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真味
来源：360文摘
程朱理学所以为后人所诟病，特别在五四运动后被视作封建儒学及伦理学的代表，主要原因是它是主张绝对君权。所谓“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理学这种观点在明清之际已受到黄宗羲的批判，并斥之为“小儒”即小人之儒。（《明夷待访录·原君》）顾炎武一派主张以实学、汉学抵制宋学，就是要反对程朱理学。说到底，程朱理学就是做奴才之学。而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家，几乎无不是满口三纲五常，行则男盗女娼的伪君子。
【朱熹的来历】
朱熹生于小官吏家庭，其父朱松是江西人，任职福建南剑州（有称"建州"者）尢溪县县尉。朱熹生于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时为赵宋南渡刚刚稳住脚步之际。他5岁时开始读书，由其父朱松亲自教导。
朱松曾师从程门再传弟子罗从彦，算是程门的三传弟子，朱熹可谓第四代传人。
罗从彦的老师是杨时。杨时亦是福建人，考中宋徽宗熙宁年间的进士，曾谢绝官职不任，专从二程精研儒学。其学成，南归福建，程颐与之告别，目送其登上路途，高兴地说："吾道南矣。"果然，杨时将他的学问传给了罗从彦，师生二人与当时著名学者李侗被世人称为"南剑三先生"。
朱熹14岁时，朱松去世，临终遗言，让朱熹师从当时的知名学者胡原仲、刘致中、刘彦冲三人。朱熹不仅天资聪颖且刻苦用功，到19岁时即高宗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考中了进士。22岁时，正式出任官职，任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县财政局长）。24岁时，他又找到父亲的老师罗从彦的另一位知名弟子李侗，李侗时年已经61岁。找到李侗后，朱熹断然抛弃以前带有王通色彩的"泛滥于释老"二家的学问，专心于程门再传经义。
绍兴二十七年冬天，朱熹任实职的同安主簿考核期满，28岁的朱熹得以卸去公职而专事学问。第二年，朝廷给了他一个只领俸禄、不用干事的闲差，称"差监潭州南岳庙"。实际上他根本不用去潭州，只在福建建阳的家中等俸禄就是了。此后的六、七年时间里，他就是这样度过的。
到孝宗继位，朱熹以学者的身份参与政事。他应诏而对："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今日所应该做的事，非战不能报仇。"由于与当时主和的主流意见不合，在武学博士位置上干了两年，就又回到原"差监南岳庙"的闲职上去了。
又过了两年，朱熹去拜访另一位著名学者张栻。张栻是南宋高孝两朝的主战派将领张浚（曾出任宰相）的儿子。张栻也是主战派学者，自然可与主战的朱熹有共同语言。两人年龄相当，朱熹长张栻3岁。
纵观整个南宋时期，国家大政不断在战和之间摆动，朝令夕改，所以臣下规谏君主的风险极大。摆动频率最大的就是南宋建立者高宗赵构，因此才产生了岳飞被杀、秦桧两黜又被启用的令时人眩目的结果。孝宗继位，深叹国家已无伏节死义的大臣，张栻直言而对"当从犯颜敢谏者中求之"。
张栻临终（48岁）亲笔写谏信给孝宗，其言："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已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图。"此劝谏可谓立论公允，但隐约间还有北宋朋党政治的遗风，即将"君子"与"小人"之别放在了国家政治首位。
