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西方神话与哲学之源头在中国
人们在四处寻找赫尔墨斯观念的真实起源，有人说是埃及，有人说是印度。曾任北京京师大学堂校长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arsons Martin）在其所著《汉学菁华》中，给出很好的例证，显示赫尔墨斯的中国起源。[National Review,China,vol.14,1913,p.456.]
李约瑟说：“被称为古希腊、古埃及的赫尔墨斯神和赫尔墨斯智慧是怎么来的呢？学者们查来查去，发现是在中国。中世纪后期，一位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在一封信中说，赫尔墨斯是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居民。”[Joseph Needham:Science in Traditional China,HK:Chiese University Press,1981,p.74.]
据意大利东方学家哈盖尔（Joseph Hager,1757—1819年）考证，“古埃及”伊希斯女神（Isis）和奥西里斯神（Osiris）是参考中国的“阴性”和“阳性”造出来的。[Joseph Hager:An Explanation of the Elementary Characters of the Chinese,London,1801,p.v.]对于埃及象形文字与古代汉字“相似”，主张中国文化西来说的人断定汉字来自西方。哈盖尔则根据汉字是深具文化内涵的文字，坚信埃及象形文字是汉字派生的产物。[Joseph Hager:An Explanation of the Elementary Characters of the Chinese,London,1801,xii.]
法国数学家、耶稣会士白晋推论，伏羲就是赫尔墨斯。[Jesui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Yijing(Classic of Changes)Smith Rice University,2001,p.33.]“在1700年晚些时候，耶稣会士白晋在他和莱布尼茨关于《易经》的通信中，称这部文献最惊人地保留了古代的赫尔墨斯智慧。”[Antoine Faivre:Eternal Hermes:From Greek God to Alchemical Magus,Phanes Press,1995,p.101.]“（易经）这部著作包含着所有科学的原则，确切的说，它是个充分发展的形而上系统。”[Kim-Anh Lim:Practical Guide to the I Ching,Binkey Kok Publications,1998,p.41.]
另外，哈盖尔和钱德明（Jean Joseph Amiot,1718—1793年）先后考证出：西方音乐和最早乐器，据说是始于毕达哥拉斯的西方音乐和乐器，也包括《荷马史诗》中音乐和乐器，都是源自中国。[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ume 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p.176.]
（丁）神话诗歌空洞无物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被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发明”最多希腊神的济慈，却在这方面最无知——他既不了解真实的古代希腊，又不懂得西方中心论所塑造的“古典希腊”；只是在浪漫主义的环境下凭空臆造、自作多情。苏格兰诗人安德鲁·朗格说：“所有的英国诗人中最接近希腊的是济慈，他却对希腊一无所知。”[Andrew Lang:Shakespeare:Bacon and the Great Unknown,Longman,1912,p.81.]
尼古拉斯·罗教授也说：“在他的诗中，济慈无知地滥用古典文献和神话。”[Nicholas Roe:John Keats and the Culture of Dissent,Clarendon Press,1998,p.63.]
请读济慈的《初读贾浦曼译荷马有感》：
我游历了很多金色的国度，
看过不少好的城邦和王国，
还有多少西方的海岛，歌者
都已使它们向阿波罗臣服。
我常听到有一境域，广阔无垠，
智慧的荷马在那里称王，
我从未领略的纯净、安详，
直到我听见贾浦曼的声音
无畏而高昂。于是，我的情感
有如观象家发现了新的星座，
或者像科尔特斯，以鹰隼的眼
凝视着大平洋，而他的同伙
在惊讶的揣测中彼此观看，
尽站在达利安高峰上沉默。
(查良铮译)
戴纳·科伊说，济慈所审阅的“查普曼的荷马”是18世纪重写的（reformulation）。[Dana Van Kooy:Darien Prospects in Keats’s 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Journal The Keats-Shelley Review Volume 29,2015-Issue 2]查普曼（即贾浦曼，George Chapman,1559—1634年）是“旧时代”的人。那时的西方字母文字尚未成熟（没有“雅言”）。柯勒律治说，查普曼翻译的《荷马史诗》是失败的，因为他的“希腊文式的英语……不要活力和多样性。[Richard Hooper:The Iliads of Homer,done[into Engl.verse]by G.Chapman,Vol.1,London,1865,lii.]所谓的希腊语实际上是宗教语言（东正教），在当时也处于被改进状态之中。
（三）围绕《荷马史诗》的伪史
（甲）不存在任何所谓西方古典学的“古代手稿”
关于《荷马史诗》的手稿，虽然学术界共识：没有原件或原始文献；但也有不少学者说，现有的手稿（残片）大约是荷马死后千年的，距文艺复兴也是千年。可信吗？真相是：没有一个“手稿”是古代的。
英国神学家约瑟夫·巴克（Joseph Barker,1806–1875年）承认，西方不存在“古籍”，要有也都是假的：
我们不能得到上帝的启示，因为我们没有原始手稿；……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荷马、希罗多德、柏拉图、维吉尔、李维和西塞罗的著作……。所有归属为那些伟大思想家的书籍，都不是真的。谁看到荷马、维吉尔、塔西佗和修昔底德的手稿？谁有莎士比亚的签名……？[The Defender A Weekly Magazine,Vol.,London,1855,p.98 and 74.]
美国作家史塔萊特（Vincent Starrett,1886—1974年）说：“伪造数不胜数，……看来众多的古代‘名人’一次又一次地乌云密布。谁是荷马？……有关耶稣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只依靠约瑟夫斯的一段话，但这也是被伪造的。是谁写的《伊索寓言》？……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研究是最伟大的侦探故事之一。大概一切都是可疑的。”[Vincent Starrett,Christopher Morley:Books alive,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1940,p.158.]
