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德国名字奥托·布劳恩），1900年9月28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

1932年春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往中国。

奥托·布劳恩是在当年秋天到达上海的，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工作。

由于共产国际驻华军事代表兼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迟迟未到上海，所以 奥托·布劳恩参与红军“军事上的判断和建议”，开始参与对苏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　　

中文名　　李德　　外文名　　Otto Braun　　国籍　　德国 犹太人　　出生地　　慕尼黑　　

出生日期　　1900年9月28日　　逝世日期　　1974年8月15日　　

职业　　军事顾问　　毕业院校　　伏龙芝军事学院　　信仰　　共产主义　　

主要成就　　参与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　　

代表作品　　《中国纪事(1932年～1939年）》　　

原名　　奥托·布劳恩　　笔名　　华夫　　

人物生平　　

李德（1900年～1974年），奥地利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1900年9月28日生于德国慕尼黑，1974年8月15日卒于柏林。原名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笔名华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德国共产党。1918年参与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1926年被德国政府逮捕监禁。1928年越狱逃往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春毕业后，进入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因与王明较熟,被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东北收集日军情报。1933年9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顾问。在指挥红军作战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反对游击战，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致失败。红军长征开始时，是军事最高领导三人团成员之一。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被撤销指挥红军的权利。后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

抗日战争初期，任中共中央军委军事研究编委会主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教授。1939年夏去莫斯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加入苏联红军。1941至1948年在克拉斯诺戈尔斯克任教。1949年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定居，潜心著译。

1964年任德国列宁著作德文版主编。　　　

李德红军长征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名字。

他作为一名来自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不仅同中国红军一起亲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更是这一历史壮举的重要决策人和初期的主要指挥者。但正是由于他的错误指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并在长征初期付出惨重代价。　　

1932年春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往中国。他是在当年秋天到达上海的，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工作。由于共产国际驻华军事代表兼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迟迟未到上海，所以 “从第一天起”，奥托·布劳恩“就不得不作出军事上的判断和建议”，开始参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根据地。同年9月，他以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瑞金，并开始启用他的中文名字——李德。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将红军的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李德。

这个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3年和只有街垒巷战经验的顾问，不问中国国情、不顾战争实际情况，仅凭课本上的条条框框，坐在房子里按地图指挥战斗，结果导致反“围剿”作战连连失利，致使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而他本身只指挥过一个骑兵旅,使红军踏上了悲壮的长征路程。　　

长征初期，李德是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成员之一，他的军事指挥错误再次充分暴露。他一方面强调保密，对战略转移没有进行应有的政治动员；一方面在退却中采取了消极避战、逃跑主义，使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损失惨重。　　

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1935年1月15日～17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刻分析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李德神情沮丧，拒不接受批评。遵义会议后不久，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而正式结束了李德、博古对红军的军事指挥。　　

此后的长征路上，李德虽然不再拥有军事指挥权，但仍然多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在1935年6月26日两河口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李德明确同意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反对张国焘南下。

1935年七八月间，红军大学成立，李德被派往讲授军事理论课。不久，发生了红军大学教育长、原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拉拢红四方面军学员随张国焘分裂逃跑的事件。李德与李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坚持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是正确的，不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把部队拉走。争吵中，毛泽东赶到说：“捆绑不成夫妻，谁愿意走，放他们走吧！”　　

1935年10月，李德随红军到达陕北。

1939年8月李德离开延安返回莫斯科。作为长征的亲历者，李德对长征给予了积极评价。他认为，“虽然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从政治上看，仍然是中国红军的一次胜利。红军抵御了占有强大优势的敌军，突破了敌人的坚固阵地和重重包围，给敌人以数十次打击和成百次骚扰。红军行程1万多公里，横贯12个省，翻过18座大山，渡过24条大河。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功绩，是中国红军――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军队的全体战士伟大的勇敢、坚韧的毅力和革命的热情的明证。”

神鬼莫测·後記

​這本書，是我研究共济會一系列資料所編撰的第五部分，也就是最後一部了。

​我于2006年收到來自一個隱身共濟會會員的一封信件後， 就開始關注共濟會問題，驀然間發現世界歷史中，竟存在這 個駭然又傳奇的隱形巨物!由於它隱秘和神秘，我對它的 研究有如盲人摸象，至今仍然不能說我已真正了解它。

而自 2013年以來，我因病患，身體和腦力均難以繼續對它進行更 深入研究了。

但無論我之所论的對錯，這本書與前四部一樣，集聚了一 些我個人的研究心得。

​本書與前四部一樣，蘊涵了從不同資源蒐集來的資料， 包括來自國內外互聯網的有關內容。這些資料，有的有署 名，有的是佚名，我收集羅列之，僅是作為論證資料，提供 給歷史研究者鑒別和分析，並不意味着我贊成其中的觀點。

 其中有些內容未經甄別或不盡可信，則有待明哲者進一步分析考 證，這是必須在此特別說明的。

​但是，儘管仍然存在諸多難以確證的因素，然而共濟會的存在是確實無疑的，它的歷史，至少千年以來是世界金融 史、宗教史、政治史和人類神秘社會歷史所不可或缺的組成 部分，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由於共濟會至今仍然鮮為人知，因此，我謹以這五部 書為以後的研究者提供資料，如略具拋磚引玉之意義，則 亦感欣慰之極了。

​何新 2017年10月8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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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动世界的英国“皮尔当人”考古造假事件     

“皮尔当人”是科学史上最著名的考古骗局之一，在近百年之后，它的真相仍然没有完全搞清。

1912年2月15日，业余研究古生物学的英国律师查尔斯·道森交给著名古生物学家、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地质部主管史密斯·伍德沃德一些颅骨碎片，据他说，这是在1908年一些工人在皮尔当的砾石层挖掘时发现的，不幸被工人用镐敲碎了。

1912年6月2日，伍德沃德、道森和日后成为著名古生物学家和神学家的法国耶稣会教士德日进一起到皮尔当继续挖掘。在现场，道森发现了一个下颚骨和两颗臼齿，以及石器、动物化石等。他们在12月18日伦敦地质学会的会议上公布了这个重大发现。伍德沃德认为，他们发现的是一个早期人类化石，将之命名为“道森曙人”，其颅骨各个方面都很像现代人，但是下颚骨和臼齿则很像猿，这似乎表明这是一个半猿半人的过渡型化石，是古生物学在苦苦寻找的从猿进化到人的缺环。消息传开后，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轰动。    

随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现：1913年夏天，德日进在同一个砾石层发现了一颗犬齿化石，刚好可以和前面发现的下颚骨化石配套。1914年，工人在同一个地方发现一根象牙，似乎被人为加工当棍棒来用。1915年，道森在距离原发现点两英里处，发现了两块颅骨碎片，属于另一个皮尔当人。次年，道森病故。在他死后，古生物学继续在皮尔当挖掘，但是再也未能发现任何化石。德日进在1914年年底回到法国，1923年前往中国，后来参与了周口店“北京人”的发掘工作。   

 此后的40年间，皮尔当人都被认为是更新世时期的化石，距今大约50万年，这是根据与皮尔当人一起出土的古生物化石认定的。40年后，古生物学家掌握了更精确的年代鉴定技术。1952年，牛津大学古人类学教授K·P·奥克利开发出通过测定氟的含量来鉴定古生物化石年代的方法，他用这个方法对皮尔当人下颚骨进行测定，发现其年龄大概只有5万年，作为猿-人过渡型化石显然太年轻了。

1953年7月，伦敦开了一次古生物学会议，奥克利与两名古生物学家共进晚餐时谈到皮尔当人化石，都觉得这个化石与其他猿人化石格格不入，显得很蹊跷，有必要对其做一番仔细鉴定。之后，他们采用同位素技术、化学方法、X射线、显微技术等多种方法对皮尔当人及相关化石做了分析，证明了它是一个赝品——它的头颅是中世纪（大约500年前）现代人的头颅，下颚骨是现代猩猩的，犬齿是黑猩猩的。它们用铁溶液与铬酸浸泡过，以显得年代久远。石器是用现代工具打磨出来的。动物化石则是从外地收集来的，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   

 接下来的问题当然是：谁干的？几十年来，已有几本专著和数百篇文章试图破解这个世纪大案，被怀疑对象有十几人，甚至连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也被列入其中，他住在皮尔当附近，并曾经去过现场。当然，嫌疑比较大的是到现场挖掘的伍德沃德、道森和德日进，而最大的嫌疑还是道森，毕竟，“皮尔当人”的两块颅骨以及下颚骨都是他“发现”的，而且“发现”颅骨时都无他人在场。

不仅如此，还有多起化石或文物造假案、剽窃案与道森有关。看来此人是个“惯犯”，再伪造个“皮尔当人”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所以，问题又变成了道森是一个人干的，还是有同谋。虽然众说纷纭，但是都没有确凿的证据。

我只举一个例子说明为什么这个案件如此难以定案。

1996年英国《自然》报道说，在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动物馆原馆长马丁·辛顿（1961年去世）留下的箱子中发现一些化石、牙齿等，类似于在皮尔当发现的东西，而且还发现了用来给化石染色的化学药品。这似乎可以作为辛顿策划“皮尔当人”骗局的铁证。但是随后有人指出，辛顿用的化学药品与用来给 “皮尔当人”染色的化学药品并不相同，辛顿可能是在骗局被揭露后做的试验，想搞清楚道森是怎么造假的。    

也许这个问题更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这个骗局会如此成功，过了40年才暴露？

我们也许会把它归咎于当时化石鉴定技术的落后，但并非完全如此。如果在当时进行仔细鉴定的话，也不难发现那是赝品——很容易发现其下颚骨是人工染色的，而且只染了表面，在下面就是白色的、还没有石化的骨头。    

这个骗局如此成功，首先是因为它几乎就是为当时流行的理论应运而生的。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人是从古猿进化来的。人与猿的身体区别主要有两个：脑容量大和直立行走。这两个特征不可能同时出现，那么哪一个先进化呢？当时的生物学家普遍相信大脑先进化出来。“皮尔当人”有人一样的大脑，却有猿一样的下颚，看来非常符合人们想像中的猿人特征，因此就被轻易接受，不疑有他。随着更多的猿人化石被发现，特别是“北京人”和南方古猿化石的发现，“皮尔当人”才显得格格不入了。

新发现的众多猿人化石都表明，直立行走的进化比大脑的进化要早，而且猿人的下颚与人相近，而脑容量则要比人小，恰好与“皮尔当人”相反。

从1930年起，“皮尔当人”越来越让古人类学家感到困惑。有的认为它代表的是独立的一个进化分支，有的认为它是人化石和猿化石给混在一起了，有的干脆提都不提它了。到了1950年代，“皮尔当人”越发显得古怪，所以新的年代鉴定技术一旦被发现，就想到要拿它试验一下。

何新：古代的希腊半岛根本没有形成过国家

西方关于希腊的所有历史资料都存在重大的可疑性。

事实上希腊半岛古代从没有形成统一国家，没有建立国家体系，也没有形成自身特殊的文化。

有人说中国的东周时期也是小国林立，难道这些小国不是属于周王朝吗？

这是一个愚蠢问题——而问题也就在这里。

春秋时的中国虽然小国众多城邦林立，但是这些小国隶属于同一个宗主即周王朝和周天子，因此也隶属于大中国。

但是希腊半岛的一些所谓城邦则不同。

第一，我们并不知道当时是不是在这个半岛上真有那么一些城邦（如什么斯巴达之类），并没有可信的考古证据。

第二，这些小城或城邦也没有共同认同的宗主，希腊半岛古代从来没有形成统一王朝或国家，所以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什么希腊国王，希腊皇帝、希腊王朝或者希腊帝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什么大希腊殖民地！有关的故事全是文艺复兴以后欧洲学界的臆造和胡扯！​

任何人如果要驳倒老何其实很简单，根本不必多说废话。你只要指出：统一希腊半岛的希腊王朝或者帝国是哪一年在哪里成立，开国的秦始皇是谁，传了几代几世，帝国首都在哪里就可以了。

一旦指出，老何立即偃旗息鼓，披发入山，从此销声匿迹。否则，目前历史书上关于古代伟大希腊王国或者共和国或者帝国所说的一切，包括什么奥林匹克盛会什么马拉松长跑，统统都只是个听着热闹的故事，当个乐子就行了。

如果真把它当历史，那就都是无稽之谈，胡说八道，狗屁不通，一文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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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老家伙又及：10月25日 06:54

说明一下，小朋友不必来信支持老何，更不要要求见老何。老何不需要支持，不介意反对，不在乎咒骂，不关注外事。谢谢大家 ​​​​

董并生：“希腊古文献”为后世伪造

1．所谓“希腊古文献”的来源（以亚里士多德著作为例）

　　1997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了10卷本约300万字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中译本。中文版的《亚里士多德全集》来源于19世纪中叶由德国柏林科学院授命编辑的《亚里士多德全集》标准本。

　　十九世纪德国柏林科学院《亚里士多德全集》“标准本”

　　苗力田在中文版《亚里士多德全集序言》中说：“标准本的《亚里士多德全集》是由柏林科学院授命，在伊曼努尔·贝克尔（Immanuel?Bakker）主持下编辑的。全书共5大卷，从1831到1870年历经40年才最后完成这一巨著。……这部《全集》的出版被认为给亚里士多德研究奠定了新基础。这个版本是从最优秀和最古老的手稿中整理出来的、以亚里士多德为名的全部著作的版本。”

　　《亚里士多德全集》“标准本”的构成

　　标准本《亚里士多德全集》为五卷本，其中第一、二卷是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希腊原文，第三卷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文译本，第四卷是由布兰迪斯（C.A.Brandis）汇编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第五卷包括由罗泽（V.Rose）汇编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残篇，以及由鲍尼兹（H.Bonitz）编的索引。[ 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1卷第113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

　　“标准本”成了后世各种《亚里士多德全集》版本的主要蓝本

　　“在贝克尔版之后，西方各国的古典学者们对亚里士多德著作做进一步的加工、订证、诠释的工作，出版了各种文本的版本，如《托布奈丛书》（Teubner•Series，1868-1961年），《牛津古典本文》（Oxford?Cl?assical?Texts，1894-1968年），希法对照的《布德丛书》（BudéSeries，1926-1968年），希英对照的《洛布丛书》（Leob?Series，1926-1966年），不过这些版本都是在贝克尔版的基础上进行的。此外，学者们还收集了亚里士多德已散失的著作的残篇，并加以出版。”[ 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文版《序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中文版《亚里士多德全集》的编排依照德国“标准本”

　　“由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缺乏显明的客观标志，使人可以确定其写作时代的顺序，所以，在这里所用的方法，也许是能从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找得到某种依据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在我们的译本里，也无可选择，无可创新，只能依照标准本的办法，按贝克尔的顺序和页码来编排。”[ 同上]

　　这个花了四十年时间，从最古老的“手稿”中整理出来的标准本所依据的所谓古老的“手稿”疑点重重，不仅来历不明，载体晚出，而且流传可疑，实际上并没有所谓“手稿”的实物流传下来。（详见后文考述）

　　从本书考述的情况来看，德国是伪造古希腊文明的大本营，19世纪中叶则是集中伪造“古希腊文明”的时期，《亚里士多德全集》“标准本”于此时出笼，也算是“名至实归”了。

　　而从现存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古本”情况来看，实际上都是些印刷品。

　　现存亚里士多德著作主要“古本”都印在“中国纸”上

　　亚里士多德著作古版本大多是拉丁语版，有些有、有些没有阿威罗伊（Averro?s）的评注，有关它们请参见克莱布斯《科学和医学古版书》中的第82号-第97号作品。据哈佛学院图书馆藏本。所有古本中最重要的是由奥尔都?马努齐于1495-1498年在威尼斯出版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希腊语初版，该书为5卷对开本，共6册。版权页的内容包括威尼斯元老院授予的特权，禁止其他人出版同一版本。据哈佛学院图书馆藏本。巴塞尔的出版商们总是与威尼斯的出版商进行竞争，因此，鹿特丹的伊拉斯莫和西蒙?格里诺伊斯（Symon Grynaeus）编辑了一套新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全集（2 vols.,folio;Basel,1531）。由巴塞尔的倍倍尔于1531年印刷，该书为两卷，对开本，一般装订成一册。据哈佛学院图书馆藏本。希腊语本由弗里德里希?西尔堡（1536-1596）重编，并在法兰克福出版（11 vols., 1584-1587）。第一个附有拉丁语翻译的选集1590年在里昂问世。[ 详见[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599-605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追寻一下以上这些著作的出处才知道，原来：各种文本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当成国宝保存于世界各地图书馆的最古老的版本，基本上都是使用来自中国的纸张（工艺）、使用中国的印刷技术印制出来的，而中国纸及印刷技术在欧洲的出现甚为晚近。

　　欧洲使用纸张的开始

　　“欧洲引进造纸术是在文艺复兴前夕。在这以前，中世纪欧洲主要以羊皮及莎草片为书写材料。自从阿拉伯世界造纸后，将其输出到欧洲，欧洲人才用上纸。”[ 潘吉星《中国造纸史》第5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

　　“从纸张到印刷术。纸也来自遥远的中国，伊斯兰国家是向西传播路上的中间站。最早的纸坊于十二世纪出现在西班牙，但欧洲的造纸工业要到十四世纪初才在意大利建立。……欧洲的印刷业在1440至1450年间业已形成。”[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译本第1版第1册第468-470页，三联书店1992年11月]

