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是“博雅之士”业余撰史传统的最高峰。这个传统从波多利尔 • 维吉尔和沃尔特 • 雷利爵士开始，到丘吉尔（很可能）结束。现在已经淹没在专业历史学家的乾嘉之学当中。两者的差别可以用韦伯的经典论述概括：前者是“为学术而生”；后者是“靠学术吃饭”（从学术这个面包篮子里拿面包）。附带的后果之一是：前者的著作有文学经典价值，后者只有查资料的人才读。休谟作为史家是宗师级人物，苏格兰历史学派几乎是他个人的遗产，弗格森等人都是他的徒子徒孙。他创造了传统，大部分同僚（包括吉本和《衰亡史》）只留下孤立的经典著作（如果还能留下经典著作的话）。
——刘仲敬访谈：《“我分享了创造历史的过程”》
rrrrr一个人长时间谈论自己，难免虚荣。所以，我力求简洁。我如果假装根本不想自述生平，本身就可以视为虚荣的实例。不过，这份自述仅限于我的著述生涯。的确，我大部分生命都用于文学事业及其追求。我大部分著作最初的成功还不至于纯属虚荣的产物。
rrrrr我于旧历一七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生于爱丁堡，家世体面，父母都出自名门。父亲的家族是霍姆伯爵家族的一个分支，我哥哥领有先辈几代人传承的地产。母亲是法学院院长大卫·法尔科内爵士的女儿，她哥哥继承了哈尔克顿勋爵爵位。
rrrrr不过，我家并不富裕。我是家中的幼子，根据我国习俗，我能继承的遗产非常微薄。我父亲多才多艺，在我幼年就去世了，把我和兄长、姐姐留给母亲照料。母亲德操出众，虽然年轻貌美，却全心全意抚养、教育她的孩子。我成功通过了常规教育，自幼热爱文学，毕生志趣和主要乐趣莫过于此。我好学、冷静、勤勉，因而家人认为我适于从事法律职业。但我除了追求哲学和普遍知识以外，对任何事都有无法克制的憎恶。人们以为我熟读乌埃和维尼乌斯，其实我悄然浸淫于西塞罗和维吉尔。
rrrrr不过，我微薄的财产不适合这种生活方式。我废寝忘食地苦读使健康受到一些影响。人们劝诱我，或者不如说强迫我，稍稍尝试重返更活跃的生活场面。一七三四年，我带着几封推荐信，到布里斯托尔投靠几位著名商人。但仅仅过了几个月，我就发现这里的生活场面不适合我。我渡海前往法国，想隐居乡村，致力研究。在那里，我规划生活，以后始终不渝，顺利实现了规划。我决定厉行节约，以便弥补财产的不足，除了培植文学天赋以外，轻视其他一切目标。
rrrrr我隐居法国，开始在兰斯，但主要在安茹的拉·弗莱茨构思《人性论》。我在法国度过了愉快的三年，一七三七年返回伦敦。一七三八年年底，我出版了《人性论》，随即前往哥哥的乡村宅邸。他和母亲住在那里，明智审慎地经营产业并大获成功，家道日有进境。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rrrrr没有任何文学尝试像《人性论》那样不幸。它直接从印刷机死产下来，甚至没有足够分量引起狂热分子的轻微怨言。但因为我天性愉快、乐观，不久就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在乡村以巨大的热情贯彻我的研究。一七四二年，我在爱丁堡印发了《随笔》的第一部分。此书颇受欢迎，使我完全忘记了原先的失望。我继续和母亲、哥哥留在乡村，重温我早年学过、现在荒废的希腊语。
rrrrr一七四五年，我收到安楠岱尔侯爵的来信，邀请我陪他一起前往英格兰。我也发现，这位年轻贵族的朋友和家族乐于让我照顾、指导他，负责他的精神和身体状况。我陪护他一年。这段时间的收益对我微薄的财产颇有补益。随后，我接受圣克莱尔将军的邀请，在他远征时担任他的秘书。远征的目的地一开始是加拿大，后来变成侵犯法国海岸。第二年，即一七四七年，将军邀请我担任同一职务，随军事使团赴维也纳和都灵宫廷。那时，我身穿军官制服，作为将军的副官，与哈里·厄斯金爵士和格兰特上校一起觐见宫廷。格兰特上校就是现在的格兰特将军。我一生中几乎只有这两年才中断过研究。我在这段时间过得很愉快，有气味相投的伙伴。我省吃俭用，把职务收入积累下来，有了一笔财产，可以自居独立。但我这么说的时候，大多数朋友都会笑。简而言之，我现在拥有将近一千镑的财产。