文化史权威布克哈特（J.C.Burckhardt）承认：
有关希腊人所显露的特征是弄虚作假，是伪造和篡改。……后来成为（荷马史诗）特洛伊传奇的最早的书信诗体，都是被伪造的。谱系和文献都是不可信的。古代爱奥尼亚的历史学家阿库西拉乌斯（Acusilaus,写出古希腊英雄史诗三部曲《谱系》），是后来的臭名昭著的伪造。（伪造者）说他是从其父所挖出的青铜器上抄下的。[Jacob Burckhardt:History of Greek Culture,Courier Corporation,2013,p.328.]
我们从希腊过去所收集到的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成为它的资料，……每一个残片都是有价值的……。即使是伪造者，服务于上述意图而精心伪造；一旦被认可，那他就是自然而然地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Jacob Burckhardt:The Greeks and Greek Civilization,HarperCollins UK,1998,p.10.]
布克哈特的弟子、牛津大学教授奥斯温·默里（Oswyn Murray）公然主张虚构历史是合理的。他说：
文化史主要关注的，是信仰和态度，而不是事件；它所使用的故事是否真实，这不重要；只要它们被认为是真的，就行了。甚至，伪造的也是那个阶段历史的重要证据，因为它比反映真实信念的文章，更清楚地揭示过去的创造历史。[Philip J.King,Lawrence E.Stager:Life in Biblical Israel,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2001,p.8.]
也许有人会拿出所谓的古埃及莎草纸文献及死海古卷中的所谓《荷马史诗》残卷，来为《荷马史诗》古已有之的说法提出辩护，殊不知所谓的“莎草纸”实际上制造假古董的工具[参看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前言部分关于揭露纸莎草造伪工具的内容，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而死海古卷则是20世纪考古学上最大的丑闻。对此，我们将在另外的专门著作中加以考辨。[林鹏、诸玄识、董并生《西方中心论批判》（三卷本）即将出版，敬请关注；并请参看其中第2卷第7章有揭露关死海古卷造伪嫌疑的考辨内容。]
（乙）特洛伊遗址为考古学骗局
旨在证明《荷马史诗》属于“古希腊”的考古，是该领域中的最大骗局之一。
按照现在的常识，德国传奇式的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1822—1890年），使得《荷马史诗》中长期被认为是文艺虚构的国度——特洛伊、迈锡尼和梯林斯——重见天日。1873年，他在土耳其境内发现了多层城墙遗址，掘出了大量珍贵的金银制作器皿，仅一顶金冕就由16,353个金片和金箔组成。施里曼兴奋地宣布发现了特洛伊国王普里阿姆的宝藏。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戴维·特雷尔发表了《施里曼的特洛伊：宝藏和欺诈》一书，其简介说：
曾几何时，海因里希·施里曼站在一个小山坡宣称，他的脚下就是名垂千古的特洛伊——荷马所著《伊里亚特》中的那座城池。不久（1873年）施里曼向世人证实了他的先见之明，因而造就了这样一个普遍信念，即：荷马的传说是基于历史事实的。他在现场挖掘出“普里阿摩斯的宝藏”。……几年后，他又发掘迈锡尼，得到了阿伽门农金色面具，因而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并且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几乎如何未受挑战。然而……调查这位考古学家自己的传奇，令人信服地说明：施里曼在其个人和职业生涯中皆是屡屡歪曲事实。（我们）按照他的传记，彻底重审施里曼在雅典的论文集（包括以前未发表的部分）……；显示施里曼极不诚实，不择手段地欺诈。……必须重新解释这个历史上最重大的考古发现……。[David A.Traill:Schliemann of Troy:Treasure and Deceit,St.Martin's Press,1995,Synopsis.]
科罗拉多大学教授威廉·卡尔德说：“多亏历史学家戴维·特雷尔、雅典大学考古学家乔治·珂诺诗、德国艺术史家沃尔夫冈辛德勒和我本人的研究，我们现在知道施里曼确实编造了一个欺世盗名的传记故事。”[William M.Calder III:IS THE MASK A HOAX?the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 Volume 52 Number 4,July August 1999.]
英国罗汉普顿大学教授伊恩·海伍德发表文章《考古伪造第一人》，其中写道：
18世纪目睹了文字伪造者们虚构历史的事，但那时还不存在考古造假，因为该学科尚未成为文化活动的中心。作为有形方式的虚构历史，考古伪造发生在19世纪，最著名的是海因里希·施里曼在1873发现《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不仅施里曼发现传说中的城市是谎言，而且最近透露，施里曼发现宝库这件事成了世界性的骗局。……人们曾经以为施里曼真得把荷马传奇变成了现实。一个最近才被发明的虚拟化身（荷马），还要把它变成我们（西方）社会进化的祖先，真实讽刺！施里曼曾受到文明世界的推崇。他为了获得普遍认可而滥用权力。他做发现之梦，希望得到每一个考古学家都要寻找的东西。[Archaeological Forgery and Fictions of the First Human Faking it Ian Haywood 1987,Ian Haywood:Faking it:Art and the Politics of Forgery,Harvester Press,1987,p.91.]
（丙）《荷马史诗》何时问世？
按照现今常识，荷马是西方文学的开山之祖，《荷马史诗》问世于公元前9—8世纪的希腊（荷马是遊吟诗人，生于后来成为“泛希腊”一部分的小亚细亚）。然而我们要指出的是，如此时间则是被斯卡利杰（Joseph Justus Scaliger,1540—1609年）武断确定的；这位“科学编年史之父”在1600年左右，根据中国历史年表及其纪年方法，在《圣经》或神学的框架中，整然地设置了西方普世历史的年代序列。
根据伦斯·鲍勃等教授，斯卡利杰按照神与人、文与野的原则，对最早的诗人进行时间定位：从“年湮代远、洪荒无识”到“创世垂统、影响现今”的进化，先后出现三类“原初诗人”：粗狂荒诞→俄耳甫斯等先知→荷马。对于后两类，斯卡利杰又做补充：从神学美德到兼具自然哲学。[Rens Bod，Jaap Maat，Thijs Weststeijn:The Making of the Humanities:Early modern Europe,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10,p.237—238.]
