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论语》及“四书”都非孔子所作

（方堃整理）

【导读】

　　儒家创始人孔子修《诗》《书》，订《礼》《乐》，序《周易》，撰《春秋》，全面承继了自伏羲以来源远流长、一脉相传的华夏上古文化。这些儒家元典，蕴含着丰富的仁爱、民本、诚信、正义、中和、大同等思想资源，极大地影响了此后2000多年中华文明的演进，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和中华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泰勒博士说：“当今一个昌盛、成功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过的很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也会鉴照今天和未来。”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集会发表的宣言中呼吁：“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孔子那里汲取智慧。”

　　对孔子的研究，何新可谓不遗余力，先后出版了六部著作（逾100万字）计十余个版本，包括《孔丘年谱长编》《圣者·孔子传》《论孔学》《论语新考》《孔子论人生》（从散见于先秦各种经典中，辑录整理并以白话翻译的孔子关于“修身”“君子人格”“治学”“治国”等十个方面的论述，与何译《培根论人生》合集；中国长安出版社2003年版）及《孔子圣迹图》（为每幅图添加故事说明；中国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本文节录自何著《论孔学》（同心出版社2012年版），加入了近年何新发表于其博客的两则读书札记（《儒学分期及宋明之心、理别流》《黑格尔论所谓的“孔子著作<论语>”》）中的部分内容。

　　何新认为，《论语》一书，似浅实深。该书以语录或对话体的形式，汇聚了孔子关于政治、文化、历史、人生、哲学、宗教等问题的重要观点；其中对于“礼”、“德”、“仁”、“孝”的论点，后来成为两千年中国政治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基石；《论语》使人惊讶的，不仅是孔子所追求的仁善人格的崇高性，而且是其中所阐述的价值观念的超越时代性。所以，何新并非不珍视《论语》的宝贵价值。他在其《论语新考》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在儒家之经典中，《论语》似是最易读的一部。但有些难读之点，两千年以来一直仍是聚讼纷纭。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求择善而从。凡有未决，则断以己意。试图以此为读者提供一个全新的诠释译本和既简明而又较博瞻的考注。”可见，何新对《论语》的研究是下足功夫的。但是，他始终强调，不能认为《论语》是反映孔子思想的代表作，在整个孔学或儒学“五经”体系中，它只是居于类似“辅助读物”的地位，如果把它抬得过高，只能是舍本逐末，导致对博大精深的中华先秦经典的贬低或弱智化理解。

　　何新指出：孔子生平“述而不作”，致力于编订并向弟子传授“五经”体系，即：《诗经》《书经》《礼经》（包括《乐经》）《易经》《春秋经》。孔子为这五部书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是其哲学（见于《易经》）、政治学说（见于《尚书》）、史学（见于《春秋》）、文学和美学（见于《诗经》）、宗教制度与教育思想（见于《礼经》）的系统体现。所以“五经”学术才是孔子及先秦儒家学术和道统的代表作。汉武帝独尊儒术，尊的是孔子的“五经”之道。把《论语》以及“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当成孔子以及儒家的代表作是个很大的谬误。自南宋朱熹以来，谬种流传，可谓积非成是，直至今人的认知仍然普遍如此。有必要正本清源，予以澄清。

　　史识决定历史学的境界。与依据某种儒家形而上学的立场给儒学分期的书生之见不同，何新以中国古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实际变迁历程，把历史上的儒家思想大略分为三期：一是自子夏西河传经到汉武帝用董仲舒独尊儒术之策的以今文派儒学为主流的阶段；二是自西汉后期以刘向、刘歆父子为代表到唐太宗编订《五经正义》的以古文派为主流的阶段；三是始自晚唐韩愈著《原道》开始提倡孟子到南朱熹编撰《四书章句集注》而形成以“四书”为主体的所谓“孔孟之道”的阶段。这种洞察历史的眼光如老吏断狱般的“毒辣”，能使我们更好地明确中国文化当下的发展路径。

　　何新强调《论语》及“四书”都非孔子所作之论的内涵有三：一是“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宋儒朱熹，恰恰以轻“五经”尊《论语》等“四书”而断了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儒家之败坏及中国文明之落后，根源在于以《四书章句集注》为命题标准的八股取士制度，导致“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存天理灭人欲”之礼教和理学盛行，加之清代对异端文人暴力灭门之文字狱，从而彻底扼杀社会中之自由思想。二是每观当今之尊孔者不能通“五经”而学朱熹恶捧《论语》，到处兜售“心灵鸡汤”，时尚还加一点“西洋参”，实属不明本源之瞎论。三是针对黑格尔等西方哲人关于孔子的刻薄评论。何新指出：“黑格尔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这是误解，黑格尔没有读过孔子的著作《易经·系词》及《易传》，那里就有着深刻的、思辨的宇宙本体论思考。黑格尔的错误之处在于，其实孔子学说主要不是反映在《论语》中。《论语》不列于汉代的‘五经’体系。自汉唐迄于北宋，《论语》只是一部提供给幼稚学童启蒙的非主流读物。”何新这些学术理念，对我们当下如何复兴和向世界输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是颇有警示意义的。

【正文】

　　《论语》是孔子生前与门人以及门人之间的对话和言论汇编。《诗·毛传》云：“论难曰语。”《汉书·艺文志》谓：“《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论语》即孔子与弟子的讨论语录。《论语》一书，似浅实深。该书以语录或对话体的形式，汇聚了孔子关于政治、文化、历史、人生、哲学、宗教等问题的重要观点。其中对于“礼”、“德”、“仁”、“孝”的论点，后来成为两千年中国政治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基石。

　　《论语》使人惊讶的，不仅是孔子所追求的仁善人格的崇高性，而且是其中所阐述的价值观念的超越时代性。

　　但是，把《论语》以及“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当成孔子以及儒家的代表作是个很大的谬误。但是今人认知普遍如此。自南宋朱熹以来，谬种流传，可谓积非成是。有必要正本清源，予以澄清。

　　1、《论语》不是孔子的著作，更不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作

　　《论语》不是孔子的著作，而是孔子生前与门人，以及门人之间互相对话的言论汇编。此书不是孔子本人的著作，今本《论语》是汉代以后人编纂的。成书时代与孔子生活时代相距数百年。

　　《汉书·艺文志》对此讲得很清楚：“《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也就是说，《论语》乃是孔子与弟子、以及弟子与弟子谈话的语录。该书汇聚了孔子关于政治、文化、历史、人生、哲学、宗教等问题的一些支离破碎的观点，不能认为是反映孔子思想的代表作。

　　《论语》一书的编撰者，并非一人。《经典释文·叙录》引郑玄说认为，《论语》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而汉代的纬书《论语崇爵谶》则说《论语》乃子夏等六十四人所会撰。近代人夏曾佑则谓：“七十子之俦，汇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据《汉书·艺文志》记，西汉时至少曾流传三种《论语》文本，每种篇数不同，内容也有所不同，即：“鲁论”二十篇，“齐论”二十二篇，“古论”二十一篇。

　　“齐论语”据说为子张所传。“鲁论语”据说为思孟（曾参、子思、孟子）一派所传。“古论语”，则可能为卜商子夏所传。三种《论语》传承各有自，重点殊不同。

　　汉代儒家区分为今文、古文两大学派，斗争激烈，势同水火。汉武帝支持的董仲舒属于今文学派，倡导的是子夏、荀子一派外儒内法、古为今用的学说。

　　而在西汉后期，反对汉武帝搞大一统的刘姓贵族以及阴谋篡汉的王莽及附庸文人刘向父子则支持古文学派。魏晋以后古文儒学兴盛至于隋唐。齐鲁皆为古文学派大本营。故汉代后期以传习“鲁论语”、“齐论语”者居多。子夏一派的“古论语”，则随同今文学派而式微，后来失传。

　　西汉末期，安昌侯张禹以“鲁论”为主，采择“齐论”，汇纂而成《张侯论语》。这个版本即今本《论语》之由来。

　　到东汉后期郑玄以《张侯论语》为底本作《论语注》，遂成为东汉以后《论语》的通行本。

　　孔子生前的代表作是他亲手编订并向弟子传授的“五经”体系，即：《诗经》、《书经》、《礼经》（包括乐经）、《易经》、《春秋经》。

　　孔子生平“述而不作”，以“五经”学术传授弟子。“五经”学术才是孔子及先秦儒家学术及道统的代表作。

　　2、“四书”与“五经”的意义不能并列

　　所谓“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都不是孔子之所作。儒家学说主要在于孔子论列的“五经”体系。“五经”（诗、书、礼乐、易、春秋）虽然也不是孔子的著作，但都是经过孔子亲自编撰的，孔子为这五部书下过毕生的力气，是其哲学（见于《易经》）、政治学说（见于《尚书》）、史学（见于《春秋》）、文学和美学（见于《诗经》）、宗教制度与教育思想（见于《礼经》）的系统体现。

