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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北山浮生:顾顺章其人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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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共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顾顺章其人自幼好勇斗狠,研习武术。五卅运动敢冲敢拼,加入共产党后被任用为工人纠察队教练。从苏联学习保卫业务归来,又成了中共最早的保卫专才,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卫士,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工人纠察队大队长。顾顺章能够赤手空拳无声杀人,擅长化装易形盯梢脱逃,在中国特工界是首屈一指的行动专家。

1927年批判右倾错误,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在改组中重视工人成分,顾顺章开始进入中央核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又成为中央特科的实际负责人。可是,这个受到重用的工人领袖却使周恩来颇为担心。顾顺章确实机灵能干,但是又放荡不羁,呼朋唤友,赌钱嫖妓,往往以特工需要为由违反党纪、对于政治学习也不上心,“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陈赓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

中共史上最危险的叛徒——惊心动魄的中共情报战(三)

不同时期的陈赓

周恩来对于顾顺章越来越不放心。1930年5月,周恩来特派聂荣臻到特科工作,从政治上监督约束顾顺章,并打算让康生取代顾的职务。

正当周恩来考虑调换特科领导的时候,顾顺章在武汉出事了!1931年4月,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与鄂豫皖苏区派来的交通完成交接后,顾顺章却逗留武汉不走。顾顺章勾搭上了一个女人,因为缺钱,他居然化名在武汉登台表演魔术挣钱,却被曾是顾的下属、而后叛变的尤崇新指认被捕。特务在其身上除搜出中国共产党重要文件外,还有一封写给蒋介石的信。信中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从中央到支部的各种组织关系,一概交出。

国民党特务还没来得及对他进行严刑拷打或者威逼利诱,顾顺章当晚立即叛变,但是要求面见蒋介石方能供认其掌握的机密。顾顺章原本就亲自指挥锄奸工作,因此他非常清楚一旦叛变意味着什么,再加上早已写好的信,这说明他早就有叛变之意。那么他公开露面表演魔术,根本不是为了挣点钱,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将其指认出来,以便用最快速度跟国民党特务高层搭上线。

顾顺章其人基本谈不上什么革命理想,完全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权力动物。让这样的人窜上高位,说明早期中共在人事制度上,及其幼稚和不成熟。

顾顺章一直具体负责特科工作,认识全部特科人员;顾家亲属全在中央“住机关”,掌握几乎全部秘密地址;只要顾顺章开口,中共中央机关就会被敌人一网打尽!顾顺章也非常清楚,在国民党内部埋伏着共产党的卧底,因此他要求直接面见蒋介石,并告诫特务们不要事先向南京发报,以免走露风声。

自认为抓到大鱼的武汉行营侦缉处的特务急于邀功请赏,根本不理会顾顺章的要求,向党务调查科直接报告。于是,秘密电报接连发到南京中央党部徐恩曾处。

中共史上最危险的叛徒——惊心动魄的中共情报战(三)

中统实际负责人徐恩曾,陈立夫的表弟

顾顺章得知电报已发往南京时,气得跺足长叹道:“抓不住周恩来了!”

在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中,秘密潜伏着共产党中央特科的三位情报工作人员,分别是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也就是中共情报史上赫赫有名的“龙潭三杰”。

中共史上最危险的叛徒——惊心动魄的中共情报战(三)

从左至右依次为:胡底、李克农、钱壮飞

1928年,陈立夫指派表弟徐恩曾开办无线电训练班,扩充党务调查科的特务系统。特科得知消息,派遣共产党员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人,先后考入这个训练班,组成秘密党小组。周恩来布置这三人隐蔽身份,深入要害。学业出色的三个青年陆续取得要职,李克农在无线电管理局掌控总部,胡底调往天津掌控北方机关,而钱壮飞居然当了徐恩曾的机要秘书。

1929年12月,徐恩曾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实际负责全部党务系统的特务工作。级别不高,权力极大,国民党最高特工领导徐恩曾反复考察钱壮飞,最后没有发现任何疑点,把钱壮飞放在自己的身边。

共产党特科的负责人投降国民党,国民党特工的负责人身边有共产党,一场争分夺秒的情报战紧锣密鼓地展开,堪称中共史上最为危急的“惊魂24小时”!

