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我父母！感激红海洋巅峰期，冒着危险谆谆教诲并点醒我的爸爸，他的告诫帮我从个人崇拜的泥潭中悄然拔出脚，促我学会独立思考，拥有清醒的思考。
我亲历的文革十年（7）
七、双亲先后被批斗
上文开头我提到文革之所以酿成空前浩劫，绝不是毛一人之力，而是包括我们在内的“举国愚民”推波助澜所致。亿万“举国愚民”里必有异数，我爸爸就是其中一个。
1963年秋，父母出国前我们一家人在香山公园合影。
1968年一个周末，妈妈带妹妹们出门了，爸爸关起两道门，先是表演京剧《宇宙锋》中赵高的女儿登殿骂君斥父那段唱腔和道白，他一人饰演三角，一会儿饰装疯卖傻的花旦赵珍，一会儿饰昏庸的秦二世，一会儿又饰奸臣赵高，把哥哥和我逗得哈哈大笑。突然爸爸停下表演，正襟危坐，严肃地说“今天我不是单纯发发戏瘾（爸爸是京剧爱好者，会唱不少折子戏）。你俩是中学生，该懂得用头脑想问题了。现在全国人害热病似的拥戴一个人，而我在家关起门骂皇上……”一听这话，吓得我直吐舌头，从小信赖爸爸，他这样说一定有道理，就认真地听，原来爸爸越来越对几近癫狂的个人崇拜充满疑虑。
爸爸是抗战初的老党员。早在9.18后，爸爸和李昭（耀邦夫人）等几名安徽少年在宿县街头演抗日活报剧。1937年爸爸考上国民党航空学校，临近毕业时被航校一名教官，实际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看中，把他和另一名同学秘密移交到新四军部队中。几十年来，不管战争中受重伤、打败仗，即便后来看不惯官场歪风也没有动摇过坚定的信念，但毛泽东的一句话却重创了这位老党员对领袖的信赖。
文革前后带有保密性质的首长讲话、国内国际动态等文件，对民众是封锁的，照惯例只传达到“某一级别干部”，文革前机密文件一般传达到13级以上干部。1966年8月文革爆发初期，我父母从驻外分社回到北京，爸爸需“补课”，关在屋里看他在国外工作期间漏掉的重要文件，其中一份是文革前夕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指责彭真的话，老毛原话大意“彭真算老几，我用一个小手指就能打倒他！”这句话，严重伤害了我耿直的爸爸。爸爸与彭真并无交情，没在彭真手下工作过，老毛指责彭真怎会伤害到我爸爸呢？
原来这之前，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与我爸爸有过交往，两人因见解趋同，颇有相见恨晚之感，万里回国前诚邀我爸爸“一回京你就去找我，我带你好好看几个地方……”万里曾对我爸爸介绍了北京市的一些情况，并知心地透漏过市委、市政府领导的一些难处，爸爸从中感觉彭真是个敢做敢当、称职的好干部，反感毛笼统武断地责难彭真，无法认同这种家长式的蛮横作风。
爸爸的原话：“彭真算老几？彭真是政治局委员，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他居然说用一个小指把他打倒，是一个共产党员该说的话吗！哪像一个党领袖对老战友的态度呀！实在想不通，非常反感这种家长式的作风！”“我虽然出身封建家庭，但我参加革命就是要彻底推翻封建王朝，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搞家长式的一言堂！”说这番话时爸爸显得特别激动，我情不自禁地替他担心。爸爸很快平静下来，嘱咐哥哥和我“出去千万不要提这些事”，“学会用眼睛看世界，用头脑分析问题，做人做事站在理上”。
爸爸的点拨使我比多数同胞更早清醒了，写大批判稿时照抄两报一刊、不肆意发挥；开斗争会时不跟风、不栽赃；早请示晚汇报时不大嗓门；跳忠字舞时能溜就溜。
父母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前的合影