rrrrr我一直觉得，《人性论》出版失败主要不是因为内容，而是因为风格。我常常失之轻率，过早出版。因此，我摘取该书第一部分，改写为《人类理智研究》，我在都灵时出版，但此书一开始并不比《人性论》更成功。我从意大利返回时，屈辱地发现英格兰为了米德尔顿博士的《自由研究》举国若狂，对我的著述完全视而不见、不予理睬。我的《政治和道德随笔》在伦敦再版，效果也并不更好。
rrrrr我天性恬淡，没有或几乎没有受到失望的影响。一七四九年，因为母亲去世，我下乡在哥哥的宅邸度过了两年时间。在那里，我完成了《随笔》的第二部分，再度推出。我的书商A.米勒告诉我，我以前的著述（除了不幸的《人性论》）开始成为人们的谈资，销售额渐渐增加，需要发行新版。牧师和主教们一年反驳两三次之多。我发现，多亏瓦伯顿博士叱责，我的著作渐渐见重于人。不过，我下定决心、信守不渝，绝不再回答任何人的质疑。我天性并不易怒，不难避免所有文学口角。声名鹊起的迹象鼓励了我，我一向更容易看到事物的有利一面而非不利一面。有这种气质，比起岁入一万镑的地产更能使人幸福。
rrrrr一七五一年，我从乡村回城，城市才是学人的真正活动场所。一七五二年，爱丁堡出版了我的《政治论说文集》。当时，我就住在爱丁堡。我的著作只有这一部初版就成功，在国内外都深受欢迎。同年，伦敦出版了我的《道德原理研究》。照我自己的意见（这个问题本来不应该由我判断），我所有的哲学、历史、文学作品以此最为出色，无与伦比。世界完全没有看出和注意这一点。
rrrrr一七五二年，苏格兰律师公会选择我做他们的图书管理员，报酬很少或几乎没有，但掌握了大批图书。这时，我制订了《英国史》的写作计划。但完成历时一千七百年的历史叙事，这个任务把我吓倒了。我从斯图亚特王朝即位开始，认为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端，党派谬误主要产生于此。我乐观地期望此书成功。我认为自己是唯一同时排除了当前权力、利益、权威和民众偏见的史家。因为这个题目需要大展各方面的才华，我期望获得各方面的掌声，结果却大失所望。我受到叱责、非难，甚至憎恶。英国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辉格党和托利党，教会派和非教会派，自由思想家和信徒，爱国者和廷臣，同仇敌忾反对这样一个人：他竟敢为查理一世和斯特拉福德伯爵的命运一洒同情之泪。他们第一波狂怒消退后，更难以忍受的事情发生了：此书似乎陷于遗忘。米勒先生告诉我，他一年只卖出四十二册。的确，据我所知，三个王国内没有几个有身份或有名望的人受得了此书。只有英格兰大主教赫林博士和爱尔兰大主教斯通博士是两个特例。两位尊贵的大主教分别来信鼓励我。
An engraving of Hume from the first volume of his The History of England, 1754
rrrrr不过，我承认，我失望了。如果当时英法没有开战，我肯定会退隐到某个法国外省市镇，改名换姓，永远不再回到祖国。但是，这个计划现在已经行不通了，后面各卷已经颇有进展。我决定鼓起勇气，坚持完成。
rrrrr在此期间，我在伦敦出版了《宗教的自然史》和其他短章。公众反应模棱两可，只有胡德博士写了一部小册子反对它，充满了瓦伯顿学派的独到特长：偏执的狂躁、傲慢和粗鄙。这部小册子使我颇感宽慰，没有它，我的著述不免乏人问津。
rrrrr一七五六年，《英国史》第一卷面世后两年，第二卷出版，包括从查理一世之死到革命这段时间。这部书不那么遭辉格党人厌恶，反应较好。它不仅销售较好，也帮助自己不幸的兄长得以出手。