　　“四书”与“五经”的意义完全不能并列。“五经”传授可以溯源到孔子以及先秦。而“四书”之成编，则是南宋时期由朱熹所编撰。四书中的“大学”、“中庸”，摘自汉代以后出现的《礼记》（并非孔子所传之《礼经》），传说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著作。（按：孔子门下有两个子思，一位是原宪字子思，一个是曾参弟子、孔子嫡孙孔伋字子思。出自哪个子思历代也有异说。）

　　《论语》《孟子》也都是汉代以后人所编撰之书，皆不能列于先秦之儒家经典。可信之先秦儒家经典只有“五经”体系。

　　韩非子说孔子身后儒分为八，思孟学派，只是八家中之一而已。

　　孟轲在汉唐时代并不具有与孔子并列的地位。汉武帝独尊儒术，尊的仅仅是孔子之道，而绝对不是孔孟之道。

　　孟子的抬头始于晚唐的韩愈。韩愈著《原道》，祖述儒家道统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这一道统到南宋得到朱熹的弘扬，据此而编著《四书章句集注》。但是孟子正式被朝廷封为“亚圣”而得以与孔子并列，则在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此时,距孟子去世已1800多年了。

　　在此之前孟子只是先秦诸子之一，一位平民思想家。明初没文化的皇帝朱元璋和后来的清朝统治者为了愚民政策的需要，弃“五经”而尊“四书”，以《四书章句集注》为八股取士命题标准。于是此后方形成明清所谓的“孔孟之道”（此前仅有儒学而并无所谓“孔孟之道”）。也就是说，所谓“孔孟之道”从来不曾流传2000多年，其形成以及存在，至今也不过500年而已。

　　朱熹变造的伪儒歪经《四书章句集注》被明清两代尊奉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经典。明清以下世俗所知道和认为的儒家、儒学，其实主旨皆已经远离孔孟之本意，实际都是朱熹一脉的主张“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存天理灭人欲”之礼教和理学也。故清初颜元斥之曰：“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八股之害，甚于焚坑”。“朱子学术不过是禅宗、训诂、文字、乡愿四者集成一种人”，“千百年来，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朱熹）为也！”

　　儒家之败坏及中国文明之落后，根源在于与八股取士制度紧密相关之理学盛行，加之清代对异端文人暴力灭门之文字狱，从而彻底扼杀社会中之自由思想。而康、雍、乾大兴文字狱之意识形态根据，也是根源于朱熹的“据天理”可以杀人的“理”学。

　　清朝以理学及礼教、宗法杀人灭儒，扼杀一切创造性思想。宋学中本有一脉积极思想即二陆之心学，主张格物致知，先实际、后义理，到明代则发展为王阳明之主体主义张扬自我解放精神的心学，主张逞心任性，循本性、致良知、归童心，崇尚个人主义之自由思考，“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陈亮）；至于明季阳明之徒李贽及艺术家徐渭一类则更主张彻底冲决一切网罗，非礼圣人，弃绝礼法，将“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彻底解放思想，但此派一直被抑制而不能成为主流。

　　阳明心学在清初为反清五高儒颜元、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朱舜水所宗承。朱舜水入清后遭迫害流亡日本，在日本传播阳明心学。其流脉后来汇合西方流入之“兰学”（荷兰学），促成了明治维新和日本近世的意识形态改革。

　　3、儒家历史的重新分期

　　孔子死后，弟子散诸四方而传其学。韩非子说“儒分为八”，荀子则著文批评“十二子”，特别批评同属儒家的子思、孟轲。

　　实际孔子身后儒学脉络对后来影响巨大的大概有三派：鲁阙里之学（曾参、子思、孟子）、魏西河之学（子夏、吴起、魏文侯）以及晚出的齐稷下之学（荀子，师出于子弓及子夏）。

　　齐国贵族田常曾与孔子交往，好儒术。其专政齐国后，重用孔子弟子子贡、颜涿聚、宰我等。田氏篡齐后，至齐桓公（田午）乃造学宫兴起稷下之学。荀子曾为稷下学宫主席（祭酒），因而形成讲述“五经”的齐鲁派儒学。到汉初通过贾谊、晁错、董仲舒而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政治。

　　我认为，在孔子身后，历史上的儒家思想大略可分为以下三期。

　　第一期是子夏西河传经，到荀子主持稷下学宫，再到汉武帝用董仲舒独尊儒术之策，这一阶段的儒学主流是今文派儒学。

　　第二期是西汉后期特别是王莽时期，以刘向、刘歆父子为代表而倡导兴起的古文儒学，直到唐初唐太宗编订《五经正义》，综合南北，杂糅今古文两派学术，是以古文派为儒学主流的时期。

　　第三期则始自晚唐韩愈著《原道》开始提倡孟子，将孟子作为孔子的嫡系传人。此论在南宋为朱熹所弘扬而编撰《四书章句集注》取代“五经”。至元、明、清此论得到国家的正式承认，遂以“四书”为主题而立八股取士制度，于是形成以“四书”为主体的所谓“孔孟之道”的道统。

　　文革后期举国批林批孔，批所谓“孔孟之道”，殊不知孔孟之道并不同于孔子的原道。盲人摸象，瞎批一通。今人鼓吹所谓复兴儒学而又不明“道统”、不辨“今古”（指今古文经学的歧义），常把“四书”与“五经”并列，其实都属于不明本源之瞎论耳。每观当今之尊孔者不能通“五经”而学朱熹恶捧《论语》，到处兜售“心灵鸡汤”，时尚还加一点“西洋参”，实在令人啼笑皆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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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理性历史观的哲学思考

——何新与俄罗斯汉学家齐赫文斯基关于历史哲学的对话

【方堃导读】

谢尔盖·列奥尼多维奇·齐赫文斯基（1918年9月—）是前苏联科学院院士，曾任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是俄罗斯汉学界最著名的人物，2013年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何新在1992年2月访问俄罗斯时，与齐赫文斯基进行了深入交谈。本文系根据这次谈话的翻译记录稿整理并有所增删修改（2015年4月以《皇帝只是历史的奴隶——关于历史的哲学思考》为题首次发表于何新网易博客），集中反映了他对历史、历史哲学和“三种历史的编纂法”的基本看法，从而也对我们研究和理解何新自己的历史学论著多有启示。

何新认为：历史活动的基础是个人。个人行为的原动力是私欲和热情——每个人的自私自利之心、个人利益，为追逐利益的活动，构成人类的历史。但是其碰撞和平衡，却导致形成“自然秩序”——自然秩序就是必然性。这种理性秩序，在历史中也是在无意识中组织起来的。古代的中国人称这种主导万物的内在秩序、自然秩序为“道”，就是老聃所说的“道”，即内在的必然性秩序，就是近代西方人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历史进程天然地具有一种被内化的理性必然秩序。从根本上说，人类在历史中主观的自由意志作为历史发生的现象学存在，必然从属于作为历史进程实体的理性主义本质。这就是何新所主张的新理性主义决定论的历史观。

他说，正因为历史进程中存在理性的逻辑，是有规律可循的，是否知道当时历史中必须做的事情，是否具有这种判断力，就是一个政治家伟大与昏庸的区别。在广义上，国王皇帝不过都是历史的奴隶。因为他们不得不做历史要他们做的事情——不做就会垮台；他们也不能做历史不要他们做的事情——做了也会垮台。汉武帝晚年曾对卫青说：“汉家诸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事。”这说明汉武帝对“当时历史中必须做的事情”是有深刻领悟和使命担当的。所以何新后来对汉武帝的生平事迹作了很系统的研究（参见本书《论汉武帝》）。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论秦始皇创建大一统中华帝国的历史功绩时感叹道：“呜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这就意味着，当权者哪怕“做对了”“历史要他们做的事情”，也并非都是出于道德目的。所以，黑格尔曾嘲笑18—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是一种幼稚的道德史学。何新认为，中国历朝历代直到今天出版的那种种历史书，也无非是在沿袭着孔子所开创的主观道德史学套路。所以需要探索历史的终极性意义和目的，需要认知社会演进的历史规律，需要在这种框架下重新解读和建构历史。