我爸爸挨批斗是在文革前夕的1965年，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刘放大使本是他新四军时代的老战友，因对罗两任总统的看法不同，周恩来采纳了我爸爸的建议，在乔治.乌德治死后迅速赶去参加国葬，与齐奥塞斯库建立起信任，在中苏对峙时抢到一粒棋子。周接下来频繁访罗，有事不跟大使商量却与新华社记者讨论，大使不爽是可以理解的，错在没必要动员一帮留学生参加使馆专批分社首席记者的斗争会，批斗会一次接一次，繁忙的报道任务加挨一帮年轻人批斗，检讨书一再通不过，不久爸爸就尿血住院了。周恩来很快得知情况，表态“支持新华社记者”，又通过陈毅外长迅速召回刘大使调去曾涌泉大使，驻罗使馆与分社关系得以捋顺。1972年，新华社的戴邦叔叔对我说过“使馆与分社不和，从来是外交部占上风，唯有一次例外——你爸为新华社赢过一次！”
爸爸没有得理不让人，1967年，爸妈回国半年后，听说刘放被造反派整的进了医院，爸爸妈妈大老远跑去看望并真诚安慰，手紧紧相握时两年前的纷争不快消解了，老战友的情谊得以修复。
周恩来与我父母的一张合影
1966年8月中旬，爸妈一回京就被卷入风暴眼。爸爸的双肾结石犯了又开始尿血，妈妈陪他到宣武医院挂号，走近挂号窗口被几个红卫兵拦住“什么出身？”那时候人不会说谎，爸爸如实告知“城市贫民？”“城市也有贫农？”又问妈妈，妈妈说“他出身城市贫民，我出身是革干，父亲是27年的老共产党员。”几人闪开身允许挂号。爸爸后来说“真感谢你爷爷，要是还当县长，我连挂号看病的权利没没了。”（下面附前几年我写过的一篇博文《三代不当官》，说我爷爷民国年间辞官不做的事）
新华社大批判开始了，礼堂里轮番批斗总社领导，批斗右派，批斗各分社社长，台上站得满满的，前排主要目标被反剪双臂、挂上打着叉叉的大牌子、强按着头坐“喷气式”，后面陪斗的人压力轻的多，低头站着就行。我爸爸“老于明”是总社有名的孩子头儿，说学逗唱篮球乒乓都在行，还有一肚子笑料，年轻记者们喜欢围着他玩闹。文革初期正是这帮人闹的欢，明里暗里没少帮“老于明”解围，那次各分社社长逐个被吼上台时，马上有人上前三把两把将我爸推拉到后台，压着声说“正病着，往前充什么大个儿？”
有些造反派跟老于明没交情，要求布加列斯特分社的年轻记者们和司机“揭发罪行”，张汉文、周荣子（89年罗马尼亚转型期的现场见证者、作者）特别仗义，替我爸妈说的全是好话。比如“这几年于明发了那么多稿件和内参，他一个大老粗哪里会写什么文章？是不是你们写的署他的名？”小张叔叔说：“绝无此事，于明抗战时期就是老战地记者，我们发回的那些文章都是他亲笔写的，不好意思的是每次不容商量他都署了我的名字。”造反派就卡壳了。
批斗最厉害的时候，那些长期驻外的分社社长们争相以交党费的名义上交存款，我爸妈也把那几年国家发给驻外人员的双工资、我们家人舍不得花节省下来的两千多元上交了，印象中最多一份是李延年叔叔交了四千多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鬼知道那些钱的下落。
文革初期我妈妈挺受重用的，从巴西载誉归国的英雄记者、“九颗红心心向党”的领头人王唯真被推上新华社领导岗位。爸妈和王叔叔是外训班的老同学加好友，王叔叔调我妈妈当了办公室主任，帮他打理一应事物。有个原总社领导在三里河家里上吊了，我妈妈赶紧过去处理这事，安抚了家人，联系好火化，回来后与王唯真商定“不提自杀，只说心脏病突发。”那位遗孀特别感激。妈妈还告诉我，那时她经常被要求去文革小组上访处领人，妈妈并没按程序将他们带回总社，而是苦口婆心劝说各省区分社的上访人员“别惹麻烦，回去躲避为上策。”尽可能保护了一些自投罗网的人。
可是没两年王唯真倒霉了，我妈妈也被整了，大小会挨批判，每天很晚很晚才回家，每次要连夜写检查，整的我妈妈不亦乐乎。好在有我爸爸暗中帮衬，我爸爸先替她写好检查草稿，叫醒我妈妈抄写时爸爸才去睡觉。
