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明末的白银流入城市化运动

    明朝末年，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出现过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    明代的《苏州府志》记载：“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明人林希元在《林次崖先生文集》中写道：“今天下之民从事于商贾技艺游食者，十而五六。” 

明人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写道：“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今一甲所存无四五户，则空一里之人，奔走络绎于道路。谁复有种田之人哉。吾恐田卒污莱，民不土著，而地方将有土崩瓦解之势矣。可不为之寒心哉。” 今天所谓的空心村情形，在当时东南沿海已经很普遍。    

明末东南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江南的人开始大量种桑养蚕，生产丝绸和棉布，福建人开始大量地种茶，而广东人则热衷种甘蔗，江西人不但做瓷器，还生产靛青等染料供应苏杭，长江上游的湖北四川则生产粮食供应东南。据当年欧洲传教士的记载，仅松江一地(现上海和苏州)就有20万织布工人和60万纺纱工人。南京地区，众多陶瓷厂每年要生产100万件精美瓷器。江浙地区，每年能生产出6亿匹棉布。海外贸易就更加浩浩荡荡。主要以福建和广东人为主的海外贸易商往来穿梭于南洋各地，与世界各国的商人贸易。崇祯自杀前72年间，仅福建泉州的月港就驶出1086艘船，到达吕宋的马尼拉。拖去的是生丝和丝织品，拉回来的是墨西哥的银元。    

明末在局部地区开始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像苏州、扬州、广州、泉州、重庆、临清、汉口等等城市，就是因为商业贸易的发达而日益富庶繁华。100多年后亚当·斯密所说的“社会分工”，李嘉图所说的“比较优势”等等现代经济的规律和现象，在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出现。   

 明末城市化现象根本的动力却是中国的白银本位货币制度与美洲银矿发现共同形成的对中国的大规模白银输入，手工业品出口换取白银是东南城镇兴起的原因。自1550年代中欧海路开通至1800年代，中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达两个半世纪之久，这在世界贸易史上实属罕见。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的研究表明，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洲产量一半的世界白银流入了中国，数量十分庞大，因此他将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形象地说明了明清中国吸纳了当时全球巨量白银。   

 诡异的是，白银在中国成为本位货币，根本原因还是中国政府的权力支持，而不是本身真有什么价值。正如美国学者兰德.瑞的观点，政府发行的纸币人人都接受，来自于政府接受这些纸币作为税赋支付的意愿，正是由于每个纳税人都可以使用纸币来消除税负义务，人们才需要这些它们。白银和纸币实质上没有区别。

1567年，明朝隆庆元年，朝廷宣布开放海禁和“银钱兼使”法令：民间到海外做生意以及大家用白银当货币，都不算违法。1581年，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这个改革的核心就是简化了过去的田赋、徭役和各种杂税的征收办法，将这些统一折成银两征收。从此，白银真正成了中国货币的主角。当所有的税收都要通过银两交税的时候，人们就不会再种植稻米而是种植经济作物，所以到了晚明江南人的口粮需要湖广供给，大面积的田地种植的是棉、麻、桑树和茶叶。对于普通农户来说，既然税收可以以银两来缴纳，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无需再跟土地发生关系，自己可以将土地卖掉或者租给他人耕种，然后自己进入城市靠打工获取银两。农村人口在减少，城市人口在增加。    

美洲廉价白银的发现与张居正的税收政策共同制造了晚明中国对外贸易大规模的净输出和白银净流入;白银流入效应确实解决了中国历史经济发展的痼疾通货紧缩，而使整个经济体系高速运转起来，并带来了大规模城镇化的后果。但是，大量商品、劳动成果的输出，而白银通货的流入并没有买回相对应的国际贸易产品，大量增加的货币结合大量减少的资源、产品，形成了逐渐强烈的国内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实际上是对依靠小生产收入、积蓄维持生计的小生产者、穷人生存能力的剥夺，而汇集为工商特权利益者的超额利润。李宪堂认为：“正是白银，使统治者加大了对下层民众剥夺的强度，助长了聚敛和剥削的水平，以前所未有的速率消耗着社会成长的机能。白银推动着经济的轮子飞转，像抽水机一样把底层的财富抽向高处，阶级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空前加剧，基层民众尤其是白银所灌溉不到的边缘地区的民众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境地，遂使发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核心区因为得不到支持而迅速枯萎，最终导致整个民族在经济上沦为西方的附庸。”    

阴差阳错形成的白银流入机制，使得东南对外贸易地区不自觉地成为财富输出的吸管，其获利建立内地受损的基础之上，并形成了这些地区历史悠久的买办传统。明末不同地区与行业获取白银的能力不同，引起地区差距与贫富差距恶化，东南这些经济外向型的地方还好，西北这些白银惠及不到的地方情况则差，这也是民变为什么从西北爆发的原因之一。   

 明末的大规模城镇化运动其动力是白银流入，其历史教训必须吸取。过去十年的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和明末具有非常类似的一面。正如美洲白银和张居正政策共同导致明末白银流入的城市化运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与朱镕基开创的经济政策共同制造了十年外汇储备巨额累积中的沿海城市化。94年外汇体制改革、2001年中国加入WTO、没有限制地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是这些政策的主要内容。如果有什么不同，在于白银储量有限、西班牙人获得白银还是有成本的。

 异曲同工的是，今天美国QE大量印钞，美国QE2购买6000多亿美元的国债，同期中国外汇储备则增加5000多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