何新认同历史研究中的利益分析方法，但反对搞阶级斗争。他说，归根结底，阶级斗争、利益集团的斗争，这种种社会矛盾，确实是推进历史进程的原动力。但是，阶级斗争论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因为阶级斗争并不是永远需要保持一种紧张的社会节奏，并非无时无刻都在发生。总是有斗争与平衡、一张一弛的交替。而且在历史中，阶级矛盾平衡的时期，也就是天下太平的时期，总是比较久长的时期。阶级和利益分析而不是道德评价的方法，对于观察任何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判断历史方向仍然具有很深刻的意义，但不能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治国。而且，原来那种封闭国族社会内的集团利益竞争、阶级斗争，在全球化的现代历史中已提升到民族、国家、宗教以及文化之间大规模竞争的水平。所以，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博弈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中国未来要成为主导世界的国家，也不能仅仅依靠赤裸裸的经济利益竞争，还必须具有文化的力量、道德的力量。

何新2009年写过一篇题为《历史哲学与历史辩证法》的札记，尚未正式发表过，特附录于本文之后。

【对话】​

齐：想了解您对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哲学观点。

何新：“历史哲学”这个概念很有意思。但现代西方人认为，“历史哲学”已经不必要了。历史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因此，形而上的历史哲学是不必要的。

齐：这是否与欧洲近代的启蒙思潮有关？自从培根和洛克提出“实验（‘经验/实证’）主义”以后，到康德哲学，欧洲学术中兴起了“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运动。

何新：是。牛顿有一句名言：“物理学，要谨防形而上学！”在17—18世纪的欧洲哲学中，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以及反形而上学是一种时髦。有意思的是，在19世纪，恩格斯试图将实证主义的哲学方法引入到历史解释领域。他认为可以用马克思的经济解释作为物理的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组合结构），重构社会历史。然后以经济实证作为基础，为一切人类活动找到现实的目的与解释，这就是所谓“历史唯物主义”。

齐：您是否认同恩格斯的这一观点？

何新：我不完全认同。我认为历史学虽然依赖于实证基础，但是哲学解释也是必须的。实际上，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论本身也仍然是一种形而上的历史哲学。

哲学与具体科学的不同，不仅在于哲学具有更抽象的思辩性（玄思），更重要的在于哲学是体现一种总体性和普遍性的方法思考。实际上，哲学的思考归根结底是关于“方法”或“认知工具”（包括关于语言与概念的逻辑框架）的思考。哲学必然是超越经验之上，“形而上”的。

所谓历史哲学，就是关于人类历史的“形而上”的理论。历史哲学是超越于直观、历史现象之上的抽象，同时也是对于认知历史、理解历史的方法的思考。

齐：那就是说，您认为探索历史哲学仍然是必要的。您是否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何新：不完全是。

马克思主义，如您所知道的，是一个混合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并不等同于恩格斯主义。我认为，马克思对历史哲学比恩格斯有更深刻的见解。

在马克思早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导论部分）、中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他关于人类历史的一系列总体理念，这构成他的历史哲学。

但是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过去没有见到任何的解释。马克思提到：存在“所谓三种历史编纂学：1.直观的；2.反思的；3.哲学的。”

齐：哦，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你怎么理解这些话？

何新：这几句话来自黑格尔。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一书中谈到了三种形态的历史著作。他说：“观察历史的方法，大概可以分为三种：（一）原始的历史，（二）反省的历史，（三）哲学的历史。”

这三者，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所谓“三种历史的编纂法”。三种形态的历史，实际是对于历史著作的分类。

《历史哲学》在黑格尔生前并没有出版，是在黑格尔死后，由他的学生根据讲堂笔记编辑的。所谓“历史哲学”这个名词，也是来源于黑格尔的这本书。作为一门学术，“历史哲学”是黑格尔所创立的。在此之前，只有历史记录和历史著作，但并没有所谓“历史哲学”。

齐：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编纂学”，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又是一种什么关系？我认为两者并不相同。

何新：马克思所谓“历史编纂学”，主要是指对于历史进行解释的方法，换句话说“编纂学”也就是关于历史的“解释”学。对于历史的任何解释，总是需要一套概念和语言的基本框架。通过这种框架观察历史现象，历史才能被解读和建构。这种概念和语言的逻辑框架也就是“方法”或“工具”。这也正是本来意义的（亚里士多德及黑格尔所理解的）“方法”和“工具”。

换句话说，我认为编撰方法包括指导编撰思路的历史哲学。

齐：当然，历史哲学在解释历史时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性的意义。但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哲学唯心主义，马克思在1848年以后就彻底告别了唯心主义，包括历史的唯心主义。

何新：我认为黑格尔的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贯彻他的一生。也许19世纪最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就是马克思。

齐：现代历史学比19世纪已经进步了很多。很多国家的历史得到历史学家的重构。所以关于三种历史编撰学的说法，现代的意义已经不是很大。

何新：我不这么认为。其实我们读到的史学著作，仍然包括这样的三大分类。关于所谓“原始的历史”，或者“直观的历史”，就是历史事件的实录，直接记录，第一手的历史素材的保存和记录，包括各种回忆录。

黑格尔说：“关于第一种历史，……作者的叙述大部分是他们亲眼所看见的行动、事变和情况。”这方面，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是全世界最完整的。例如中国上古的政治档案《尚书》，这在古代虽然属于神圣的经书，实际上《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史书。司马迁说：“《书》纪先王之政事。”。还有周代的《百国春秋》（“百国春秋”一词，出于《墨子·非命》），包括鲁春秋，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等等，孔子以前列国史大体都叫《春秋》，即《百国春秋》。

又例如现代的各种档案资料、关于政治历史或文化的各种回忆录等，都属于这种“直观的”或“原始的历史”。在俄罗斯科学院中保存着大批中国西夏国的历史档案，也是属于原始的历史资料。

齐：当然，这种原始记录的历史，作为历史过程的直接实录，是比较客观的历史。

何新：那我倒是不相信。其实，直观记录的历史恰恰是最主观的历史。因为这种资料总是深刻渗透着当事人本身的主观感受、感想和感情。它们是形成历史认知所需要的重要素材，但绝不等于客观的历史过程。基于个人主观感受的历史记述，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或者“鸡讲鸡话，鸭讲鸭话”。

所以黑格尔认为需要第二种历史，也就是所谓“反省——反思”的历史。

反思的历史已经不是简单的直接素材，而包涵了著史者的主观评价，是在一定的政治观点或者道义观点下引导性地重建的历史。在价值观背后，常常关联着某种类型的意识形态。所以这种历史，也不是所谓“真实”的历史，而是主观的评价性历史。

我认为现代的大多数的历史著作，都是这种反思的历史。

齐：这种评价性历史，其实是中国人发明的，就是中国历史家说的“春秋笔法”吧。

何新：对，毫无疑问，春秋笔法是一种主观的历史。孔子当年重新编纂《春秋》，主要寓意在于进行道德审判的所谓“微言大义”。

孔子作《春秋》，褒贬周天子、诸侯、士大夫，成为当时主导舆论的权威（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古代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家的道德权威高于君王的政治权威。孔子是中国私人著述历史学的最早的开创者。他也开创了中国的主观道德史学。

后世称孔子为“素王”。所谓“素王”，就是执掌舆论之王，亦即所谓“无冕的布衣之王”。

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诈，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史记·太史公序》：“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太史公曰：余闻董生言，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

这种主观史学的成立，使得历史学可以作为政治斗争、社会斗争的工具和武器。因而此后就有所谓“古为今用”、“借古讽今”的文章可作。

事实上，中国早期最重要的两部史学名著，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和司马迁的《史记》，都可以看作这种体现史学家反思历史的主观史学的著作。对历史的道德反思不仅体现在《史记》中“太史公曰”的说教议论中，也体现在司马迁对于史料的抉择、取舍中。但是，历史学家参与政治斗争有时会付出重大代价，例如司马迁也是因此（为叛徒李陵说话）而被阉割了。

例如《史记》“汉文帝本纪”的太史公评语：“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胜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就是以仁义为准则评论帝王。

实际上，中国的官修廿五史体系以至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英国吉本的《罗马帝国兴衰史》，都是属于这种寓意于道德反思类型的史著。

《资治通鉴》卷一记周天子承认晋大夫三家为诸侯事后评论：“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所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这就是以不同朝代的政治价值观念为根据，来总结、反省、评述和褒贬前代的历史。

齐：现代的历史学著作可能仍然存在道德反思的传统。道德反思或者积极的价值评价，对于总结历史的教训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何新：反思史学的意义，除了褒贬历史人物和评价历史事件以外，历史学家认为自己负有一种“道德”使命，即试图为后代君主从道德角度总结所谓“历史的教训”。但是，人类总是无法摆脱盲目或误判的玩弄。当你自以为吸取了历史教训的时候，常常是吸取了错误的教训。

所以黑格尔对此曾讽刺说：

“这里必须特别注意那种道德的反省——人们常从历史中希望求得道德的教训，因为历史家治史常常要给人以道德的教训。人们惯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从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什么，也从来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对这点来说，每个时期都太独特了。”（参看《列宁全集》第38卷第269—270页的引文）