再次强调，由斯卡利杰所创设的西方编年史，是他按照中国历史（朝代—帝王）年表和天干地支的计算方法，伪造出来的；[详见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它奠基了通行于今的西方版的世界历史，包括泛西方的“古老文明”（埃及、两河等）和“古典文明”（希腊、罗马等）。
进一步探讨《荷马史诗》何时问世：
瑞士语言学家巴利道夫（Robert Baldauf）通过比较研究，发现《旧约》、《伊里亚特》和中世纪的罗曼风格（the mediaeval Romance genre），三者在语言风格上是相似的；因而他推断出，《圣经》和《荷马史诗》都是产生于中古后期。[Anatoly T.Fomenko:History:Fiction Or Science?,Vol.2,Delamere,Publishing,2005,xix.]
在19世纪末，巴利道夫研究有关查理曼的编年史，它被说是写于9—11世纪；他通过对其语言的甄审，发现该书的写作时间是最近的。巴利道夫把同样的语言方法运用于“古罗马”的作家，发现他们全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伪造；不仅贺拉斯（Horace）、奥维德（Ovid）和凯撒，而且荷马、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亚里士多德，都是如此。根据巴利道夫，他们都是“同一世纪的儿童”（children of one century）——14、15世纪的人!“我们的古希腊、古罗马人都是意大利的人文主义（Our Romans and Greeks were the Italian humanists）。”所有那些“古代名人”，诸如荷马、索福克勒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等，我们感觉如此不同；但实际上，他们都是在近代早期被人文主义铸模出来的虚拟人物。[New Chronology:Notes and Observations,October 31,2015
http://anewchronology.blogspot.co.uk/]“他们的家不在古代罗马或希腊，而是在14—15世纪的意大利。全部的希腊和罗马的历史，一如‘圣经历史’……都是被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稍后的其他欧洲人，所构想出来的。人文主义给我们一个从古代圣经、到中世纪早期的奇幻世界，……但那确实是他们自己的发明。”[（详见英文版《维基百科·巴利道夫》，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Baldauf]
西方历史就是当代史，[历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名言。]它与真实过去无关，而只是该时代的理想幻影。一位18世纪的英国学者说：“随着发明荷马（名著）、维吉尔的美、莎士比亚的天才……产生了一系列有趣的浪漫故事，尽管都不是真实的历史，……却把最美丽的虚构堆得高耸入云，……太离谱了，而不能系于历史真理之上！”[Joseph Price:The Saddle Put on the Right Horse:Or,an Enquiry Into the Reason,Vol.2,London,1783,p.2.]
（四）浪漫主义运动制造“名著”
（甲）“西方古典著作”出于后人手笔
第一部英语词典的编纂者约翰逊博士，称赞蒲柏版《荷马史诗》为“世界前所未见的高贵的诗译作”。然而，这真是荷马原创吗？真是古希腊的故事吗？
事实上，与其说是亚历山大·蒲柏“翻译”的《荷马史诗》，不如说是他改写的。美国杜克大学英语系教授华莱士说：“蒲柏改写了他的欧洲前辈的书，例如，在‘翻译’荷马作品的时候，他改写了它。”[Wallace Jackson:Vision and re-vision in Alexander Pop,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3,p.11.]所谓“翻译”，就是用现代语言再生产出一部“宏伟、高贵与和谐”的《荷马史诗》。[Kirsti Simonsuuri:Homer's Original Geniu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5 Mar 1979,p.50.]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与其说是蒲柏改写了《荷马史诗》，不如说是他发挥个人天赋，迎合时代品味，别出心裁地虚构出来一部同名异质的新作。香农·法莉博士说：蒲柏翻译的《荷马史诗》与原来文本大相径庭，而完全丧失原意。[Shannon K.Farley:Versions of Homer:Translation,fan fiction,and other transformative rewriting,15-03-2016,http://journal.transformativeworks.org/index.php/twc/article/view/673/600]
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戴维·鲁宾在其所著《翻译策略》一书中，援引两位现代早期的欧洲学者的话：“原先的荷马文体是肤浅的，无论如何达不到当代的措辞标准，……在语调的统一上也有缺陷”；“荷马作品是臃肿和粗俗，通常是荒谬的”。[David Lee Rubin:Strategic Rewriting,Volume 7,Rookwood Press,2002,p.175.]
新版与旧作判若云泥：在情节上乃风马牛不相及，在文采上是“阳春白雪”对“下里巴人”；这种情况类似于“莎士比亚”之摇身一变、定于一尊。伏尔泰评论：“中国戏剧胜过莎士比亚的‘魔鬼式的闹剧’。”[Peter J.Kitson:Forging Romantic China:Sino-British Cultural Exchange 1760–1840,201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11.]〔指1760年之前的莎剧。——引者〕。
格拉宾说：“……历史人物屡屡被篡改：先是被经典化，再是被神圣化，……自然力也服务于神秘的人格化（指希腊神话——引者）。”[J.C.Grumbin:Melchizedek:The Secret Doctrine of the Bible,Health Research Books,1996,p.15.]
亚历山大·蒲柏。资料来源[https://www.gettyimages.no/photos/alexander-pope---poet?]