这种道德性夸张，也为南宋文人党争炽盛提供了源动力。朱熹深赞张栻为人，因言："呜呼！靖康之变，国家之祸乱极矣。小大之臣，奋不顾身以任其责者，盖无几人；而其承家之孝，许国之忠，判决之明，计虑之审，未有如公者。"
通过对张栻著作的整理与编辑，朱熹更进一步地了解了张栻的思想，并经张栻之学与二程之学更进一步地融合在一起。张栻盛称二程之学："完全精粹，愈看愈无穷，不可不详味也！"
张栻的学术源渊起自其师胡宏的父亲胡安国及胡宏的另一位老师，程颐亲传弟子杨时。胡安国之教胡宏与朱松之教朱熹一样，先以家学方式启蒙，终成一方学术名人。张栻既然学之胡宏，自然是二程之学的真正传人，这也是朱熹所着力要向世人说明的地方。
无论二程之学，还是"朱学"，乃至于二者合称的程朱理学，都以"存天理，灭人欲"为伦理主张，并自称这是从孟子那里继承来的学问。
程颐在纪念其兄的文章中说："周公死后，圣人之道无人再行；孟轲死后，圣人之学说无人再传播。圣人的道之不行，百代也得不到善治；圣人的学说不传，千年来就没出现过一个真儒者。没有善治，学者们还可以通过研习历史，从中明白善治的道理；没有真儒，问题就大了：无下人茫然不知道德方向，人的欲望就会放纵而无节制，天理就会被灭绝。"云云。
这几乎是颠倒黑白的论断！因为孟子的学说首先主张人性善，要求统治集团要发恻隐之心而行仁政，甚至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道德秩序。这种尊重人性的道德主张到韩愈时还得到了正确解读，即"博爱之谓仁"的说法。
朱熹似乎对二程不顾史实又故意忽略韩愈的作法，没任何异议。这不是一个诚实学者的做派。在孝宗时代的末期（淳熙十五年，1188年），他应召入朝回答策问，继程颐之后再倡道德高调，称曰："陛下虽然虚心以应外物，但现在整个社会的天理还不够纯正，人欲还没完全消灭。因此，为善的人不能全力以赴，除恶的人还没对恶给予根本性铲除；如是，公与私、正与邪、是与非、得与失，在一念之间的斗争还十分激烈。希望陛下从今以后，即使一念之间，必须用存天理灭人欲的标准来核察。果真是合乎天理的事，则以崇敬之心去完成，不受外在因素的任何阻挡；果真是属于人欲的事情，则以诚敬之心克服它，不让它有丝毫有存于心中。"
【学术之争演变为宗派权力之争】
朱熹极端化主张引来了学术对手的反驳，兵部侍郎林栗上书指斥他学术不纯、行为不端。
林栗在上书中说："朱熹这个人本身没什么学问，只是从张载和程颐的学说那里抄袭了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以此创造了荒诞的道学，就开始妄自尊大。他学春秋战国时代游士之风，所到之外均带数十个门生跟随，妄图效法孔孟二人游历各国求官的故事。用太平盛世的法条衡量他的行为，他已经触犯法律。朝廷召其为兵部郎官，他居然心怀不满，不肯就职。张载与程颐的学说就是这样教育他的吗？！"
林栗的指责虽然有些切中了要害，但也不乏过激之词如"触犯法律"之论，孝宗担心由此再引朋党争斗，就将林栗贬职，改任泉州刺史；朱熹也就无法在中央任职，仍得监祠一类的职务，离开临安。
【以嫖妓诬陷论敌】
程朱理学的道德褊狭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笑柄，除了有程颐经典性地对其欲改嫁以养子嗣的寡居从嫂，说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那样毫无人性的话之外，被程颐吹捧为千年一真儒的其兄程颢却可以"超过天理"而"追求人性"。某次，兄弟二人应邀赴宴，程颐见酒席上有两上妓女，便拂袖而去，而其兄却坚持下来。
第二天，程颐向其兄表示不满，没想到，程颢反而振振有词："我是在有妓女的酒席上坐下了，但我心中却全然无妓女的概念，就当她们不存在。兄弟你呢，现在是书房中没有妓女了，而你心头却有妓女。"这套辩词不可谓不高明，大有"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意味，但是可从另一方面看得出：那个时代的道德角斗士们是实行双重标准的，对人一套严苛无比，对己一套巨漏吞舟。