列宁的《哲学笔记》引用黑格尔说：

“黑格尔又说：每个时代都具有如此特殊的环境，每个时代都面临如此之独特的状况——当重大事变纷乘交迫之际，一般的笼统的法则，毫无裨益。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功。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实’的生动和自由。”

道德史观的根本局限性在于，由于著史者所依据之价值观念不同，对于历史人物及事件的评价也就自然不同。所有的翻案文章，其实无非不过是采取了某种新的价值观而已。但是只要又出现了另样的价值观，这种反思的历史就不得不重新写。历史解释的差异，不过是反映了价值体系的差异而已。其结果必然是“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汉书·艺文志》语）。

所以黑格尔指出：“任何著史的人都可以利用各种资料，各人都自信有能力去整理这些资料，而且每个人大概都把他自己的精神，当作是那时代的精神。”黑格尔曾特别嘲笑18—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是一种幼稚的道德史学。我们看今天中国出版的那种种历史书，也无非基本如此。

齐：如果对历史的理性思考必须超越道德的评价，那么，就需要客观主义的历史思考。但是，难道历史中没有是非与善恶了么？如果完全不要做这种道德评价，历史学的终极意义又何在呢？

何新：史料史学和反思史学显然都不是客观主义的史学。但是，所谓客观主义也不是第三者眼中的史学——因为那仍然是第三者眼中的主观史学。

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历史进程的必然性以及社会形态规律性的思考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我重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导论”中提出的历史哲学思想。我认为客观主义的历史哲学，需要探索历史的终极性意义和目的，需要认知社会演进的历史规律。

齐：这样你还是回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认为自己的目的就是解释历史规律。

但是，究竟什么是客观的历史规律呢？总是人见人殊。例如英国人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提出了历史中的大文化形态（文明）观点，并且认为各种文明之间所不断面对的挑战与回应，是人类历史变动的原因。

何新：汤因比的历史文化理论实际是一种文化哲学。汤因比的学说是很华丽的，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文化哲学是一种高度主观论的历史哲学。我对他的书评价极低。

齐：历史是亿万人的自由行为的产物。这种自由行为的方向是难以预测的。说历史是理性的，有一种预定的必然方向，这是一种决定论。

但事实上，历史的未来并非不可以选择，未来走向往往是难以理性地被预测的。

何新：这恰恰是反思史学与客观主义理性史观的差异所在。历史中存在理性的逻辑必然性，这是一种自动组织的机制。这是黑格尔与马克思共同的历史认知。我赞成。

许多人认为，历史进程之所以能够选择，是因为人有决定性的力量。选择取决于权力。历史中的权力杠杆，无非是四种：政权，舆论权（道德压力的基础），还有民意，以及经济力量（在现代就是金权，金钱力量）。这四种力量都操之于人。人要影响或者改变历史，无非就是借助这四种力量。

齐：历史进程方向当然是可以选择的，特别是有很大权力的人。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现在苏联的历史进程也许就不是目前这样。

何新：当然。

但是，拿破仑晚年在圣赫勒拿那个岛子上反思自己的平生时说过一句话：我不过是历史的奴隶。我认为他的这种反省非常深刻。

在广义上，国王皇帝不过都是历史的奴隶。因为他们不得不做历史要他们做的事情——不做就会垮台；他们也不能做历史不要他们做的事情——做了也会垮台。

齐：那往往只是事后的说法。怎么知道什么是当时历史中必须做的事情？

何新：知道与不知道，这种判断力，就是伟大与昏庸的区别。

齐：历史运动归根结底服从于经济基础。但是人的自由意志呢？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的，还是具有极大的可能性的。

何新：其实历史就是瀑布的运动。瀑布的向下运动，它有一种明确的大方向——受地心引力（重力）的影响，这就是它必须服从的命运——无论作为瀑布，它意识或者不意识到地心引力的存在，它都无法选择逃避这种必然。

任何个人在历史中也只不过是一个水滴。

对于一个瀑布，也许它的每个水珠都幻想自己可以做向上、向下、向左或向右的自由选择运动。我们也的确看到了在瀑布的运动中，那些仿佛自由运动着的大大小小的喧闹的水花。但是，没有一个水花——无论怎么积极地跳跃着，最终能够不服从那种固有的、必然向下运动的总轨迹。事实上这些自由跃动的水花轨迹，会构成每一个瀑布运动的某种确定的图像或者模式，以至于后来的水花，也都无法超越，而只能填补前在者流过的那个动点的轨迹。

为什么流动中的瀑布令人百看不厌？就是因为在亿万水滴的貌似自由的跃动中体现出来的一种稳定的周期节奏、具有内在的秩序和规律性。貌似无序中的有序，这就是美，是在貌似的自由运动中体现出来的理性和规律性。

人类历史也是如此。黑格尔说，历史活动的基础是个人。个人行为的原动力是私欲和热情——每个人的自私自利之心、个人利益，为追逐利益的活动，构成人类的历史。但是其碰撞和平衡，却导致形成“自然秩序”。自然秩序就是必然性。这种理性秩序，在历史中也是在无意识中组织起来的。

齐：这是不是就是亚当•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你也相信历史中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手”？

何新：古代的中国人称这种主导万物的内在秩序、自然秩序为“道”，就是老聃所说的“道”。“道”就是内在的必然性秩序，就是近代西方人所说的“看不见的手”。

历史中不仅存在看不见的“手”，而且存在看不见的“脑”。历史进程天然地具有一种被内化的理性必然秩序。

人类的历史活动就是如此，看起来每个人都很自由，其实“道”在其中。个人不过是瀑布中跃动的水珠或者泡沫。即使是动荡的时代，动乱局面也不过是大进程中通向既定目标的必然。

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类在历史中主观的自由意志作为历史发生的现象学存在，必然从属于作为历史进程实体的理性主义本质。这就是我理解的理性主义决定论的历史观。

齐：但是你不是说，你并不赞成唯物主义历史观吗？

何新：是的，我不喜欢哲学唯物主义。我信仰唯实主义，而不是唯物主义。

对于历史而言，所谓“实”，就是历史中的实在者，既包括人类活动的物质基础，也包括人类的活动本身，也包括精神和文化的活动。本质的方面是：

（1）私欲、生存欲是人性的基础，是与生俱来、先天的普遍人性。人性本恶，所谓本能、个体的生存欲望，是自私的。对他人的依赖，爱心，互助，则依赖智性的自觉，是后发的。所以利他与公益之心是被动的，是依赖于修养和教育所成，就是伦理与道德。

（2）人的生存依赖于环境与物。环境一是自然，二是社会和文化，物是资源和物质条件。获得资源和生活物的手段，决定了人类生存能力的高低。这种手段就是技术和生产力，包括生产工具。

（3）资源与生存空间有限，导致人类的竞争和争夺。人类起初为占有优势地理空间而斗争。后来为夺取金钱财富而斗争。现代则是为夺取更加广义的生存资源而斗争。

这种竞争导致社会的分化，原始社会分工已经形成阶级结构的雏形。但进一步的社会分化导致社会的符号化，导致了明显的或者制度化的等级结构、阶级结构。这种阶梯式的社会结构，制约了资源与物的分配制度、生存权利、政治权力和竞争机会。

马克思的历史观，我认为就其理性主义决定论的本质看，并非唯物主义的。但是在他的历史观中，阶级分析的历史方法颇有意义。马克思认为经济结构、社会分工结构决定阶级的分化，使个人利益的竞争（嫉妒）转化为结合成集团谋求利益的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的名言是：“迄今为止的一切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这句话是铁一样颠扑不破的真理。

阶级斗争论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因为阶级斗争并不是永远需要保持一种紧张的社会节奏，并非无时无刻都在发生。总是有斗争与平衡、一张一弛的交替。

而且在历史中，阶级矛盾平衡的时期，也就是天下太平的时期，总是比较久长的时期。

但是归根结底，阶级斗争、利益集团的斗争，这种种社会矛盾，确实总是成为推进历史进程的原动力。

齐：这是毛泽东主义著名的观点。毛泽东总是强调斗争决定一切。当时他们甚至也与我进行斗争，中国报刊指责我是沙皇的辩护士。（笑）

何新：在中国人眼里，毛泽东仍然很伟大，高不可攀。

但在建国以后他的确做了一些很荒谬的事情。所谓荒谬，就是他认为人定胜天，他自信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做到当时历史条件不可能做到的一些事情。他不信邪。结果他悲剧性地失败了。对于历史来说，总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只是到了最后晚年，他才有所省悟。所以晚年的他曾经多次悲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齐：是的，我知道毛的伟大，在重庆的时候我就见过他。后来他得到了整个中国。他的很多思想对于指导革命斗争很重要。但是不利于治国，总是强调不断地斗争，不断地革命，社会无法稳定。