1969年秋天，造反派把批斗会干脆开到我家里，那时我在工厂当学徒工，厂革委会通知我“马上回家参加批判你妈的会”。我疾驰忙慌赶回家，过道和走廊站满了人，我妈可怜巴巴低头站在中间，“打到理锐”的口号一声又一声，妹妹抱着我浑身一直在筛糠。我爸被迫带头揭发我妈，如履薄冰的爸爸紧着检讨“自己阶级觉悟不高，水平有限，对老理帮助不够，对她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辜负了革命群众的信任。”引来恶语斥责“呸！哪里是揭发，休想蒙混过关！”有人指着我说：“让她女儿揭发，看她是怎么培养修正主义接班人的。”
我不怵，我很小就当家主事，又想了一路，张嘴就说“我妈妈是天底下最好最好的妈妈。”接着历数了妈妈从小如何教育我兄（那时年春天我哥哥去云南参军了）妹尊敬师长友爱同学、学雷锋做好事、艰苦朴素节衣缩食，“我进工厂后，妈妈要求我苦活重活抢着干，见困难就上见荣誉要让，有啥事情宁肯不跟爸妈说、也绝不能向组织隐瞒……”我硬是把之前爸爸的话、听来的话统统安到我妈妈身上，可劲把我妈夸成一朵花。我这招显灵了，一时间只听见我声情并茂的发言，造反派像被霜打了似的泄了气。我刚说完，有人小声嘀咕道“理锐（我妈妈的名字）确实是个好同志。”这会开不下去了，刚才凶巴巴主持人宣布“今天的会开到这里，散会。”
那之后，我妈妈改变策略，不再一味来回来去检讨自己，而是借助两报一刊社论唱高调，比造反派更左更革命，原先那个公报私仇的领头人索性派我妈妈去锅炉房推煤块、烧了一冬天锅炉。烟熏火燎后，我们母女二人一起出门，再也没有人打趣“咋看都像姐妹俩”，妈妈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可她笑着地对我说“不用再连夜写检讨了，也不再被批斗了。”哎，文革啊，缺德啊，把人整成这样还高兴呢！
我爸妈晚年在珠海旅游时的合影
再说一件小事作为此篇的结尾吧：
1967年初春的一天，我家突然来了一个衣衫不整、眼神迷离的中年男人，我父母上班没在家，一听是父亲的老战友我就让他进了家门。给他打了一脸盆温水让他洗掉满面灰尘，又叫妹妹帮着摘菜，我给他炒了两盘菜，热了一碗饭，一转脸的功夫我发觉他狼吞虎咽的样子像几天没吃饭似的。
晚上爸爸回来他俩关起门谈话，然后妈妈一个一个叮嘱我们出去不准对人说。来客原来是当时洛阳拖拉机厂的老厂长、后来的国防科工委副部长（或许是部长）——马捷叔叔，厂里打派仗，哪派都不愿戴保皇派帽子，两边比着劲斗他，一天凌晨两位老工人帮他上了一列货车，逃到北京来我家避难。妈妈让我和妹妹负责他的饭食，告诉我他是回民，想帮法买牛羊肉给他吃，想起中午我给他炒的菜里放了猪肉，他竟吃得那么香！若不是受了大罪不至于那样。
我家住的机关大院，人员复杂，造反派时不时来骚扰。战战兢兢勉强住了一个来月，马叔叔怕连累我们执意要走，父亲提意把他安排到相对安全的部队大院去住，于是带我去老战友丁永年伯伯家探路。丁伯伯家在西郊军事科学院院内，时任该院战史部部长，正军级干部，一栋三层小楼，比我家条件强多了。但丁伯伯和爸爸商量后，马叔叔没能转移到他家，而是去了另一位老战友家，部队表面平静其实蕴藏着更大险情，那时军队已被卷进动乱中。
文革后，我爸爸于明和丁永年伯伯
2003年12月7日，爸爸病逝后的追悼会上，由于尽量不愿打扰别人，基本没对外发通知，来的人不多，老战友只有两三位。不知谁告诉给马捷叔叔，他颤颤巍巍由警卫员搀扶着出席追悼会。我说“这么冷您不该来呢！”马捷叔叔说“要来，要来。”谁知那天回去后，马叔叔很快就故去了。马捷叔叔在我父亲之前，当过两年新四军四师政治部主任吴芝圃的秘书，我爸接他的班当了八年吴芝圃秘书。两位老战友前后脚病逝，文革最黑暗时，马捷叔叔选择投奔我家，那是对我父母多大的信任啊！
（下次：我亲历的文革十年（8）第二个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