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略论唐代科举制度的不成熟性

略论唐代科举制度的不成熟性

张邦炜

在唐史研究中，有两个几乎被视同定论的重要结论。唐代门阀世族“仍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特权”，此其一。其二是，科举制度“确立和完成在唐朝”，它打破了门资取士的旧传统，“成为了支撑官僚政治的一大杠杆”。在门资取士已成往事之后，门阀世族居然余威犹存，两个结论岂不正相牴牾？元朝人陆友仁云：

唐人尚氏族。[1]

结论之一言而有据，毋庸置疑。至于结论之二，则与史实并不相符，只怕属于未加细察之辞。其实，科举制度在唐代尚处于生长状态，是不够成熟的。

一

    尽人皆知，唐时入仕为官绝非仅此科举一途，还有门荫出身、流外入流、勋功起家等多种途径。在整个唐代官僚选拔制度中，科举的地位到底如何？我们的考察就从量的方面开始吧！在这个方面，科举制度完成于唐说赖以安身立命的依据不外下面三条估计。

估计之一：在唐代，“科举制是最主要的做官的途径”。果真如此吗？未必。须知，开元初年规定的官员总额多达18805人，其中内官2620人，外郡县官16185人。[2]而科举取士仅有多少人呢？现据《文献通考》卷9《选举考二》所载《唐登科记总目》列表如下。

唐代科举取士统计表

由上表可知，在开元初年以前的95年间，科举取士总数仅达2058人。即使来个不近人情的设想，唐初中第士子个个寿延长久、官运永亨，科举出身的官员至多也只能占开元初年官员总额的11%。固然，唐初官员人数较少，据《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载：

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

但唐高祖、唐太宗两朝科举取士人数更少，仅达255人。即使抛开“是时已有员外置”的因素不计，且假设中第士子不必10年、20年地守选，他们也仅能占到当时官员总额的35%。就拿素以重视科举著称的武则天来说，她“不曾试练，并与美职”，[3]选拔官僚的主要途径也并非科举。如长安二年（702），她一次授官动辄“百余人”，而这年仅点进士21人。再如长安三年，她增“置员外郎二千余员”，而这年科举取士不过35人。在她正式统治的21年中，科举取士总共也只有612人。唐中宗在位时期是唐代官员人数激增的时期，光所谓“斜封官”一项即多达“数千员”，[4]而其时科举取士总数不过278人。对于这个事实，开元年间，国子祭酒杨瑒作了很好的概括：

且见流外出身每岁二千余人，而明经、进士不能居其什一，则是服勤道业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5]

很清楚，从数量上说，唐代入仕为官的主要途径不是科举中第，而是流外入流。

估计之二：唐朝“绝大部分都是科举出身而致位宰相的”。这显然是把北宋时才发生的事情提前到唐代。对此不用多费唇舌，一览下表即可了然。

唐代、北宋宰相出身状况对照表

从上表可见，唐代宰相之中，科举出身者与非科举出身者不过各占一半，平分秋色而已。到了北宋，前者才远远超过后者，一跃占据绝对优势。显而易见，科举制度在唐、宋两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去甚远，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无意否认在唐代统治的289年间，两者比重确实发生过的前后变化。唐太宗时29名宰相中，科举出身者1人，仅占3.4%；唐高宗时41名宰相中，科举出身者13人，已达31%；唐宪宗时29名宰相中，科举出身者17人，占到58%；到了末期的唐懿宗时21名宰相中，科举出身者17人，更达81%。尽管直到唐末也没有达到北宋时的水平，但这个比重逐步增长的总趋势，正好说明唐代科举制度处在经过量的积累，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之中。

估计之三：在唐代，科举制“替庶族取得政治地位大开了方便之门”。这个“大”字恐怕是大成问题的。终唐一代科举中第的8341人中到底有多少庶族，无法统计。但是，不能在科举入仕与庶族出身之间划等号，并且可以肯定当时新旧门阀把持科举的现象相当突出，常常是：

榜出率皆权豪子弟。[6]

