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中共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顾顺章其人自幼好勇斗狠，研习武术。五卅运动敢冲敢拼，加入共产党后被任用为工人纠察队教练。从苏联学习保卫业务归来，又成了中共最早的保卫专才，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卫士，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工人纠察队大队长。顾顺章能够赤手空拳无声杀人，擅长化装易形盯梢脱逃，在中国特工界是首屈一指的行动专家。
1927年批判右倾错误，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在改组中重视工人成分，顾顺章开始进入中央核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又成为中央特科的实际负责人。可是，这个受到重用的工人领袖却使周恩来颇为担心。顾顺章确实机灵能干，但是又放荡不羁，呼朋唤友，赌钱嫖妓，往往以特工需要为由违反党纪、对于政治学习也不上心，“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陈赓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
不同时期的陈赓
周恩来对于顾顺章越来越不放心。1930年5月，周恩来特派聂荣臻到特科工作，从政治上监督约束顾顺章，并打算让康生取代顾的职务。
正当周恩来考虑调换特科领导的时候，顾顺章在武汉出事了!1931年4月，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与鄂豫皖苏区派来的交通完成交接后，顾顺章却逗留武汉不走。顾顺章勾搭上了一个女人，因为缺钱，他居然化名在武汉登台表演魔术挣钱，却被曾是顾的下属、而后叛变的尤崇新指认被捕。特务在其身上除搜出中国共产党重要文件外，还有一封写给蒋介石的信。信中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从中央到支部的各种组织关系，一概交出。
国民党特务还没来得及对他进行严刑拷打或者威逼利诱，顾顺章当晚立即叛变，但是要求面见蒋介石方能供认其掌握的机密。顾顺章原本就亲自指挥锄奸工作，因此他非常清楚一旦叛变意味着什么，再加上早已写好的信，这说明他早就有叛变之意。那么他公开露面表演魔术，根本不是为了挣点钱，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将其指认出来，以便用最快速度跟国民党特务高层搭上线。
顾顺章其人基本谈不上什么革命理想，完全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权力动物。让这样的人窜上高位，说明早期中共在人事制度上，及其幼稚和不成熟。
顾顺章一直具体负责特科工作，认识全部特科人员;顾家亲属全在中央“住机关”，掌握几乎全部秘密地址;只要顾顺章开口，中共中央机关就会被敌人一网打尽!顾顺章也非常清楚，在国民党内部埋伏着共产党的卧底，因此他要求直接面见蒋介石，并告诫特务们不要事先向南京发报，以免走露风声。
自认为抓到大鱼的武汉行营侦缉处的特务急于邀功请赏，根本不理会顾顺章的要求，向党务调查科直接报告。于是，秘密电报接连发到南京中央党部徐恩曾处。
中统实际负责人徐恩曾，陈立夫的表弟
顾顺章得知电报已发往南京时，气得跺足长叹道：“抓不住周恩来了!”
在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中，秘密潜伏着共产党中央特科的三位情报工作人员，分别是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也就是中共情报史上赫赫有名的“龙潭三杰”。
从左至右依次为：胡底、李克农、钱壮飞
1928年，陈立夫指派表弟徐恩曾开办无线电训练班，扩充党务调查科的特务系统。特科得知消息，派遣共产党员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人，先后考入这个训练班，组成秘密党小组。周恩来布置这三人隐蔽身份，深入要害。学业出色的三个青年陆续取得要职，李克农在无线电管理局掌控总部，胡底调往天津掌控北方机关，而钱壮飞居然当了徐恩曾的机要秘书。
1929年12月，徐恩曾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实际负责全部党务系统的特务工作。级别不高，权力极大，国民党最高特工领导徐恩曾反复考察钱壮飞，最后没有发现任何疑点，把钱壮飞放在自己的身边。
共产党特科的负责人投降国民党，国民党特工的负责人身边有共产党，一场争分夺秒的情报战紧锣密鼓地展开，堪称中共史上最为危急的“惊魂24小时”！
一夜之间，武汉接连发往南京六封紧急电报，封封落入钱壮飞手中。徐恩曾这个大领导出门逛窑子去了，把密码本都交给秘书钱壮飞保管，所以当晚实际负责中统最高工作的是钱壮飞。钱壮飞一看电报内容，吓得差点魂飞魄散，立即派自己的女婿刘杞夫报告李克农，李克农又转报陈赓。
由于当时情报工作的都是单线联系，想不在约定的接头时间找到联络人其实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陈赓行踪飘忽不定，神龙见首不见尾，不过最后还是打破常规，直接通过中共江苏省委找到陈赓。
这一情报堪称中共史上最力挽狂澜的情报。周恩来后来感慨地说：“没有他们，我们早就不存在了。”
从武汉乘船到达南京的叛徒顾顺章，指使国民党特务扑向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看到的只是空房。 周恩来提前半步布置中央机关全部转移! 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中共中央领袖回顾半生出生入死的经历，都说：那是中央最危险的时刻!