林栗与朱熹之争只能算是南宋朋党政治的一个小高潮，这个小高潮也只能算是南宋庆元党禁的一段前奏而已。朱熹早在淳熙八年（1181年），就借道学名人、著作朗吕祖谦[注5]之死，发表祭文，公开声称道学学派已为"吾党"。他提倡党派的观点十分明确；说："假如一个人黑白不分，不辨是非，而只是说不结党，就是故意破坏天理大道。"
应当说，淳熙八年是道学发展的一个"十年顶峰"。这个"十年"可从乾道八年（1172年）算起。该年，吕祖谦主持科举，所录取的士人大多为道学中人，也就是说，凡按道学学术规范学习的学者得到入仕机会的比一般学者要大得多。到淳熙八年，侍讲史浩（非道学士人）一次推荐、提拔了陆九渊、叶适等15位江浙道学人士，史称"有旨令升擢，皆一时之选。"
在道学的政治扩张过程中，道学家严持自己褊狭的道德观念，以至于大大伤害了曾经帮助过这个学派的个人。也正是道学人士褊狭道德观的狂热表现，才使原来观点中立又比较同情道他们的人表现出对他们的反感。最著名的一例就是宰相王淮前后迥异的表现。王淮后来组织相党，坚决打击道学的最初起因缘于朱熹借王淮同乡、姻亲唐仲友"狭妓"案掀起的莫须有式政治风波。
淳熙八年，史浩引荐江浙地区道学人士不久后，王淮出任宰相。王淮对道学无偏见，起用朱熹为浙东盐务公事一职。作为中央派出的官员，他的权力比地方州府官员要大些。在救灾过程中，他风闻台州知州、著名学者唐仲友有贪污行为并且个人生活作风也大有问题，就上书弹劾唐仲友。唐仲友当然不服，上书反驳，一时间闹得不可开交。
唐仲友并没贪污行为，倒是其子有些经济方面的不法行为。至于唐仲友"狎妓"也多为一时妄传而无实证。
据传：浙东事功学派主将、著名学者陈亮（字同甫）曾到台州游玩，唐仲友为其召官妓严蕊。严蕊也是名噪一时的词人，陈亮对严蕊大生情怀，托唐为严蕊脱籍即恢复平民身份。陈亮的意思已经十分清楚，那就是有朝一日纳严蕊为侍妾。仲友表面应下，实际上却阻拦陈严的好事，他对严蕊说："你真地要去陈家，就得有忍饿受冻的准备。"严蕊闻此，大改初衷。
陈亮怀恨在心，向朱熹作挑拨之言："唐仲友说您老人家连字都不认识，怎么竟做了中央委派大员呢？" 朱熹闻此，即以中央派员身份夺了唐仲友官印，上书弹劾。王淮知道此中底细，未予过问，说是"秀才争闲气耳"。
无论传说是否可靠，但是朱熹捕拿严蕊后用刑逼供却是事实，他要从严蕊的嘴中逼出唐仲友"滥交"即与官妓有一般玩乐关系之外的其他问题。严蕊被折磨得要死，还是没有按朱熹的意图招供，并誓言："身为贱妓，纵与太守有滥，罪亦不当死，然妄言以污士大夫，则死亦不可诬也。"
至此，反倒暴露了朱熹很有问题，他为什么非要用特务手段"从旁边打开缺口"呢？看来，弹劾唐仲友的目的根本就不在于他有贪污行为与狎妓或曰滥交与否。不用说稍后的读史者一眼看穿，就是当时人也知道：朱熹这是在借手中权力打击学术异己，再加上唐仲友一向恃才傲物，瞧不起朱熹，问题就更加麻烦了。
【伪道学朱熹扒灰备受讥议】
道学的政治被动状态一直持续到淳熙十五年王淮罢相，此年也就发生了著名的林朱之争。在林栗遭贬半年后即淳熙十五年冬十二月，朱熹被任命为崇政殿说书一职，朱熹拒绝出任，而后改为秘阁修撰之名衔，实任奉祠闲差。
一年后，孝宗内禅，光宗继位，有殿中侍御史刘光祖上书新皇帝，请求不要再以国家政策的形式讥贬道学。作为政策纠偏措施，光宗将刘光祖上疏全面公开，随后又将王淮家乡金华人士王介钦点为廷试第三名，企图平衡双方。至此，虽然说道学之恶名未得洗刷，但时议的攻击力度与频率都减少了。
光宗在位仅仅5年（1190-1194）就被废黜了，南宋王朝迎来了韩侂胄专政的时代。到此时，"韩党"与道学的政争已经毫无正义可言。在韩党集团的促动下，终于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庆元党禁"。