一夜之间,武汉接连发往南京六封紧急电报,封封落入钱壮飞手中。徐恩曾这个大领导出门逛窑子去了,把密码本都交给秘书钱壮飞保管,所以当晚实际负责中统最高工作的是钱壮飞。钱壮飞一看电报内容,吓得差点魂飞魄散,立即派自己的女婿刘杞夫报告李克农,李克农又转报陈赓。

由于当时情报工作的都是单线联系,想不在约定的接头时间找到联络人其实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陈赓行踪飘忽不定,神龙见首不见尾,不过最后还是打破常规,直接通过中共江苏省委找到陈赓。

这一情报堪称中共史上最力挽狂澜的情报。周恩来后来感慨地说:“没有他们,我们早就不存在了。”

从武汉乘船到达南京的叛徒顾顺章,指使国民党特务扑向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看到的只是空房。  周恩来提前半步布置中央机关全部转移! 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中共中央领袖回顾半生出生入死的经历,都说:那是中央最危险的时刻!

但即使如此,也仅仅是“避免了毁灭性的打击”而已,由于顾顺章所处的极高地位,以及其家属很多都参与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致使当时上海等地的地下党机构几乎被连根拔起,多人被捕杀。李克农费了很大力气,找到王明和博古两人,把这两人护送到安全场所。此刻的李克农还不知道,他费了这么大劲救的两个人,日后让中共吃了大亏。

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向特务机关指认了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其时,恽代英正被关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化名王作霖,身份尚未暴露)。1931年6月,顾顺章带领特务捕获中共另一领导人蔡和森。顾顺章一面千方百计破坏中共在各地的组织和机关,搜捕其人员,一面为中统对付共产党献计策,并为其培训特务。曾为顾当过贴身保镖的林金生称:“在中统特务疯狂破坏中共地下组织过程中,顾顺章经常亲往策划、指挥。”由于顾顺章知道的内幕实在太多,他的叛变让中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毕竟,许多基层的“交通线”和“联络员”,都是顾顺章一手建立起来的,而这些,连周恩来都不可能尽知。

根据顾顺章提供的线索,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中共中央zong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使得中共的处境更为恶化。

向忠发当上总书记,纯属当时共产国际看出身高于一切,盲目大力提拔工人出身干部的产物。向忠发这个人能力有限,意志也不坚定,用党的经费,住洋房,包养从良名妓杨秀贞作为小老婆,双栖双宿,弄得负责其安全和生活的周恩来等人好一段神经紧张。

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得知中共最高领导人被抓,赶紧发电报给蒋介石报喜。当时蒋介石正在南昌忙着组织第三次“围剿”,进行得很不顺利正在火大。听说中共zong书记被捕,他认为总书记绝无可能叛变,又知道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很厉害,怕向忠发再被救回去,于是立即发电报,要求立即枪决。

熊式辉接到委员长的电报,当时就有点懵圈,审都没审就要杀,这是什么状况?向忠发非常配合,都没怎么审讯,很快就写了十页的供状。熊式辉又向南昌发了“向忠发已招供”的电报。蒋介石大喜,火速电令“暂缓处决”。但这个电报离奇地延误了。等熊式辉收到这封电报时,向忠发早已成为枪下之鬼。行刑前,向忠发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他一命,但无情的子弹还是夺走了他的生命。

向忠发被杀得如此之快,把中共这边也给搞晕了:难道向忠发没有叛变,而是英勇就义了?周恩来指示潘汉年等中央特科的人员,要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尽快搞到敌人对向忠发的全部审讯记录。潘汉年终于通过警备司令部内线关系,辅之以重金收买等手段,取得了向忠发全部口供的抄件。陈养山回忆说:“为了弄清向忠发问题……我们曾想了很多办法,把向被捕后的全部审讯记录弄出来看过,其中还有蒋介石发给上海的那两份电报。从这些材料看,向忠发叛变是确实无疑的。”

最可气的是,杨秀贞本是一个妓女,也从来没入过党,她面对国民党的严刑拷打,还咬紧牙关拒不交代向忠发的身份,坚持说他就是一个古董商人。最后还是向忠发当着中统特务的面走到杨秀贞的面前,对她说:交代了吧,他们都知道了。了解了内情的周恩来气得骂道:“他(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中共史上最危险的叛徒——惊心动魄的中共情报战(三)

向忠发(下)与杨秀贞(上)

特科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关系有的被捕有的撤出。顾顺章熟悉的特科干部各自转移。一科洪扬生于1934年被俘叛变(建国后入狱改造)。二科陈赓转入军队(建国后位居十大将之首)。三科谭忠余留学苏联在肃反中被害(后来平反昭雪)。四科李强转往苏区(建国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贸部部长)。

随后,顾顺章还像猎犬一样,设法联系亲属故旧,寻找中共中央新住址。面对险恶形势,如何处理顾顺章家属成了一大难题。顾的妻子、兄嫂、岳父母、姨妹等在中共中央秘密机关负责作饭、看门和采买。他们的感情和立场都在顾顺章一边,事先知道顾写了叛变信,也不报告并替他隐藏。中央机关紧急转移到新地址海棠村时,将这批家属也带去。周恩来等人告诉他们,顾顺章已叛变并要其划清界限,顾妻当场表示不从,其他人还试图逃走。经临时中央开会研究,考虑到在上海的秘密机关无法囚禁他们,放其出走又会带来多少人遭捕杀的大破坏,只有将他们消灭。

