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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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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转帖】


【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延安,卢沟桥事件刚刚6个月,我为什么那么早去延安呢?就是因为日本人来了之后,全国有一种崩溃之象,北方就是卢沟桥七七事变,南方上海是“八一三”打起来。就是都不行了,上海退南京,南京退武汉,北京、天津都沦陷了,山东也沦陷了,全国人都是在逃难,你逃难,我逃难,大家各自逃难,崩溃,好像无主了。蒋的政府眼看没有什么能力,没有什么办法。我对他很失望,对南京政府很失望。】 

去延安的时候,梁漱溟是很悲观的,不过怀着死马也好歹看一眼的绝望,【不知道怎么好,大家都在逃难,南京政府毫无能力,怎么好啊?怎么办呢?】 

毛泽东让他大吃一惊。

【一去,看到他完全不悲观,我是悲观地去的,他告诉我,没有问题,中国非有这样一天不可,非有这样一个大灾难不可,不过日本人他不要高兴太早。……这个时候,他正在写《论持久战》,(艾:是。)把《论持久战》的话讲给我听,他说日本人是不自量,他想吞并中国,(笑)那是妄想、笑话。中国是大国,太大了,他太小了。也不是中日两国,世界列强不能看着日本人来侵吞中国。“失道寡助,得道多助”,后来列强都反对他。】 

    八四年有美国学者采访他,问他对毛泽东的观感。 

他说我一生一世想做成的事,毫无成果。 毛泽东组织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农民真正翻了身,而土豪劣绅全都打到了。 农民的孩子都上了学,看得起病了。 

毛泽东1913年春,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次年,编入一师本科第八班。

1917年,他24岁时,给敬重的老师黎锦熙写了另一封信,《贯通大本大源》。 

这个24岁的青年有着青年人彼时共有的苦闷,“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 

也像司马迁一样,看重游历之于书本的补遗。“今年暑假回家一省,来城略住,漫游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县,稍为变动空气,锻炼筋骨。” 

特别之处在于,这位24岁的青年,对于“术”、“道”已有精确的辨析,对于“盲从之志”与“真志”亦有坚定的立场判断,正本清源,一心求索“大本大源”:【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叁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 

他完全懂得了儒家的致用精髓:诚心正意,始可以格物致知,改变社会。“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 

中国哲学,儒家也罢,道家也罢,对于“聪明灵秀”并不怎么看重(“隳聪明”),看重“守拙”,这其实是中国文化深纯至处。一个聪明人愿不愿意放弃取巧而走一条漫长建功的路,真正决定了一个人的境界和作为。而一个“守”字,非沉勇者不可为,没有信念,是坚持不下去的。

佛家有小乘和大乘之分,小乘,是为自利修身,大乘,是为普渡众生,这和儒家的“穷者独善其身,达者兼及天下”内在相通,三教合一,即境界深处,殊途同归。孔子那里尚有“士”、“民”之分,李贽倡言士大夫们的良心未必比贩夫走卒可敬,有人欲杀,就精髓而言,确为儒教继力加油。

近代中国以来,如何对待“愚民”——那些落后于你的人,是评判每一个精英沉甸甸的试金石。“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无知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

24岁的毛泽东臧否当世豪杰袁、孙、康,唯“康有为似略有本源”,然而细观“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毕言炫听”。他已确立了自己的志业,并一以贯之,求索一生,知行合一;这封书信是理解他一生作为的key。 

性格青年指点江山,在中国其实并不少见;历史最终证明了他臧否当世三杰的资格,这才值得探究。这封信点出了他和其他大话青年的区别,也点出了为何他的道路成功有望。“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民国海龟们对毛不够洋派西化多有指摘不屑,岂不知,成就毛也最终成就中国的,精神自立的拿来主义,当列首功。若是精神匍匐,人云亦云,彼时中国,只会有若干精通N国外语的人才,至于国家崛起民族复兴,清流谈笑间,虚幻泡沫耳。

信末说明毛不仅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更是立足现实的实践主义者。【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叁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家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怀此理想者,四年于兹矣。今距一年之后,即须实行,而基础未立,所忧盖有叁事:一曰人,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二曰地,须交通而避烦嚣;叁曰财,家薄必不能任,既不教书,阙少一分收入,又须费用,增加一分支出,叁者惟此为难。然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冀可勉强支持也。】

24岁的毛能做到:以国家为重,不以个人为重;以做事为重,不以文凭为重;以目标为重,不被清高自缚。做事便需财力,羞言阿堵物难以成事,心忧而能耐苦,亦是毛“卓异”处,鲁迅说过中国最需要身兼“学者的良心”、“市侩的手段”的人,而毛,恰是这样的人。

几十年后,知识分子有勇者说:小知识分子怎能领导大知识分子?这是很多知识分子内心的话。殊不知余英时曾考证过,清中叶已降,科举制已不能尽招天下豪杰,有人务商,有人布衣幕僚,有人学兵有人勘探,三千年巨变来临,个人如何择身,

毛绝不是独行者。状元张謇做实业,一手营建南通;史量才弃科举养蚕起家,又为“国有国格”而办《申报》……以事功定夺还是以学历等级定夺,国家利益和知识分子阶层利益之间如何取舍,也是影响国史书写的重大问题。 

理解一个现代史人物最好的途径有二: 

1)将他置放到我们当代,看看在当下他到底“牛”到什么级别,可有人及;比较下相似的年龄,我们在想什么,我们在做什么。 

2)将他置于同代人中,当一个真人对待,而不是视为一个名目、象征、牌位,我欲下笔千言便千言,反正死人无从置喙。 

邓某人据吹嘘是“勇于做事的人”,在某些既得利益嘴里不经思考的机会主义投机“果决干脆堪称一大长处";同时一生不爱读书。师兄郑超麟在《郑超麟回忆录》里写得清楚明白,他是邓公法国“勤工”当时代的见证人。

同样,我们也不妨看看湖南一师同学心中的毛泽东: 

毛泽东24岁写出的书信,我近年才略窥门户。读书渐多,好些少时敬畏不已的人物现在已吓不到我了,毛泽东却是越读越生出一种惭愧敬服的情绪,始对颜渊赞孔子的话有所感触(小时候只觉得颜回还挺肉麻),“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在挫折感的惭愧中,又不禁替中国生出庆幸,幸好——天佑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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