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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论孔(5)  :孔子与儒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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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论孔(5)

孔子与儒商



 

 

 

一    孔子可能是最早的儒商

令人极有兴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多年的游历期间,孔子是以什么方法谋生?早年的孔子没有土地封邑,也还没有多少财产,也没有官爵俸禄。虽然孔子当时可能有了几个弟子,但这些弟子们也都需要自谋生计的资源。

我推测孔子为谋生需要而经过商,孔子本人很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儒商”。

这样的推测并非没有根据。

《论语·子罕》有一段子路与孔子的对话,耐人寻味: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蕴诸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这段话的意谓是:

子贡说:“有一块美玉在这里,是将它打包藏在盒子里好呢,还是找一个好价钱卖掉好呢?”孔子说:“当然要卖掉,当然要卖掉!我也正等着有好价钱识货人呢!”

成语“待价而沽(贾)”从此则轶事而来。这一段对话表明,孔子并不是一个只会读书的迂阔腐儒,而是颇精通于经商理念的。

实际上,孔子仰慕的管仲在被齐桓公聘为国相之前,就曾做过商贩。以下的一件佚事,也似乎印证上述猜测。

《韩诗外传》曾记述孔子在齐国时的这样一件事:

孔子行车在路上,遇到齐国的一位贤人程子,二人停车相语。谈话中,孔子知道程子生活有困难,就吩咐子路:“取下车上的采帛十匹(当时采帛可以代替金钱,以物易物而流通),以赠先生。”

但是,子路不愿意,就假装没听见,拒绝照办。于是孔子又作了吩咐,子路只好照办。

程子走后,子路不高兴而责问孔子:

“过去我听你说过,君子不在路上交新朋友,就像女子不能没有媒人就出嫁一样。那么今天,您这是怎么回事?”

孔子回答:“《诗经》中不是有这样的话吗?‘田野上的蔓草,沾上了雨露。偶然遭遇一位美人,令我特别心动。虽然仓促相遇,也要满足心愿。’[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宛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齐国这位程子,也是知名的贤人。今天碰巧与他邂逅在路上,如果我无所表示,也许这辈子都不会再见面,那将令我终身遗憾。做人的大原则当然不能违背。但小道理,是可以随机调整应变的!”

由上述这则轶事,不仅可以看出孔子实在是一个性情中人,而且反映了孔子处世所具有的灵活态度。

周代之齐鲁地区产一种锦帛,称作“齐锦”、“鲁缟”。研究古代货币史即会知道,在中国隋唐以前的历史中,丝织品、锦帛曾经长期承担过流通货币的功能。孔子出行的车驾上,竟然备有那样多的帛匹,表明他当时是在从事经商贩运。

春秋时代,绸帛贸易极盛,据《史记》,汉初通大都邑的市场需求中有:“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由于铜少,因此缣锦可流通取代通货。司马迁曾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纹不如倚市门。”


二    儒商之源在殷商

实际上,孔子先祖之殷商族人本来一向以善于经商而闻名。

商周以前,商人的古称本来是“贾人”,或曰“贾”。史称殷商人善贾、周人重农,周人称贾人为商人,即商族人;这也正是中国人至今仍称生意人为“商人”(即殷商族人)的缘由。

春秋时,子产曾召集居住郑国的一批经商致富的殷商族人开过一次会议,《左传》昭公十六年记子产之言说:

“早先是我的先君郑桓公和你们殷商族人从周朝迁居出来,齐心协力开辟了脚下这块土地,砍去野草杂木,定居在这里。我们曾立下盟誓要世世代代互相信赖。当初双方有盟誓说:‘你们不要背叛我,我也不抢夺你们的东西。你们作买卖赚钱拥有宝货,我也不过问。’依据这个双方信守的盟誓,我们共处到今天。”

[子产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盘庚迁殷以前殷人称为商人)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毋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

郑国的开国先君郑桓公姬友,是周宣王的弟弟。姬友受封于郑国,周宣王赐给他一批殷商遗民作为农奴。但是,郑桓公没有让这些殷人作农奴,而是让他们到各国从事贩运成为自由的商人,郑国之都城也因此而成为当时汇通天下的大商埠。

这是殷商族人有经商才能的一则重要史料。鲁国伯禽受封时,也有大批殷商族人作为附庸迁入。据司马迁说:直到西汉时,邹鲁之地仍多出商贾及金融家(高利贷者):“鲁人俗俭啬,……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


三    儒家并不鄙商

流行的谬见,以为儒家轻商。其实,古之商贾本来就有所谓“儒商”。而“儒商”之始祖,即使不从孔子算起,也应从孔子的高足子贡算起。

孔子的重要弟子子贡以善于经商闻名于世。司马迁说子贡善经商:“与世转货赀”,“家累千金”。又说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

《孔子家语》:“孔子厄于陈蔡,从者七日不食,子贡以所齐货窃围而出,告籴于野人,得米一石焉。”

由此看来,即使在流亡时期,子贡事实上也一直在经商。

孔子死后,子贡曾在卫任官,后来政坛失意转而从事金融高利贷,遂成为一时巨富。那么子贡请学于孔子的,恐怕也有行商之道吧?!

司马迁曾说,谋富之术为三等:“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未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史记·货殖列传》)他认为儒者贫穷,而夸言仁义,是可羞之事。换句话说,美德是需要本钱的。贫贱之人自己还无法立身谋生,也没有资格讲论“仁义”。

孔子中年以后长期流亡在陈国,而陈国也是当时天下的重要商埠。《史记·货殖列传》谓:“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孔子中年以后多年居于陈国,可能也是由于要方便子贡等从事经商活动,以取得自己和子弟们生活所需的资财。

【本文收入何新著《论孔学》,北京·同心出版社,2012出版。本博被作者授权转发,作者于文字有所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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