何新：阶级分析的观点，对于观察任何社会的政治形势和判断历史方向仍然具有很深刻的意义，只是阶级斗争的方法不能用来治国。

自从所谓的地理大发现以来，区域分割的历史就成为一体化的世界史。原来那种封闭国族社会内的集团利益竞争、阶级斗争，在现代历史中已提升到民族、国家、宗教以及文化之间大规模竞争的水平。这一方面导致了近代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兴起，另一方面也推进着不可逆转的全球混一化的运动。这是未来世界的大趋势，瀑布运动的大方向，国别史必然演进成为全球史。

齐：问题在于，谁，哪个国家，在未来能作为旗手主导全球化运动呢？美国、中国，还是俄罗斯？

何新：（笑）恐怕只有天知道。

但是在冷战以后，依靠武力征服而建立新的世界帝国已经愈来愈不可能。未来主导世界的国家，仅仅依靠经济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文化的力量，道德的力量。

【附录】

历史哲学与历史辩证法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

一、关于历史真实性

真实的历史本身，是充满矛盾与纷争的，历史事件无一不在时间中消逝。

书面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

书面历史，涉及著作者及所属利益集团的控制，对于任何历史事件都可以从非常不同的角度和立场作出解释。

利益与需要决定历史思考与解释。

所以，所谓“真实的”、“客观的”书面历史，只是某种相对性而已。绝对真实、客观的书面历史，并不存在。

二、关于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之目的，是对于历史现象作出系统化的解释。没有基于总的哲学（因果性关系）理念的系统理解，是不可能做到的。

历史哲学之根本问题有二：

（1）人类的选择自由与选择失败（必然性）。

（2）历史解释成为系统化体系，依据什么原理、理论、哲学。

三、关于历史辩证法

辩证法的实质是归谬法和反证论法。

历史的自身发展，也是一种归谬和反证论法。

在历史中，貌似肯定地建立一个形态、一个概念、一个命题，例如一个帝国，一个王朝，一个制度；但是历史演进的结果，最终总是转向这个形态、这个概念、这个命题的反面，即否定（矛盾）和非存在，表现为帝国、王朝和制度的最终颠覆、解体，以至归化于虚无。历史中无恒久可言。对于历史，千年如一瞬。因此这个发展进程，就仿佛是一种反证和归谬，这就是黑格尔所谓“历史之辩证法。”

历史的进步总是表现为矛盾、分裂，对立化和对抗局面的发生。

但这种对抗并不是终极状态，矛盾的消解和平衡终归会出现。新的平衡局面出现，往往就意味着历史的向前和进步。即：正题、反题（矛盾、分裂、对立化、对抗）、合题（平衡与综合）。

只是由于人类与人性的愚蠢，历史中的任何微小进步往往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包括无量人血与生命的代价。所以言历史无情。

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四、百年以来国人对本国历史误解殊多

百年以来，中国历史哲学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在微观问题上成就巨大，应用了近代经济学、社会学和人文学的方法，成果累累。

但由于理论认知浅薄，在宏观问题上，谬说甚多。例如关于中国历史的诸多总体性解说，大体以胡说八道居多。如长期封建论、奴隶制度论，停滞不前论、封闭文化论等。这些误解摧毁国民之自信心，以为中国历史一直落后于西方历史，导致对中国古代历史文明的种种困惑。

真实的历史规律不是主观臆造和解释的产物，而是从历史现象的观察与分析中自内向外导出，即被发现的。

所谓中国历史的“超稳态”（千年不变的）叙事，纯属建立于历史无知之上的主观臆想。

五、中国知识界对于世界历史仍处于基本无知的水平

对于世界历史，中国知识界基本无知。我说的知识界包括那种专业的世界历史研究者。诸多史著，不过是基于对西人著作翻译及效颦的低俗解读而已。

建国后作为主流的“五阶段论”所描述的世界历史进程及规律，及据以构造的世界历史体系谬说殊多。

而现在的主流历史体系，则也是模仿剑桥模版而构筑的另一套伪世界史体系。

例如目前大学中讲授的关于早期希腊、罗马的历史，关于欧洲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以后的历史，基本都是伪史。

六、西人编撰的主流世界史基本是伪史

例如西人所乐于神吹、许多洗脑国人也乐于顶礼膜拜所谓的希腊罗马帝国。

国人想象之希腊历史悉为妄说，余已有书论。要害是希腊本非国族之名，而是一泛地域之名，其中心不在爱琴海西之雅典，而在地中海东岸之小亚细亚。所谓古希腊文化，实即小亚细亚地区的古代文明。荷马、泰勒斯等众多所谓“希腊贤人”都不是雅典人，而是小亚细亚人。此论石破天惊，但是有事实为铁证支撑，所以颠扑不破。

然而殊不知，不仅希腊，国人想象之罗马史也多为误解与谬说。

国人（包括专业历史学界）很少有人知道，历史上存在至少两个罗马帝国（实际历史中的罗马帝国还远远不止两个）。一个在欧洲的意大利罗马，一个在亚洲（小亚细亚，今日属于土耳其） 的君士坦丁堡（即东方罗马帝国），而后者（亚洲的罗马）比前者的存在更为悠久，影响更加深远。（例如近年国内盛传中国西部古代似有来自西方罗马的武士移民。人们以为这些武士是来自欧洲的意大利罗马——却很少有人想到那个地中海东岸的亚洲罗马。实际上，东方罗马帝国位于丝绸之路的枢纽地点，与中国的历史联系一向非常紧密。所以东方罗马人来到中国并非什么奇闻。）

西方主流历史书大谈欧洲罗马，却基本无视乃至完全讳言灭亡那个意大利西罗马的人，正是来自东方的蛮族首领匈奴大王阿提拉。

西方主流史书大谈特谈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却完全忽略乃至绝口不谈文艺复兴的文化资源，完全来自东方。即发生于1204年4月，来自威尼斯、法兰西和日耳曼的第四次十字军骑士们，对于东方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一场疯狂血腥的屠杀，以及随后对这里的东方文化、艺术品和图书的大劫掠以及东方财富向意大利半岛的大搬运。这才是此后所谓“重新认知希腊罗马”， 以及席卷数个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真正的起源。

何新早期逻辑论文

古希腊辩证思想简史

1 

辩证法这个名称是英语 dialectic 、德语 Dialektik 的翻译语，其语源是希腊 dialektike ，其语义是关于问答对话，讨论艺术（ he dialedtike tec hne ）。 Dialektike 语源来于 dialegesthai （作回答、讨论）和 dialegein （谈）及 dialogos （问答、对话）这一系列的动词与名词。其中 dialogos 是 dia （分割）与 logos （语言）的合成语。

由此可知，在古希腊， dialektikc 本来是指谓问答法或对话术。与 dialektikc 相类同的名称有 rhetorikc （辩论术、修辞术）， sophistike （诡辩术）， eristike （争论术），后两者往往又被称为 Dialektike 。 Dialektike 在带有论辩性语意时可翻译作论辩术，而带有思辨性时则应翻译作辩证法。然而实际上两者却时常是相混合着的。

关于辩证法创始者，历来有三种见解。

（ 1 ）赫拉克利特 Herakleitos （约 BC540 — 480 ）发明关于矛盾本体的辩证法。

（ 2 ）芝诺 Zenon 发明归谬论证的辩证法。

（ 3 ）苏格拉底、柏拉图发明思辨意义的辩证法，即反诘和矛盾辨析的辩证法。

以上这三种辩证法同时亦可视为辩证法的三种类型：

（ 1 ）赫拉克利特 Herakleitos 系统的辩证法是基于矛盾本体论的。

（ 2 ） Zenon 系统的辩证法，是关于坚持同一性原理而以排除矛盾为目的的归谬论证。 Zenon 辩证法（归谬论证）也被认为是古代逻辑类型辩证法的原初形态。

由于赫拉克利特 Herakleitos 的思想坚持运用矛盾表述方式，而与巴门尼德 Parmenides 坚持同一律的表述方式形成直接的对立。

前者是基于矛盾论理（容纳矛盾律）的辩证法逻辑，而后者基于同一性论理（同一律）的反辩证逻辑。

2 

最初提出 Logos （法则、理法）的，可能是赫氏（ Herakleitos ），他在其遗著残篇中说只有“ Logos 是永恒存在。万物无不依从 Logos 而生成”（残篇 1 ）。“ Logos 万物的通则”。“ Logos 是万物存在与生成的必然法则。世界秩序是依据 Logos 而建立，即使太阳亦不能有所逸轨。”

“凡是事物是在不断流动、变化、生成、消灭之中，因而一切事物都既是存在又是非存在。”