　　“当雕刻工人采用另外一项中国技术在木块或铜盘上制作镜像图画，并用它来生产诸多相同的木版画和雕版画的时候，印刷技术下一阶段到来了。接下来是在盘子或木块上添加一些句子来解释图画。最后，活字被设计出来，每个微小的雕刻活字代表一个字母，可以和其他活字一起构成单词、句子、一整页文字，然后再次组合并重新使用。这项重要的发明在15世纪40年代发展得尽善尽美。”[ [美]罗宾?W温克、L.P.汪德尔《牛津欧洲史》中译本第1卷第120页，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4月第1版]

　　在标准本之外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中，除了来自上述这些印在中国纸上的“新古董”之外，有没有其他载体的“古文献”呢？有。例如1890年被意外“发现”的纸草纸文本《雅典政制》。然而，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所谓《雅典政制》的纸草纸文本，不过是由于实在找不到“希腊古文献”实物，当学术界发现了有一种“纸草”可以作为文献载体之后，由英国学者伪造出来的“假古董”。（详见后文考述）

　　在欧洲流传中国纸张及印刷术普及之前，欧洲千余年间并没有所谓“古希腊文献”的影子。当时，羊皮纸为稀有资源，主要用于教会文献的抄录；至于所谓埃及“纸草纸”，从其特性及历史情况来看、根本就不足以承载所谓“古典文献”，今日人们所能见到的“纸草纸”文献，也基本上都是些“摹本”。

　　《亚里士多德全集》“标准本”被称为“现代版本”

　　“最重要的现代版本是由伊曼纽尔·贝克尔（Immanuel?Bakker，1785-1871年）编辑的，并在柏林科学院（the Academy of Berlin）的赞助下出版，该书附有拉丁语翻译（5 vols.,quarto;Berlin,1831-1870）贝克尔的页码标注方式在以后的几乎所有版本中都保留了下来。”[ 详见[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600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从上述情况来看，伊曼努尔·贝克尔（Immanuel?Bakker）主持编辑的标准本《亚里士多德全集》是从最“古老”的手稿中整理出来的，而这些“手稿”实际上我们见不到；今天可以见到的所谓亚里士多德著作“古本”都是些印刷品，实际上伊曼努尔·贝克尔并没有使用。后世为了将这些印刷品说成是真正的“古本”，于是将伊曼纽尔·贝克尔（Immanuel  Bakker）编辑的标准本《亚里士多德全集》说成是“现代版本”。

　　2．“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三个系统

　　那么这些印在中国纸上的大量所谓亚里士多德名下的著作，究竟是怎样出笼的呢？

　　亚里士多德在历史上不断转换面目。不同历史时期看到的亚里士多德形象完全不同。亚里士多德名下的著作在历史上大致来说有三个系统：

　　第一是鲜为人知的、早期在亚氏身后若干个世纪曾经流传的系统。

　　第二是欧洲中世纪时从阿拉伯语转译成拉丁语的系统。

　　第三是十五世纪前后在佛罗伦萨为中心的地区收集、抄录、翻译的系统。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时空点零星被“发现”的作品。

　　对应其文献来源的三个系统，亚里士多德形象有三次大的变换。现在我们看到的《亚里士多德全集》的内容，基本上是以第三系统为主体、吸收了包括第二系统部分内容及个别其他零星发现的内容的集合体。换句话说，《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所展现的内容，基本上是十五世纪后出现的新面孔。

　　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第一系统

　　第一个系统，即早期流传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完全失传了。这些失传的著作是以下一些内容：如《欧德谟篇》、《格吕洛斯篇》、《论公正》、《劝勉篇》、《论哲学》等。“在许多个世纪中，亚里士多德的声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它们基础之上的。”尽管这些“著作失传了，但它们的残篇以及古代文献对它们的提及相当多，足以使我们评价它们的内容。”[ [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591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欧德谟篇》是一篇讨论灵魂不朽的对话。

　　《劝勉篇》是一篇为塞浦路斯的王子塞米松而写的专题著作，劝勉他学习哲学，并且用哲学的观点来看待生活。……西塞罗以《哲学的劝勉》为题编了一个拉丁语的改写本，……而且西塞罗的版本给圣奥古斯丁（活动时期在5世纪上半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残篇来判断，业已失传的亚里士多德最长的著作是3卷本的《论哲学》这一专著。亚里士多德回到了七哲和早期德尔斐铭文的沉思之上，[例如：认识你自己]，他在第1卷中说明了他的学说永世轮回的观念，在第2卷中他批判了柏拉图的形相，在第3卷中他概述了一种拜星神学。在这第3卷中，他设想灵魂就像天体那样被赋予了自发的和永恒的运动，每一个灵魂都有自己的意志……[ [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592-593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对于这批最早流传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除了在三四个世纪中它们所获得的重要地位和它们后来神秘的消失外，我们没有太多的迷惑。情况彷佛是这样的，一个闻名了数个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后来突然被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亚里士多德取代了。最令我感到疑惑的是老亚里士多德的黯然失色。当他的作品享有一定的声望时，肯定会有许多抄本再现其每一部著作；但所有这些早期著作都消失了，我们甚至连一本完整的文本也没有，怎么会是这样呢？”[ [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594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亚里士多德“第三系统”的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的传奇经历

　　亚里士多德名下第三个系统的文献，在亚氏身后没有见过流传，也没有见过为人称引，或者说对于十五世纪前的欧洲没有发生过任何影响。

　　于是，为了给这批文献的来源找个出处，就编造了这批文献的在流传过程中的传奇经历，并由此派生出所谓的“亚历山大利亚图书馆”等一系列近似“神话”的故事……

　　“在亚里士多德去世以后，他的各种文件成了他的朋友和继承者塞奥弗拉斯特的财产。塞奥弗拉斯特没有像我们可能料想的那样把它们捐赠给他自己的继承者或吕克昂学园，而是赠给了他的侄子斯凯普希斯的纳留（Neleus of Scepsis）。无论如何，纳留似乎对它们并不关心，他的继承人把其中的一部分卖给了托勒密-菲拉德尔福（公元前285-前247在位），后者当时正在建设亚历山大图书馆。他们自己的国王佩加马的阿塔罗斯（公元前269-前197在位）那时正在修建与之竞争的佩加马图书馆，由于害怕其余的手稿会被阿塔罗斯没收，这些继承者们就把其余的所有手稿藏在一个洞里。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特奥斯的阿佩利孔在经过的时候听说了那笔珍藏，他正在为一家雅典的私人图书馆收集图书，于是他设法获得了它们。这位阿佩利孔是一个漫步学派的成员，同时也是一个富有的藏书家；关于他，除了他在苏拉围攻和雅典遭到洗劫（公元前84年）前不久去世之外，其他我们一概不知。

　　苏拉买走或夺走了亚里士多德的手稿，并且把它们运到了罗马。此后不久（公元前72年）卢库卢斯俘虏了一名绰号是提兰尼奥的希腊语法学家，并且把他带到罗马，委托他整理阿佩利孔的藏书。提兰尼奥是一个受到过西塞罗和斯特拉波夸奖的能干的学者，但他似乎只为亚里士多德的手稿编了目录或对它们进行了描述。”[ [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594-595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传说”的另一个版本

　　待亚里士多德逝世，他的吕克昂学院以及他的书斋，为其继承人泰奥弗剌斯图斯掌管了34年以上。……泰奥弗剌斯图斯卒岁约在西元前287年，他将他自己和亚里士多德的藏书都传给弟子纳琉斯，纳琉斯把这些文献全部移至特洛阿德的故里斯克博息。数年后，此镇向阿塔利得朝称臣，其主上约在西元前230年开始筹建珀伽摩的大图书馆，希望能够与托勒密在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相抗衡。纳琉斯的后人将书籍慎藏在地窖中，以待良机将之安全运送出国。这些文献即如此在他们的保护下经过了150年，约西元前100年时，经由忒奥斯的阿佩理孔带出，送与雅典保存。

　　在西元前86年，雅典被苏拉攻陷，这些文献又从雅典转送至罗马，在那里被学者们翻阅，这其中包括冉尼奥，安德洛尼库斯等，但由于长期疏于护理，文献的许多部分变得不可卒读。而在阿佩理孔经手后所制作的副本，在无知的辨读和修补下，变得面目全非了。[ [英]约翰•埃德温•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三版中译本第1卷上册第100页，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

　　全部卖给亚历山大城之“传说”

　　阿特纳奥斯无意中说起亚里士多德传至纳琉斯的全部都被卖与托勒密二世，来充实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据称这位君王得到超过1000部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册页或卷帙。[ 同上第101页]

　　正如俗话所说的“为了圆一个谎言，必须再造十个谎言”那样，为了证明这批假古董的来历，又编造了“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神话”。

　　“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神话”

　　亚历山大里亚城位于埃及尼罗河口，公元前332年由马其顿蛮王亚历山大征服埃及后所建。亚历山大死后，亚历山大帝国一分为三，由其部将托勒密接掌亚历山大里亚城后，组建了托勒密王朝。

　　这么一位蛮族的武将，说是听了一位法勒戎地方名叫德米特里乌斯的谋士在埃及首都建立图书馆的建议（约于前295年），于是就在短短几年间建成了历史上最宏大的图书馆，成就了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工程。据说当时建了一大一小两座图书馆，较大的那座图书馆据说长达六公里，是一座建筑巨无霸。建成之后，作为世界最大的文化中心存在了七百年之久……

　　关于该图书馆的藏书数量，据说法勒戎的德米特里乌斯（约前285年）答复皇室审查时声称已经有20万部钞本，此后不久就把这一数字增加到50万部。……在西元前1世纪中叶，总数据言曾一度达70万卷。[ 参看[英]约翰?埃德温?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三版中译本第1卷上册第119-124页，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

　　于是，“到通用纪年/公元开始的时候，亚历山大里亚成为西方传统中的文本中心文化的发祥地。”[ 埃莫克《亚历山大大帝》，伦敦和纽约：泰晤士&哈得逊出版社，2001/2002年，第8页；转引自[英]彼得•沃森《人类思想史-浪漫灵魂：从以赛亚到朱熹》中译本第32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

　　“神话”还在继续

　　公元640年圣诞节前，阿拉伯人占领了亚历山大里亚，缪斯伊恩图书馆主管祈求阿拉伯占领者放过亚历山大里亚这个图书馆。这个请求被奏报给了哈里发，哈里发回复说：“如果这些书的内容与《古兰经》相一致，我们就不需要，有《古兰经》已经足够了。相反，如果它们的内容与《古兰经》不符，就没有必要留着它们。继续前进，销毁它们。”这些书被用来作为火炉的燃料扔在公共浴室里。这些古卷化为火焰，为亚历山大里亚烧热水足有6个月之久。只有亚里士多德的作品逃过了这一劫。[ [英]彼得?沃森《人类思想史》中译本第427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

　　“一部一部用纸或羊皮制成的书被分配给了全城4000家浴室；其数量是如此巨大，这种珍贵的燃料竟然在6个月时间里还没有烧完。”[ [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译本下册第398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2月第1版，2011年4月10刷]

　　为何只有亚里士多德的作品逃过了这一劫呢？要不说是“神话”呢，逃不过这一劫，那么15世纪造希腊文献时如何说得通！造一个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神话”，原来是为了给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来历做出安排……

　　这批没有被烧掉的“亚里士多德手稿”，又被辗转转移到拜占庭，并在1453年在拜占庭被土耳其帝国攻占时，神奇般的再次躲过劫难，流传回到西欧。在拜占廷帝国的废墟上，“诞生”了西欧的“新世界”。

　　“在拜占廷帝国的最后一夜中，有一些人趁乱登上拉丁人的战舰，逃到了克里特、摩里亚、爱奥尼亚群岛和威尼斯。一艘热那亚商船保留了它在那最后一夜的乘客名单，上面有六名巴列奥略皇族的人，两个科穆宁皇族，两个拉斯卡利斯皇族，以及一些次要的贵族。这些人和其他许多拜占廷人携带着古代的珍贵文献流亡到西欧各国，使得生活在天主教神权世界的人们重新看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和恺撒，以及其他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光辉思想。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人性战胜了神性，希腊人的理性光明照穿了教皇和封建制度所构成的重重帐幕，给西欧带去了文艺复兴之光。”[ 见维基百科「拜占庭帝国」]

　　“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从而有大批避难者流入，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研究古典希腊的学问，还有古代作家珍贵的书稿。他们的知识以及他们所带来的书稿受到罗马和佛罗伦萨的欢迎。”[ [英]安东尼?肯尼《牛津西方哲学史》第2卷，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第二系统

　　“当日尔曼民族在西方已经获得了前此属于罗马帝国的土地，并且他们所征服的东西现在已经有了牢固的定形的时候，在东方则出现了另一种宗教，即回教。……回教在外表的力量和霸权方面，以及在精神的繁荣方面，都迅速地达到了它的顶点，在回教中，哲学连同各种艺术都有很灿烂的表现，……他们在文化方面的进步，大大地超过了西方。”[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译本第3卷第252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12月第1版]

　　西方大学的前身是阿拉伯世界清真寺旁边的伊斯兰学校。[ 参看[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91-92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通过由阿拉伯文转译、经中世纪欧洲经院哲学所了解的亚里士多德作品属于第二系统，主要限于逻辑学方面。其传播途径比较复杂，兹略引述如下：

　　十三世纪亚里士多德的新面孔

　　中古西欧对于希腊文献的知识，是通过将希腊原著的阿拉伯文译本再转译成拉丁文而获得的。

　　注：参看《东方人译述希腊著作考》，收入《维尔绍档案的文献附录》（1888），No5；以及《图书馆中央导报》增刊，V（1889）§§1-23；又见Traube《演说及论文集》，ⅰⅰ87-89

　　13世纪见证了对亚里士多德著作认知范围更为深远和更为重要的发展过程。……亚里士多德长期以来受到叙利亚和阿拉伯地区人士的研究，有关他的学问，曾经从君士坦丁堡传至东方，又随阿拉伯人的征伐路线散播于非洲滨海地域，从西班牙进入西方世界，继而到达法兰西。但是，9世纪前半叶在巴格达完成的那些阿拉伯译本，直到12世纪中期才以拉丁文的形式传播到巴黎。[ [英]约翰?埃德温?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三版中译本第1卷下册第528-529页，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

　　黑格尔说：“阿拉伯人主要地是通过落到他们的统治之下的叙利亚人（西亚细亚人）得知希腊的哲学。叙利亚人是有希腊的文化教养的，并且形成了希腊国家的一部分。在叙利亚，在安提阿，特别是在贝鲁特和以得撒，有很大的学术机关。叙利亚人构成了希腊哲学和阿拉伯哲学之间的联接点。叙利亚文甚至在巴格达也是人民通用的语文。”[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译本第3卷第252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12月第1版]

　　“希腊作品的叙利亚文译本原来已经有了，这些译本又被翻译成阿拉伯文；或者从希腊原本翻成阿拉伯文。哈伦·阿尔-拉希德在位时期任命了一些住在巴格达的叙利亚人，这些作品就是由于哈里发的要求而由他们翻译成阿拉伯文的。……大马士革人约翰尼·麦苏爱活着的时期是阿尔-拉希德（生于公元七八六年）、阿尔-马孟（八三三年）和阿尔-摩塔瓦克尔（八四七年）在位时期；……阿尔-拉希德任命他把希腊作品从叙利亚文翻译为阿拉伯文；……贺奈因象他的老师约翰尼一样，同时又是一个基督徒，属于阿拉伯的爱巴地族；他自己学习了希腊文，并且把很多作品翻译成阿拉伯文和叙利亚文：例如尼可劳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大全》，托勒密、希波格拉底、伽伦等人的作品。另外一个人是伊本·阿达，一个伟大的辩证派学者，曾被阿布尔法来引用过的。在希腊作品中，这些叙利亚人所翻译的几乎都是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以及后来对于亚里士多德作品的评注；并不是阿拉伯人自己翻译这些作品。”[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译本第3卷第254-255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12月第1版]

　　以上引文大体勾勒出了亚里士多德“第二个系统文献”流传的基本情节。

　　亚里士多德三个系统的文献相比较而言：

　　“第一个系统”质朴无华，数量少、著作性质原始，竟完全“失传”；“第二个系统”限于逻辑学方面，从希腊文、经叙利亚文、阿拉伯文等“九重翻译”，辗转译成“拉丁文献”传世，作品水平不高，其“作伪”情况容待本书后文专门讨论；“第三个系统”内容驳杂，出现时间最晚，量大传广，恒为引用。

　　第三系统是怎样出炉的？何时？何地？其动机与目的何在？

　　3．西方有一个伪造历史的传统

　　波斯战争前的古典历史是神话，斯巴达的法制史是文学作品

　　直到波斯战争时的古典历史，以及后来各个时期依据传统建立起来的有关这段历史的结构，本质上是一种神话思维的产物。有关斯巴达（Sparta）的法制史是希腊化时期的一首诗，它所集中描写的来喀古（Lycurgus）---有关他的“传记”，我们有详尽的记述---最初可能是塔伊格图山（Mount Taygetus）的一个并不重要的地方神。[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导言第24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1月第1版]

　　西方古典人头脑里从来没有想到过对故事和史实作任何原则性区分

　　“古典世界对「历史」这个词的理解，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看出来，那就是：有关亚历山大的传奇文学对严肃的政治史和宗教史，甚至于它们的史实，都产生了最强烈的影响。古典人的头脑里从来没有想到过对历史作为一种故事和历史作为文献作出任何原则性的区分。直至罗马共和国末期，当瓦罗（Varro）想把那正从人们的意识中迅速消失的宗教稳定下来时，他把神---对它们的崇拜被国家一丝不苟地遵从着---分为‘确定的’和‘不确定的’两大类：一类是我们对之还有所知的，一类是尽管官方崇拜仍未中断，却已名存实亡的。