（乙）低俗题材变为上乘“佳作”
我们原以为今天所见到的西方古典名著原本就是如此，阳春白雪，格调高雅，具有崇高的思想、文学境界，堪任人类前进道路的指路灯。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所谓的西方思想文学名著，实际上都是在中国风及其所推动的浪漫主义运动的时代（主要是在18世纪），用中国文化的雅言编造、改造而来。以前的西方文本粗糙、庸俗，充其量只能被当做加工的素材。
换句话说，所谓的荷马、但丁、乔叟和莎士比亚等“名作”，在受到“中国风”影响下被改造之前鲜有思想、文学价值。19世纪的英国作家赫兹利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年）对此并不讳言，但也巧妙地曲为回护。他这样说道：“但丁与荷马和莎士比亚的地位相当，都属于粗陋的或原始的时代；这样，诗人的创造性反而更容易被释放。”[Edoardo Crisafulli:The Vision of Dante,Troubador Publishing Ltd,2003,p.113.]
17世纪的莎士比亚作品，虽然并不是他本人所写，而且经过了多次被他人重写，但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年）接手修改的时候，发现它依然是“一堆垃圾”。[M.Burnett:Edinburgh Companion to Shakespeare and the Arts,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p.274.]
莎士比亚毕竟是旧时代的传奇人物，因而他的名字具有“传统意义”，可被当做文化品牌。克劳德·罗森主编的书所采用的标题是：《德莱顿、蒲柏、约翰逊、马隆：伟大的“莎士比亚群”》。顾名思义，现代版莎士比亚是多次重大重写的结果（…→德莱顿→蒲柏→约翰逊→马隆=伟大的“莎士比亚”）。该书的简介称：“系统地介绍这样一群人，他们对于莎士比亚在文化上被接受，发挥了最大的影响……。评价亚历山大·蒲柏、约翰·德莱顿、塞缪尔·约翰逊和埃德蒙·马隆，在莎士比亚死后和他被接受上所做的贡献。”[Claude Rawson:Dryden,Pope,Johnson,Malone:Great Shakespeareans,Vol.1,A&C Black,2014.]
《荷马史诗》在蒲柏之前究竟是怎样一副面目？
（荣获古根汉文学奖的）戴维·鲁宾著《重写策略》，称“荷马的世界是原始的、荒诞的”[David Lee Rubin:Strategic Rewriting,Vol.7,Charlottesville:Rookwood Press,2002,p.182.]
英国古典学家弗雷德里克·帕利（Frederick Apthorp Paley,1815—1888年）概括旧版《荷马史诗》是“野蛮、放荡、原始和简陋”的。[John Morley:The Fortnightly Review,Vol.23,London,1875,p.588.]
芬兰诗人斯蒙苏里说：“在伏尔泰看来，……《伊里亚特》反映了荷马社会的原始价值，和那时候的粗鄙和粗俗的情感。……伏尔泰是站在蒲柏和德·拉·莫特的现代主义传统的立场上说这番话的，他们都认同《荷马史诗》是原始性质的。”[Kirsti Simonsuuri:Homer's Original Geniu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73.]〔引者按：法国文学家德·拉·莫特（Antoine Houdar de la Motte,1672—1731年），也是通过“翻译”而重写《荷马史诗》的〕。
英国金融时报载马丁·迈龙的文章《荷马真相》称：“对于1760—1770年代的艺术家来说，荷马代表着供加工的原始素材，……英雄气概与嗜杀成性，……原型作者的主题是极端暴力。但这是悖论，即：在这个文化乐观、自信和放纵的时代（18世纪），也带有恐怖的品味〔引者按：这与方兴未艾的大英帝国及其海外殖民有关〕。……荷马的作品本身变成了文化产业。……荷马被（这个时代）做各种解读：盲诗人、古典理想、资本主义的原型或古旧的守护者……。”[Martin Myrone:Homer truths-Financial Times,24-02-2006.]
（丙）如此化腐臭为“神奇”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劳伦斯·利普金说：蒲柏“似乎一心想按照他自己的标准，重写所有的过去的好诗歌。”[Lawrence I.Lipking:Ordering of the Art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p.334.]
琳达·凯利说：“按照亚历山大·蒲柏所设定的诗歌品味的标准是……优雅古典，而中世纪则是一个野蛮、怪癖的黑暗时代；如果被整理和重写，莎士比亚的东西才会是可口的。”。[Linda Kelly:The Marvellous Boy:The Life and Myth of Thomas Chatterton,Faber&Faber,2012,p.99.]
“同化荷马和莎士比亚（assimilation:就像文明同化野蛮那样）”，斯坦福大学教授蒂莫西·赖斯说：“把它们纳入一个被发明的文学传统之中，这在蒲柏那儿甚为显著。已经看过对莎士比亚的评论就会明白这一点。”〔例如直到1747年，切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esterfield）还说，莎士比亚作为天才，还需要改善，去掉那些胡言乱语——像伏尔泰所言‘魔鬼式的闹剧’）。[Timothy J.Reiss:he Meaning of Literatur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p.259.]
两位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英语系教授埃文·卡顿和艾伦·弗里德曼说：“莎士比亚作品是在18世纪后期被经典化的，以前是很糟糕的，在17世纪中叶被清教徒禁演……。18世纪的文学，也包括散文、书信、哲学和历史，均被怀疑为反映“文明暴发户”的标新立异；……如此狭隘的创造性或想象性的作品，带有功利主义！”[Evan Carton,Alan Warren Friedman:Situating College English,Bergin&Garvey,1996,p.4.]
现代版的莎士比亚作品，与其本人无任何关涉（在其名下的作品已被翻新和重组无数遍了），而与之最密切相连的则是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1709—1784年）——18世纪英国的顶级学者和“莎士比亚编辑”之首。马戛尔尼使华团成员之一的巴罗爵士（Sir John Barrow,1764—1848年）说：在编写第一部正规的英语词典时，“约翰逊博士的脑子里是中国人的思想”。[Sir John Barrow:Travels in China:Containing Descriptions,Observations,and Comparisons,London,1804,p.249.]〔已有英美学者论证，现代英语是通过大量摄取汉字雅言而形成的。对此我们将另行考述〕。也就是说，约翰逊的知识背景主要是中国的（请读范存忠专著《约翰逊博士与中国文化》）。一册19世纪的期刊这样写道：“受到杜赫德著作的影响，约翰逊研读和敬佩中国。他说，中国的一些特点正是英国所缺少的。……令他惊叹的是，在那个国家，知识与高贵是划等号的，人们可以通过学习而进步和晋升，以良知来发展事业；（不存在像欧洲贵族那样）无知能够享有伟大，懒惰倚靠出身高贵的特权……。”[Samuel Johnson:The Works of Samuel Johnson,LL.D.,YN,1840,p.590.]