但即使如此，也仅仅是“避免了毁灭性的打击”而已，由于顾顺章所处的极高地位，以及其家属很多都参与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致使当时上海等地的地下党机构几乎被连根拔起，多人被捕杀。李克农费了很大力气，找到王明和博古两人，把这两人护送到安全场所。此刻的李克农还不知道，他费了这么大劲救的两个人，日后让中共吃了大亏。
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向特务机关指认了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其时，恽代英正被关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化名王作霖，身份尚未暴露)。1931年6月，顾顺章带领特务捕获中共另一领导人蔡和森。顾顺章一面千方百计破坏中共在各地的组织和机关，搜捕其人员，一面为中统对付共产党献计策，并为其培训特务。曾为顾当过贴身保镖的林金生称：“在中统特务疯狂破坏中共地下组织过程中，顾顺章经常亲往策划、指挥。”由于顾顺章知道的内幕实在太多，他的叛变让中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毕竟，许多基层的“交通线”和“联络员”，都是顾顺章一手建立起来的，而这些，连周恩来都不可能尽知。
根据顾顺章提供的线索，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中共中央zong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使得中共的处境更为恶化。
向忠发当上总书记，纯属当时共产国际看出身高于一切，盲目大力提拔工人出身干部的产物。向忠发这个人能力有限，意志也不坚定，用党的经费，住洋房，包养从良名妓杨秀贞作为小老婆，双栖双宿，弄得负责其安全和生活的周恩来等人好一段神经紧张。
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得知中共最高领导人被抓，赶紧发电报给蒋介石报喜。当时蒋介石正在南昌忙着组织第三次“围剿”，进行得很不顺利正在火大。听说中共zong书记被捕，他认为总书记绝无可能叛变，又知道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很厉害，怕向忠发再被救回去，于是立即发电报，要求立即枪决。
熊式辉接到委员长的电报，当时就有点懵圈，审都没审就要杀，这是什么状况?向忠发非常配合，都没怎么审讯，很快就写了十页的供状。熊式辉又向南昌发了“向忠发已招供”的电报。蒋介石大喜，火速电令“暂缓处决”。但这个电报离奇地延误了。等熊式辉收到这封电报时，向忠发早已成为枪下之鬼。行刑前，向忠发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他一命，但无情的子弹还是夺走了他的生命。
向忠发被杀得如此之快，把中共这边也给搞晕了：难道向忠发没有叛变，而是英勇就义了?周恩来指示潘汉年等中央特科的人员，要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尽快搞到敌人对向忠发的全部审讯记录。潘汉年终于通过警备司令部内线关系，辅之以重金收买等手段，取得了向忠发全部口供的抄件。陈养山回忆说：“为了弄清向忠发问题……我们曾想了很多办法，把向被捕后的全部审讯记录弄出来看过，其中还有蒋介石发给上海的那两份电报。从这些材料看，向忠发叛变是确实无疑的。”
最可气的是，杨秀贞本是一个妓女，也从来没入过党，她面对国民党的严刑拷打，还咬紧牙关拒不交代向忠发的身份，坚持说他就是一个古董商人。最后还是向忠发当着中统特务的面走到杨秀贞的面前，对她说：交代了吧，他们都知道了。了解了内情的周恩来气得骂道：“他(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向忠发（下）与杨秀贞（上）
特科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关系有的被捕有的撤出。顾顺章熟悉的特科干部各自转移。一科洪扬生于1934年被俘叛变(建国后入狱改造)。二科陈赓转入军队(建国后位居十大将之首)。三科谭忠余留学苏联在肃反中被害(后来平反昭雪)。四科李强转往苏区(建国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贸部部长)。
随后，顾顺章还像猎犬一样，设法联系亲属故旧，寻找中共中央新住址。面对险恶形势，如何处理顾顺章家属成了一大难题。顾的妻子、兄嫂、岳父母、姨妹等在中共中央秘密机关负责作饭、看门和采买。他们的感情和立场都在顾顺章一边，事先知道顾写了叛变信，也不报告并替他隐藏。中央机关紧急转移到新地址海棠村时，将这批家属也带去。周恩来等人告诉他们，顾顺章已叛变并要其划清界限，顾妻当场表示不从，其他人还试图逃走。经临时中央开会研究，考虑到在上海的秘密机关无法囚禁他们，放其出走又会带来多少人遭捕杀的大破坏，只有将他们消灭。
1931年6月，周恩来带队亲手铲除顾顺章全家十三人，这也是周恩来一生中，唯一一次对叛徒家人出手。因为市内不敢开枪，用刀则血迹不好处理，所以采取了绳勒的方式。又因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内花坛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还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对两个未成年人，顾8岁的女儿顾利群和12岁的小舅子张长庚，周恩来特别强调孩子是无辜的。于是，女孩被送到了保育院，张长庚则放回家。