　　事实上，瓦罗时代罗马社会的宗教，亦即歌德甚至尼采（Nietzsche）所纯真地复现过的诗人的宗教，主要地是希腊化文学的产物，和当时已经没人能理解的古代实践几乎全无关系。

　　蒙森（Mommsen）明确地界定了西欧人对这类历史的态度，他说，‘ 罗马的历史学家’---特别地指塔西佗---‘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所说的东西最好是省略掉，而那必须要说的东西又被他们省略了。’”[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导言]

　　前梭伦时代的希腊人什么也没有传下来，没有留下一个年份，没有留下一个真实的姓名，没有留下一件确实的事件。结果我们仅知的后来的历史就不甚恰当地变得十分重要了。但对于埃及，从公元前3000年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开始，我们就掌握了许多国王的姓名，甚至他们确切的统治日期；对于这些，新王国时期（the New Empire）必定全都知道。如今，那些伟大的法老们的遗体躺在我们的博物馆里，其面目仍然依稀可辨，已经成为那永生意志（the will to endure）令人唏嘘的象征。在阿美尼赫特三世（Amenemhet Ⅲ）金字塔的光耀夺目、琢磨如镜的花岗石塔顶上，我们今天仍能读到这样的词句：“阿美尼赫特仰望着旭日之美景”，而在另一面，我们读到：“阿美尼赫特的灵魂比猎户座还要高，它与下界同在。”这真是对死之大限（Mortality）和纯然的现在的胜利；它彻底地是非古典的。”[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导言]

　　犹太教祭司造假

　　“如果犹太祭司假造了记录---众所周知在每一个世纪，祭司们都倾向于因虔诚而造假---希伯来史学家们也不具备评判的手段来发现假造的记录。”[ [意]莫米利亚诺《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中译本第1版第2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

　　基督教教会继承了这一传统。基督教初期：

　　“伪造赝本和添章加句的情形，在基督教初期屡见不鲜。犹太教徒跟基督教徒之胆大妄为，两方面彼此也不分上下。犹太教徒假托俄尔浦斯的口气来谈亚伯拉罕、摩西及其十戒，或假托荷马的口气来谈第七日创造完毕的情形，基督教徒却先把故事占为己有，然后又从他们那方面尽力伪造旧约希腊译文，好拿经文做根据来反对犹太人。”[ [法]伏尔泰《哲学辞典》1867年版中译本上册第347页、乔治?阿弗内尔注，商务印书馆1991年10月]

　　古罗马一样伪造历史

　　（参见本书「只有“罗马城邦”，没有“罗马帝国”」章节相关内容）

　　欧洲中世纪伪造历史举隅

　　---以英国伪造民族英雄「阿瑟」的历史为例

　　“杰弗里的作品写于1130年代，不仅开启了阿瑟传说，而且以各种看似合理的方式宣称这段传说是历史。杰弗里的作品是否具备事实基础并不影响人们对它的兴趣。他清楚知道当时人们期待的是什么样的历史，而他的聪明才智显然足以让叙事免于受到史料支配的危险，而又能写出一部详细的历史给读者。……

　　杰弗里并未宣称自己是作者，他说他自己只是把牛津会吏长沃尔特（Walter）交给他的一本非常古老的书从威尔士语翻译成拉丁文。实际上并没有证据证明这本书真的存在。……一般认为，虽然书中含有威尔士传说与系谱的轨迹，部分来自口述传统，但本质上仍属杰弗里的创作。……它声称填补了不列颠历史知识的重要漏洞。”[ [英]约翰·布罗《历史的历史：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中译本第229-23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

　　“阿瑟的历史证据十分薄弱，但他的传说……却是一种历史事实。它深刻影响甚或支配了许多不列颠人对过去的想象，包括英格兰人，特别是从十二世纪到十七世纪。之后，人们对于历史与传说的差异更敏锐，但又倾向于不去理会这样的怀疑，于是阿瑟这个角色在十九世纪变得举足轻重。在杰弗里之后，阿瑟与他的王后桂妮薇儿（Guinevere）的遗骨于1191年被格拉斯顿伯里的僧侣‘发现’，而阿瑟与他的骑士成了新兴骑士精神的中心，连带也出了一些次传说，发展于法国与日耳曼地区，激励了以阿瑟圆桌武士为蓝本的中古时代骑士勋章的建立，如十四世纪爱得华三世创立的嘉德勋章。……到了十五世纪，托马斯·马洛里爵士的《阿瑟之死》赋予英格兰读者阿瑟传说古典的形貌；……十六世纪时，阿瑟的原型是都铎宫廷崇拜的对象，都铎王室成员有时带有一种威尔士人的自觉，亨利七世的长子在受洗时被命名为阿瑟。到了十七世纪，米尔顿构思以阿瑟为主题的史诗未果。……维多利亚时代的想象把效忠之臣区分成绅士浪漫的阿瑟与较亲民的阿尔弗雷德；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诗人曾以阿瑟传说为题材，而这位诗人受洗时被命名为阿尔弗雷德，可以说是恰到好处。”[ [英]约翰·布罗《历史的历史：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中译本第228-22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

　　“阿瑟是伟大的国王与军事领袖，他的性格举止比较近似于凯撒与查理曼，而非后日的游侠骑士。……阿瑟的宫廷位于乌斯克（Usk）河畔的卡尔雷翁（第九卷），它的壮丽无可比拟，成为各地骑士景从的对象。阿瑟征服高卢之后，也在巴黎建立宫廷。”[ 同上第232页]

　　“比杰弗里晚了半个世纪的纽伯格的威廉（William of Newburgh）说到：《不列颠诸王史》完全是虚构的。”[ 同上第234页]

　　中世纪伪造文献的著名案例

　　罗伦佐?瓦拉（1407-1457）写成于1440年的《论伪造君士坦丁的赠与》论文，揭露了《君士坦丁的赠与》是伪造文献，是八世纪在教皇宫廷编造的赝品，目的是为了向世俗政权提出要求。批判作为教皇要求干预西欧和意大利世俗政权依据的文件，在瓦拉的论文中发展成为对教皇保持世俗政权依据的总批判。

　　教廷为了回击瓦拉的著作出版问世，编写了一篇学术性反驳文章---《罗伦佐?瓦拉对抗君士坦丁的赠与》，它以被发现的希腊文本《君士坦丁的赠与》为根据，希腊文本中没有瓦拉用来批判的那些字句。然而，《君士坦丁的赠与》翻译成希腊文仅仅是十一世纪出现的，而且又是以相应的方法“加工成”的。[ 详见[俄]叶•阿•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学史》中译本第59-65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9月]

　　伪造历史有时竟成了一种虔诚

　　欧洲中世纪曾盛行过大量的伪造，……有许多赝品包括在历史里。弗列辛根的奥托与其他编年史家提到过并被其中许多人认为真实无疑的《君士坦丁的赠与》便是一例。另如，著名的八五〇年左右在法兰西北部某地制定的《伪称伊西多尔的教皇法令》以及对史学起了不小影响的其他不少伪造品也是如此。

　　寺院常常炮制一些文书，并且使之真正的文书形式

　　“有时这是由于他们深信这种文书曾经存在过，有必要把它们复制出来。例如，英国政府在对寺院和个人的某些土地所有权和豁免权进行频繁的检查时期，便出现了无疑是伪造的文书。……有时……虽然十分清楚不曾有过这种文件，但为了维护一定的财产利益仍然要把它制造出来。法庭面对这些伪造品经常是一筹莫展。

　　某些研究者认为，《伪称伊西多尔的教皇法令》的杜撰与其说出与有意识的伪造，不如说是一种历史的臆想。该法令的炮制者曾伪造出六十封教皇的书信（从克里门到米尔恰迪斯），虽然实际上当时教皇的书信连一封也不曾遗留下来。他还在此后时期炮制出三十五封教皇的书信。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作者的世界观有联系，……他完全相信，这一切本身都理应实现，所以他伪造这些书信。从历史家角度来看，这种手段是不允许的。它们明显的说明，为了适应政治、其中包括神权政治的倾向性，中世纪的作者包括教会的代表者，毫无顾忌地以“笃信宗教的谎言”来伪造历史。

　　这不仅是对《伪称伊西多尔的教皇法令》的作者而言，我们在历史中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的伪造品。例如，托马斯?阿奎那曾采用了以希腊宗教会议的法令集和证明教皇绝对权力的希腊教会之父们的作品中的引文，并使其流传，可能他并不知道这些引文是伪造品，并不知道它们是由某个拥护教皇权力并企图以此支持这教皇权的人所为。借助托马斯?阿奎那的权威，这些引文后来竟作为真实的文件被广泛地使用着。

　　此外，中世纪还产生了大量小型的伪造品，它们是由于某一寺院、主教区或其他集团的利益而被杜撰出来的。这使历史的记述中不断掺入伪造。一些历史的伪造具有劝善性质，然后是如诗的想象性质。……”[ [俄]叶?阿?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学史》中译本第40-41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9月]

　　“在中世纪，……虔诚的编年史家们，置身修道院的图书宝藏内，怡然自得，他们从不停下来对文献的价值加以考虑，而把过去史料中的错误也一起抄到他们的著作中去了。当时，伪造经典之风很盛，但揭穿赝品的方法却还没有发明。凡是用文字记录的事件都被深信不疑地接受了下来，而人们由于承认传统，就更加相信事件的真实性了。”[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第67-68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版]

　　西方近代历史是从杜撰、伪造开始的

　　“人们探讨文艺复兴时代，往往很自然地从佛罗伦萨开始，因为佛罗伦萨曾在二百五十年间（1300-1550年）光辉地表现了意大利文化。……最早的佛罗伦萨历史是由一大堆传说、语言、杜撰和谬误组成的。佛罗伦萨最早的历史著作似乎是圣萨诺姆的《佛罗伦萨事记》。从1125年写起，至1231年突然中止，连最后一个句子都没有写完……。其次是一位不知名的人写的一部编年史，名叫《城市起源编年史》（Chronica de origine civitatis）。原作似乎是用拉丁文从罗马帝国写起的。但是现有的版本却是部分用拉丁文、部分用意大利文写的。……所记最后年代是1321年，即但丁逝世的那年。……

　　佛罗伦萨的档案中还有其他一些早年无名氏编写的编年史手稿，这些手稿或多或少都是相互抄袭的，或者抄自同一个来源，因而很少可信之处。早期佛罗伦萨历史著作更严重的缺点是充满伪造。数百年来，人们以为《从建城至1281年的佛罗伦萨史》（Historia fiorentina dall’ edificazione di Fiorenza per insino dall’ 1281）是‘佛罗伦萨绅士’李嘉达诺·马尔斯皮尼的作品，并认为带诺·康派尼的《佛罗伦萨史》（1280-1313年）是微拉尼以前的著作；但是现在我们才知道这两部著作都是伪造的。另一部臭名远扬的佛罗伦萨史是马提奥·斯皮涅利·达·乔文那左的《日志》（Diurnali），业已证明这部书是十六世纪伪造的。这些伪造的作品是为了向十五、六世纪佛罗伦萨某些家族的虚荣献媚的。为了证明他们的世袭古老，有必要捏造微拉尼以前的「史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杜撰一部旧有编年史。”[ 注（节录）：“马尔斯皮尼著作校勘工作的开创者是瑟斐·博卡斯特；他和哈特维格和黑格尔有效地整理了马尔斯皮尼和带诺·康派尼的著作。昔蒙认为两人的著作真实性是成问题的，但他还是利用了它们。杰出的意大利文学史家得·桑克提在他的《意大利文学史》（最早于1871年问世）中认为他们是可靠的历史家，这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在这个年代---他们被揭露以后七十年---得·桑克提的英译本（纽约，1931年）还重复这种捏造（比较第1卷，79-80，131-44，155，216），特别因为书中的序言是得·桑克提的学生和近代最伟大的历史学者本泥狄多·克罗齐先生写的，就令人诧异了。”详见[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2册第790-792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5月第1版2013年11月3刷]

　　“更重要的著作是利塔伯爵的《望族》，其中第一编专述斯福尔扎家族，于1819年出版。他死于1852年，在这以前，他已写完百余个名门望族的历史；其中有：维斯孔蒂族、伊斯特族、美第奇族、贡扎加族和本蒂伏利奥族。在利塔以前，意大利的家史都是一些伪造的东西。”[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下册第679-680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第1版1刷]

　　十五世纪史书造假举隅

　　列奥那多?布鲁尼在十二卷本的《佛罗伦萨人民史》中，叙述了吉安诺?德拉?贝拉是怎样把大多数人民聚集在一起以后发表了长篇讲话。讲话长达两页纸的篇幅，全部从头到尾是想象出来的。[ 详见[俄]叶?阿?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学史》中译本第52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9月]

　　“古希腊碑铭”的基础---十六世纪、法兰西学院造假

　　“我们必须提到一个人，这个人非常勤奋地、充满激情地考察了每一个时期的纪念碑，不过在很大程度上他也是一位伪造者：这个人就是皮鲁·利哥里奥[Pirro Ligorio]（1530-1586年）……他所提供的真实材料里混杂着大量伪造的材料。……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书面形式伪造的铭文；其中一些伪造是极端无知的，比如从圣母玛利亚的拉丁文信件到墨西拿城的拉丁文信件（CIL×1042）都是如此，不过其中一些伪造也极有天赋。我们《集成》（Corpus）中伪造的项目数以千计，甚至一些在石头上伪造的铭文也为人所知了。……以书面形式、文雅艺术形式进行伪造一直在持续不断；这方面最后一位代表或许是勒诺曼[Fran?ois Lenormant]，即使当他的伪造行为被曝光后，他仍旧是法兰西学院的成员。勒诺曼在欺骗了他的同胞之后，为自娱自乐，他又伪造了日尔曼人的东西，也曾一度取得成功。……他的伪造物仍为古文物研究者所依赖……”[ [德]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中译本第44-45页，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1版]

　　大批所谓“希腊铭文”如此出笼

　　法国富尔蒙教士作为一个外国人，到了土耳其统治下的“欧洲土耳其”（希腊在当时的名称），在短暂的旅行中，一次誊写所得就是“三千册铭文”。

　　（详见本书第3章第6节相关内容）

　　法拉里斯、苏格拉底等的书信均系伪作

　　本特利是18世纪最有权威、也是最为博学的学者之一。“在一本接近600页的大书中，本特利专门分析了法拉里斯的书信。他根据历史学、文献学和文学背景，分析了书信的内容，指出‘他们是用错误的希腊方言写成的。它们所提到的人和城市，在真正的法拉斯里死后的200多年里，仍然保持繁荣，而书信中的引文，来自要比这个西西里僭主晚几百年的诗人’。文章的风格，‘一点都不强劲、生动、华丽，反而虚假和浅薄’。所以，书信的作者不过是个书呆子，与那个手执宝剑、统帅百万臣民的僭主根本不协调。作为例证，本特利指出，书信中提到的芬提亚城，是在这位僭主死后近300年才建立的；另外一个城市阿拉萨虽然建立时间稍早，但也是在法拉里斯死后的140年左右才建立。书信中出现的那个科林斯陶工，则生活在僭主死后的120年左右。书信中所说的墨西拿城固然建立颇早。但此前它的名字是赞克列，在僭主死后60年才改名墨西拿。书信中所用的某些话语，例如‘像松树那样将你根除’、‘话语不过是行动的影子’等，出现的时间也都晚于所谓的法拉里斯。本特利还证明，法拉里斯统治的阿格里真特为多利安人城邦，理应使用多利安人方言，可是这封书信使用的居然是阿提卡方言。“如果把这些东西综合起来，我应该说它们不过是一堆常识的拼凑，缺乏来自行动和环境的生命和精神。”他用同样的方法，证明当时流传的所谓地米斯托克利、欧里庇得斯、苏格拉底的书信，也均系伪作。”[ 晏绍祥《古典历史研究史》上册第3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

　　里奇尔学派的文本批判

　　弗里德里希·里奇尔（Friedrich Ritschl）[1806-1886]

　　“就里奇尔学派而言，文本批判是至高无上的，拉赫曼和马德维希也抱有类似的偏见，更不用说克贝[Cobet]了，赫尔德的特性也是如此。结果，学术研究越来越接近于推测修正了。古典学遭到了肢解，通常是古典学的基础与古典学的主要内容完全分离了，把先前的全部著作当作欺骗的东西而加以抛弃的行为在迅猛地继续下去。对「语言学方法」（via ac ratio）的依赖达到毫无限制的程度，许多人把这种方法视作灵丹妙药：只要在这种方法的帮助下，每一个藏有珍宝的房间的大门都会轻易地打开。不幸的是这种黄金时常是赝品；最糟糕的是这些谬误对学术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难以消除。因此，对一个问题的评估是相当慷慨的，人们会在期刊上，甚至在文本中提出上千种猜测，这种现象在那时是正常的。这种删记现象（Athetesis）在悲剧诗人、在西塞罗著作泛滥起来。荷兰人皮特鲁·霍夫曼-皮尔卡姆（Petrus Hofman-Peerlkamp）曾把赫拉斯的著作重新加以改造以适合自己的逻辑观念，他现在则发现一些热情的模仿者。”[ [德]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中译本第178-179页，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1版]

　　随意改写古典作品

　　“他们既完全缺乏历史感，也缺乏可能性。他们所拥有的持久信念是要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些人几乎不能花时间让自己去熟悉他们所研究对象的言辞，就急忙修正著作了。他们惟一的借口是那古老的信念：古典文学的绝对完美仍旧是不可动摇的，因此当他们在这些著作发现大量他们不能钦佩的东西时，他们就得出的结论说存在一些错误，这些错误需要治疗---假如需要的，就用烙烫，也可以用刀。”[ [德]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中译本第179页，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1版]

　　“古代拉丁文献”全伪论

　　西方历史上有人曾经指出：晚期中世纪拉丁文献全部是伪造的!

