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古史的“去希腊化”
作者：张治
近东诸多古代文明给我留下的粗浅印象，是可供后人做历史研究的文献记载并不多。其中，波斯古史，或称为伊朗古代史这一领域，就是如此。
当代西方治此学的名家，皮埃尔·布理安（Pierre Briant），在其《波斯帝国史》（Histoire de l'Empire perse, de Cyrus à Alexandre，1996年）引言中就说：阿契美尼德王朝历史的最大特点，便是波斯人没有为自己的历史留下任何书面的叙述材料。据那位供奉波斯王庭的希腊医师泰西阿斯（Ctesias of Cnidus）所见，曾存在所谓御敕编修的皇家古事纪录的，但我们没有找到旁证，何况后世又有亚历山大大帝将波斯王宫一切文献付诸一炬的故事。
【何新按：西方伪史的特点就是没有任何史料可以凭空杜撰历史，波斯希腊埃及莫不如此！但是中国的夏朝，三代史书言之凿凿，西方史学却予以否认。这是为什么呢？】
最近出版了两部以“波斯帝国史”为题的中译本，译者俱是令人敬佩的前辈学者，一位是世界古代史专家李铁匠先生，一位是多年来潜心于波斯经典文学著作翻译的张鸿年先生。
李先生译的是美国东方学家奥姆斯特德（A. T. E. Olmstead，1880－1945）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写作的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一书（作者身后又经修订），说起来略有过时之嫌，因为之后在学术界还有诸多更好更新的著作，比如第三版剑桥古代史第四卷的波斯帝国部分，又比如上面提到的皮埃尔·布理安的那部书。
奥姆斯特德这部著作好处在于写得非常顺畅，经过李铁匠先生轻车熟路的译笔，读起来生动有趣，能够令对西亚古代史感兴趣的一般读者有大开眼界的体会。而因翻译全本的《列王纪》令我们非常感念的张鸿年先生，他译的这本《波斯帝国史》出自伊朗本土的当代历史学者之手，其特色首先在于视角的不同，这是我们特别想要认真捧读的原因。
张鸿年先生在本书的“译者前言”说，这位伊朗学者阿卜杜·侯赛因·扎林库伯（殁于2005年，可书后作者简介说他“1922－1999”）的这部著作，原本的波斯文题目是“伊朗民族史”，由于考虑到中国读者比较熟悉波斯帝国，因而改名“波斯帝国史”，不过，此“波斯帝国史”与奥姆斯特德著作的范围大不相同。
奥姆斯特德只写了阿契美尼德王朝，而扎林库伯处理的年代下限止于公元651年萨珊王朝结束。张先生说：“一般的波斯帝国史著作对伊朗古代三大王朝中的阿美契尼德王朝和萨珊王朝叙述得比较详细，而对延续了近五百年的帕提亚王朝则往往语焉不详”，而扎林库伯借重东西方（包括中国）材料，并在历年考古发掘的基础上，用了全书六分之一篇幅论述此段历史。
虽然在别的西方学者的波斯古史著作里我们也看到过对帕提亚王朝历史的详尽论述（比如Richard Nelson Frye写的The History of Ancient Iran，时代范围与扎林库伯之书大体相当），但比较阿美契尼德王朝和萨珊王朝，关于帕提亚王朝史的通论确实显得少一些。
我关注伊朗本土的这部《波斯帝国史》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此书有意地反“东方学”，自从希罗多德《历史》和色诺芬《长征记》以来，如作者所说，“西方历史学家不自觉地继承了始自哈沙亚尔沙和亚历山大时期的根深蒂固的仇恨，对伊朗人民怀有病态的恐惧”。因此这部书的写作目的，即在于忠于史实地对民族史作出不带偏见的评价。与其说这是对伊斯兰化之前的伊朗史的“反西化”，不如说是一种“去希腊化”。
我们在奥尔斯特德书中看到他认为波斯古帝国（指阿美契尼德王朝）后期雇佣希腊士兵和文化顾问，乃是一种希腊化的表现，而扎林库伯书中则说：“伊朗希腊化的进程虽然在阿什康尼王朝初期，在一段时间内仍在继续，但总的看来，没有深度，而且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页217）并且向读者强调，不仅有波斯的希腊化，也有希腊世界的波斯化，亚历山大和他的师父亚里士多德都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
全书随处可见贯彻作者这一宗旨的语句，比如“赛琉古王朝的统治者们与各东方民族的女人的婚姻并未能使伊朗人不把他们的后人视为异族人”（页238）；“并不像有些西方学者所想象的，希腊化的过程仅仅是希腊哲学融入东方观念的过程。希腊人的思维和仪礼影响了东方人的思想，东方的仪礼也影响了希腊人的思想。这是东方和西方的‘联姻’”（页255）；“希腊精神的最后体现，如皮隆（引者注：一般多译作皮浪）的学说、芝诺的学说、伊壁鸠鲁的学说，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东方的影响”（页259）。