如唐宣宗大中十四年（860），主考“皆以门阀取之”，“中第者皆衣冠士子”，所谓“孤平”者一人而已，且“第于榜末”。[7]再如范阳卢氏在92年中，“登进士者一百一十六人”；[8]王易从一族从武则天到唐宣宗朝，“登进士科者一十八人”。[9]这些事实表明，科举在唐代也是门阀世族步入仕途，取得高官的一条重要门径。加之，门荫入仕人数并不比科举出身少，而授官品位又高于科举出身，一品官的儿子授官正七品上，从五品官的儿子授官从八品下，而进士甲第出身才授官从九品上，进士乙第出身仅授官从九品下。[10]同时，其他做官途径也往往“悉用势家亲戚”。[11]因此，唐代科举制度并没有真正成为支撑官僚政治的有力杠杆。

二

    唐代科举制度何以尚未成为支撑官僚政治的有力杠杆？从质的方面说，是由于它自身具有明显的不成熟性。具体而论，无非两点。

（一）旧传统尚未真正打破。从严格意义上说，唐代科举制徒具科举之名，而有荐举之实，对于魏晋九品中正制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最早洞察此中三昧并予以披露的，当首推南宋初年的史学大师郑樵。他在《通志》卷25《氏族略一》里指出：

自隋唐而上自，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

所谓“簿状”，就是家谱；换而言之，即是门第。依郑樵看来，魏晋、隋唐门资取士，一以贯之，差别不大。郑樵此论绝非信口雌黄。唐代科举考试要查三代，严格“考核资叙郡县乡里名籍，父祖官名，内外族姻”，[12]严禁“选人诈冒资荫”。对于“诈冒资荫”者，唐太宗曾“敕令自首，不首者死”。[13]这些都证明：在唐代，门第的高低对于能否科举中第起着很大的作用。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姓氏之学最盛于唐”，[14]姓氏之书在唐代一修再修、一改再改了。其时，地主阶级上层各集团间尽管围绕着编修姓氏书问题展开了一场接一场的激烈争夺，但争夺的仅仅是士庶的标准、等第的高下，以便本集团夺得更大的政治特权，但论战各方的共同点是坚持“士庶有别”，要求“甄别士庶”。[15]这正是魏晋选士的旧传统。不止于此，唐代科举取士“采名誉”、[16] “重素望”，[17]也就是说社会舆论是决定取舍的依据之一，而其时社会舆论又操纵在前朝旧族与近世新门之手。试问：这同九品中正制选士取决于乡邑清议，到底有多大差别？另外，唐代举子通过礼部试后，尚不能释褐入仕，还有吏部试一关。而吏部试的选拔方式有四种：身（体貌丰伟）、言（言辞辩正）、书（楷法遒美）、判（文理优长）。四者之中，身居其首，以德为先。所谓身，即是德，由人的形貌观察人的才性品质，这更是标准的魏晋品鉴人物的遗风。凡此种种，一概表明：唐代科举制度脱胎于九品中正制，其胎斑印记历历可数，它与门资取士的天然联系是“割不断，理还乱”的。

（二）新制度尚不严密完备。唐代科举考试只是一种虚假的形式，试卷既不弥封誊录，主考也不锁院回避。当时的情况常常是：

每岁策名无不先定。[18]

考中与否同成绩优劣没有多少关系，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倒是取决于“公荐”，取决于保举人的权势和背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看后台硬不硬。在唐代，考试走后门、做官靠关系是公开的、合法的，统治集团认为理所当然，连皇帝也给予承认。如唐德宗时，宰相崔祐甫用人“多亲旧”，他说：

 非臣亲旧，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与官？

不仅“时以为名言”，[19]而且“帝以为然”。[20]在关系学风行、裙带风甚盛的情况下，科举制竟然可能打破门资取士的旧传统，替庶族取得政治地位大开方便之门，那只能是异想天开。且看，唐代士人发出的埋怨呼声：

入仕之门太多，世胄之家太优。[21]

写下的忿懑诗句：

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22]