　　哈德恩（Hardouin）[1646-1729]提出一种理论，认为晚期中世纪的全部拉丁文献都是伪造的。[ [德]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中译本第83页，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1版]这种理论“把全部著作都当作伪造的实践活动。”[ [德]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中译本第226页，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1版]

　　这种“古代拉丁文献”全伪论是一种真知灼见；当然，“全伪”不仅仅限于“拉丁文献”，所谓“古希腊文献”何尝不是“全伪”呢!

　　“古希腊文献”并不存在

　　西班牙奥维耶多大学教授、拉丁文专家哈维尔·马丁内斯（Javier Martínez）主编，书名《伪造和假的古典文学》（Fakes and forgers of classical literature）。现将该书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由英籍学者诸玄识先生提供、并翻译为中文。]

　　自从一开始，西方古典文学已是问题缠身，手稿和复制的真实性都很可疑，乃至是伪造和杜撰的。（第270页）。

　　在1556年，阿诺德·费罗努斯（Amoldus Ferronus）把罗马时代的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部分文字，从希腊原版翻译成拉丁文。此乃似是而非，他竟创造了希腊文原版著作。（第7、第35和第44页）。

　　尼罗斯（Nilus of Ancyra，拜占庭主教 死于公元430年），这个不确定的历史和文学人物的“作品”，已经被大量欺诈性地伪造成古典著作。（第7页）

　　《奥古斯都史》（The Historia Augusta），是一部造假的杰作。（第8页）

　　安东尼奥·格瓦拉（Fray Antonio guevara）出版《马可·奥勒留》（Marco Aurelio，中译书名《沉思录》），他声称，他亲自从佛罗伦萨图书馆里发现原版，并且翻译出来的。这本“黄金宝书”畅销于16世纪的欧洲，但实际上，这是安东尼奥·格瓦拉根据他自己的想象伪造的，几乎全无原始文献支持。（第8页）

　　许多基督教原著，包括神谕问答，都是大约在基督第三纪元填补和杜撰的。（第8页）

　　毕达哥拉斯文集应该受到质疑，……他的可疑的信件显示，存在着伪毕达哥拉斯理论的问题。……透过文字这面镜子可以看出真相，即毕达哥拉斯教条和他本人作为神秘人物差不多都是伪造的。（第9页）

　　……有些缺乏真实性的文字，被人汇编成为古希腊埃斯库罗斯（悲剧诗人）和狄摩西尼（政治家、演说家）文集。（第9页）

　　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瑞索斯》(Rhesus)的真实性的问题已经暴露出来。（第10页）

　　希罗多德在著述中许多劝导段落中的文字技巧，相对于当时流行的希腊韵律，似乎这位历史学家有些愚蠢的模仿。（第11、221、217-222页）

　　……从全球和理论透视来看。拉丁文的历史传记的真实性值得研究。……拉丁文本的作者署名和编写日期都成问题，很难作为文学史的篇章。（第11页）

　　奥奈西克里图斯（Onomacritus古希腊诗人、神谕学家）是第一个被造假的人物。（第11页）

　　为了宣传意图，在早期基督教父作者群中模仿和伪造阿波罗预言。（第12页）

　　分析从公元2至4世纪的对异教思想的抄袭，这个过程被编撰技巧和个人注释所融合。（第12页）

　　（详见Javier Martínez: Fakes and forgers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Ediciones Clásicas[Madrid], 2011）

　　十七世纪人们对“古典历史”的怀疑

　　“17世纪下半叶，人们普遍开始用怀疑的眼光重新审视古罗马史、古希腊史和《圣经》史，历史学家频频被斥责为编写神话的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传统则加剧了这种情况，因为根据这两大运动的传统，历史学家不再把自己看做客观的学者……”[ [美]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中译本第25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

　　4．“文艺复兴”时期伪造古文献集中出笼及近代学者造伪举例

　　“随着十五世纪的到来，开始有了很多新发现，有了用抄写方法系统地制作出的许多丛书，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作品也有迅速的增加。注：大家都知道，伪造作品的事当时是很普遍的。复古的热情由此变成无赖之徒牟利或娱乐的东西。”[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译本第203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7月第1版]

　　事实上，十五世纪所谓的“人文主义者”，其实也是造伪历史的同伙。 “他们很少引证史料，时而掩盖史料而加进自己的猜想。”[ [俄]叶•阿•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学史》中译本第152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9月第1版]

　　例如：“一位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卡洛·西戈尼奥（Carlo Sigonio）「发现」了西塞罗一部失传的作品，其实该作品是他自己创作的。”[ [英]彼得·伯克《文艺复兴（第2版）》中译本第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2月第1版]

　　文艺复兴的第三阶段公然“仿造经典”

　　“文艺复兴的第三阶段是仿造经典文献。在这方面，桂冠应属于拜占庭历史学家。从11世纪起，他们在复兴被废弃的古希腊文时找到了自己的文学表达手段。在15世纪这种文体的最后一批应用者之中，东正教历史学家尼科拉斯（拉奥尼克斯）·卡尔科康第拉斯和克里托波乌洛斯（克里托乌洛斯）把这种以假乱真的做法推到了极端荒谬的地步。”[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插图本）》中译本第40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如果说西方教会是长期伪造古文献的“大本营”如十七世纪的教会论争暴露出来的那样，那么作为十五世纪“人文主义者”支持的“私人图书馆”就是集中造伪古文献的“大窝点”。

　　希腊学术主要限于佛罗伦萨，时间是在十五世纪及十六世纪初

　　它始终也没有像拉丁学术那样普遍，部分原因是因为研究这种学问有极大的困难，另一方面是更主要的原因，是罗马人的优越感和对于希腊人的本能的憎恨……佩脱拉克和薄伽丘对于希腊文化的认识虽然肤浅，但他们所起的推动作用是强有力的，不过并没有对他们同时代的人立刻发生影响。另一方面，对希腊文学的研究，约在1520年就和有学问的希腊流亡者的最后一个侨居地的消失而一起停业了。[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译本第211-21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7月第1版]

　　上面引述的这部著作初版于1860年，正是欧洲构造古希腊历史传统的黄金时期，然而从中也能看出以下三点：

　　⑴所谓“古希腊学术”在地域上限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

　　⑵在时间上限于十五世纪及十六世纪初；

　　⑶当时对与佩脱拉克和薄伽丘同时代的人并没有产生影响。

　　据此线索，我们将所调查案件的时空范围缩小。

　　14世纪佛罗伦萨人口大约有十万人，在当时的欧洲属于超大城市，与威尼斯、巴黎同一规模，而米兰、热那亚、巴塞罗纳只有五万人口，伦敦四万人口。

　　从14世纪开始，佛罗伦萨等城市开始有商人或手工业者出身的暴发户出现。其中美第奇家族就是从一个乡村纺织工起家，经历三代人，从雇工开始崛起为银行家及君主，最终攫取了佛罗伦萨的统治权，成为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

　　就是这个美第奇家族，在当时特大城市的佛罗伦萨地方，开了三家“私人图书馆”。[ 参看[美]罗宾•W温克、L.P.汪德尔《牛津欧洲史》中译本第1卷第103-111页，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4月第1版]

　　当时所谓特大城市，按现在标准不过是个小镇而已。难怪马可波罗之前于威尼斯讲述自己在中国许多百万人口城市的经历时被揶揄为“马百万”呢。

　　这个美第奇家族，大概在攫取权力的过程中尝到了“知识就是权力”的甜头。在一个小镇上建了三家“私人图书馆”，收藏了大批失传了上千年的完好无损的古抄本。那么，许多的古抄本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是莎草纸作为载体，在希腊或罗马的气候条件下，几十年就会霉变、粘连、变质、废弃，这在今天不过是人人知道的常识。

　　欧洲首家开放的图书馆（美第奇图书馆）馆藏手稿来历之一

　　在15世纪初的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中，最杰出的一位人物是尼克洛?尼克利，成为年轻的柯西莫•德•美第奇叔伯般的朋友。尼克利比柯西莫大25岁，他在整个欧洲搜寻古代手稿，尼克利养成了在他的图书室里制作许多罕见的手稿副本的习惯。他不能得到的那些手稿，会被他借来，以便抄写里面的内容。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就是这种非独创的行为，让尼克利留下了最有独创性和持久性的影响：很明显，他抄写手稿形成的独特的向前倾斜的手写体，在他死后，最终被意大利第一台打印机采纳---成为著名的斜体字。

　　1437年在尼克利去世时，他把他的八百份手稿藏书赠给了柯西莫。四百份尼克利收藏的手稿，将成为美第奇图书馆的精髓，图书馆是柯西莫在1444年最后搬进在拉尔大街的美第奇宫时建筑的。

　　与此同时，柯西莫通过自己的收集，使手稿数量增加，并成为欧洲首家全面公开的图书馆。[ 参看[美]保罗?斯特拉森《美第奇家族》中译本第67-69页，新星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

　　原来，主要的手稿炮制者之一就是这位尼克洛•尼克利。

　　柯西莫•美第奇雇用抄写员制作“抄本”

　　“有一阶段，他雇用了四十五个抄写员，两年间，他们制造出了超过两百本的手稿。柯西莫会把尼克利余下的手稿与他私人收集的手稿，展出于威尼斯的圣乔吉奥?马吉奥罗修道院建的图书馆里。”[ [美]保罗?斯特拉森《美第奇家族》中译本第69页，新星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

　　“当柯西莫•美第奇急于为他心爱的团体，费埃苏来山麓的巴底亚修道院，建立一个藏书室，他派人去请维斯帕西雅诺来，维斯帕西雅诺劝他放弃一切买书的想法，因为那些有价值的书是不容易买到的，所以不如利用抄书手。所以柯西莫和他商定一天付给他若干钱，由维斯帕西雅诺雇用四十五名抄书手，在二十二个月之内交付了二百册图书。要抄写的著作的目录由尼古拉五世亲笔写出送给柯西莫。教会传道书籍和教堂合唱用书自然在这个目录中占主要地位。

　　抄写的字迹是前一世纪已经开始使用的美丽的近代意大利字体，它使那个时代的书籍看起来非常美观。教皇尼古拉五世、波吉奥、吉安诺佐?曼内蒂、尼科洛·尼科利和其它有名的学者，他们自己都写一手好字，并且希望看到好字，也不能容忍其他恶劣的字迹。那些附带的装饰，即使其中没有精细画，也是饶有风趣的；这特别可以从洛伦佐的手秒本中看到，这些抄本在字行的开始和结尾都有浅淡而美丽的花体字。”[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译本第209-210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7月第1版]

　　美第奇图书馆馆藏手稿来历之二

　　“在尼克利雇来为他在欧洲各处收集手稿的代理人中，最成功的代理人是波格吉奥?布雷奇奥里尼，尽管他具有探求知识的高尚情操，但他仍然会采取不光彩的手段获得他想要的东西。……当他在满是灰尘的修道院地下室里偶然发现不熟悉的密窖时，他也不惜借助披风里面的秘密口袋。

　　没有人是真正的智者，在意大利背后，知识运动得到了进一步推动，寻得者相应得到了过分慷慨的酬金。……

　　在布雷奇奥里尼的发现中，有整个一窖被遗忘的古代手稿，这是在瑞士圣盖伦修道院塔楼的土牢里发现的。他最著名的发现是在1417年的时候，那是由公元1世纪古罗马作家卢克莱修所著的《物性论》的全部手稿，自古罗马帝国灭亡，这部手稿就已经遗失，是通过其他著作简短的引文才被广泛知道的。……

　　在佛罗伦萨，布雷奇奥里尼把卢克莱修的这个手稿交给了尼克利，在那里，尼克利用他一丝不苟的斜体手迹，抄了一份副本---非常幸运，自从布雷奇奥里尼找到的手稿丢失后，我们知道的有关它的所有内容都出自尼克利的手抄本。

　　这一年，伴随着这个奇迹的发现，布奇奥里尼去了英国，长达四年，希望能得到进一步的发现，可是，非常令人失望，由于潮湿气候的影响，已经找到的那么多的手稿已经发霉而无法阅读。

　　在他返回意大利时，他很高兴能再次加入为教皇的服务工作，这为他提供了继续搜寻手稿和创造自己的作品的条件。

　　柯西莫雇用了安柯那的西里亚斯，一个有名的古董商。……柯西莫派西里亚斯去君士坦丁堡、圣地（指巴勒斯坦）和埃及进行贸易考察，在这期间，还要求他寻找手稿。

　　就像爱德华?吉本描述的那样：‘他的财富都献给了为人类的服务事业；他立即与开罗和伦敦通信；一批印第安香料和希腊的书籍，经常在同一艘船上运输。’”[ [美]保罗?斯特拉森《美第奇家族》中译本第70-72页，新星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

　　上述美第奇图书馆是典型的炮制古代手稿的窝点，在短时间内制造了大批古代手稿，是后世所见所谓“古希腊文献”的主要来源之一。

　　另外一个古代手稿炮制中心是十六世纪的巴黎，作俑者是耶稣会士的学术团体。“耶稣会士在巴黎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团体，他们的中心是克勒芒协会，该协会搜集了大量的手稿藏书，尤其是来自麦茨及附近的修道院，来自兰斯甚至科比尔（科比尔的全部图书已交给本笃派的热曼修道院）。有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耶稣会士从十六世纪中叶才开始刚刚出现于法国，那么他们的这些古老的手稿是从哪里得到的。……依帕佩勃罗什看来，从七世纪算起，没有任何一个文献原本得以保存下来。他推测说，文献愈是接近古代，就愈有根据认为它是伪造的。”[ 参见[俄]叶?阿?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学史》中译本第157-159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9月]

　　十九世纪晚期学者造伪的范例：《雅典政制》神秘现身

　　话说历史到了1891年，突然大英博物馆出版了一本纸草书摹本，说是在埃及发现的，现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中，英国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1863-1952）对它进行了编辑，这就是《雅典政制》的初版。

　　据说亚里士多德曾对158个希腊政体进行了比较研究，最重要的大概就是雅典的政体，这是唯一传承至今的政体。“全部纸草书的摹本于1891年由大英博物馆出版。”[ 参看[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597页及注，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我们知道，基于纸草书的特性以及气候条件，纸草书非常难以保存，现存的古代莎草纸书卷只限于墓葬中发现的一些残卷。这回倒应景，需要什么“发现”什么，而且是完整的“古希腊著作”，正好还是“欧洲中心论者”们最想得到的内容，不禁令人拍案叫绝！

　　造伪嫌疑人：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的简历

　　1863年1月，出生于伦敦

　　先后就读于温彻斯特公学和牛津大学新学院

　　1883年毕业后，入牛津大学格达伦学院（Magdalen College）

　　1889年，成为大英博物馆助理馆员

　　1891年，27岁时发表《雅典政制》摹本，附有序言和注释

　　1898年，晋升为写本部副部长

　　1903年，凯尼恩公布为柏林皇家科学院修订的《雅典政制》版本

　　1909-1931年，担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图书馆首席馆员

　　1912年，被封为爵士

　　1913年，担任古典学会会长

　　1917年，兼任英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

　　1918年，兼任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古代史教授

　　1919年，兼任希腊学研究会会长

　　1920年，凯尼恩的《雅典政制》最后版本在牛津发表

　　1931年，退休

　　1932年，为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进行了3场专题讲座，

　　并将3场讲座内容结集为《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出版

　　1950年，《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第2版（增订）出版

　　1952年，去世、享年89岁

　　（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一译“佛勒得里克·刻泥嗡”）

　　《雅典政制》出现于1880年

　　英译者拉克汉在其所作《雅典政制》英文版序言中说：

　　“这些有关政制的论著，在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古代书目中，据说有一百五十八部。……到了中世纪，这些论著在《亚里士多德全集》中已经无存，直到五十年前为止，近代学者所见到的只有后来作家所作的许多引证和引文而已。

　　但在1880年，在埃及沙漠中曾发现了两小页破损颇多的纸草，后来经学者鉴定，这两页纸草就是从所有政制论著中最重要的一部---《雅典政制》的抄本中来的。这两页纸草，现在存于柏林博物馆。古文字学家认为它们是公元四世纪的东西。”[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中译本“英译者序言”第1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8月第1版2010年11月6刷]

　　大英博物馆助理馆员“发现”《雅典政制》全本

　　“十年之后，图书馆管理人刻泥嗡（F.G. Kenyon）在不列颠博物馆从埃及得到的纸草卷中认出有四页是几乎包括全文的抄本。这几页纸草两面都写着字。正面是埃及赫尔摩波利斯城（Hermopolis）附近一个庄园管理人狄底穆斯（Didymus）当味斯琶西阿努斯（Vespasianus）第十年和第十一年，即公元78和79年，为他的主人厄辟马库斯（Epimachus）保存的一些收支帐目。背面便是亚里士多德的论文；它没有开头部分，因而此书的第一页是空白的，这说明它是从业已破损的该文抄本转抄来的；最后一卷是十分破碎的断片。论文的各部分是由不同的人手抄写的，一共有四人；据说，由字体可以看出，抄本的年代当在公元l00年左右。”[ 同上第2页]

