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转帖】
【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延安，卢沟桥事件刚刚6个月，我为什么那么早去延安呢？就是因为日本人来了之后，全国有一种崩溃之象，北方就是卢沟桥七七事变，南方上海是“八一三”打起来。就是都不行了，上海退南京，南京退武汉，北京、天津都沦陷了，山东也沦陷了，全国人都是在逃难，你逃难，我逃难，大家各自逃难，崩溃，好像无主了。蒋的政府眼看没有什么能力，没有什么办法。我对他很失望，对南京政府很失望。】
去延安的时候，梁漱溟是很悲观的，不过怀着死马也好歹看一眼的绝望，【不知道怎么好，大家都在逃难，南京政府毫无能力，怎么好啊？怎么办呢？】
毛泽东让他大吃一惊。
【一去，看到他完全不悲观，我是悲观地去的，他告诉我，没有问题，中国非有这样一天不可，非有这样一个大灾难不可，不过日本人他不要高兴太早。……这个时候，他正在写《论持久战》，（艾：是。）把《论持久战》的话讲给我听，他说日本人是不自量，他想吞并中国，（笑）那是妄想、笑话。中国是大国，太大了，他太小了。也不是中日两国，世界列强不能看着日本人来侵吞中国。“失道寡助，得道多助”，后来列强都反对他。】
八四年有美国学者采访他，问他对毛泽东的观感。
他说我一生一世想做成的事，毫无成果。 毛泽东组织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农民真正翻了身，而土豪劣绅全都打到了。 农民的孩子都上了学，看得起病了。
毛泽东1913年春，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次年，编入一师本科第八班。
1917年，他24岁时，给敬重的老师黎锦熙写了另一封信，《贯通大本大源》。
这个24岁的青年有着青年人彼时共有的苦闷，“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
也像司马迁一样，看重游历之于书本的补遗。“今年暑假回家一省，来城略住，漫游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县，稍为变动空气，锻炼筋骨。”
特别之处在于，这位24岁的青年，对于“术”、“道”已有精确的辨析，对于“盲从之志”与“真志”亦有坚定的立场判断，正本清源，一心求索“大本大源”：【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叁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
他完全懂得了儒家的致用精髓：诚心正意，始可以格物致知，改变社会。“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
中国哲学，儒家也罢，道家也罢，对于“聪明灵秀”并不怎么看重（“隳聪明”），看重“守拙”，这其实是中国文化深纯至处。一个聪明人愿不愿意放弃取巧而走一条漫长建功的路，真正决定了一个人的境界和作为。而一个“守”字，非沉勇者不可为，没有信念，是坚持不下去的。
佛家有小乘和大乘之分，小乘，是为自利修身，大乘，是为普渡众生，这和儒家的“穷者独善其身，达者兼及天下”内在相通，三教合一，即境界深处，殊途同归。孔子那里尚有“士”、“民”之分，李贽倡言士大夫们的良心未必比贩夫走卒可敬，有人欲杀，就精髓而言，确为儒教继力加油。
近代中国以来，如何对待“愚民”——那些落后于你的人，是评判每一个精英沉甸甸的试金石。“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无知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
24岁的毛泽东臧否当世豪杰袁、孙、康，唯“康有为似略有本源”，然而细观“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毕言炫听”。他已确立了自己的志业，并一以贯之，求索一生，知行合一；这封书信是理解他一生作为的key。
性格青年指点江山，在中国其实并不少见；历史最终证明了他臧否当世三杰的资格，这才值得探究。这封信点出了他和其他大话青年的区别，也点出了为何他的道路成功有望。“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民国海龟们对毛不够洋派西化多有指摘不屑，岂不知，成就毛也最终成就中国的，精神自立的拿来主义，当列首功。若是精神匍匐，人云亦云，彼时中国，只会有若干精通N国外语的人才，至于国家崛起民族复兴，清流谈笑间，虚幻泡沫耳。
信末说明毛不仅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更是立足现实的实践主义者。【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叁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家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怀此理想者，四年于兹矣。今距一年之后，即须实行，而基础未立，所忧盖有叁事：一曰人，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二曰地，须交通而避烦嚣；叁曰财，家薄必不能任，既不教书，阙少一分收入，又须费用，增加一分支出，叁者惟此为难。然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冀可勉强支持也。】
24岁的毛能做到：以国家为重，不以个人为重；以做事为重，不以文凭为重；以目标为重，不被清高自缚。做事便需财力，羞言阿堵物难以成事，心忧而能耐苦，亦是毛“卓异”处，鲁迅说过中国最需要身兼“学者的良心”、“市侩的手段”的人，而毛，恰是这样的人。
几十年后，知识分子有勇者说：小知识分子怎能领导大知识分子？这是很多知识分子内心的话。殊不知余英时曾考证过，清中叶已降，科举制已不能尽招天下豪杰，有人务商，有人布衣幕僚，有人学兵有人勘探，三千年巨变来临，个人如何择身，
毛绝不是独行者。状元张謇做实业，一手营建南通；史量才弃科举养蚕起家，又为“国有国格”而办《申报》……以事功定夺还是以学历等级定夺，国家利益和知识分子阶层利益之间如何取舍，也是影响国史书写的重大问题。
理解一个现代史人物最好的途径有二：
1）将他置放到我们当代，看看在当下他到底“牛”到什么级别，可有人及；比较下相似的年龄，我们在想什么，我们在做什么。
2）将他置于同代人中，当一个真人对待，而不是视为一个名目、象征、牌位，我欲下笔千言便千言，反正死人无从置喙。
邓某人据吹嘘是“勇于做事的人”，在某些既得利益嘴里不经思考的机会主义投机“果决干脆堪称一大长处"；同时一生不爱读书。师兄郑超麟在《郑超麟回忆录》里写得清楚明白，他是邓公法国“勤工”当时代的见证人。
同样，我们也不妨看看湖南一师同学心中的毛泽东：
毛泽东24岁写出的书信，我近年才略窥门户。读书渐多，好些少时敬畏不已的人物现在已吓不到我了，毛泽东却是越读越生出一种惭愧敬服的情绪，始对颜渊赞孔子的话有所感触（小时候只觉得颜回还挺肉麻），“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在挫折感的惭愧中，又不禁替中国生出庆幸，幸好——天佑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