约翰逊等“莎士比亚编辑”。资料来源[http://www.explore-stpauls.net/oct03/textMM/DrJohnsonN.htm]
蒲柏版《荷马史诗》，实际上是这位译者自己虚构的。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教授迈克尔指出：
约翰逊博士夸奖蒲柏的翻译（伊里亚特）卓冠当时，却一点也不介意本特利（Richard Bentley,1662—1742年）的评价——“很美，但不是荷马的！”〔本特利曾当面说：“这诗确实很美，蒲柏先生，但你不能称它是荷马的诗！”〕。他（约翰逊）也没有联想蒲柏所学的。……欧洲人钟情于中国艺术和语言已有好几个世纪了，“中国风”从18世纪前到现在，最近（诗人庞德所处的20世纪初）在英美又上升到高潮。[Michael Alexander:The Poetic Achievement of Ezra Pou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p.98,233.]
（五）“翻译”是伪造经典的重要环节
（甲）反思蒲柏所“翻译”的“荷马史诗”
这里的“翻译”一词特指在18世纪的欧洲，把文字材料从希腊文、拉丁文或意大利方言土语（后者例如但丁的《神曲》）翻译成现代民族国家的通用语言。拉丁文和希腊文是在14—15世纪得力于印刷术，而先后产生的。如果没有印刷术的锁定和规范，字母表音文字毫无意义；因为人的口音总是随着时间或空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异，根本不能保持其一致性，遑论文字。所以18世纪的伏尔泰说，五百年以前的欧洲完全没有文字。
拉丁文和希腊文（与“古希腊”无关）都是宗教性，缺乏现世和人文的成分，而且也在成长中。
后起的欧洲各种“俗世文字”一开始是难产；其字母表音乃先天不良：时空变异和沟通混乱；从而加剧宗教战争，险些夭折。幸亏培根等众多西方精英倡导和从事以汉语为榜样的语言改革，在1650—1750年间，首先是英文（还有法语、荷兰语等）大量摄入中国的雅言含义，用中国物质文化作为其词汇的定义参照，并且“归化”中国风的视觉语言。所以说，第一部英语词典的编篡者约翰逊“脑子里都是中国思想”。英语等有通过贸易和文学传遍欧美。
说是翻译，实际上是重写——在观念和审美上，是集译者与时潮之大成，而无所不用其极。所以美国维斯理学院教授凯思琳·林奇撰文抨击，题为《荷马的伊里亚特和蒲柏的卑鄙的伪造》[JOURNAL ARTICLEHomer's Iliad and Pope's Vile,ForgeryKathryn L.Lynch,Comparative LiteratureVol.34,No.1(Winter,1982),pp.1-15Published by:Duke University Press.]
“作为伪造性的翻译”，马里兰洛约拉大学教授罗伯特·米拉说：“《荷马史诗》在被翻译成英语时，翻译者试图重新创造它，……翻译受到文化和语言变化的影响。”[On Death and Dying in Chapman's"Iliad":Translation as Forgery,Robert S.Miol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Vol.3,No.1(Summer,1996),pp.48-64.]
另一方面，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从唯美的角度肯定蒲柏的创意（尽管已远离了原先的荷马）：
蒲柏于1709年发表的《田园诗集》，包含希腊神话萨尔珀冬（Sarpedon）的插曲，被并入《伊里亚特》的完整版。……蒲柏对《荷马史诗》做了很大改进。……不可否认的是，他找到材料，大量添加。蒲柏以其勤奋和才艺，培育了我们的语言；以致那诗意优雅的“蒲柏之荷马”，为子孙后代留下来宝贵的财富。[Harold Bloom:Alexander Pope,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6,p.2.]
应该指出，蒲柏的语言之美，都是属于中国风范畴的内容。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英语系教授尤金妮亚·詹金斯说：在18世纪，“中国物质文化确定英国的审美原则，特别体现于英语的创造能力上，即亚历山大·蒲柏所称的‘有序多样性’。”[Eugenia Zuroski Jenkins:A Taste for China: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124.]