即便如此，心存仁厚的周恩来还是惨然不乐。据当事人陈养山回忆，从不抽烟的周恩来当时破例要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说：“我们今天这样做是万不得已，也不知道将来的历史怎么评价我。”这件事被尼克松写进了他的名著《领袖们》一书中。
然而，周恩来的一念之仁还是酿成了大祸。张长庚回家后，顾向他询问其他亲属的下落，张长庚回答不知道。于是，顾让他每天在街口等候，发现熟面孔就立即指认。几个月后，中央特科的王世德骑车经过，张长庚认出他，追上前揪住他不放，身边的特务立刻一拥而上，将王世德逮捕。
王世德贪生怕死，供出了顾顺章家属的下落，并带着国民党特务去掘尸，成为当时轰动上海的“海棠村掘尸案”。受此案牵连，中共又有一批秘密机关遭到破坏。
周恩来果断安排特科改组，从外面调来顾顺章不熟悉的干部。 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接手特科领导，赵容(康生)调任第二负责人。陈云兼任一科总务工作，潘汉年负责二科情报工作，康生兼管三科红队。1932年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就由康生接管特科，不久，康生调临时中央组织部，特科又由潘汉年负责。从此，中共情报圈流传着“先生”、“老板”、“小开”这三个绰号。
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对中共白区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中共决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对顾发出“通缉令”。1931年12月1日发布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的。通缉令历数顾的种种罪行，并称：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这份特殊的《通缉令》，可以说是对顾顺章下了“格杀勿论”的严令。在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特下这种“通缉令”，是空前绝后唯一的一次。
经历巨大打击的中央特科惨淡经营。1933年1月，博古领导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待不下去，转往毛泽东领导的江西苏区，特科负责人潘汉年随同前往。留在上海的特科隶属于上海中央局，主要搞军事情报。2月，国民党成立特务机关“上海行动区”，特科红队击毙上海行动区负责人马绍武。1934年6月26日，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叛变，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连遭6次破坏，红队拼死还击，还是大多被捕。1935年1月15日，红队王德明、邝惠安、欧志光等被押赴龙华刑场，牧师祷告劝说，众豪杰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1935年9月，尚存的特科成员大多转往天津，由王世英带领在北方局领导下的华北联络局开展工作。11月19日，特科上海办事处负责人丘吉夫被捕，上海的特科活动随之结束。
顾顺章变节后，成为中统骨干，顾受徐恩曾指令在南京开设了间谍技术训练班，其熟练的技术深受好评。1933年，戴笠将其借调去负责军统的筹备训练工作。由于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想干掉徐恩曾取而代之，还企图组建所谓的“新共产党”，在国共之间左右逢源，犯了蒋介石的大忌，终于被逮捕关押。陈立夫、徐恩曾积极进行置顾顺章于死地的活动，一面搜集证据，一面上报蒋介石批准。终于，蒋介石感到顾顺章已失去了利用价值，又对其试图组建“新共产党”的政治野心深抱恶感，点头同意对顾处以极刑。
1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死况甚惨，年约31岁。据知情者透露，因顾顺章在特务中名气甚大，传说其不仅精通化装术、魔术，而且会催眠术，甚至“土遁术”。为此，临刑前特务给顾穿了“琵琶骨”，以镇其邪术，防其逃跑。顾顺章死时年约31岁。
顾顺章的叛变，是中共党史上的大事件，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本来，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组织上，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立足于城市、致力于工人运动，才是中共的“正途”。在顾顺章叛变前，要让中共中央迁往乡村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甚至毛泽东本人，都不曾想到会把工作中心由城市搬向乡村，也没有谁敢主张将党的基础从工人转移到农民身上。
由于顾顺章叛变这一偶然事件，再加上左倾的城市暴动，工人运动遭到镇压，中共中央在城市已经完全无法立足。迫于无奈之下，最终决定从城市走向了农村，并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