　　经过近1800年的“莎草片”文献可以完全释读绝无可能

　　1890年凯尼恩“发现”《雅典政制》全本，“由字体可以看出，抄本的年代当在公元l00年左右”，就是说这份“莎草片”文献已经有1790年的历史了。

　　这可能吗？完全不可能。我们知道“纸寿千年”的常识，中国纸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理想的文字载体，按照质地最好的中国纸来说，也不过保持千余年而已，何况是一种质地薄脆易碎的“莎草片”呢！

　　更有甚者，该“莎草片”两面都写着字，而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是写在“背面”！

　　这位当时大约27岁图书管理员凯尼恩，居然在近1800年“莎草片”的背面完全释读出属于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古代方言的拼音的含义，真是奇迹中的奇迹！不过，太神奇了的话，就不免露出马脚。

　　这位《雅典政制》炮制者弗雷德里克·凯尼恩，凭借这项成绩，后来担任了大英博物馆馆长、图书馆首席馆员（1909年）以及古典学会会长（1913年）、希腊学研究学会会长（1919年）。

　　细节上《雅典政制》存在问题举隅

　　《雅典政制》作者“自以为曾批判应用他所引用的作品（VI.， XVIII.4， XXVIII.）；可是他自己所用的年代和在细节上的正确性却已经被人反驳，例如关于珀西斯特剌图斯的时代，关于塞密斯托克利斯在公元前462年 之出现于雅典（XXV.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中译本“英译者序言”第4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8月第1版2010年11月6刷]

　　《雅典政制》所述政治体制纯属乌托

　　从“莎草片”《雅典政制》内容来看，里面充满了现代的概念。

　　如：宪法制度、公民权利（第8页）、政党政治（第18页）、民主宪法、陪审法庭（第13页）、民主政治（第24页）、氏族和胞族（第29页）、五百人议会（第30 页）、人民领袖、人民群众（第35页）、弓箭手、骑士（第33页）、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第36页）、爱国公仆、守法公民、为国效劳、公民义务（第38页）、决议案、修正案、公共安全、委员、主席、动议、付诸表决、违法法案、申诉、传讯、程序（第39页）、五千人集团（第40页）、抽签选举（第41页）、会计检查、司令官、骑兵司令（第42页）、宪法权利（第48页）、公有财产、大赦、法庭答辩（第49页）、人民执掌政府、宪法改革、公平合理（第51页）、公民权、公民在十八岁时在他们村社的名簿中登记（第52页）、上诉（第56页）、最高权力、民众会、主席团（第57页）、注销、拍卖（第58页）、市场监督（第61页）、主席团书记、列席（第65页）、法定年龄（第68页）、刑事案件、民事案件（第69页）、故意杀人、非故意杀人（第70页）、提起公诉、不法程序弹劾（第71页）、投票否决（第72页）、信任投票（第73页）、投票箱（第76页）、“人民大众的权力一直在增长，人民使自己成了一切的主人。”（第52页）等等，俯拾即是。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雅典政制》的造伪者，将雅典民主制度推向了极端，设计出了需要每天开会的“议事会”，“议事会实际上除假日外每日开会。”更有甚者，为了限制权力，选举出来的总主席需要一天一换，“主席团有一个总主席，由抽签选出：他任期一日一夜，不得延长，也不得再度任职。”[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中译本第54-55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8月第1版2010年11月6刷]

　　《雅典政制》的消息来源于另一部伪书

　　“《雅典政制》在亚里士多德全部著作中的地位，我们是由《尼科马库斯伦理学》那部书的结尾一节中得知的。”[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中译本“英译者序言”第1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8月第1版2010年11月6刷]

　　而《尼科马库斯伦理学》是在亚里士多德名下的一部伪书。简单来说，第一，《尼科马库斯伦理学》来历不明，第二，《尼科马库斯伦理学》抄袭《中庸》等中国文献的内容,一望可知。[ 参考[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科马库斯伦理学》中译本相关内容，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第1版]

　　5．亚里士多德名下大量著作的真伪

　　被翻译成中文的这300万字的所谓亚里士多德全集的著作，其实仅仅是亚里士多德名下作品的一小部分。苏联历史学家伯德纳尔斯基说：“亚里士多德留下了丰富的著述遗产，他的论著浩繁（其数目难以确定，约为四百种到一千种）。”[ 见[苏联]伯德纳尔斯基《古代的地理学》中译本第82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8月第1版]

　　据说十三世纪培根见过的亚里士多德著作仅希腊文《博物志》就有50卷之多。“罗杰?培根（约1214-1294）主张读亚里士多德应直接看原文，并郑重宣布他曾见过希腊文的亚里士多德五十卷本的《博物志》，即普林尼所提到过的那部。”[ [英]约翰?埃德温?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三版中译本第1卷下册第55页，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

　　依公元2世纪传记作家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其《著名哲学家传》中保存的目录所载，就有164种400余卷，共计445270行、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只有47种。1831年，柏林科学院授命伊曼努尔?贝克尔（It－manuelBakker）编辑《亚里士多德全集》，历经40年，到1870年完成，是为《亚里士多德全集》贝克尔标准本。90年后，又有奥托?吉冈（OttoGigon）的新版《亚里士多德全集》，是书在贝克尔标准本的基础上又新增了最近几十年所发现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残篇,尤其是《雅典政制》一书。汉译本《亚里士多德全集》即依据Bakker－Gigon古希腊原文标准本编译而成，它完全按照国际惯例进行页码编排,按学科门类依次分为10卷。

　　《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文版出版前言等所列亚氏著作目录

　　亚里士多德一生著述繁多，仅依公元2世纪传记作家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其《著名哲学家传》中保存的目录所载，就有164种400余卷，共计445270行、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只有47种。

　　“罗德岛的安德罗尼科（活动期间在公元前1世纪上半叶）在为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第1版做准备，安德罗尼科的这一版是奠基性的，所有其它版本都是直接或间接从它那里衍生出来的。”[ [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595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按照《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文版出版前言所引2世纪传记作家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其《著名哲学家传》中保存的目录所载说法的比例，亚里士多德著作字数当在一千万字以上。如果按照苏联历史学家伯德纳尔斯基的说法，其著作在一千种的话，按照上述比例其字数当在六千万字以上，即使那样还未必包含罗杰?培根曾见过希腊文的亚里士多德五十卷本的《博物志》。

　　这些大量存在的所谓“亚里士多德著作”可信吗？

　　21世纪的美国史学家不相信

　　“文艺复兴与‘科学’的关系是荒谬的。人文主义者收集各种古典文献，……也有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他们用近乎对待神明的态度对待这些文献，认为它们在权威性和准确性上近乎《圣经》。他们的批判能力没有用来验证这些文献或古典作家的真实性，而是用来构筑该文献的权威版本。”[ [美]罗宾•W温克、L.P.汪德尔《牛津欧洲史》中译本第1卷第117页，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4月第1版]

　　20世纪美国著名科技史家乔治?萨顿不相信

　　“这些著作是可信的吗？这个问题比它初看上去更复杂一些，……如果问题涉及的是文字的原创作者---每一篇是由谁写的，那么，由亚里士多德本人写的大概很少。”[ [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597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19世纪“西方中心论”的核心人物黑格尔不敢说自己相信

　　“至于亚里士多德的原稿的命运，从传说看来，似乎我们实在不可能或者极少希望得到了他真正的不被损坏的著作，对于它们的真实性怀疑一定会发生，而且我们还应该很惊奇，看到它们还很像现在这样流传到我们。”[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译本第2卷第278页，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版]

　　连作为西方中心论祖师爷的黑格尔也认为传世的亚里士多德著作不靠谱。然而，实际上使用起来、还是硬着头皮按照亚里士多德著作都是真的来做判定。

　　17世纪来自炮制古代手稿大本营---教会内部的爆料

　　十七世纪时，天主教的老教派本笃派与耶稣会发生争论，互相揭发造伪的情况。如：“耶稣会士阿尔杜昂（1646-1709）在著作中研究古代作家报道真实性的问题，他得出一个反常的结论，宣布一切古代的传统都是伪造的，在古希腊的作家中，只有荷马和希罗多德是可信的。……阿尔杜昂断言，这一切都是本笃派修士为夸耀自己的修士团而炮制出来的。宗教会议文件像教父们的著作一样，纯粹是伪造的文件……”[ 详见[俄]叶?阿?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学史》中译本第160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9月]

　　“饱学的耶稣会徒哈杜因甚至认为古代世界的历史是13世纪的修道士编造出来的，他们是修昔底德、李维与塔西佗的著作的真正作者。”[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上册第86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

　　有谁在相信？

　　被全盘西化了的中国学者们坚信，因为西学已经变成了自己崇拜的对象。

　　谁在坚持？

　　美国教育部：出于国家利益，美国掌管意识形态的部门对于文艺复兴源于古希腊说七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

　　西欧中心论者及

　　中国学术界：中国学术界承全盘西化的余绪，迷信西学，对“古希腊”这一传统顶礼膜拜，成了僵化的意识形态。

　　谁不再坚持？

　　一些20世纪以后的有良知的西方著作逐渐开始不同程度地放弃“古希腊”这一传统，已经开始或多或少（犹抱琵琶半遮面）地不再把“古希腊”作为西方历史的源头。

　　随手举几个例子，如：

　　《欧洲史》（欧洲历史教科书，由法国德尼兹?加亚尔等14位欧洲作者1993年合著）

　　《牛津欧洲史》（〔美〕罗宾?W温克、〔美〕L.P.汪德尔）

　　《欧洲思想史》（[奥]弗里德里希?希尔）等等。

　　西方意识形态

　　“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研究于20世纪30年代取得了巨大进展，当时欧洲学者们为了躲避纳粹来到美国，并且毕生致力于「文艺复兴」领域。在研究中，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人文主义者」身上，并发现了导致世界主义产生的“世俗主义”的发端和他们正在自己的世界中千方百计地寻找的学术宽容。

（见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西方欧洲“古典历史”辨伪》，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

《兰亭集序》的传世本皆为仿本

中国人都知道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很多人都临摹过。此帖号称百世行书之祖。

据传唐太宗李世民酷爱其书法，认为《兰亭序》是“尽善尽美”之作，死后将它一同葬入昭陵。

而之后流传下来的历代书家摹本几十种。

▲褚遂良摹本

▲冯承素摹本

▲欧阳询摹本

▲虞世南摹本

看到了吧，每个人的摹本都不一样？那请问，哪个是真的《兰亭序》？

我们今天大多人临摹用的，实际上是唐人冯承素双钩填墨而成，又叫“神龙本”。

冯承素相比其他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等名手，名声最小，故“二次创作”的内容不多，此本摹写精细，笔法、墨气、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公认为是最好的摹本。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此外，还有临本传世，后乾隆将自己收集的八种《兰亭序》的摹本刻在圆明园八根柱子上，这就是有名的“兰亭八柱”。他按摹本年代，封虞世南本为八柱第一柱，褚遂良第二，而世所公认的最接近真迹原貌的冯承素本为第三柱。

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兰亭序》，其实都是假的。

我们也知道，真正的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永远的深埋于地下了。王羲之原本书法到底写的是什么样？谁也不知道，我们只能通过各种的摹本来想象王羲之的原作。

要是问世界上最神秘的国家在哪？

游哥会说是古巴！

这里是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原型地，

也是《速度与激情8》的取景地，

这里有着纯正的雪茄与醉人的莫吉托，

也有颜色缤纷的建筑与汽车。

然而这个出镜率很高的城市，

前来游玩的国人却很少。

图携程游记作者探云

古巴是色彩之城，

当地的居民把房子刷成黄色、绿色、蓝色、粉色，

也会在房前屋后种满鲜花。

大街小巷都是绚丽的色彩！

图携程游记作者探云

图携程游记作者孟夕

古巴也是复古车爱好者的天堂，

随处可见可以被当作古董的老爷车。

租上一辆车，

说不定是当年的名车跑车。

图携程游记作者探云

这里是美洲唯一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

经过50年美国的制裁，

有趣的是古巴人却有着

高达99.7%的识字率、78.3％的平均寿命

图携程游记作者孟夕

古巴基本没有互联网，

即使在公共上网点，

能不能接入成功也要看运气！

也因为这里网络的匮乏，

你随时可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图携程游记作者孟夕

接下来就跟着游哥看看，

这个神秘而又神奇的国家到底有哪些可以玩的！

古巴游主要有两个方向：

老城深度游和海滩度假游。

01

游哈瓦那老城

这里是男人的加油站

有人说，这里男人的加油站，因为这里有世界最多最老最炫的老爷跑车！以及风情万种的美女！

游哥会推荐你租车或是包车游哈瓦那老城。随着政策的开放，新款进口车已经可以在哈瓦那的街头看到。如果前往记得体验一番，因为这样满街老爷车的场面可能几年后也就看不到了。

中央公园Central Park是老爷车的聚集地，可以看见许多色彩鲜艳的古董车。一眼望过去感觉丝毫没有重样，尽管坐在里面的感觉可能没有你想象中那么舒适，不过颜值够高！

图携程游记作者探云

这里有最绚烂的色彩

老城区的房子都有200年以上的历史，早期殖民建筑，巴洛克风格，新古典主义，新艺术运动风格， 可惜的是，这些曾经精美的建筑，如今大多破落溃废。

国会大厦对面的一排房子，许多旅游杂志上古巴的照片都是在这里取景！环顾哈瓦那老城你会发现非常多惊喜。

如果你也想要去漂亮的老房子打卡，正在修路的普拉多大道Paseo del Prado，一定不能错过，两旁都是漂亮的历史建筑。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

古巴人非常热爱音乐，每个人都是流浪的艺术家。走在街头可以看见拿着乐器演绎的当地老人，仔细聆听极具当地特色的歌声。

图携程游记作者探云

也可以去当地非常出名的酒吧La Bodeguita，这是海明威最爱的小酒馆。一楼的小酒吧地方不大，每到傍晚就人满为患，吧台坐满的时候，还有人买了酒站在门外听乐队的现场live。

图携程游记作者探云

这里的雪茄不容错过

古巴雪茄世界闻名，相比国内这里的雪茄便宜多了！走在街道上，随处可见普通市民悠闲地享用着雪茄，他们戴着宽沿帽、叼着雪茄，那是传统的古巴精神，也是深深刻在世人脑海中的古巴形象。如果你感兴趣，不妨试试！不止男人抽雪茄，其实很多大教堂周围，也有不少吸着大雪茄的的老太太们，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图携程游记作者苏菲

02

享受海滩度游

作为加勒比岛国的古巴有着许许多多美丽的海岛和白沙碧波的长滩。哪怕是经济很大程度上被封锁，也不妨碍这里成为许多欧美游客的度假天堂。

图携程游记作者探云

哈瓦那古城海滩

圣萨尔瓦多城堡所在的海角是观看海滨大道及看日落的最佳地方之一，到哈瓦那游玩的时候除了逛逛老城也别忘了到海边休闲度假。

图携程游记作者探云

巴拉德罗

巴拉德罗（Valadero）海滩，这里是古巴马坦萨斯省度假胜地，加勒比最大的度假区之一。从哈瓦那可以乘大巴去巴拉德罗，两个小时车程。大巴可以在酒店的前台预定。直接打出租车，价格在70-80 CUC左右。

Varadero的酒店是全包类的，酒店内的任何餐饮（一日三餐、酒水饮料）都是含在房费里的。有些酒店里有西班牙语课程或者教当地特色舞蹈Salsa的课等可以供游客选择。

除此之外，还可以定一些出海游玩的行程，基本上都是早晨7点出发，下午5点回。经典的出海项目包括乘坐汽艇去海中央的小岛体验浮潜和自己钓龙虾的乐趣。

图携程游记作者Doris

圣马利亚岛

这里的沙滩绵延数十里，沙白幼细浪小水清浅，离岸三四十米水深也不过是齐腰，而且海水的颜色蓝得非常漂亮。沙滩上人也不算多，性感的美女却是不少。

到圣玛利亚岛时候坐游艇出海吹吹风看日落，外海深潜近海浮潜，或者和海豚畅游亲密接触，有一整天的也有半天的团可选。

图携程游记作者探云

03

旅行小贴士

语言

和其他南美地区一样，古巴讲西班牙语，会讲英语的人很少，虽说用手比划也能勉强听懂但还是建议学几句实用的。

签证

古巴对中国免签，不过由于没有直航，还是需要经停国的签证。

货币

古巴用两种比索：

一种CUP，是当地百姓用的，所以路边摊，菜场可以用。

一种CUC，是给游客用的，因此酒店、餐馆大多用这个。CUC相当于CUP的25倍左右。为了防止被宰，能用CUP的时候就用CUP。

上网

CBD里有电信营业厅，卖上网卡，大概1.5 CUC 一个小时，在特定的地方可以上网（当地年轻人低头聚集的地方），好的酒店也会提供网络，不过也是按时收费。

住宿

CASA 或者 酒店，CASA就是古巴政府允许经营的家庭旅馆，会在门口有一个蓝色船锚标志。CASA通常有免费早饭，或者付费5 CUC 一个人，都是当地老百姓的日常饮食。

酒店环境比CASA好，价格也贵上许多。

古巴，这里充满了神秘，这儿国人游客真的很少！

不妨找个时间，来一次古巴之旅吧！

梅宏院士：软件定义的未来——万物皆可互联，一切均可编程 | 

CNCC 2017

雷锋网AI科技评论消息：10月26日上午8:30，由中国计算机学会（CCF）主办，福州市人民政府、福州大学承办，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工程学院协办的2017中国计算机大会（CNCC 2017）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如期隆重召开。大会持续三天两夜，包括14个特邀报告、2场主题论坛、80余场前沿技术论坛及活动。雷锋网作为CNCC 2017独家战略合作媒体，到现场进行了全程跟踪报道，近期将会陆续放出特邀嘉宾的精彩报告，敬请关注！

