直是醉了！
到了昆明发现一个可怕的情况，上厕所战战兢兢，那时昆明很多公共厕所都是一个大深坑，上面架着几块木板，提心吊胆生怕脚下一滑掉进粪坑里。听人说“掉下去的不止一个两个啦”，更吓得人害怕如厕。尽快逃离的念头油然而生，我们三人达成共识：尽快去南京游玩一番，再去韶山朝拜红太阳升起来的地方（毛的家乡），然后义无反顾地奔赴广西凭祥去越南，“牺牲在抗美援越第一线多么光荣啊！”我们三人陶醉在虚妄的幸福中难以自拔……
从西向东，去南京途中火车出故障停了两天，刚巧停在桂林站，在桂林逛了七星岩和芦笛岩；爬了一座不高的山，时值金秋，在小山上闻着香飘满城的桂花馥郁，快活似神仙；经人指点品尝了香甜的糖桂花和汤汁鲜美的米粉。后来2012年暑假，我们编辑部到桂林开通讯员会，我再次游览桂林，说起上次大串联阴差阳错火车坏在这里的经历，我带的那名年轻记者羡慕极了，“哇，天底下竟然有此等美事，不花钱转遍大半个中国？我要是早出生赶上文革就好了。”我都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才能解释明白“赶上文革不是啥好事，是一场噩梦。”
漫长途中还有一些小插曲，我曾看到坐在身旁的一个女学生脖子上有一只鼓鼓的黑虱子，不好意思告诉她，顿时觉得身上到处痒痒，怀疑自己也有虱子了。之前在桂林上火车时拥挤不堪，别人托举着我从车窗往里爬，一伸手一茶缸子水翻了，茶叶和水倒了我一头一脸狼狈不堪，上厕所都困难，洗脸刷牙都省了，更别提洗头了，到上海直接换了西去的列车，到南京时三个脏丫头浑身都散发馊味了。
南京确实好，按大学生哥姐指点的名胜游玩，但越来越觉得根本没有想象中那么引人入胜。一心想在雨花台挖几块漂亮的小石头，一块也没找到，倒是我在一棵松树下发现了一株淡粉色的蘑菇，鲜嫩可爱，用手拔出来把玩，一不小心蘑菇柄折断了，中间居然有几条细线似的线虫在使劲蠕动，吓得我忙不迭松手扔掉，从此不敢去碰色彩艳丽的蘑菇。不是怕有毒，反正不吃，怕里面有蠕动的虫子。对了，我一生都喜欢美丽的小石头，分别好几次买过并收藏着雨花石，想来也是为弥补串联时埋下的遗憾。
辞别南京，按原计划该去湖南韶山了，海云提出先折返回上海，再从上海去湖南。到了上海，我们陪海云去看望她姑姑，第一次串联到上海时她没提这事，前几天途经上海没停留就到南京又没能看望姑姑，这次我们铁了心要去前线打仗，无论如何得去向姑姑辞行，海云小时候父母出国，姑姑多有照料。海云姑姑用香甜的油炸红薯片款待我们，油那么金贵，能吃上油炸食品，香得难忘。
这次到上海我们被安排住进外滩的冶金大厦，大约二十层高，属于前摩登时代的外滩洋楼群之一。能住这么高的大楼，出门就是美丽的黄浦江，让我喜出望外！特别好玩的是，那时大厦里没有卫生间，只有马桶间，上厕所只能蹲马桶，马桶是木制的，多数带有马桶盖。在这里住，不可能睡懒觉，每天一大早楼下响亮的音乐声宣告收马桶的车来了，电梯就成为马桶专用梯，人是不可以跟马桶争电梯坐的。