此即“存在与非存在是同一的”这一著名的命题。同一事物是存在（有）而又非存在（无）”，皆含有矛盾。承认矛盾的论理即是辩证法论理的基本观点。因之赫氏认为， Logos 本身含有自相矛盾的因素。

赫氏认为，某物之生成即意谓着事物的某种状态转化为相反的状态，或者某种事物转化为相反的事物。因此生成乃是存在与非存在的统一。相反的事物共存于同一物中，因此同一物具有自相矛盾的双相。

“由于相反的两个事物而合于一个事物”，“将自己分裂（为多者）的统一者，既是多，又是一，在变异中与自己合一。”

赫氏上述思辩并不是从形式的抽象思考原理（如同一律、矛盾律），而是从现实世界的事物变化过程作反思的。

黑格尔认为：“ Herakleitos 可以说是辩证法逻辑的创始者。”

黑格尔的辩证法论理主要继承着 Herakleitos 与 Platon 的辩证法思想。

3 

巴门尼德（ Parmenides 约前 540 — 470 ）在其遗著“关于自然”的哲学诗中提出“真理之道”与“臆见之道”。“真理之道”是指谓“存在者存在着”。“臆见之道”是指谓“存在者是非存在着。其所谓“真理之道”即是指形式逻辑的同一律“ A 是 A ， A=A ”以及不矛盾律“ A 不是非 A ； A ≠非 A ”。

同一律是形式逻辑的正面的根本原理，而不矛盾律是其反面的根本原理，两者的意义是相同的。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是以排除矛盾为目的的。

辩证法是容许矛盾，并且是基于矛盾原理的逻辑。

形式逻辑是基于同一性原理的逻辑。

巴门尼德由于最早地表述了“同一律”，因此他可视为形式逻辑的创始者。

巴氏的根本思想表现于“存在者是存在着，而不能说存在者是非存在着”（残篇 4 ）这一立论上巴氏的学生埃利亚人芝诺 Zenon （大约前 490 — 430 ） 申述其 老师的学说而提出基于不矛盾律的归谬法。巴氏是基于同一律（同一性原理）而正面地主张只有唯一不能变易的存在。芝诺却是基于不矛盾律而从反面来支持其 老师的学说，即从逻辑上不使用矛盾律来补充的同一律。

芝诺用引申对手主张的方法引导出对手主张中的自相矛盾，从而间接地证明其论断的荒谬（自我否定），从而间接地证明反对对手论点的自身主张的真确。这种基于不矛盾律的归谬或反证的论法，近代逻辑所谓“间接论法”。

形式逻辑的根本原则有：

（ 1 ）同一律（自同律），

（ 2 ）不矛盾律，

（ 3 ）排中律。

芝诺在两相反对的命题中只能择一，或只能有一种主张为正确，这就是排中律。例如，存在是运动的或者是静止。除此之外再不能产生第三个答案的排中律。

4 

波斯战役后，雅典成为希腊文化中心的时代，在雅典与其他诸城市出现了一群“ Sophistes ”（智者）。

芝诺的辩证法由这些人士所继承。 Sophistes 是当时的职业化教师，他们教授雅典青年人以处世术与辩论术之类（包括修辞术）。因为当时青年们所希冀的正是谋求立身处世的工具。辩论术的目的是研修如何说服对方而获得胜利的技法。为要达成目的，不惜玩弄诡辩。因而“ Sophistes ”的辩证法带有辩论术、争论术、诡辩术的特性。

“智者”往往是站在相对论的立场，认为确立真理的绝对标准是不存在的。因为每个人对真善美有因人而异的观点。因此，只有“人是万物的尺度。对于存在，是其存在的尺度，对于非存在，是其非存在的尺度。”

这个命题的意义在于，只有不同个人的意见，决无可能统一这些意见的绝对的标准。只要对于各人有利的就是善，不利的就是恶。

智者们相信，一个虚假的观点，也可以凭借论证的技巧而征服听众。对于一切论点都必能提出其相反的判断。辩证术便是使薄弱的议论转变为坚强的议论的技术，这就是诡辩术。

5 

苏格拉底（ Sokrates 前 470 — 399 ）的辩证法是采取问答法（对话法）。

苏氏的哲学活动集中于道德与政治问题。其方法的特点是采用：（ 1 ）苏氏却自称为无知者，因此不承认不相信一切未经自身论证过的观点。（ 2 ）以诘问法即搜索式方法求证，苏氏称此法为真理的“助产术”，（ 3 ）采用归纳法与概念定义法。

诘问法是首先向对方提出疑问，指摘其回答中的自相矛盾来使对方承认无知。即首先将对方立为知者，而自己装为无知者，由此巧妙揭露出对方的无知，此即所谓 Sokrates 的反语 eironeia 艺术。在这种方法中，我们可以看出 Zenon 归谬论证的影响。

再通过进一步的诘问来协助对方，使对方逐渐生成一系列新观点，这种帮助对方产生知识的方法，即是所谓“助产”术（ maieutikc) 。

亚里士多德 Aristoteles 说：“真正地应归属于 Sokrates 的功绩有两项，即是归纳的议论与寻找普遍的定义。”归纳是将某事物导向于彼事物，即是从个别者或特殊者出发导出普遍者（本质）。定义意谓着将某事物究竟是什么（实体、本质、类、共相）作为概念的规定。

苏氏认为归纳法可认作获得普遍概念的定义之方法。

从相对立的意见（分析）归纳于统一的知识（综合），其中可以窥见“对立之统一”的辩证法的法则。苏氏的论辩这可称为归纳的辩证法。

6 

苏氏的辩证法（问答法）由其弟子柏拉图（ Platon 前 427 — 347 ）所继承和发展。

柏拉图创立了“意缔” Idea 理论。柏氏的 Idea 含有价值论、知识论以及存在论的三种意义（ Idea 的三义）。

Platon 辩证法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1 ）归谬式辩证法，（ 2 ）综合式辩证法，（ 3 ）分析式辩证法，（ 4 ）混合辩证法。

归谬式辩证法是为反驳以不知为知的伪知者，使其认知到自己的无知。从而净化其心灵转而寻求 Idea 世界的方法。

综合辩证法是使用综合法，依据综合的假定法积极地探究、规定、建立 Idea 世界的理论。这是由下而上的上升辩证法。

分析辩证法是使用分析法，由此反省与批判由综观辩证法所建立的 Idea 理论的缺陷与难点，尽力排除这些缺点，而使 Idea 理论更加精密化起来。这是由上而下的下降辩证法。

混合辩证法是使用合成法，这是为要说明现象世界所由生成的诸种原因（目的因、范型因、工具因、形相因、资料因），因而特殊称为原因（ Aitia) 辩证法。这是将狭义的 Idea 辩证法更加扩大化起来的广义的辩证法。柏氏辩证法的核心是在综观（综合）与分析（分割）的辩证法。

柏氏辩证法是关于思维及其法则的学问。诸概念同时又是存在的本质（实在、实体、真如），因而 Idea 的辩证法一方面是关于思考与其法则的学问（逻辑学），另一方面又是探讨关于存在与其法则的学问（存在论）。

（ 何新1980 年读书笔记，发表于《哲学思考》，时事出版社，2010年出版）

    近代欧洲科学爆发的前驱：阿拉伯科学

    作者：赵达明

​

    一、前言 

    自公元7世纪起至其后的一、二百年间，阿拉伯人初步建立起一个西起西班牙比利牛斯山脉，东至大唐西部边境与印度信德地区的横跨亚、非、欧的世界性帝国——阿拉伯帝国。这一帝国的文明达到很高的水平，其科学、技术及文化成就，即使在帝国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然保持领先地位，直至文艺复兴，世界科学中心才由那里转往欧洲。阿拉伯帝国的科学成就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不可磨灭的印记，它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篇章。 

    与其它文明不同的是，阿拉伯帝国的科学成就与伊斯兰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在伊斯兰进入阿拉伯土地之前的漫长岁月中，蒙昧的阿拉伯人以及帝国内其他一些后来皈依伊斯兰的民族完全笼罩在古埃及、印度、希腊、罗马与波斯文明的阴影之中。随着阿拉伯人版图与活动范围的扩张，许多民族如波斯人成为信奉由阿拉伯人率先传播的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由于践行伊斯兰所倡导的真主之下人人平等的思想，因此帝国的阿拉伯人及其他民族在科学文化上持宽容与兼收并蓄的态度，从而大大推动了那个时代科学的进步和发展。 

    . 