大会第一环节是特邀报告，中科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梅宏教授作为大会开幕式后的第二位出场嘉宾带来了题目为《软件定义一切——机遇和挑战》的现场报告。

梅宏，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计算机学会会士，IEEE Fellow。曾任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现任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高可信软件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主要从事软件工程和系统软件领域的研究，在构件化软件中间件、开发方法学和工具环境等方面取得了系列成果。

梅宏教授的主题报告是《软件定义一切：挑战和机遇》。主要内容分为三部分，无处不在的软件，软件定义的时代，新时代的机遇和挑战。

他从软件从业者的视角，将计算机软件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并分别总结概括了各个阶段的大体体征以及应用领域。第一个阶段是1946—1975年，软硬一体化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975年以后，软件的产品化、产业化阶段；第三个阶段是1995年以后，软件的网络化、服务化阶段。

结合当下的人工智能热潮，梅宏教授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软件定义的时代。软件定义的技术本质是把原先一体化的硬件设施打破，将基础硬件虚拟化并提供标准化的基本功能，然后通过管控软件，控制其基本功能，提供更开放、灵活、智能的管控服务。

他认为软件技术是新一轮制造业革命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智能制造业需要实现“硬件”、知识和工艺流程的软件化，进而实现软件的平台化，本质上即“软件定义”。

报告中除了回顾了软件技术的发展，梅宏教授还从操作系统的视角来理解软件定义的本质和内涵：硬件资源虚拟化、管理功能可编程。最后，梅宏教授也展望了软件定义的未来，他认为在人-机-物融合计算的场景下，万物皆可互联、一切均可编程、进而分析了软件定义的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软件定义一切，人-机-物互联就是软件人的机遇。软件定义的挑战是什么？梅宏教授认为是体系结构设计决策，系统安全，系统质量以及如何更轻量的虚拟化，还有怎样打造高度自适应的软件平台。具体内容请看雷锋网整理编辑的梅宏院士会场实录。

以下是梅宏教授的会场实录，雷锋网在不改动原意的前提下，做了调整和编辑。

感谢大会给的这个机会！近几年中，我在不同的场合也做了很多不同的报告，但是这几年都是被动地被拉去讲大数据，后来想想，差点把自己的主业忘了。现在软件很重要，我们每天的生活都离不开软件，可能大多数人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打开某个APP。所以我今年给自己订了一个小目标，但凡有机会做报告，我就只讲软件，也是为本行业的人呼吁一下，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很大，软件定义一切。

无处不在的软件

“软件定义一切”并不是我说的，我要是这么说可能把咱们今天在座的很多同行都给得罪了。我是想借这个题目讲一讲软件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题目我想大家都认可，软件已经无处不在，第二个题目是软件定义的时代。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刚刚过去的十九大讲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我是从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改造这个角度来谈这个新时代，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也给了这个时代不同的赋名。从基础设施视角来看，这是一个互联网+时代；从计算模式视角来看，这是一个云计算时代；从信息资源视角来看，这是一个大数据时代；从信息应用视角来看，这是智能化时代。我想说在这些里面有一项很重要的技术，那就是软件。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一个软件定义的时代。

软件产业呈持续增长态势。从国内来看，国家工信部公布的2012年到2016年的五年数据中，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始终保持高增长，在电子信息行业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以后，很多行业都在下滑，而信息技术行业还在保持增长，而软件行业的增长又是远远高于信息技术其他的比重。从国际上来看，全球有19个国家软件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0.5%，其中美国已经超过1%。这个产业规模一直在保持增长。第二个软件从业的人数，2014年全球ICT技术工人约为2900万人，其中专业软件开发人员约1100万人。国家工信部给出的近五年数据中，软件从业人数也在逐年增长，2016年达到576万人。但如果换一个视角，从开源社区来看，比如程序员经常去的一个软件问答网站stack overflow，注册3200万人，其中超过2500万人是多次访问。再比如CSDN,注册用户达2500万，活跃用户超过800万。它们普遍都要比工信部公布的数据高，这说明和软件相关的从业人数有很多。

回顾过去计算机软件发展，我认为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1946到1975中期，是软硬一体化阶段。第二个是1975年以后，软件产品化、产业化阶段；第三个是1995年以后，软件的网络化、服务化阶段。

我想讲一讲这三个阶段的大体特征。在软硬一体化阶段，也就是计算机刚出现的时候，是没有软件的，都是以程序实现的，大体上展现方式的是机器语言，汇编语言。早期应用领域以破解密码，军事领域的计算为主。6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软件”一词，融合程序和文档为一体，作为独立的形态从硬件分离出来，以IBM 360系列机为代表（尽管还是和硬件捆版一起销售），也逐渐形成了计算机学科和程序员行业。它的展性形式是高级程序语言+文档，应用领域主要是商业计算和其他科学计算领域。软件产品化、产业化阶段，以Microsoft和Oracle的出现，标志着软件开始成为一个独立产业。PC的广泛应用和软件产品化催生了人类历史上信息化的第一波浪潮，其主要特征即以单机应用为特征的数字化阶段。紧接着就出现了办公软件，彻底改变了人类传统的办公行为，微软office迄今依然是微软标志性产品之一。九十年代中期开始 ，软件进入网络化，服务化阶段。互联网推动了软件从单机向网络计算环境的延伸，带来了信息化的第二波浪潮 ，其基本特征是以联网应用为特征的网络化阶段。 

做软件的人总是希望把互联网作为平台，来研究软件。软件的形式也因互联网发生变化，形态从传统的拷贝行为变为软件服务，等到后期移动互联网的产生，促成APP的诞生，整个软件模式都发生了变化。应用领域已经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互联网环境下软件呈现新特性和新特征

我们中国学者自己定义一个词：网构软件。指的就是面向互联网计算的软件新范型。这些新范型是什么，总结有几个性质，实体的自主性，实体对环境的情景感知，实体之间的自主协同，实体的在线演化，以及可信性需求。简单来说，软件呈现网络化体系结构，基于网络进行开发，通过网络交付分发并提供服务，这就是软件的服务化。软件和硬件相比，同样都作为功能性产品，但软件这种工具和互联网结合就能够实现一种真正的服务化。紧接着移动互联网的产生，又产生了一种新的模式，这就是APP。苹果商店拥有300万+个APP，累计下载量超过1500亿次。这个时候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客户端要和服务器端合起来完成一件任务，他也是一种拷贝，不过是一种新的拷贝方式。互联网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和生活模式，而互联网的核心价值是连接，软件是实现互联网核心价值的重要使能技术。硬件连接虽然很重要，但最终的灵活连接还要靠软件。

最终我引用两位名人的话，NetScape创始人Marc Andreessen说：Software eats the world! 软件吞噬世界。另一位是C++语言发明人，Bjarne Stroustrup说：人类文明运行在软件之上。

软件定义的时代

第二部分我讲的是软件定义的时代。互联网及其延伸，正在导向我们走在一个新的模式，人-机-物的融合。信息技术的网络化、泛在化、智能化趋势蕴含了人-机-物和谐发展的愿景。当前，正在兴起信息化的第三波浪潮，即以数据的深度挖掘与融合应用为特征的智慧化阶段。这个阶段我命名为智能化阶段，在这个新的环境下，人机物融合环境下的信息基础设施是海量的资源。第二来看他的应用，人机物融合环境下的新型应用：需求形态多样。面对海量资源和应用需求形态多样的这两个特征，人机物融合需要新的平台环境，如何凝练应用共性，如何有效管理资源这是这个平台的基本要求。在这样的平台之下，由于应用需求变化频繁和应用场景动态多变，这个平台能否实现按需灵活定制？

什么是软件定义？

软件定义的真正落地，还是在云计算平台里面的应用。2011年前后，OpenFlow被用于云计算平台中进行网络管理，并被广泛接受。在15年的时候，Gartner战略报告首次出现SDN（软件定义），SDN重新“定义”了传统的网络架构甚至通信产业。

软件定义网络的技术原理是通过一组API对网络设备进行任意的编程从而实现新型的网络协议、拓扑架构而不需改动网络设备本身。

计算机的操作系统是什么，是管理硬件资源、控制程序运行、改善人机界面和为应用软件提供支持的一种系统软件，即向上提供公共服务，向下管理资源。如果从操作系统视角来看软件定义，操作系统是软件定义的“计算机”，从软件研究者的视角，操作系统体现了“软件定义”之集大成。

在我的理解看来，软件定义的技术本质就是把过去的一体化硬件设施打破，基础硬件及其虚拟化提供标准化的基本功能，然后通过管控软件控制基本功能，提供更开放、灵活、智能的管控服务。

软件定义的技术本质：硬件资源虚拟化，管理功能可编程。硬件资源抽象为虚拟资源，然后用系统软件对虚拟资源管理和调度。就是在硬件资源虚拟化的基础上，用户可编写应用程序，满足访问资源的多样性的需求。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软件定义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延伸，软件定义的存储，软件定义的计算，软件定义的环境，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等等。但所有架构都跳不出操作系统的三层架构，就是说软件平台的三层架构，这些SDX均符合“硬件资源虚拟化”与“管理任务可编程”的技术原理。

这就是我对软件定义的理解。

软件定义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的机遇就是软件定义一切。定义一切，人-机-物互联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是不是最终能做到万物皆可互联，一切均可编程呢？这就是软件定义给未来世界达成的目标，也就是我们的机遇所在。我们看到软件定义的本身进一步泛化和延伸，我们要软件定义我们的物理世界，再进入我们的城市、我们的行业、我们的校园，从单一的资源管控到人、机、物融合环境下对各种资源全方位的互联互通。这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人工智能是当今的热潮，但我个人的观点还是认为处于数据驱动的算法智能阶段，软件平台如何提供“通用”的智能应用支撑，并允许按需深度定制？是否会出现面对AI的操作系统？我想这个也是可以通过平台的方式去实现。软件技术在新一轮革命技术中毫无疑问是核心竞争力之一，新一轮制造革命需要实现“硬件”、知识和工艺流程的软件化，进而实现软件的平台化，本质上即“软件定义”。随着人、机、物的融合，软件定义的挑战可以分为这几个方面：体系结构设计决策，系统质量，系统安全，更轻量的虚拟化，从原有系统到软件定义系统平滑过渡，高度自适应智能软件平台。

体系结构设计决策，包括比如如何确定受管元素的合理“粒度”和“层次”？如何界定软、硬件的功能划分并组装、配置相应元素？等。

系统的质量，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如何合理平衡管理灵活性和“虚拟化”后的性能损耗（与直接访问原系统相比）？如何降低“软件实现”的复杂性和故障率，有效定位故障以保障可靠性？等等。

系统安全，对硬件资源管理可编程带来开放性、灵活性的同时，也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安全隐患。对于工业控制等安全攸关领域来说，可能会带来难以难以估量的损失。

更轻量的虚拟化。大量的新设备产生，虚拟化实现了对硬件资源的软化，是软件定义的基础技术，现有以虚拟机为单位的技术过于重载，难以满足性能和实时性要求。

原有系统到软件定义系统平滑过渡。如何将原有系统平滑过渡到软件定义系统？通过对已有的资源进行大幅度的改造，我们需要安装新的硬件，需要做新的软件管理系统，以及面临的人力，时间，经济，风控等因素。这个平滑过渡也需要合理的方案，否则很难做成这样的事情。

高度自适应软件平台。从软件人追求的目标来看，我们想追求一种更为高度自适应的智能软件平台。现在平台方式是以硬件资源为中心的，如果基础设施层发生变化，软件平台就要发生改变，改完之后，上面的应用也可能发生改变。我们追求的理想方式是，软件平台具有预测和管理未来硬件资源变化的能力。

谢谢大家！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老何共济会港版系列五部洋洋大观已经出齐

填补历史空白，震撼世人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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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谁统治着世界

第二部：内圣外王

第三部：手眼通天

第四部:覆雨翻云

第五部：神鬼莫测​

香港·中港传媒出版社2011——2017出版·香港销售

大陆已经出版两部，网络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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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探讨·经济学读书笔记】

    燕江：《红楼梦》是一部经济史（1）

【注：作者燕江，胡玫版电影《红楼梦》的编剧。】

毛泽东读《红楼梦》，曾经多次指出，贾府其实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缩影。而经济政治问题始终贯穿于这部文学名著的全部内容。

经济史学者张麒说：“虽然说《红楼梦》是一部“大旨谈情”的书，但书中人物的坎坷命运和激荡感情等众多情节里，有许多日常的凡俗生活的记载，好比历久弥新的珍珠，更堪比清初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活化石”。居住在贾府的人们，不论是主子还是奴才，人人都长着一双富贵眼，他们斤斤计较，见钱眼开，既讲体面，又凡俗无当；总体来说，贾府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相脱节的；有限的家族资本无以支撑庞大的官绅体系，以致一步一步走向式微，最后“轰”然倒塌。细数《红楼梦》中的经济事件，我们可以大致厘清贾府兴起、盛极、衰败的过程，从而洞悉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兴衰密码，同时深刻地揭示了贾府经济的失败首先是人的失败、人的堕落这一主题；而从这一系列的经济事件里，我们还不难勾勒出清初经济社会的大致轮廓。”​

“说《红楼梦》是一部经济书，是因为曹雪芹描摹了一个时代的经济轮廓，写出了人们的经济交往、经济利益和经济争斗，也写出了贫和富的由来和变迁，尤其是展露其中的人情世故和人们的经济态度、经济观念特别生动、传神。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红楼梦》又是一部世情风尚书。”

表面上，荣宁二府人丁兴旺，花团锦簇，财大气粗，经济鼎盛。农田地租以及放高利贷，是贾府的主要经济来源。

从元妃省亲到元宵开夜宴等等，无不显示着贾府当日的繁荣和风光，贾府经济运转似乎十分良好，此时很少人会意识到，表面的繁华背后却隐藏着经济危机的阴影。

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说不及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只是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两句话实际就是一部红楼梦经济故事的主纲。

所以第六回中凤姐对刘姥姥说：“外面看着虽是烈烈轰轰，不知大有大的难处，说给人也未必信。”第五十三回贾珍说：“外明不知里暗的事，黄柏木作了磬槌子——外头体面里头苦。”

同时，贾府这个贵族小社会也遭遇到封建社会中各种各样的问题：来自皇室的敲诈勒索；来自王公贵族的威胁恐吓；内部派系的倾轧争斗。

经济情况好时贾府人只知道享受，没人去考虑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贾府的总管王熙凤机关算尽，勉力撑持，但挡不住贾府最终趋于没落，陷入严重经济危机。

对贾府试图进行经济改革的是庶出的小姐探春。探春精明能干，有的地方甚至超过王熙凤，她只代替了凤姐几个月，兴办许多兴利除弊的措施，积极开流节源。

但是，她的“新政”和“改革”并不能解决贾府的根本矛盾。她的措施没有克服贾府的经济危机，反倒引发了新的矛盾和问题。

随着元妃去世，贾府被抄家，这个已经深陷危机之中的小社会终于彻底崩溃。贾府人死的死，跑的跑，贾府彻底失去了经济复苏的可能。最终树倒猢狲散，一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好一似食尽鸟投林，剩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只留下一段剪不断理还乱而委婉难诉的衷情，成为传留千古的佳话，不断地惹人思议。​

【《红楼梦》探讨·经济学读书笔记】

    燕江：《红楼梦》是一部经济史（2）

《红楼梦》第五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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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如海的巡盐御史究竟是什么官职？】

红楼梦》第二回：“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升至兰台寺大夫，本贯姑苏人氏，今钦点出为巡盐御史，到任方一月有馀。”

据贾雨村说——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升至兰台寺大夫。本贯姑苏人氏，今钦点出任为巡盐御史，到任方一月有余。这林如海之祖上，“曾袭过列侯，今到如海，业经五世。起初时，只封袭三世，因当今隆恩盛德，远迈前代，额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袭了一代；至如海，便从科第出身。虽系钟鼎之家，却亦是书香之族。”

钟鸣鼎食之家，书香门第，林家都占全。林黛玉的爸爸林如海是巡盐御史。这个官职非同寻常，但是很多人却弄不明白。

——《红楼梦》的​巡盐御史、兰台寺大夫究竟是什么官？

兰台寺大夫在历史中没有找到对应的官职，可能是虚拟的。眉批中也说“余最喜此等半有半无，半古半今，事之所无，理之必有，极玄极幻，荒唐不经之处。”

至于林如海被钦点出任巡盐御史，这在清朝却是个既有实权，也掌控着巨大财富的要职。

明清时，扬州盐商之富是天下闻名的。巡盐御史是监察盐政，监察管理盐务官员的钦差，盐官的升迁和官运，以及盐商能否赚到钱全都得仰仗巡盐御史。

清朝皇帝为了掌控盐务，对巡盐御史相当重视：“巡盐御史的职权，简单来讲，只要是以权谋私、亏欠盐课、扰乱盐法的，巡盐御史都有权监察问询。四品以上，需要向皇帝奏请裁决；五品以下官吏一经查实直接捉拿问罪，特殊情况下还可以便宜行事先斩后奏。由于是中央派遣到地方的，巡盐御史可直接上达天听，此外还有荐举、纠察文武职官、兴革军民利弊、督修城壕、堤坝等等。因此，对巡盐御史的选拔和奖惩也很特殊。虽然是地方任职，但考察是按京官考察原则。”（《食盐专卖与明清巡盐御史制度研究》，杜珞珈，四川师范大学，2012）