尽管如此，去希腊化的同时仍不可避免的是“言必称希腊”，因为如开篇所言的文献难征之问题，伊朗民族对于自家古史的认识多须依赖希腊－罗马－拜占庭的古典著作。有关阿美契尼德王朝的史实纪录，除了一部分来自碑铭文字，其他则都要引述西方古典作家。页113至114处，提到一个波斯将军自我牺牲的故事，可以与希罗多德并列的波斯文献，居然是出自十三世纪的一首叙事诗。除了希罗多德，小居鲁士在位之前的历史事件还屡次引用泰西阿斯《波斯志》，有的地方便没有明说，比如页144中所述“颇似一篇小说”的宫廷爱情，便是出自拜占庭学者著作中保存的泰西阿斯一个残篇。
全书读下来，我发现实际上其他段落亦多暗引，如关于亚历山大大帝出征东方世界的历史，此书用了一大章的篇幅（题为“宫廷烈焰”），多有采用阿里安之《远征记》而不称引书题的地方。许多场合下，因为具备了针对希腊罗马历史文献的说法进行批评的条件，作者才指名道姓起来。
比如页89，居鲁士帝征服吕底亚，希腊文献有波斯皇帝听闻梭伦箴言而赦免俘虏，以应和阿波罗降雨的说法，作者在此对来源及其旁证便交代得很清楚，继而便指出其虚构性，“反映出这则传说可能是出自早已被人们遗忘的悲剧的情节”。又如页111，直斥希罗多德关于大流士帝的纪录是“添油加醋渲染”，“颇似一篇神话传说”。其实对于希罗多德著作史料信伪的批评，早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作者带有感情倾向的这种表述，显然是与其民族感情立场密切相关的。不过，有意思的是，他在处理本民族留存下来的一些夸耀天朝气象的材料就不再分析是否可靠了，而是带有自豪感地直接运用起来（如页114处关于首都城市建设的铭文）。
从原文来看可能更容易体现作者反东方学立场的另一特点，便是他在史地及人物专名上采用的拼写，与接近希腊语、拉丁语、英语和法语发音的既定名称有所不同。这在序言中有明确的强调。这种本土传统的专名，并非作者的杜撰，而系由来已久的伊朗民族自己的命名方案，对此我们自然应该予以尊重。精通波斯语文的张鸿年先生，在翻译过程中显然也努力要贯彻这一点，比如Xerxes帝，我们过去根据英语习惯，想象其发音而译作“薛西斯”，实际若按希腊文的发音，大体应作“泽耳克塞斯”才对。张鸿年先生根据波斯文发音，译作“哈沙亚尔沙”，与西化的读法大为不同。
不过，既然此书运用了大量的古希腊拉丁文献，则很多希腊罗马人的姓名便不能也照着波斯文发音来翻译了。这一点，张先生似乎是有所注意的，比如希罗多德、色诺芬、亚里士多德，这些中文世界里一目了然的名字，在译本中都有所遵从。但还有很多类似的情况，未使用已为人熟知的汉译，且与原本希腊拉丁发音或是近代欧洲语言所用的发音出入较大，张先生的译法，往往使人猛一看以为所说的是波斯人或其他陌生作家。比如：Isocrates译作“伊索克拉台斯”、Demosthenes译作“德姆斯台涅斯”、犬儒派哲人Diogenes译作“迪夫贾内斯”、Lucian译作“鲁西扬”、Diodorus译作“迪夫杜鲁斯”、Pausanias译作“普扎尼亚斯”，多次出现的“新柏拉图学派的大师伏鲁廷”，原来是通常译作普罗提诺的Plotinus，修昔底德也算我们熟悉的译名了，在此被译作“图斯迪德”；比较离谱的，我需要查考上下文才弄明白，比如Quintus Curtius Rufus被译成“肯特·库罗斯”，而Strabo被译成“埃斯特拉普”。
出现这个问题，肯定是原文将希腊罗马人名转写造成的读音混杂，且大多不附拉丁化通用写法，故而易造成障碍，有时中译本附上了拉丁化人名，却又写错了，比如马可·安东尼的副帅Ventidius，变成了Ventius（页303），我觉得这一定不属于作者所谓旨在与西方学术语境保持距离的那种专名。
我们恐怕是没有必要在引入一本波斯古史的时候，建立起一套波斯文的西方古典译名表的。翻译中出现以上的问题，当是张先生对希腊罗马古典比较生疏所致。我们自然不会对波斯文学领域的前辈先贤不熟悉希腊罗马文化进行太多苛求。但正如上文所说，此一部波斯帝国史，动用最多的史料文献该出于西方世界的“他山之石”，于是这种生疏感便造成翻译过程中的很多问题。比如一名多译的问题，上面的“库罗斯”，下文复改译作“库尔提欧斯”或“库尔提伍斯”；古罗马博物学名家Pliny，先后被译作“波里尼”和“普里尼”；Ptolemy被译作“别特里赛”和“别特尔莫斯”；马可·安东尼的Antonius，先后被译作“安特旺”（似是法文读法）、“安托纽斯”和“安东尼”；Dio Cassius译作“迪伍卡苏斯”和“迪夫卡修斯”；拜占庭皇帝Justin，数页之内竟出现了“尤斯廷”、“儒斯廷”、“儒斯坦”三名。