（乙）“翻译”还是彻底新构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博士香农·法莉有一篇文章《荷马版本：翻译与重写》，[Shannon K.Farley:Versions of Homer:Translation,fan fiction,and other transformative rewriting,15-03-2016.]兹介绍如下：
亨利·詹金斯教授著《文学偷猎者》和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1945—1996年）著《翻译、重写和操纵文学名誉》，按照这两本书，《荷马史诗》整个是被重写的。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是西方文化中“最具变革性的重写文字”。文本被重写旨在形式上和意识形态上满足特定体制的要求。
蒲柏翻译的《伊里亚特》，采用英雄史诗两行诗（每句有五音步十音节）的形式，融摄时代潮流，强调帝国的权力和鄙视不道德的行为，重塑阿喀琉斯（Achilles,半神英雄），以确保他的重写能够成功。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學研究员伊塔馬埃文–佐哈尔批评了西方翻译模式。按照这个模式，文学是“高级”或“经典化”否定“低级”或“非经典”。这很适用于讨论《荷马史诗》的重写。当它被翻译时，它就进入了“高级系统”或“经典水平”。由此，在文学上是希腊vs罗马、两者vs现代欧洲，最后是“拉丁文地方文学乃至希腊-罗马的文学与文化的死亡”。〔指希腊—罗马文学与文化被浪漫主义运动的重写，取而代之。——引者〕。由此，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给《荷马史诗》留下的方言文学的缺陷，则被浪漫主义运动所补救。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年）著有《荷马的版本》，承认重写的重要性，但无可奈何地感慨：“我们第一次阅读的名著是真正的第二手的（即被重写的）。”博尔赫斯说，只有依靠翻译（重写）的语言来判断荷马。再看看（荷马史诗）的翻译谱系：查普曼（George Chapman）、蒲柏（Alexander Pope）、古柏（William Cowper）、巴特勒（Samuel Butler）、巴克利（T.A.Buckley）、布彻（Samuel Butcher）和朗格（Andrew Lang），他们哪一个不是迎合非希腊的读者？这些翻译是忠实的吗？“读者问我，我总是回答：不存在，他们的所有都是这样，理当如此。”面对着许多成功的翻译文本，“忠实”几乎变得毫无意义。
在印刷革命中写作的蒲柏，把他的荷马版本视为“比原创还原创”。蒲柏说，在一种优秀的语言中，翻译文本不可能是原作；保留古代的光芒，传递原作的精神而已。
许多世纪以来，没有别的英译的荷马达到蒲柏的水准。然而，蒲柏的翻译与“希腊的荷马”毫无关系，就是他的同时代的人，也都坚信蒲柏版本完全丧失原作情景。但对蒲柏来说，荷马的翻译项目则关系到名利及地位；“被提升的古希腊文学……给他本人带来权威和权力”。
蒲柏的重写古典作家（作品）的项目，从翻译荷马到他自己的史诗《夺发记》和模仿贺拉斯，表明他深刻理解写作的权力。
无论什么时候，古典学家和翻译者想到英国文学传统，都会联想到蒲柏的翻译。虽然蒲柏的译著已成为普遍认可的传统，但是，毋庸置疑，它是一种变革式的重写；创造性的阐释贯穿全篇，这让人想起现在的一些“吸粉虚构（fan fiction）”。
（丙）利用虚幻的荷马构建“西方古典学”传统
西方是怎样滥用荷马，彰显自身价值的呢？麦克莱恩（纽约大学）和斯莱金妮（格拉斯哥大学）两位教授说：
荷马或荷马思想承担着各种各样的文化价值，这也不是新闻了。这位文化人物的身份被变来变去，以致人们感到长期以来，荷马是被利用或滥用。就像詹姆斯·波特（James Porter）建议的那样，荷马通常被招魂，来钦定文化事业（承担西方价值）……18世纪的英国，正在进行文化与社会观念的转型，“荷马”在文化询问模式中成为重要象征（确实是以我们认可的方式发明的）；以他为参照，去呼唤早期英国、原始诗歌、口语传统和英雄崇拜。[JOURNAL ARTICLEBRITISH ROMANTIC HOMER:ORAL TRADITION,"PRIMITIVE POETRY"AND THE EMERGENCE OF COMPARATIVE POETICS IN BRITAIN,1760–1830 MAUREEN N.MCLANE and LAURA M.SLATKINELH Vol.78,No.3(FALL 2011),pp.687-714.]
一般说来，西方文学发轫于《荷马史诗》。但实际上它是现代“杰作”。
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的西欧浪漫主义运动，虽然穿插着“贱古、贵古”的古今之争；但毕竟大功告成、皆大欢喜——通过翻译和改写，使粗枝烂叶变为花团锦簇（众多名著）。后者实际上是“中国风”（模仿或复制中国文艺及审美价值）的产物，然而西方一旦觉得可以自成体系，便自诩自己传统；并且从改写荷马一路走下来，到改写整个的希腊-罗马“历史”，把它们编造成为“西方遗产”。对此，代表主流西方的吉尔伯特·海特供认不讳，他从法国改写荷马的角度说明之：[Gilbert Highet:The Classical Tradition:Greek and Roman Influences on Western Litera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286—288,472.]
在1742年，蒲柏先生姗姗来迟地加入了“书的战斗（the battle of the books）”。他把本特利（Richard Bentley）夸张形式置于《愚人记》（the Dunciad,蒲柏作品）。而本特利则……讽刺蒲柏翻译的《伊里亚特》：“真正优美的诗，但你却不能称它是荷马的。”
（先前）高贵和高才的达西尔夫人（Madame Dacier,1654—1720年）把《伊里亚特》翻译成法国式散文，发表于1699年；在书中，她（自称）不遗余力地恢复被以前的翻译所掩盖的华美……。十余年后，即1714年，她的这部散文诗作被拉莫特（Antoine Houdar de la Motte,1672—1731年）贬斥，其观点被重审；拉莫特在一个简略翻译的《伊里亚特》中，删减，并剔除其有害部分，即那些伤风败俗的词语（bowdlerized）、无聊的对话、粗俗的表述、恶心的情绪和令人不愉快的迷信，因为这些都冒犯了巴洛克品味。达西尔夫人撰写《品味腐败的原因》一文，进攻当代文学倾向和文明标准……。
尊古派最终赢得战斗。他们认为……古希腊和罗马的作品……不能被一代人的鉴赏品味所否定。……“书的战斗”已大量改进了它们，使之变得精炼。
在18世纪末，这些古典的捍卫者们……帮助加深对希腊诗歌的理解，……巩固和扩大文艺复兴作为最高传统。……双方（把先前文本当做原始素材的“新古典”和神化西方谱系的尊古派）的“书的战斗”的真正好处是，遏止奴性般的尊重传统；另一方面，它使将来的作家们更难产生“复制中国”的古典名著，因为确切模仿是美德和创作的“原罪”。〔引者按：作为欧美文学的奠基性的“三部曲”，即在1760年代英国问世的麦克弗森的《莪相》、托马斯·珀西的《英诗辑古》和霍勒斯·沃波尔的哥特小说《奥特朗托城堡》，都是基于中国资料伪造的。我们将有专论〕。
希腊-罗马的历史已被19世纪的学者改写，虽然这项工作还未完成，直到在1914年之前一直在稳步进行。
用现代方法处理希腊和罗马的历史，乃至全部的历史；这是由德国-丹麦后裔、成为柏林的教授的尼波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年）首唱的。……尼布尔主张借助于进化推论的方法，弥补第一手、第二手信息之间的裂痕。虽然他的教学让人们感到这样的历史不踏实，但他却能够运用严谨、创意和想象力来形成体系。……例如关于李维的罗马史，无法用真实的材料佐证，他就从口传的歌谣去推测。
（六）中国风塑造“荷马佳作”
（甲）风行草偃的西方大雅
如果要问，蒲柏的天赋和他的文艺品味的内涵与基础是什么？回答是“中国风（Chinoiserie）”，它把审美、文艺、哲理和雅言带给英国及西方！宋词云：“惠风草偃，禾稼春融；……满城桃李，尽将芳意谢东风。”
美国诗人艾伦·泰特（Allen Tate,1899—1979年）说：“西方文学的中国风要追溯到18世纪的蒲柏时代。”[Ishmael Reed:God made Alaska for the Indians:selected essays,Garland,1982,p.117.]