可以说，《红楼梦》设置林黛玉父亲林如海被钦点出任巡盐御史即钦差大臣这个伏笔，具有非常深刻的涵义。要理解这一点必须理解清代盐政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

1）清代康熙乾隆时期的巡盐御史是直接代表皇帝的外派钦差大臣，职责是监管各地的盐政。而在清代，盐业的税收则是大清财政的主要来源，约占清代国税货币收入的一半。

巡盐御史与盐商，最能体现明清两代乃至中国两千余年帝制时代盘根错节的复杂政商关系。

自汉代以来食盐买卖完全由政府垄断。清初盐法沿袭明制，实行特批的引岸制度。由官府盐政发放盐引，也就是运输和贩卖食盐的特许证。

盐商运销食盐，必须向盐运使衙门交纳盐课银，才能领取盐引，然后才可以到指定的产盐地区向灶户买盐，贩往指定的行盐地区销售。但领取盐引则须凭引窝（又称窝根、根窝），即证明拥有运销食盐特权的凭据。盐商为了得到这种特权，须向政府主管部门认窝。认窝时，要交纳巨额银两。握有引窝的盐商就有了世袭的运销食盐的特权。

这样就出现了政府特许的垄断食盐运销经营特权的食盐专卖商人集团，他们借此特权而攫取巨额的销售食盐获得的垄断利润，成为清代最有钱的豪商巨贾，盐商主要集聚在扬州。

2）管理盐务的官员被垄断盐业专利权的盐商包围，官员掌握批准经营盐业的审批大权，因此大盐官的贪污腐败几乎是必然。

清代的巡盐御史，是皇帝直接派出代表朝廷监管盐官和盐政的钦差大臣。巡盐御史有密折参奏以及直接查纠贪污的大权。巡盐御史拥有自己的办公官署，称两淮巡盐察院署、两淮巡盐御史廨署、盐漕察院、察院。此是一个职权明确的官署，不仅要督察下面的盐政官吏，还可以直接干涉和纠正盐务。

巡盐御史有本官和兼职两种。为防止腐败，清初巡盐御史往往一年一换。

清代的巡盐御史职权很大，但是爵级无定品。初期有专任，不久变更为由总督（两江总督）或巡抚（江苏、安徽）兼，后又换成中央派员。康熙末年，又由江南督、抚兼任。

可以说，非帝王心腹，不能当此重任。举例来讲，康熙四十三年，江宁织造曹寅就被康熙钦点巡盐。在谢恩折子的朱批中，康熙写了4个小心：“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摺请旨。凡奏摺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可见，巡盐御史，虽然在地方办公，却也是只有恩在帝心的人物才能担当。

  在此格局下，皇帝、巡盐御史、盐政官员和商人四个方面为了各自的利益进行博弈。唯一的裁判是皇帝——贪腐官员要严惩，盐商则要留下来继续生财。

巡盐御史权力甚大且通天，所以甚至不需要直接参与腐败。他只要坐在衙门里，自然有人会送上一切。​盐商和盐官不需要他做任何事情，只希望他闭上眼睛，不管闲事，不作为。

​所以巡盐御史自可以非常清高，自管自做个好官，但是仍然可以聚集拥有钱财万贯的家产。

3）据《明史》记载，洪武初年在沿海产盐地设置六个都转运盐使司、七个盐课提举司，另设巡盐御史监管盐政。都转运盐使司、盐课提举司是地方官，负责日常盐务，而巡盐御史则代表朝廷巡督地方盐务。明代的御史级别不高，五品左右，隶属户部。

但是清代的巡盐御史地位则很高，往往是作为皇帝钦派的钦差大臣，负责监察盐政和盐官。顺治后期，于两淮盐区设置朝廷巡盐御史，作为两淮盐区的最高盐务专官，为钦差大臣（中央巡视员），无定品，任期一年。

康熙年间巡盐御史改置，以总督、巡抚兼任。掌督征课，调剂盐价，纠察属官，因此巡盐御史的官品是一、二品。

4）林黛玉家居扬州，扬州盐商富甲天下。

林如海是朝廷派在江南的巡盐御史，钦差大臣。林如海本籍是姑苏人，居官在扬州。

金陵府就是南京。而林黛玉不是南京人，为什么也称金陵十二钗？这里有一个大金陵的概念，即元代明代的金陵省，地理上包括两淮、苏浙。

有人曾经说，《红楼梦》明写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实际还有一个隐秘的第五家就是林家。

四大家族之间是亲上加亲，官官相护，有护官符。如果林如海出身寒微怎能攀附上豪门贾家？贾府又怎么看得上这个无本弱枝？

所以，合理的解释就是，林如海也是出身世代仕宦家族，而且位居要津——那个社会没有强大背景又怎能做到作为钦差大臣的巡盐御史？所以林黛玉的家世实际上绝非出身孤弱寒素的家世，而只是在林如海死后，因父母双亡又没有兄弟姐妹宗亲，才陷入了孤弱的境地。

不仅如此。按官职，清代的巡盐御史多是一年一任，少有连任，可；林如海居然连任多年的巡盐御史。

说起来，林家一门都是神仙般的人品。林如海是世家子，探花郎。夫人贾敏，是国公嫡幼女，是《红楼梦》中唯一有名有姓的贵夫人。可这样的人物，却因为早亡，遗下孤女在十五六岁的如花妙龄在荣国府中悲伤地死去。

【附注】

​康熙中后期的江宁织造曹、李两家曾经一年一兼巡盐御史。李煦为内务府正五品郎中，曹頫则为内务府从五品员外郎。后来曹寅也曾经担任“巡视两淮盐漕监察御史”。

康熙四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江宁织造曹寅给康熙皇帝上《奏谢钦点巡盐并请陛见折》，称：

江宁织造、郎中臣曹寅谨奏：

恭请圣安。臣寅蒙皇上天恩，生全造就，虽捐糜难酬万一。去年奉旨著与李煦轮管盐务，今又蒙钦点臣寅本年巡视两淮。

臣寅闻命自天，惶悚无地，谨北向顶香九叩谢恩讫。……

盐政虽系税差，但上关国计，下济民生，积年以来委曲情弊，难逃皇上洞鉴。臣寅拟星驰赴阙谢恩，恐骇物听，八月上旬料理运务已毕，俟造册报竣，仰求皇上俯准陛见谢恩，以申犬马恋主之诚，得以披陈下悃，仰聆圣训，祗遵敬恪，庶免覆束之患。谨具摺上奏，伏乞睿鉴施行。臣寅无任顶戴悚息激切屏营之至。

康熙皇帝朱批：

朕体安善，尔不必来。明春朕欲南方走走，未定。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摺请旨。凡奏摺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红楼梦》探讨·经济学读书笔记】

    燕江：《红楼梦》是一部经济史（3）

【大观园的美景与造价】​

《红楼梦》第十六回“贾元春才选凤藻宫”，第十八回，贾元春奉旨于元宵节回贾府省亲。

大观园是贵妃贾元春省亲时，接受家人朝觐及休憩的场所，是《红楼梦》设立的太虚幻境的人间幻象。书中描写这里的建筑是“崇阁巍峨，层楼高起。面面琳宫合抱，迢迢复道萦纡。青松拂檐，玉栏绕砌，金辉兽面，彩焕螭头，”无比雄奇秀美。

实际上，按照封建礼制，作者所处的清朝不允许宫内妃嫔与外戚有过多联系，更不用说回家省亲。

因此，贵妃省亲属于违制。但是《红楼梦》却对此故事铺张地大肆描写。

由于昔日国公府的深宅大院不足以驻跸皇妃。所以贾家人为了迎接贵妃，决定营建省亲别墅——大观园。大观园集中国传统南北园林艺术之大成，这座豪宅由书中的园林建筑名家山子野规划设计，凿地开池，垒石堆山，引水作溪，建屋造堂，亭台楼阁无所不有；用材无比考究，做工至为精细。

据《红楼梦》描写，大观园正门处设立一玉石牌坊，园中主楼是“大观楼”，楼之东西阁分别是“缀锦阁”“含芳阁”。​正殿名“顾恩思义”殿，题署对联“天地启宏慈,赤子苍头同感戴,古今垂旷典,九州万国被恩荣”。正殿后有嘉荫堂。

大观园中的建筑被一贯穿南北的中轴线分为东西两部分。

中轴线上一路从南到北是，正园门、翠幛大假山、沁芳亭桥、玉石牌坊、省亲别墅；这条轴线的东半区从南到北有怡红院、嘉荫堂等祭月赏月建筑群、佛寺道院建筑群（含栊翠庵）、沁芳闸桥等；这条轴线的西半区是红楼诸钗的居住区，从南到北有潇湘馆、紫菱洲（缀锦楼）、秋爽斋、稻香村、暖香坞、蘅芜苑、植物园景区（含红香圃、榆荫堂），其中滴翠亭在潇湘馆附近，藕香榭在暖香坞蓼风轩附近，芦雪庵与藕香榭相通。大观园正园门附近还有花厅（议事厅）和茶房。

大观园西侧诸钗的院落实际上是沿河（即沁芳溪）布置的，园中几个重要的景点也是沿河而设，而跨河的交通联系是桥。

大观园中的桥品种并不多，其中最著名的就要数沁芳亭桥了。这座桥位于交通要道上，宝黛互往，均要经过这座桥。沁芳亭桥是一座亭桥，即桥上建亭。

此外在蘅芜苑附近有一座折带朱栏板桥，这是一座平板折桥。大观园的东北角还有一座大桥，即沁芳闸桥，桥下有水闸，位于全园水源口处，提高水位。在从怡红院到蘅芜苑，到稻香村的路径上，有一座桥名为“蜂腰桥”；从怡红院到潇湘馆的路上，有一桥名“翠烟桥”，形式不详，还有就是有的建筑本身也带有桥，如藕香榭有竹桥暗接，滴翠亭有曲桥相连。

园中还有十多组点景建筑群，包括：

​稻香村、藕香榭、芦雪庵、嘉荫堂、凸碧山庄、凹晶溪馆、滴翠亭、藕香榭、清堂茅舍、长廊曲洞、红香圃、芍药栏、榆荫堂、牡丹亭、蔷薇院、芭蕉坞等等；此外还有茶房、船坞等建筑。

红楼梦中刻意描写的大观园著名景点包括：

蓼汀花溆石洞，这是大观园中除了正园门处的翠幛大假山之外的另一处假山，假山堆成一个大石洞，沁芳溪穿洞而出，此洞可行舟。书中原文的描述是这样的：“忽闻水声潺湲,泻出石洞,上则萝薜倒垂,下则落花浮荡(第十七回) 说着已到了花溆的萝港之下,觉得阴森透骨,两滩上衰草残菱,更助秋情(第四十回)”。这里创造了一个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的意境。

蓼淑（是水边的一处滩涂，是登舟之处），荇叶渚（“渚”水中间的小块陆地，例如无锡的鼋头渚，是一小块突出到沁芳溪中的半岛形陆地，周围水下水草茂盛，可登舟。）柳叶渚、柳堤（在蘅芜苑到潇湘馆的路上）。

芦雪庵是大观园中一处具有田园风光的建筑群.芦雪庵是临水而建,是一处水边的农舍,推窗就可垂钓.书中是这样描述的: “原来这芦雪庵盖在傍山临水河滩之上,一带几间,茅檐土壁,槿篱竹牖,推窗便可垂钓,四面都是芦苇掩覆,一条去径逶迤穿芦度苇过去,便是藕香榭的竹桥了(第四十九回)

藕香榭，“这藕香榭盖在池中,四面有窗,左右有曲廊可通,亦是跨水接岸,后面又有曲折竹桥暗接……一时进入榭中, 只见栏杆外另放着两张竹案,一个上面设着杯箸酒具,一个上头设着茶筅茶盂各色茶具……一面又看见柱上挂的黑漆嵌蚌的对子,命人念.湘云念道:芙蓉影破归兰桨,菱藕香深写竹桥……说着,一齐进入亭子(第三十八回)”。藕香榭是一个建筑群，而不是单一一个水榭。这个建筑群是由水榭、水亭子、曲廊和曲折竹桥所共同构成。水榭房中柱子上挂着一幅对联“芙蓉影破归兰桨,菱藕香深写竹桥”。四面菏花盛开，不远处的岸上有桂花树。 

大观园中的山系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用岩石堆成的山，即石山；另一类是土山。石假山有两座，一座是位于园正门口北的众所周知的“翠幛”，这是一座用白石堆起来的大假山，其主要作用有如四合院一进门处设的影壁，挡住入者的视线，增加入口处的空间层次；第二座是位于大观园西北部的萝港石洞。这是一座由怪石堆起来的大假山石洞，此石洞是水洞，“沁芳溪”穿洞而过，洞可过船。这两座石山上均长满了爬山虎之类的藤类植物。

另一类就是土山，堆土而成的丘陵。这些山主要集中在园的北部，其所分之脉向东西两侧向南延伸到园的各处。这些山中有位于“省亲别墅”北的大主山，所分之脉向西穿蘅芜苑的院墙，其中怡红院后有山，稻香村旁有山，还有一组赏月建筑“凸碧山庄“就建在一座小山的山脊之上。

大观园的水源头是从会芳园的北拐角墙下引来一股活水，引到大观园东北角的沁芳闸桥处，通过闸口提高水位，然后水再从东北向西流，流过萝港石洞，再流到稻香村，在稻香村处分出一股水流，这股支流流到西南方向。最后主流与支流在怡红院的后院处汇合成一股水流，从怡红院附近的大观园院墙处流出去。

——山水相依，楼阁映带，景中有园，园中有景。与之相比，现代人仿建的南北"大观园"皆仅存大意，实际上均无可望其项背。

大观园中除了富丽堂皇的省亲别院，更多的是深具诗情画意的居住别墅群，具有受贺、饮宴、游园、居住、文会、礼佛等各种功能，综合了皇家园林与私家花园的特色。

大观园周长3.5里。如果设想为长宽分别是500米和400米，占地面积即达20万平方米（300亩或20公顷），据专家推算，总面积可有半个天安门广场那么大。

大观园的工程造价无从查考，但是可以按现代造价进行反推。

如果大观园占地面积20万平方米，那么据有关专家分析，一般而论，园林建筑物占地面积约为场地面积的4%，即大约8000平米。

据专家推算，大观园的建造费用可分类如下：

a、建筑工程直接费（不含地价及各种税费利润等）0.8万m2×1600元/m2＝1280万元人民币。折银4万两。

b、室外工程直接费（道路、围墙、小桥、流水、山峦、水面......）19.20万m2×180元/m2＝3460万元人民币。折银11万两。

c、下姑苏聘教习，采办女孩子，置办乐器行头（家乐团队）............3万银两。

d、置办彩灯花烛并各色帘帐............2万银两。

e、金银器皿（贾蓉负责）、陈设、接待等............3万两

以上费用总计至少约为白银23万两，折合人民币即大约相当于7600万——1亿元。

有经济学家推算，荣府全部岁入约15万两，而支出则超过这个数字，每年亏空约6000两，就是说贾府根本拿不出这笔造大观园的费用。​

其实早在小说开头的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候已经指出贾府经济上有问题，现出了败象，入不敷出——“外面的架子虽然未倒，内囊却已紧上来了”。

——那么贾府仍然斥巨资来建造如此奢华的大观园，这笔巨资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贵妃元春回家省亲后看到园内外的美景，一面赞叹一面惋惜道："太奢华过费了！"所以在临别时嘱咐："以后不可如此奢华糜费了。"

而承包了一部分工程的贾蓉则说："再省一回亲，只怕家里就精穷了！"

——既然已经家道衰败，深陷危机，贾府为何还要造如此豪奢的大观园？《红楼梦》又为何这么刻意描写这所豪华无比的名园？

有研究者指出，《红楼梦》对元妃省亲的描写，其实是以曲笔对康熙皇帝巡省江南史事的艺术化再现。

关于康熙皇帝当年下江南的豪奢，《红楼梦》中虽然没有直接描写。但是书中通过赵嬷嬷的叙说则以古射今，托甄论贾。

​赵嬷嬷说："嗳哟！好势派！独他们家接驾四次，要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也不相信的。别讲银子都成了粪土，凭是世上有的，没有不是堆山积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

——以至于连王熙凤听了这些话都觉得纳罕，人家怎么会那样富贵挥霍？

有红学家指出，元妃省亲的描写其实映照的是曹家当年接驾康熙下江南的往事。

当年曹家接驾的经费，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曹寅担任江南织造和巡盐御史所挪用的帑银。这也正是后来雍正皇帝对曹家进行问责彻查及抄家的原因。

那么，贾府修建大观园的意外之财是否也与此类似——盖大观园的钱财来自林如海死后，连同女儿林黛玉一起通过贾琏委托给贾府​的一笔巨大遗产呢？

由于种种原因，小说​对此不便明写，因此就用曲笔隐写，从而也为后人解读提供了巨大想象的空间。

[本文关于大观园景物及造园经费，参考引用了张世君《大观园的园林设计》等多篇网文，特此说明及致谢。]

善逝　　

善逝是佛教用语，善是好，逝当“往”字讲，来源于《地藏经浅释》。又译 “好去” 来源于 《地藏经浅释》。　　

善逝，佛教语，梵语sugata意译。又译“好去”。诸佛十号之一。十号之第一曰如来，第五曰善逝。善逝有如实去彼岸，不再退没生死海之义。

《大乘义章·十号义》：“言善逝者，此从德义以立其名。善者名好，逝者名去。如来好去，故名‘善逝’。”

 明 李贽 《观音问·答自信》之四：“故佛上称号，只曰‘善逝’而已。善逝者，如今人所言好死是也。或曰好走是也。　　

宣化上人在《地藏经浅释》中开示：善逝，世间解。善是好，逝当“往”字讲。“善逝，世间解”的另外一个名号，就叫“妙往菩提号”。为什么叫妙往呢？他善到十方诸佛国土，用权巧方便来教化众生，所以就叫妙往菩提号。　　

东北净慧法师在《大日经浅释（五）》中讲道：善逝，法义为妙往；即佛是证悟无上菩提的觉者，已超越生死，无来无去。　　

贤顿法师在<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记中讲述： 善逝——逝，断也。能以妙德智慧，断无尽烦恼。

边芹：谁偷走了西方民众的知情权?