    二、科学成就 

    1、数学 

    任何十指健全的人都知道，从一数到十，最方便的记录方法是使用阿拉伯数字。这种奇妙的数字是聪明的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从印度人那儿吸收，并将之介绍到西方与东方的；同时，这些穆斯林向世界推广了数字“0”与十进制。具体地说，正是借助花拉子密（al’Khwarizmi，拉丁语名为Algorismus，公元780~850年）著名的《印度计算法》一书，这种对世界产生难以估量影响的奇妙数字才为世人了解并接受。因此，人们把这种数字称作阿拉伯数字。今天，阿拉伯数字已经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了。 

    阿拉伯数字无疑是方便而先进的数字体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爱好数学的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Sylvester II，公元945～1003年，任职：公元999～1003年）大约在公元1000年前后，曾经试图在基督教世界中推广使用这种数字体系，结果却收效甚微。 

    中学生进入中学学习的第一门数学课程是什么？答案是代数学。代数学是人类步入数学以及其它自然科学领域的基础。虽然代数学的萌芽久矣[代表人物：丢番图（Diophantus，公元200？～284年？）]，但是它是在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手里正式成为数学的一门学科的。因此当后来的数学家们孜孜不倦地学习花拉子密的代数学著作时，没有人怀疑代数学是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创立的。 

    这位伟大的数学家在其著作中首次明确提出，代数学的数学问题都是由根（x）、平方（x2）和数（常数）三者组成，并且分六章叙述六种类型的一、二次方程的求解问题。花拉子密最具影响的代数学著作——《算术和代数论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关于代数学的论著，此书的拉丁文译本直至文艺复兴时期还作为教科书在欧洲的大学中被广泛使用。 

    花拉子密对代数学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由他的名字——al’Khwarizmi的拉丁语译名——Algorismus，不仅派生出“Algorithm”或“Algorism”（“运算法则”或“十进制”），后来还演变出现在的对数一词——logarithm（简写为“log”）；算术“arithmetic”一词的来源也与之类似。他在代数学中使用“还原、移项”一词的阿拉伯语音译“al-jabr”，传入欧洲后便演变为我们今天使用的“algebra”（代数）。 

    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史学家、《科学史导引》的作者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年）对花拉子密的评价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迄今所有时代最崇高者之一”。他在赞扬花拉子密的代数学的意义的时候说：“在数学上，从希腊人的静态宇宙概念到伊斯兰的动态宇宙观，第一步是由现代代数学的奠基者——花拉子密迈出的。”希提（Phillip Hitti，1886～1978年）在《阿拉伯通史》中对花拉子密评价说：“他是伊斯兰教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对于数学思想影响之大，是中世纪时代任何著作家所不能及的。花拉子密不仅编辑了最古的天文表，而且编写了关于算术和代数学的最古老的书籍。” 

    阿布·卡米勒（Abu Kamil，公元850～930年）是花拉子密代数学的直接继承者之一，著名的《代数》一书就出自他的手笔，他本人也表明，他在代数学方面的工作是建立在花拉子密代数学基础之上的。阿布·卡米勒在代数学上的地位，可谓上承花拉子密，下启卡拉吉（al-Karaji，公元953～1029？年），而且还为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奇（Fibonacci，1170～1250年）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外他还写了《测量与几何》与《计算技巧珍本》等诸多数学著作。《代数》其实包括三个部分的章节，即①二次方程的解法，②代数学在正五边形与十边形上的应用，及③丢番图等式与趣味数学问题；其中，第二部分章节，就是把埃及、巴比伦的实用数学与希腊的理论几何相结合，用几何学方法证明代数解法的合理性。《测量与几何》是一部指导大地测绘的实用性书籍，例如讲解如何测量各种不同图形的对角线、周长、面积，以及测量各种不同形状物体（六面体、棱柱体、棱锥体及圆锥体）的体积与表面积。《计算技巧珍本》则涵盖几何和代数两方面的内容，但其主要成就是关于四次方程的个别解法与如何处理无理系数的二次方程。除了上述留传下来的三部著作之外，公元10世纪的《科学书目》一书还列举了阿布·卡米勒另外一些著作，包括Book of Fortune、Book of the Key to Fortune、Book of the Adequate、Book on Omens、Book of the Kernel、Book of the Two Errors和Book on Augmentation and Diminution。 

    奥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am，1048～1131年，兼诗人）是《代数问题的论证》（简称《代数学》）一书的作者，在数学尤其是代数学历史上堪称最杰出者之一。作者开创的用圆锥曲线解三次方程的方法，并依此将三次方程进行分类，可谓是对代数学发展的卓越贡献。奥玛尔·海亚姆的杰出还在于，他当时已经发现三次方程具有不止一个根，并且证明了另一个根的存在。他寄语后来人说到：“也许我们之后的人们会解决这个问题。”这一期望后来在16世纪由三位意大利人——费尔罗（del Ferro，1465～1526年）、塔塔利亚（Tartaglia，1499～1557年）与斐拉里（Ferrari，1522～1565年）变为现实，他们找到了解所有三个根的一般方法。另外，奥玛尔·海亚姆还进一步发展了二项式定理。 

    在希腊数学中，“数”的概念一般仅仅扩展到简单的加法和乘法运算，然而从算术运算到代数的飞跃，使人类第一次生长出在一切自然科学领空飞翔的翅膀…… 

    阿拉伯人金迪（al’Kindi，公元801～873年）是那个时代的科学多面手，还是在算术学方面颇有造诣的数学家，并且写了许多这方面的著作，涉及范围包括印度（阿拉伯）数字、调和数、数字排列、相对值、比例、数字的处理与相消或相约，以及用有穷证明无穷等。在几何学方面，金迪擅长于平行理论的研究，他甚至给出一条（数学）引理以证明或否定某种可能性——即在同一平面上的数条直线，既非平行，也不相交。金迪还写了两本关于光几何学的书籍。根据1987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现的苏莱曼时期的奥斯曼帝国的档案，金迪也是迄今已知的最早的（根据字母的使用频率）破译密码的专家，可谓密码分析学或密码破译学的鼻祖。金迪的手稿英译名为“On Deciphering Cryptographic Messages”（《密码信息的破解》）。 

    塔比特（Thabit ibn Qurrah，公元826～901年，兼物理学家）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数学家，他在数学方面的地位主要在于，将数的概念扩展到实数，提出“积分”，建立了某些球面三角学及“解析几何”定理。他在公元850年左右写了一本书——《互满数的确定》，揭示了建立“互满数”的一般数学方法。 

    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对于数学的另一巨大贡献是三角学（三角函数），其学术思想可能主要来源于印度与希腊的三角学知识。三角学是随着一些探究宇宙奥秘的科学家在观测天体运行与研究天文历算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众所周知，研究天文演变的规律离不开三角学或数学知识，所以作为天文学家的最重要条件是，首先他必须是一位数学家。 

    阿拔斯王朝（公元750～1258年，中国史书称“黑衣大食”）的巴塔尼（al’Battani，欧洲人也称作Albatenius，公元850～929年）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与数学家。他完成了三角学的建立与系统化工作。在从事天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巴塔尼首先系统性地创建了三角学即三角函数这一数学分支的许多重要概念，如正弦、余弦、正切、余切。我们今天在中学学习的一些三角函数公式就是巴塔尼提出的；另外，关于球面三角形的余弦定理也是这位数学家对人类的贡献。而正割与余割的概念则是阿拉伯帝国的另一数学家兼天文学家瓦法（al‘Wafa，也称Albuzjani，公元940～998年）建立的，瓦法还指出正弦理论也可以运用在球面几何学上。

    2、天文学

    阿拉伯帝国的科学家们对天文学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哈里发马蒙执政时期（公元813～833年），他们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诸如星盘、等高仪、象限仪、日晷仪、天球仪和地球仪之类的天文仪器从事天文学研究。

    前文提及的巴塔尼（al’Battani，欧洲人也称作Albatenius，公元850～929年）是对欧洲影响最大的天文学家。他的《天文论著》（又名《星的科学》）颇具学术价值，后来的一大批天文学家诸如哥白尼（Copernicus，1473～1543年）、第谷（Tycho，1546～1601年）、开普勒（Kepler，1571～1630年）、伽利略（Galileo，1564～1642年）等人，无不研习巴塔尼的著作并受益非浅。他所创制的天文历表——《萨比天文》，一直是其后几个世纪欧洲天文学家的基本读物。

    巴塔尼出生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哈兰（位于今土耳其东南部）的一个崇拜星辰的塞比教派家庭，这恐怕与其日后对天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以及学习制作天文仪器的技能不无影响；但是他本人则是虔诚的穆斯林。巴塔尼的工作主要是在阿拔斯王朝（公元750～1258年，中国史书称“黑衣大食”）著名的安条克（位于今土耳其境内）与拉卡（位于今叙利亚境内）天文台完成的。