英语文学教授尤金妮亚·詹金斯说：
关注18世纪的（西方）诗歌，应该将它和新兴的中国品味联系起来……；在英国的中国物质文化意味着审美秩序的有效原则：特别体现在英语的创作能力上，那就是亚历山大·蒲柏所说的“多样性之有序”——和而不同、绽放异彩。[Eugenia Zuroski Jenkins:A Taste for China: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124.]
尤金妮亚在其文章《中国风、审美形式和蒲柏与斯威夫特的诗歌……》中，强调那时的英国诗人们是在中国文化的氛围里施展才华的。[18th Century Studies,Eugenia Zuroski Jenkins:"Nature to Advantage Drest":Chinoiserie,Aesthetic Form,and the Poetry of Subjectivity in Pope and Swift.]她还说：“在文学和物质文化上的中国风，在形成的审美观念和英语主体性上起着核心作用。”[Eugenia Zuroski Jenkins:A Taste for China: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Synopsis.]“在漫长的18世纪，英语文学依靠中国轮廓产生了它的自身模式”。[Eugenia Zuroski Jenkins:A Taste for China: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1.]若石诗云：
风载仁德始自天，行程万里润桑田。
草青花艳人得意，偃武修文社稷安。
末句“偃武修文社稷安”，在西方而言完全背道而驰，所谓的西方文学也不过是为虎作伥的殖民主义工具而已。
进而言之，奥基恩（Daniel O'Quinn,圭尔夫大学教授）说：从18世纪初，“随着‘中国风’传播，东方的想象、主题、文物和风格进入英国文化之中，……蒲柏的诗歌包含了他所玩味的东方主题。”[Charlotte M.Canning,Thomas Postlewait:Representing the Past,University of Iowa Press,2010,p.351.]
美国密歇根大学英语系主任大卫·波特指出：“‘中国风’作为一个重要的和具有寓意的传统，贯穿于从复辟时期（1660年代）到18世纪的英国文学和好几代文学家，诸如：威奇利（William Wycherley）、蒲柏（Alexander Pope）、约翰·盖伊（John Gay）和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Thomas Beckford）；尽管最能体现中国风精神的作品，还是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的《世界公民》……。”[David Porter:Ideographia:The Chinese Ciph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137.]
（乙）英国及欧洲文学的“中国化”
包括蒲柏在内的所有那个时代的西方诗人和作家，都是在“中国风”中成长起来的。在《牛津全球现代主义指南》里，有马萨诸塞-阿默斯特大学教授劳拉·多伊尔（Laura doyle）所写的词条，承认西方现代文化和文学皆源自中国。
埃里克·海特（Eric Hayot）的文章《中国式现代主义》……指出，“现代主义”这个词对于西方来说是舶来品，……英国-欧洲的现代主义（作家们）在语言、历史、文化和文学上深深地欠债于东亚，这是物质和思想从东向西的流动。唐纳德·拉赫的多卷本研究成果——《亚洲塑造欧洲》，以大量文献资料揭示，亚洲的商品、艺术和思想向西倾注，促使我们今天称之为“现代西方”的形成，这个过程主要开始于17世纪后期……。
在其所著《东方的启蒙运动》中，克拉克（J.J.Clarke）继续这项研究，即现代早期的西方哲学的东方源泉，这是部分基于雷蒙·史华伯（Raymond Schwab）的《东方的文艺复兴》的。而克拉克教授的书的开宗明义则是，伏尔泰所言“西方的一切归功于东方”。该书还说，中国哲学对莱布尼茨著作的冲击是构建性的。莱布尼茨广泛地阅读和书写中国哲学，宣称它是基于理性的自然宗教的模范。
相似的，刘教授最近的书《不同的伊甸园的种子》（Yu Liu:Seeds of a Different Eden,2008），在很大程度上揭示，欧洲启蒙运动的关键思想和英国及欧洲知识分子在许多方面，都是在东方文化的栽培下成熟的……。刘认为，“中国风”席卷18世纪的欧洲，但它通常被（西方中心论）淹没于“东方主义”之内，以致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这一事实，即西方的现代性在政治和艺术上是亚洲思想的副产品。她接着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新的艺术和美学开始于移植中国的园艺及其思想，它逐渐发散开来，变成现代性的思维方式，体现于沙夫茨伯里伯爵、约瑟夫·艾迪生、亚历山大·蒲柏和哲学家康德的作品上。中国的审美是有机形式，包含不规则、更自由的、合乎自然的多方互动；它对沙夫茨伯里政治思想，对蒲柏、汤普森和格兰杰等人的田园诗的形成，皆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后在意象派诗歌和现代派评论那儿回响。
有机美学形式的中国源泉这一点，要求我们重新思考西方文艺谱系。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正在把纪伯伦的“现代性”追溯至中国。[Mark Wollaeger，Matt Eatough:The Oxford Handbook of Global Modernism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677—679]
另外，刘教授（Prof.Yu Liu）的又说：“……虽然蒲柏从未到过远东，但作为一个具有这方面的想象力的艺术家，他能够吸收和运用那多样性优雅的中国思想；当他谈及坦普尔（Temple）和马国贤（Matteo Ripa），说：‘他们是懂得中国古典园艺的。’……上述‘洒落瑰奇（sharawadgi）’的中国艺术精神，到18世纪末，……通过沙夫茨伯里、艾迪生和蒲柏，把来自‘不同伊甸园的种子’的灵感，传给了赫尔德和康德，成为其美学理论的要素，从而进入英国和欧洲的主流文化。”[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 Review,Volume 53,10-1-2005 The Inspiration for a different Eden:Chinese Gardening Ideas in England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Yu Liu.]