【摘要】媒体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面对这样一支“军团”，如果你还没有意识到正在面对的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战争，那真是太天真了。

这支国际“军团”之无往而不胜，就是因为它发动的战争没有硝烟，同时它一面暗暗进攻，一面释放“你不要民族主义啊”、“要开放”、“要宽容”、“要酷”等一堆冠冕堂皇的麻醉药，令多数人意识不到人家已兵临城下。

“军团”的攻击能力来自安插的每一个关键人物都深知使命。美英打个喷嚏，法国必有原版回声。偶然出现异声，发声人事后必遭暗算。“

军团”之“令人信服”还在于周围有一群被豢养者提供必要的回声，他们中有作家、电影人、出版商、“专家”(实际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非政府”组织成员、教授、工会头目、政客等，要在茫茫人海中分辨他们，有一绝招，即各类“国际”大奖或传媒声名的宠儿。

为什么会不会中文不重要？

做这篇文章要从一个似乎微不足道的细节开始。美、英的具体情况我不确知，法国常驻或临时特派中国的记者，会中文的很少。估计英美并无例外。我这样推断，是因为这些西方记者国籍时常是幌子，他们行动起来之一致，甚至不惜损害本国利益，让人不得不怀疑他们构成了一个看不见的超国界组织。　　

为什么会中文的不在中国做记者，而在中国做记者的不学中文?注意：这里的“记者”不是指那些业余撰稿人，这些人多半会中文，而是西方主流媒体派来的“核心人物”。解释这个问题须绕几个弯。首先必须搬掉中国人接受的新闻工作理念：传递信息，寻找真实。在这一点上中国从业人员尽管做不到百分百实现他们的理念，但这个理念是诚实而普世的，不分内外、不设双重标准。比如不会出现对A国说实话，对B国则说谎。

中国人永远不明白对他们“真实”没有衡定标准，而是根据自身利益水平线浮动的。没有良心底线，使这种事他们做得了，中国人则难以践行。在这种本质歧异面前，如果大家同样玩“新闻自由”，则西方设满表面看不见的防线;中国人是不设防的，在对方的进攻面前，形同自我缴械。而中国恰恰是西方主流媒体眼中的B国。“B国”命运也不是起自1949年，这就剔除了“幻想家”们以为自己可以逃脱的可能。既然是B国，“核心人物”被派往中国，就不是去看真实的，也不是简单传递信息，而是为他们的实际使命提供“空间可信度”。

此话怎讲?就是他们在中国的报道方式和选择内容，去不去中国其实是无所谓的，在中国发出不过是提高可信度，说到底只是为了本国公民 “信以为真”，被中国人捉到“说谎”他们根本不放在心上。实际不光对中国，对不同国度早就定好了不同调子，这个调子是不变的，事情不过是用来证明预设基调的。比如空难，如果发生在美、英、德、法这些国家，则众口一词归之偶然;若出事的是剩下的世界，则不用等调查结果，一并往人为出错上拉。真理在他们永远都有内外之别!涉及中国的新闻前面永远有一个舆论导向，把住舆论导向的舵，才是他们的任务所在。为此懂不懂中文实在是无关紧要的。　　

完成这一特殊使命需要的不是“中国通”，而是绝对忠诚，这种忠诚是要跨越良心底线的，比如伤害一个没有伤害过自己的人，把坏蛋说成好人，把好人贬成坏蛋，无中生有，造谣惑众，要眼都不眨。为了组成这支队伍，以我熟悉的法国为例，不从一个特殊“种姓阶层”里挑选，很难确保如此忠诚。而忠诚度是一切得以运转的根本，它使得媒体在攻打一个目标时，像一个人一样，而看起来媒介与媒介之间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中心;同时他们自觉组成一道墙，要屏蔽一个目标时，也像一个人一样，比如我至今摸不清封锁“上海电影节”或“世博会”的“指令”从何处下达，反正执行者们无一例外绝对“效忠” ;也是靠忠诚，得以建立“新闻自由”的神话。

要是让中国人保持如此忠诚度，“不自由”的呼声早就响彻云霄。而他们没有怨言，或至少不让界外人听到怨言。这就使得这支“新闻军团”有点像梵蒂冈以血统世代绵延的瑞士卫队。　　

虚假的“新闻自由”　　

一如瑞士卫队只有一个使命：保卫教皇，这个特殊的“种姓阶层”也只有一个使命：保卫他们的真实主子跨国利益集团(这个保卫战甚至超越他们所在国的国家利益)。其他什么知情权、新闻自由之类，不过是为真实使命提供方便和打掩护的，首要用处就是事先缴了被攻击方的械。注意这里利用两个非常道德的概念，迷惑了绝大多数人，这是个精妙的移花接木过程，令人叫绝!公式如下：要保证知情权，必须新闻自由，以此达成无人异议的共识后，再用秘密操纵的“新闻自由”偷偷地拿掉知情权。

这个空子之所以钻得天衣无缝，就是利用多数人被口号和手段迷惑，不去看结果。更少有人从结果往前推，提出反证。因为口号和手段设计得这么漂亮和道德，倒过来推本身好像都是失德的。这才叫心灵控制!就是真实都没有存在理由!真实是什么?真实是：以两个所谓“自由”与“不自由”的主流媒体影响下的民众知情度为证，结果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所谓“知情权”因为“新闻不自由”而不得保证的中国民众，比“知情权”因为“新闻自由”而得到保证的西方民众，了解的真实多，受骗的程度小!　　

要完成这个绕了几道弯的任务，除了这支“瑞士卫队”，我遍观世界，看不出谁能做到。别的民族都是要一个强人振臂一挥，人才会往一个方向使劲，这个特殊“种姓阶层”不需要。其实仔细想，西方很多机制从民选到经济、文化诸多领域，都有这个绝妙公式的影子。总是以多数人的“自由”为出发点，终点是少数人最大限度地获取好处，此一谋权术与古往今来所有谋权术最大的差别，是多数人被陶醉得看不见最终结果。　　

既然只是个“瑞士卫队”，在B国能否做好新闻工作本身就是无足轻重的，重要的是对主子的忠诚。要知道“道德” 的忠诚是容易做到的，“背德”的忠诚则是绝大多数正常人做不到的，需要黑社会般的胆量和无道德底质。这是培训“黑社会杀手”一般的严密甄选机制，人必须经过彻底的“格式化”，在将“正义与良心”剔除之后，整架机器靠的是新植入的“道德”运转，注意这里的“道德”已脱离人类正义的本能，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用“意识形态”替换人类数千年编织共同生活空间所形成的“道德”，是一次妙不可言的偷梁换柱，神不知鬼不觉就以“假正义”抽换掉了“正义”。

这样驯化过的人，可以在一个地方为一两个人的生命大唱赞歌、抛洒热泪，哪怕他们是杀人犯;在另一个地方面对成千上万无辜生命的丧失，可以无动于衷，甚至再去补一刀。一条命值钱不值钱，要看你浮在他们利益水平线的哪个刻度上!这班头脑里充填了“假正义”的“杀手”，远比用“正义”教育出来的人坚定不移。　　

同样既然只是个“卫队”，传播、交流、挖掘真实这些新闻工作的本质，与他们的实际使命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会中文在我们的逻辑中是他们做好本质工作的必要前提，而他们的任务恰恰是要破坏这一本质工作，会中文、与中国人无间隔接触，倒可能动摇他们接受过的驯化。在法国真正的“中国通”往往对中国就失去了敌意。

这就解释了在中国做记者会中文的时常是下手，主角们多不会中文，这一荒谬的逻辑。而用被意识形态捆绑的“新闻自由”将本质工作的概念偷换掉，让“卫士们” 内心波澜不惊。只有表面不自由的人才能感觉到不自由，而根本不自由的人是感觉不到的。心灵的诱骗有多深，人心的囚笼就有多牢固，难有别种奇迹。在茫茫人海中发掘可以把黑的硬说成白的人，要比找到会中文的人难得多。由此，为了确保甄选结果，保持血统的纯正就是最简单又最保险的步骤，也一如“瑞士卫队”。我指出他们构成一个“种姓阶层”即源于此。　　

背后的少数利益群体　　

保卫梵蒂冈的瑞士卫队，已有数百年历史，至今仍保持只在瑞士苏黎世周围德语区一块狭窄区域挑选卫士的传统，而且不公开招募，只能内部举荐。法国媒体保持人员“无须控制”的忠诚和守纪，在挑人上与瑞士卫队的做法异曲同工。传媒的“核心人物”属于一个非常狭小的“种姓阶层”，有着天然的血缘和利益互绑，这使得把持这些媒介的关键人物，在必要时如同一个人。因为要让传媒变成一件足以“杀人”的利器，必须让它们行动一致，而行动一致必须看上去是“自发”的，如果这些关键人物吐出“我是听命的”，利器的作用就没有了。

所以为保持他们的忠诚，杜绝他们说出“听从指令”的秘密，除了“种姓”的第一道筛选，权力和金钱集中在核心人员手里是第二道步骤。坐在这个位置你可以得到一切，而能坐上这个位置的人都是精挑细选的，法国大报或电台的大小头目，更不要说电视台了，所享受的荣华富贵，是中国同行难以想象的。忠诚度当然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美英的“幸运儿”肯定也无例外。再就是圈子封闭，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所以兼职现象严重，一如影坛，“家天下”天经地义。

法国最大的电视台可以三十年如一日由一对男女情人控制新闻，不但只能他们出镜成为明星主持人，而且法国民众可以知道什么、不能知道什么、对发生在世界上的事怎么想，全由他们定。两个人!三十年!这种“专制”中国人能够想象吗?我曾将他们每晚在黄金时段主持的“新闻联播”与我一向认为搞得不灵的中央电视台晚十九点的“新闻联播”作比较，看结果不看过程，发觉在客观、公正、信息量等方面，后者胜过前者!后者只是老实，不会做各种“自由”的表演。在这里，传媒贵族与政客就像一个舞台上的演员，导演则躲在看不见的地方，由他们在镜头前做着精彩的朝野对立的表演，私底下却是在一个俱乐部聚餐，甚至在一张床上睡觉。说到这里，我大概要被一堆人揪掉头皮了。　　

以这些传媒后面大财团的背景，以及他们在一些关键利益上的行动一致，有一个指挥中枢甚至跨国指挥中枢是可以设想的，但妙就妙在指挥这些人，无须发文件，他们也绝不会说出谁在调遣他们。第三道防堵是一旦背叛，绝无后路。如果你热爱这门职业，你就从此跟它永别吧，连带着巨额收入，没有一家再会收留你。看上去一二十家媒体，幕后老板却没有几个，且都是连手的。像中国那样在张报不干了，到李报去，在这儿是绝无可能的。在任何一个行业(单位)有背叛行为，会遭到整个行业的排斥。　　

“舆论军团”的杀手使命　　解释完为什么是一支“瑞士卫队”，就可以回到正题：对中国，这支“卫队”意味着什么?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意识到，如今要亡中国，已经无须把军舰开到大沽或定海了。这支全球“舆论军团”就像黑社会的杀手，是千年帝国的突击队，抵得上一百艘航空母舰、五十颗原子弹，打着“自由”的道德大旗，它已经让各国城墙不攻自破，任何抵抗在道德上都成了事先失败者。在此万能盾牌下，他们可以指哪打哪，指鹿为马，甚至篡改历史。

就妙在他们还可以让自身历史被篡改的人坚信篡改者有理!这支大军可以在全世界进行比任何军事占领都完美的征服战，并实施难以驱除的永久占领。跨国利益集团用这支一手搭建的“舆论军团”，操纵西方各国的政治选举，把真能动摇他们统治的政治家消灭。在全球范围内，手法也一样，吹捧出卖民族利益的败类，将暴虐的民族极端分子涂抹成受害者，把真正的反抗者定为“暴君”，再把说谎成性的卑劣小人说成“英雄”，总之联合各路坏蛋，搅得天下大乱，以此法对付好人，未见不成功的。　　

世界话语权的建立，得自隐藏在这支“军团”后面的跨国利益集团对西方舆论的全面操控。每天散布于世的新闻，源头就是几家被周密控制的通讯社，这种绝对垄断和极少数人专权，比公开控制可怕得多，因为涂脂抹粉的“”骗过了绝大多数人。让什么事件成为新闻，或让真实新闻不存在，甚或伪造新闻，让人成为“英雄”或“坏蛋”，让狗腿子发财、反抗者破产，把庸才捧为天才，让一个民族成为“贱民”或“高贵种族”，把一个国家捧上天或泼上污泥，甚至篡改正在发生的历史，无一不是精密设计。能如此随心所欲左右真实历史，靠的就是这支“舆论军团”的协调一致!在这份精美“菜单”上每日挑选新闻菜肴的中国人，意识不到每一道菜都不仅仅是“新闻”，只要你传递、重复，就是进入了致命武器的射杀范围。　　

武器的具体使用手法，与黑社会也的确没有太大差异，就是制造事端，不断骚扰，让你不得安生，直到屈服;再就是泼污水，妖魔化对方，把真正的利益冲突掩藏起来，而在道德上审判，近代以来，用此法打掉了所有敢与之争利的或敢抗争的对手，未有失手的。外部“骚扰”一般都是挑起种族冲突或政治歧见，再将“不民主、不人权”帽子扣在密谋攻击的对手头上。这样攻击的对象没有还手之力，如果你愤而封堵西媒，则你反对“新闻自由”。你看看这个怪圈设计得逃都逃不出。真是邪恶!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　　

一体多头的“怪物”并不止传媒，分设在西方各国的“国际”电影节，使用的“蜜攻术”也是一样的，用艺术包裹政治炮弹，如果你反对，则又是反“艺术自由”。内部“骚扰”也并不手软：尼克松的“水门事件”，戴高乐更别说了，一举一动都是“专制”。一个个国家或政要被绑架、勒索，不合作，轻者唱衰你，重者造谣诽谤。全球媒体惯性地跟着“学舌”，但只有几个幕后策划者知道每一条“新闻”的出台是为了什么!布朗的“账单丑闻”背后一定另有隐情，否则这一历届政府的不合理“常态”，怎么布莱尔时代就没“发现”，要等到金融危机之后才被吵得人人皆知?

总之不合作就是死路一条，而且死得身败名裂!真实本身无足轻重，重要的是对真与假的操纵权。为这句话做注脚最好的例子，是新疆“7·5屠杀”与1938年11月9日发生在德国的“水晶之夜”，从起因、动机到结果有着惊人的相似，而且结果更为残忍，而在西媒笔下有着完全不同的定性和处理。　　

没有硝烟的战争　　

面对这样一支“军团”，如果你还没有意识到正在面对的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战争，那真是太天真了。这支国际“军团”之无往而不胜，就是因为它发动的战争没有硝烟，同时它一面暗暗进攻，一面释放“你不要民族主义啊”、“要开放”、“要宽容”、“要酷”等一堆冠冕堂皇的麻醉药，令多数人意识不到人家已兵临城下。

“军团”的攻击能力来自安插的每一个关键人物都深知使命。美英打个喷嚏，法国必有原版回声。偶然出现异声，发声人事后必遭暗算。“军团”之“令人信服”还在于周围有一群被豢养者提供必要的回声，他们中有作家、电影人、出版商、“专家”(实际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非政府”组织成员、教授、工会头目、政客等，要在茫茫人海中分辨他们，有一绝招，即各类“国际”大奖或传媒声名的宠儿。两股力量组成了一支嫡系“里应外合大军”，多系同一族群，内部毫无民主，而是秘密社团的控制方式，但掩藏极深，表面披挂各国国旗，穿着从左到右各种思潮的外衣，且联手封杀任何揭秘人;延伸到剩下的世界，还有一批庶系军团，庶系“里应外合部队”的特点是无法直接安插同一族群只能由土著被洗脑者组成，这班人虽非直系但效率也不差，拿着鸡毛当令箭，理直气壮地做着过去“内奸”胆战心惊做的事。　　

至于西方各国利益不一为什么传媒连成一线?

原因之一是我上面说的关键人物手持各国护照，实则听命于一个跨国利益集团。再就是白种人两百多年来就有联手对付其他种族的传统，八国联军意识从没有消失。今天感叹印度之“得宠”的人，有没有跟当年八国联军中有他们的身影联系到一起?一切都在换一种形式继续着。

这个超国界组织躲在法、英、美、德、澳等诸国后面，但你找不到任何直接证据，你只能从他们时常做着里应外合的事，出卖所在国利益，依稀勾勒出他们的来龙去脉。他们像水银一样无形，但散落一地的银珠，一旦平面出现些许倾斜，立刻聚成一个板块。　　

(原文标题：《我们面对的那支“瑞士卫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