rrrrr我虽然从经验中得到教训：辉格党人处处把持，从邦国到文学概莫能外；但我一点也不想屈从于他们愚蠢的叫嚣。我进一步研究、阅读、反思斯图亚特最初两朝史事，作了一百多处修改，毫无例外地有利于托利党人。认为在这一时期以前，英国宪法存在规范的自由，实在荒谬绝伦。
rrrrr一七五九年，我出版了叙述都铎王朝时期的历史，引起的叫嚣不亚于叙述斯图亚特最初两朝的历史，伊丽莎白一朝尤其引起反感。但我现在对公众的愚蠢已经见惯不惊，照旧平静、安详地隐居于爱丁堡，完成了叙述英国更早期历史的两卷。这两卷于一七六一年出版，受到宽容，获得相当的成功。
Design for a Tablet for a Chimney Piece: Plate 5 of a A New Book of
Ornaments, 1762
rrrrr不过，我的著作虽然几起几落，仍然颇有收获。书商为我挣得的钱，为英格兰有史以来所未有。我不仅经济独立，而且相当富有。我退休到祖国苏格兰，决心不再离开，满足于不必阿附权贵的生活，甚至不必亲善权贵。我行年五十，打算以哲学的恬静安度余生。这时，一七六三年，赫特福德伯爵邀请我随他出使巴黎，预期可能出任大使的秘书，在此期间行使相应的职权。我几乎不认识伯爵。这个邀请虽然相当诱人，我一开始还是拒绝了；因为我一来不愿意亲近权贵，二来担心我的年龄和性情都不适合巴黎诸公的风雅和放浪。但爵爷再三邀请，我盛情难却，接受了建议。我与伯爵交往，无论从愉快还是利益考虑，都有一切理由感到满意；后来与伯爵的弟弟康威将军交往同样如此。
rrrrr不明白风度有多么奇妙的影响，就不会明白巴黎不同等级、不同地位的男男女女是怎样接待我的。我越在他们过度的礼貌殷勤面前退缩，就越会收获过度的礼貌殷勤。无论如何，与世界各地这么多聪明、博学、礼貌的伙伴一起生活在巴黎，实在令人满意。我一度准备终老斯乡。
rrrrr我出任大使秘书。一七六五年夏天，赫特福德伯爵离开我，调任爱尔兰总督。我摄行政务，直到年底里士满公爵到任。一七六六年年初，我离开巴黎。次年夏天，我回到爱丁堡，一如既往，在哲学的恬静中隐居。由于赫特福德伯爵的慷慨，我归来时比离开时拥有更多金钱，享有更多收入。我很想像以前实验的那样，尝试一下它们可以带来什么奢侈品。但一七六七年，康威先生邀请我担任他的副秘书长。由于康威先生的为人和我跟赫特福德伯爵的关系，我无法拒绝这个邀请。一七六九年，我回到爱丁堡，宦囊充实（一年收入一千镑），身体健康；虽然老了几岁，但渴望更长久地享受悠游生活，看到自己声望日增。
rrrrr一七七五年春，我肠胃失调，一开始并未重视。但在那以后，我担心这病已经变成致命的不治之症。现在，我估计大限为期不远。我的病没有多少痛苦。更奇怪的是：虽然我的身体每况愈下，但我的精神没有片刻衰退。就此而言，如果生命可以重来，让我任选一个时期，我很可能选择这个晚近的时期。我研究的热情和社交的乐趣依然如故。此外，我年已六十五，风烛残年，只剩几年病弱的残生。虽然我终于看到声名鼎盛、光彩照人的前景，但我只有几年可以享受了。我的生活很难比现在更超脱了。
rrrrr总结我的性格，我是，或者不如说过去是（因为我现在必须用这种方式自述，以便更大胆地谈论我的感情），一个性情温和的人。我的脾气大体上开朗，合群，愉快，有所依恋，几乎没有仇恨的倾向，所有感情都非常中庸。虽然我常常失望，但即使我主要的情欲——爱好文学声望，也从未使我变得尖酸刻薄。我既可以和粗心的年轻人相处，又可以和好学的才子相处。我和端庄的妇女相处格外愉快，所以没有理由对她们的接待不满意。简而言之，虽然大多数人、所有杰出智者都苦于诽谤中伤，我却从未受她毒牙的伤害甚至攻击。我虽然充分领教了宗教和政治朋党的恣意攻击，但他们一以贯之的愤怒在我身上找不到目标。我的朋友们从来无须证明我的为人和所作所为的清白无辜。我们完全可以设想，狂热分子乐于捏造、传播对我不利的说法；但他们就连貌似可能的说法都没有找到。我不能说这份自撰墓志铭没有虚荣的成分，但我希望其中没有误植的成分；这个事实很容易得到澄清和证实。
一七七六年四月十八日
r硕帝片语 0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