尤金妮亚·詹金斯著《中国品味与英语的主体性》（牛津大学出版）写道：
中国风格在那些英国精英的思想中起着重要作用，诸如亚历山大·蒲柏、约瑟夫·艾迪生和安东尼阿什里库珀（第三沙夫茨伯里伯爵）。……中国的多样性和谐的美学思想，参与了康德的美学革命，从而形成欧洲的现代性。
中国风在形成英语主体性上的决定作用，体现在笛福的小说……及蒲柏和斯威夫特的诗里。……“中国物语”（物质文化）已融入18世纪的典范英语之中，并且转化为英国文学和文化资本……，从而确定了英语的主体性。中国性（Chineseness）应该代表英国认同的新形式，……它作为一种重要想象服务于保持“英国风格（Englishness）”的连贯性。[Eugenia Zuroski Jenkins:A Taste for China: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13,123.]
（丙）西方名著袭用中国叙事方法——“中国盒子”揭秘
根据布尔加尔（R.R.Bolgar）教授的研究，在18世纪的英国，“荷马世界是被当做原始文化的例子加以处理的。……对于原始粗糙的‘礼貌的厌恶’（polite distaste），激励着18世纪的艺术心灵。正因为如此，蒲柏感到，《荷马史诗》必须被改写，然后它方能被欣赏。如此一来，成功造假的障碍就被取消了，……以致在1762年，麦克弗森宣称他‘翻译’了盖尔语的古诗（《莪相》）。”[Moritz Csáky:Europa im Zeitalter Mozarts,Boehlau Verlag,1995,p.109.]
麦克弗森的《莪相》——“北方的荷马”（Homer of the North）——是采用“中国盒子”（Chinese box）的叙事方法。他可能是从蒲柏那里学到的，因为蒲柏掌握了如此复杂多变的“中国盒子”的表现手法。[G.S.Rousseau,Pat Rogers:The Enduring Legacy:Alexander Pope Tercentenary Essay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188.]这样一来，蒲柏版（现代版）《荷马史诗》也就变成“中国风”的了。纽约大学教授巴里·桑迪韦尔说：
《奥德赛》的倒叙和第一人称叙事，这在西方文学上首次亮相，它开启了著名的文学反思（literary reflexivity）之“中国盒子效应”……。
我们听到奥德赛讲述自己的命运……，与特洛伊人的战斗；我们听到《伊里亚特》诗篇的情节……，都被包含在时尚的“中国盒子”里，它镶嵌了特洛伊的情况……。[Barry Sandywell:The Beginnings of European Theorizing--reflexivity in the Archaic Age,Volume 2,Psychology Press,1996,p.96—97.]
原来西方人所称谓的“中国盒子”（Chinese box）是中国传统的一种分层次的套匣，每一个结构都镶嵌在更大的框架之中。这对于西方来说闻所未闻，是来自中国风的一种新颖、精巧和复杂的包装方法的展示。这样的中国套匣不仅激发了世界各地的包装款式，而且早在17世纪就被发现用于文学上的比喻描述。在中国文学中，这种方法司空见惯。到了欧洲文学中，中国盒子的结构也用来指称叙事框架，尤其是在小说和戏剧中的复杂、跌宕的故事，通过回旋、幽婉的方式表现人物、事件，从不同视觉角度表现出奇异的多层次景象。例如柏拉图的《会饮篇》、玛丽·雪莱1818年的小说《弗兰肯斯坦》、乔斯坦•贾德(Jostein Gaarder)的《纸牌的秘密》和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所使用的就是这种“中国盒子”的叙事方法。[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inese_boxes]
圣母大学教授大卫·康诺（David K.Connor）说：“雪莱在1818翻译的柏拉图《会饮篇》，他重写了书中的诗人。”[Donald R.Morrison:Cambridge Companion to Socrat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xi.]再者，神学家、哲学家克尔凯郭尔（Sø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年）也重写了整个《会饮篇》。[Jon Stewart,Jon Bartley Stewart:Kierkegaard and His Contemporaries,Walter de Gruyter,2003,p.317.]
较明显的使用“中国盒子”技巧的英国作家或作品很多，诸如德莱顿、蒲柏、麦克弗森、布莱克、济慈、雪莱和司各特……，以及华兹华斯之《序曲》[Stephen Gill:Wordsworth's Revisitings,OUP Oxford,2011,p.105.]、现代版莎士比亚之《暴风雨》[Gary Schmidgall:Shakespeare and the Courtly Aesthetic,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p.268.]和《凤凰与斑鸠》[MacDonald Pairman Jackson:Determining the Shakespeare Can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168.]和勃朗特《呼啸山庄》[Leo Braudy:Haunted:On Ghosts,Yale University Press,2016,p.98.]等等。
2018年3月18日完稿
（原载《名作欣赏》2018年第10期、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