这些不可视为无病呻吟。

大家知道，考试形式在我国由来已久、渊源甚远。且不说《尚书·尧典》中的“三载考绩，三考黜陟”，至迟在汉代已有“射策”、“对策”一类的考试，而且即使在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时也从未间断。可见，九品中正制与科举制的界限并不在于考试与否，关键在于取舍的依据主要是门第的高低还是成绩的优劣。唐代科举一相当重视门资，二并不严格考试，怎么能说它已经与九品中正制划清了界限呢？科举制的成熟和完善是在北宋时期。那时，确立起“取士不问家世”[23]、“一切考诸试篇”[24]的原则，才真正打破了门资取士的旧传统。应当说，唐代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实际上只是形式上、程度上的变化，而北宋“取士不问家世”代替“必由于簿状”，才属于实质性、根本性的变化。

三

弄清唐代科举制的不成熟性，并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它至少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帮助我们更深一层地认识唐代社会。

（一）唐代社会的复杂性。任何历史阶段无疑都既存在着新的生长着的东西，又存在着旧的衰亡着的东西。但是，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历朝历代中，唐代的这种复杂性非同寻常，堪称突出，即使较之秦汉社会也只有过之而并无不及。秦汉社会是死的奴隶制抓住活的封建制，但两者毕竟不是半斤八两。而在唐代社会中，生长着的官僚政治与衰落着的门阀政治正在激烈较量，几乎势均力敌。单就官僚选拔制度而论，唐代一方面新的科举制已经创立，另方面旧的九品中正制的传统又承袭下来。在当时的达官显宦群中，“出自卑门，以文辞自立” [25]者有之，“门阀有素，资望自高”[26]者也有之。其时，官职与门第并重，因而有此一说：

文章世上争开路，阀阅山东拄破天。[27]

在士大夫眼里，最荣耀的是所谓“头头第一”，即：

门户第一，文学第一，官职第一.[28]

最遗憾的是所谓“平生三恨”，即：

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世族）女，不得修国史。[29]

这些恰好体现了唐代政治的半门阀半官僚性质。

（二）唐代社会的过渡性。任何历史阶段无疑都既是前一阶段的尾声，又是后一阶段的序幕。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历朝历代中，唐代的这种过渡性同样表现得最为显著。唐代的半门阀半官僚政治正是魏晋的严格的门阀政治通向两宋的典型的官僚政治的一座必不可少的桥梁，它从一个重要侧面表明唐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急剧转化的过渡阶段。但是，转化过渡阶段的结束、封建社会后期的开端是在唐宋之际。我们阐述唐代科举制度的不成熟性质、强调北宋科举改革的划时期意义，旨在试图为此说增添一条证据，如此而已。

(载中国唐史学会编《唐史学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注　释

[1]陆友仁：《砚北杂志》卷上。《笔记小说大观》本。

[2][5]马端临：《文献通考》卷47《职官考一》；卷29《选举考二》。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十通”本。

[3]张鷟：《朝野佥载》卷1。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

[4][11][2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5《选举志下》。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

[6][8]王谠：《唐语林》卷3、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点校本。

[7]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651《贡举部·谬滥》。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

[9][10][18]刘昫等：《旧唐书》卷178《王徽传》；卷43《职官志一》；卷16《穆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

[12]杜佑：《通典》卷15《选举·历代制下》。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十通”本。

[1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2贞观元年正月。中华书局1957年点校本。

[14][15][19][20][26]《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卷199《柳冲传》；卷152《李绛传》；卷142《崔祐甫传》；卷117《魏玄同传》。

[16][2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2庆历元年八月丁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

[17]葛立方：《韵语阳秋》卷1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杜荀鹤：《唐风集》卷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郑樵：《通志》卷25《氏族略一》。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十通”本。

[25]王定保：《唐摭言》卷7。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点校本。

[27]曹寅等编：《全唐诗》卷607《郑仁表·句》。中华书局1960年点校本。

[28]韦绚：《刘宾客嘉话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刘餗：《隋唐嘉话》卷中。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