1931年6月,周恩来带队亲手铲除顾顺章全家十三人,这也是周恩来一生中,唯一一次对叛徒家人出手。因为市内不敢开枪,用刀则血迹不好处理,所以采取了绳勒的方式。又因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内花坛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还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对两个未成年人,顾8岁的女儿顾利群和12岁的小舅子张长庚,周恩来特别强调孩子是无辜的。于是,女孩被送到了保育院,张长庚则放回家。

即便如此,心存仁厚的周恩来还是惨然不乐。据当事人陈养山回忆,从不抽烟的周恩来当时破例要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说:“我们今天这样做是万不得已,也不知道将来的历史怎么评价我。”这件事被尼克松写进了他的名著《领袖们》一书中。

然而,周恩来的一念之仁还是酿成了大祸。张长庚回家后,顾向他询问其他亲属的下落,张长庚回答不知道。于是,顾让他每天在街口等候,发现熟面孔就立即指认。几个月后,中央特科的王世德骑车经过,张长庚认出他,追上前揪住他不放,身边的特务立刻一拥而上,将王世德逮捕。

王世德贪生怕死,供出了顾顺章家属的下落,并带着国民党特务去掘尸,成为当时轰动上海的“海棠村掘尸案”。受此案牵连,中共又有一批秘密机关遭到破坏。

周恩来果断安排特科改组,从外面调来顾顺章不熟悉的干部。 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接手特科领导,赵容(康生)调任第二负责人。陈云兼任一科总务工作,潘汉年负责二科情报工作,康生兼管三科红队。1932年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就由康生接管特科,不久,康生调临时中央组织部,特科又由潘汉年负责。从此,中共情报圈流传着“先生”、“老板”、“小开”这三个绰号。

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对中共白区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中共决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对顾发出“通缉令”。1931年12月1日发布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的。通缉令历数顾的种种罪行,并称: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这份特殊的《通缉令》,可以说是对顾顺章下了“格杀勿论”的严令。在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特下这种“通缉令”,是空前绝后唯一的一次。

经历巨大打击的中央特科惨淡经营。1933年1月,博古领导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待不下去,转往毛泽东领导的江西苏区,特科负责人潘汉年随同前往。留在上海的特科隶属于上海中央局,主要搞军事情报。2月,国民党成立特务机关“上海行动区”,特科红队击毙上海行动区负责人马绍武。1934年6月26日,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叛变,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连遭6次破坏,红队拼死还击,还是大多被捕。1935年1月15日,红队王德明、邝惠安、欧志光等被押赴龙华刑场,牧师祷告劝说,众豪杰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1935年9月,尚存的特科成员大多转往天津,由王世英带领在北方局领导下的华北联络局开展工作。11月19日,特科上海办事处负责人丘吉夫被捕,上海的特科活动随之结束。

顾顺章变节后,成为中统骨干,顾受徐恩曾指令在南京开设了间谍技术训练班,其熟练的技术深受好评。1933年,戴笠将其借调去负责军统的筹备训练工作。由于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想干掉徐恩曾取而代之,还企图组建所谓的“新共产党”,在国共之间左右逢源,犯了蒋介石的大忌,终于被逮捕关押。陈立夫、徐恩曾积极进行置顾顺章于死地的活动,一面搜集证据,一面上报蒋介石批准。终于,蒋介石感到顾顺章已失去了利用价值,又对其试图组建“新共产党”的政治野心深抱恶感,点头同意对顾处以极刑。

1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死况甚惨,年约31岁。据知情者透露,因顾顺章在特务中名气甚大,传说其不仅精通化装术、魔术,而且会催眠术,甚至“土遁术”。为此,临刑前特务给顾穿了“琵琶骨”,以镇其邪术,防其逃跑。顾顺章死时年约31岁。

顾顺章的叛变,是中共党史上的大事件,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本来,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组织上,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立足于城市、致力于工人运动,才是中共的“正途”。在顾顺章叛变前,要让中共中央迁往乡村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甚至毛泽东本人,都不曾想到会把工作中心由城市搬向乡村,也没有谁敢主张将党的基础从工人转移到农民身上。

由于顾顺章叛变这一偶然事件,再加上左倾的城市暴动,工人运动遭到镇压,中共中央在城市已经完全无法立足。迫于无奈之下,最终决定从城市走向了农村,并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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