宁宗全盘接受韩党集团的政策主张，于庆元二年（1196年）两次下令禁止任用道学人士。其一曰："宰相推荐任用官员，对伪道学的党徒暂停考核与使用。"其二曰："凡各部门荐举官员或官员改任他职，必须在奏折上声明所荐之人或拟任之人不是伪道学的党徒。"面对严峻的政治形势，道学内部也出了大问题，原来推崇朱熹学说的御史沈继祖背叛道学，列出朱熹的十大罪状，这直接导致了朱熹被剥夺官职的严重后果。
沈继祖指控的十大问题中有两项足以全面败坏朱熹的名声。其一是，朱熹私下侍奉时称"吃菜事魔教"的摩尼教；其二是，朱熹不仅引诱两个尼姑作妾，而且他的寡居儿媳竟然怀了身孕。两相比较，前者似乎大有道听途说的意味，因为作为一代儒学宗师，他绝对不会与异质宗教搞联合，后者则成了特大丑闻。朱熹在写给皇帝的认罪信中，承认有引诱尼姑给自己作妾的事实，表示要"深省昨非"。于是乎，他怎么排挤唐仲友，就遭到怎样的报应！
但是，对于寡居儿媳怀孕的事情，后世资料无任何辩证。现在推究其原因有三：其一，南宋以后，程朱理学大盛，元明清三代均为法定意识形态，大清乾隆时代编《四库全书》对此类资料应当是毁弃已清；其二，沈继祖只是说朱熹的寡居儿媳怀孕，并未指所通奸的对象，意在指朱熹治家不谨，就不用讲什么"正心诚意"了；其三，庆元党禁时，朱熹已经67岁，与儿媳通奸并致后者怀孕的可能性不大。
【皇帝说好学问被朱熹做坏了】
庆元党禁导致当时从政的59名学者被罢官，其中有吕祖俭、叶适那样的著名学者。朱熹的学生蔡元定是这次政治绞杀战中受害最深的人，他与第三个儿子蔡沈共同被处以杖刑并流放三千里的处罚。在三千里路上，不允许乘坐车马，必须徒步。想想小说《水浒传》林冲发配沧州的起初行程，就能知道其行途惨状了。
蔡元定经不住这样的折磨，到了流放地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过了一年，惨然辞世。
一位当时亦有官位的道学学者、官任直学士的尤袤试图说服皇帝改变政策，但孝宗不以为然，说："道学怎么不是个好学问呢？只恐怕有人假冒道学之名，行祸乱国家之实。真地容忍道学，天下人就分不清真假学问了！"
【杨万里借"蜗角战"论定】
庆元党禁虽然有矫枉过正的嫌疑，但是道学集团的道德偏执狂状态确实成了大问题。不惟韩党集团这样的政治反对派与他们发生政治绞杀战，就连同情他们的学者杨万里最终也疏远了朱熹。或者说，正是杨万里这样比较正直且同情他们的著名人物对朱熹的疏远，成了韩党集团对道学下手的重要因素之一。
淳熙十六年（1189年）即在庆元党禁7年前（王淮罢相一年后），杨万里有感于党争误国曾上书孝宗，希望孝宗能够恢复往日控制党争的政治作为。他写道："有所谓道学之党，有所谓非道学之党、是朋党何其多欤！……党论一兴，臣恐其端发于世大夫，而祸及于天下国家，前事已然，可不惧哉！"
杨万里所说的"党论一兴"，正是指的朱熹所公开宣称的"吾党"。过来的事实证明杨万里的担心并非多余：朱熹掀起的唐仲友狎妓风波与林栗公开叫板朱熹，相隔6年，这6年间的朝廷政治确实让道学党给搞得一塌糊涂。到光宗时期，这种争斗又成了两位皇帝之间的闲气：光宗试图为受压抑的道学党缓抒政治压力，太上皇孝宗则进行反制；光宗的权力称为"皇权"，孝宗的权力称为"皇极"，皇权与皇极之争也出现了各自党立情状。此时已经因病自求免职的杨万里写了一首《感兴》诗，诗曰："去国还家一岁阴，凤山锦水更登临。别来蛮触几百战，险尽山川多少心。"
诗中的"蛮触之战"是出自《庄子》一书的典故。庄子以寓言方式讲述：蜗牛的两个触角上有两个小国，分别为蛮氏之国、触氏之国，两国在如此小的地盘上互争，常导致伏尸百万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