这时遇到一件烦心事，从姑姑家回来后，不知何故，亚萍和海云开始疏远我，外出不再叫上我，落单儿的我抑郁寡欢。在红卫兵接待站统一在地上睡大通铺，几十人同住一室，来自北京丰盛女中初二的女生常虹和另一个姐姐见状开导我，“三个女孩总有一人被出局，何必找原因呢！”常虹姐姐还陪我去不远处的城隍庙玩，我们每人买了半斤五香豆回来吃，感觉常虹就像亲姐姐似的。与常虹两女生同行的还有北京六中的几名男生，他们是北京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成员。队长中等个儿，大眼睛一脸豪气，接触几次体会到他特别仗义。有天在接待站食堂，我和常虹姐姐一起吃晚饭，队长端着碗加入我们，临离开饭厅前他突然走到我跟前说“等会儿想问你点事，今晚8点半在大厦门口的江边等你。”说完他快步离开。对他有崇拜，也好奇到底他要问什么，回房间后心情忐忑，末满14岁的女孩头次赴男生之约，期待中也有些许不安。
时间过的好慢又突然飞速，我提前十分钟出了大厦门站到江边扶栏处，等了两三分钟队长来了。他先问我哪所中学，何时入的红卫兵，又说“常虹说你反感打人，这点咱们不谋而合。我们六中有个关押人的‘牛棚’，看押的人下手极狠，文革小组的领导陈伯达来我校视察鼓励了他们，不光打老师还打死过我们同学。我不主张打人，阶级斗争也要讲策略，攻心为上。”我使劲点头赞成他，他说“咱们有共同点，你是革命的好苗苗。我跟常虹说了，让她记一下你的地址，以后保持联系，没准学校之间也能联合行动。”我在心里掂量“学校间的联合行动”是什么，当时没弄明白，看见队长很真诚的表情，上初中后看过几本小说的我，心里有点打鼓了，故意大声说：“好！江边风大，我回去了。”说完扭头就走，在大厦门口回望一条马路之隔的江边，队长独自站在那里，马上为“自作多情”红了脸，接下来一直很小心回避着队长，以致好几年对异性不敢有任何想法。至于“联合行动”，数月后京城抓捕“联动”，老红卫兵大闹公安部，这个词不期然闪现在脑海里，“联合行动”没实现，却与队长擦肩而过。
第二年开春，闲来无事曾给常虹姐姐写过一封信，很快接到她的回信，回信中有句话因熟悉而感动，常虹信中唯独这句我记住了——“无疑，你是革命的好苗苗”，那晚在江边队长当面这样鼓励过我，常虹姐姐和队长都说过相同的话，深深鼓励了我。
与西城纠察队几人邂逅于上海冶金大厦没几天，大约在1966年12月中旬，文革小组下达“停止大串联”令，所有接待站开始忙于往原籍送回串联学生。滞留在上海的我们三个女孩，既无法实现前往湖南、广西去完成抗美援越的誓言，一时间因滞留上海的人太多又回不了家。这时身上带的钱已经告罄，等待回家的日子里我给爸妈发了电报，很快收到妈妈“下了班一路小跑到邮局”汇来的20元钱。我取出钱后，马上还了从接待站阿姨处借来的几毛钱，还买了一把雨伞。大约半年后，我家陆续接到好几封各地来信，要求归还“在接待站入伙欠下的粮票”，多数是我们三人共同欠下的，但回京后海云和亚萍疏远了我和老兵们，加入“共产主义战队”另一学生组织，我不好意思跟她俩掰扯这么多粮票怎么还？只好对父母说清原因，结果一辈子不向人借钱的父母从原本紧张的家庭用度里将省吃俭用积攒的那些全国粮票，在三个月内全数寄还给接待站。这件事，让我一辈子觉得对不起爹妈。
1966年12月下旬，我们三人终于得到通知，挤在一节闷罐子火车车厢里离开上海。回到北京正赶在我14周岁前一天的12月25日，一进家门见到带大我的姥姥，和姥姥说了一宿话，给她讲我的见闻，也听她说被遣返回乡后被一位叔侄军人护送来京的经历……（接下来：我亲历的文革十年之 6 京城寒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