顺手再指出对西学古典文化的生疏感造成的一些译文问题：
页139，“据说名医苏格拉底曾拒绝为伊朗国王治病。他说自己道义上的责任是为希腊人治病，而不是为他们的敌人治病”，苏格拉底闻名于世的，当是哲学家，何来名医苏格拉底呢？经过查考，我们发现此故事的主人公当是希波克拉底。这则材料出自罗马帝国时期的以弗所人索剌努斯（Soranus）著《希波克拉底传》（Vita Hippocrates）。
页183，“公元前3世纪的一位希腊作家阿塔内印证哈列斯的米提兰尼的话说，《扎里亚达斯和伍达提斯》就是当时非常著名的故事”，原本因为张鸿年先生是波斯文学专家，我们比较不会对此发生疑问。但我好奇他提到的希腊作家是谁，于是查了一下，发现这个故事指Zariadres and Odatis，那个“哈列斯的米提兰尼”竟然是把地名和人名颠倒了，指的是Chares of Mitylene，他才是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作家，而“阿塔内”是生活于公元2世纪的Athenaeus，这段引述以及《扎里亚达斯和伍达提斯》的故事梗概，出自他著名的《哲人燕谈录》Deipnosophistae一书（XIII，575，loeb本旧版第104－109页）。
页184－85，“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狄翁把波斯穆护视为同巴比伦的卡尔丹人和印度的苦行者一样的哲学奠基人”，这句话叫人一下子不明白“狄翁”是哪位先哲，后来一想，才明白应该是第欧根尼拉尔修，原话的意思是指见于此人转述中的亚里士多德之观点（见《名哲言行录》，I 8）。
页228，塞琉古君主Antiochus IV与埃及开战时，公元前169年俘虏的是Ptolemy VI，但中译本此处作“别特尔莫斯·菲鲁兹帕特尔”，是不对的，托勒密六世被称作Philometor，上文已将Philopater译作“爱父者”，则此处就该译作“爱母者”才是。下文还有将Sator分别译成“拯救者”和“苏特尔”的，也是未能统一体例。
关于希腊化时期的记述中几次提到了“上帝”，这个带有基督教意味的译名是不准确的，比如页188处谓卡里斯汀森向亚历山大宣示上帝旨意，这里说的是“德尔斐神谕”，则“上帝”指阿波罗。页220处，述及塞琉古王朝君主Antiochus II得“上帝”封号，这里的Θεó不过是多神信仰中新添上的一位神祗而已。至于Antiochus IV，其封号译作“上帝的化身”，却是对的，因为据《旧约·但以理书》（书中后文将之译作《丹尼亚尔》），此君“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
此外，书中还有不少涉及中国古史即有的专名，张鸿年先生多遵从传统汉籍的流行译法，比如祆教祭司magi，依《旧唐书》译作“穆护”（没有选用略早的《晋书》之“莫护”）；Merv这个地名，依《后汉书》译作“木鹿”；Hephthalite，译作“嚈哒”，Kushan，译作“贵霜”，Avar译作“柔然”等。关于摩尼教的历史，亦多参考吸收中西交通史专家的成果，采纳权威之定称。不过，若依名从古例的方案，也许祆教教主Zarathustra当翻作“苏鲁支”而非“琐罗亚斯德”了，而帕提亚帝国也要改作“安息”才是，可想必这两个专名关系政教大体，以中国古称翻译，恐怕会在去希腊化之后又变得“中国化”了吧。如萨珊王朝两名得到唐天子庇护、死在中国的王子，译者便在另拟译名之后，在注释中说明各自在《旧唐书》中的译法。
本书曾述及一事，公元3世纪中叶，罗马皇帝古尔迪亚努斯三世（Gordian III）亲征波斯，作者提出一个很有趣的设想，他说假如当时有可能出现一个巧遇，因为罗马军中有那位新柏拉图学派大师普罗提诺，而这时期摩尼在波斯君主宫中效力，还参加过一次与罗马人的战争。作者说：“摩尼所以随军出征是想在西方宣扬自己的学说，伏鲁廷随军则是想了解东方哲理。一个是东方哲理的代表人物，一个是西方神秘主义大师，两人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处于对垒的两军军营之中。”存在于一部现代历史著作中的这个设想具有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象征意义，形容出两个对立已久的古老文明，在对抗中又互相寻求灵感的那种关系。
《波斯帝国史》
[伊朗] 阿卜杜·侯赛因·扎
林库伯著
张鸿年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
454页，4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