    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的主要成就在于，他不仅编录了489颗天体，而且把一年的时间长度精确至365天5小时48分24秒，重新计算出（春秋二分点的）分点岁差为54.5‘，以及测定黄赤交角（赤道平面与黄道平面的交角）为23度35分（现在已知数值为23度26分）。它们比托勒密（Ptolemy，公元2世纪）的《天文学大成》的描述更为准确。巴塔尼提出地球在一条变动着的椭圆形轨道上运动（偏心率），发现太阳远地点的“进动”（即太阳距离地球最远点的位置是变化的，这是巴塔尼最著名的发现），以及认为日环食可能是一种日全食。他对于太阳运行的观测比哥白尼还要精确，并且在几个世纪之后还被上述欧洲的天文学家所采用。

    巴塔尼的《天文论著》于1116年由意大利提沃利的普拉托（Plato，11～12世纪）译成拉丁语。

    苏菲（al’Sufi，公元903～986年）所著《恒星图像》（或译作《恒星星座》），一书，是伊斯兰天文学观测的三大杰作之一。苏菲根据自己的实际观测，在书中确定了48颗恒星的位置、星等和颜色，并且绘制出精美的星图与列有恒星的黄经、黄纬及星等的星表。他还为许多天体进行了名称鉴定，提出许多天文术语，许多现在世界上通用的天体名称都来源于苏菲的命名，例如牵牛星、毕宿五、天津四等。苏菲的星图也是关于恒星亮度的珍贵的早期资料。公元964年，正是他最早记录下仙女星座。这位的天文学家对天文学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苏菲星团”，国际天文学会还以用他的名字命名月球表面一处环形山来纪念他。

    前文提及的瓦法（al‘Wafa，也称Albuzjani，公元940～998年）是巴格达天文学派最后一位著名人物。已知他曾测定过黄赤交角和分至点，并且是提出“月球出差”的第一位天文学家；此外他还为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编撰了简编本。

    奥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am，公元1048～1131年）在当时由突厥塞尔柱王朝管辖的伊斯法罕，参与并领导了天文历表的编撰与历法改革工作，制定的贾拉利历的精确程度已经十分接近格利高里历，根据这部历法测定一天的长度为365.24219858156天（后来由于政局的动荡历法改革工作被迫终止）。

    比鲁尼（Biruni，公元973～1050年）堪称那个时代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俱佳的“天才”，天文学（与数学）是其深入涉足的领域。他在一部近1500页的著名的百科全书——《马苏迪之典》中，测定了太阳远地点的运动，并且首次指出其与岁差变化存在略微的差别。《马苏迪之典》是一部集天文、地理和民族学的通科著作。比鲁尼还设想地球是自转的。他在写给好友、同时代的著名医学家伊本·西那（ibn Sina，西方人称为阿维森纳Avicenna，公元980～1037年）的信中，甚至提出地球绕太阳运转的学说，并且认为行星的轨道是椭圆形而非圆形的。地球绕太阳运转的观点还表现在比鲁尼的一部天文学百科全书——《占星入门解答》之中。他说，如果认为地球是在围绕太阳运转的话，那么就不难解释其他星体的运动情况。另外，至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银河系，比鲁尼发现它是由“无数的各种星体组合而成”。

    其实，比鲁尼是一位勤奋、多产、涉猎范围广博的科学家，他一生写作了涵盖20多门学科的大约146部著作（只有22部传世），其中多数是与数学及天文学有关的，例如《投影》。

    在法提玛王朝（公元909～1171年，中国史书称“绿衣大食”）哈里发哈基姆（al’Hakim）统治时期（公元966~1020年），天文学家尤努斯（也译作尤尼，ibn Yunus，公元950？~1009年）在参考200多年以来天文观测数据的基础之上完成了《哈基姆星表》（也译作《哈基姆历数书》），并还用正交投影的方法解决了许多球面三角函数问题。尤努斯的杰出在于，他的计算细致而精准，例如，他注意到投向地平线的光线的折射所引起的误差，并且首次给出被观测物体的40分差角。他对月食的观测记录是极其可靠与可信的，其30次月食报告为近、现代天文学家，例如西蒙•；纽科姆（Simon Newcomb，1835~1909年），研究月球的长期加速度提供了珍贵的天文资料。

    穆斯林的信仰要求礼拜的定时，而这与太阳与月亮或其它天体的运动是密切相关的。尤努斯就是一位可以给出精确时间的天文学家，而且他的天文历表可以在伊斯兰历、科普特历（一种古代埃及人使用的历法）、古叙利亚及波斯历之间进行转换或换算，以方便人们的使用。

    1080年，西班牙穆斯林天文学查尔卡利（al’Zarqali，西方人称为Arzachel，11世纪）完成《托莱多星表》（也译作《托莱多天文表》），其中有天文仪器（尤其是阿拉伯人擅长的仪器——星盘）的结构介绍与使用方法。《托莱多星表》对托勒密体系进行了修正，以一个椭圆形的“均轮”代替“本轮”。另外，《天文表》也是查尔卡利的杰作。

    在对于宇宙体系的认识上，穆斯林天文学家质疑托勒密的本轮学说，并试图建立一个真正的宇宙体系。

    先后经历过阿拔斯王朝与蒙古人建立的伊尔汗国两个时代的天文学家（兼数学家）图西（al’Tusi，1201～1274年），不仅建立了月球的运动模型，而且还在1247年提出所谓的“图西力偶”定理（即线性运动可以由圆周匀速运动演化而成，反之亦然）。科学史学家乔治·萨里巴（George Saliba，1939～）在评价“图西力偶”定理时说：“如果仅靠欧几里得（Euclid，约公元前3世纪）的《几何原本》和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等古希腊的数学和天文著作中所提供的数学信息，哥白尼天文学的数学大厦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构建这一大厦所需要的，实际上也是哥白尼本人所利用的，是两种新的数学原理。而这两种数学原理却都是在哥白尼以前大约300年间发现的，并为伊斯兰世界的天文学家们明确地用来改进希腊天文学。”文中所提到的数学原理之一，便是图西的“图西力偶”定理，它在16世纪初被哥白尼采用。

    图西一生写作了关于天文、数学（几何与三角学）、物理、哲学、伦理学及逻辑学等学科的100多部著作，甚至还整理过伊本·西那的《医典》，但是其中最著名的是《伊尔汗天文表》（或译作《伊尔汗历数书》）。

    位于今伊朗境内的、闻名遐尔的马拉盖天文台也是在图西倡议下建立于伊尔汗国初期，其天文仪器甚至在当时被带到中国的元大都。马拉盖天文台的遗迹至今尚存，成为人类文化遗产。

    乔治·萨里巴在谈及阿拉伯帝国天文学与哥白尼天文学关系的时候说道：“当我们想到哥白尼天文学本身给我们带来的所谓‘哥白尼革命’这样的概念时……我们便不难想像到哥白尼的数学天文学与在他以前用阿拉伯语写作的天文学家们之间的交融了。或者换句话说，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阿拉伯天文学与哥白尼天文学之间的模糊边界会是这样有趣了。”

    凯文·克里斯纳斯（Kevin Krisciunas）则对某些蓄意抹杀伊斯兰天文学成就的态度给予直率的批评。他在《世界天文学中心》一书第二章的开头即写到：“那种认为在托勒密之后，天文学研究陷入沉睡直到哥白尼时代才得以苏醒的看法，是一常见的错觉……那些认为阿拉伯人没有做出自己的贡献的人们，对于这一学科并未进行过调查研究。”他还进一步指出，中世纪的天文学家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用阿拉伯语书写科学著作的，即使是犹太人与基督徒也莫不如此。

    事实上，阿拉伯帝国天文学在今天已经落下永久的烙印，甚至现在人们使用的很多与天文有关的词汇，诸如“azimuth”（地平经度、方位角）、“nadir”（天底）、“zenith”（天顶），等等，都是源自阿拉伯语。

    可以肯定地讲，阿拉伯帝国的天文学家对于宇宙天体的认识，是人类天文学史上由托勒密到哥白尼之间最重要的衔接。

    3、医药学

    阿拉伯帝国在医学上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成果。

    拉齐（al’Razi，欧洲人称其为Rhazes，公元865～925？年）不但是一位杰出的化学家与哲学家，还是一位著名的医学家。他学识深邃而广泛，一生写作了200多部书，尤以医学（与化学）方面的著作影响巨大。拉齐曾先后担任雷伊（位于伊朗德黑兰附近）和巴格达医院院长，并从事学术著述，被誉为“阿拉伯的盖伦”、“穆斯林医学之父”。

    拉齐在医学上广泛吸收希腊、印度、波斯、阿拉伯（甚至中国）的医学成果，并且创立了新的医疗体系与方法。他尤其在外科学（例如疝气、肾与膀胱结石、痔疮、关节疾病等）、儿科学（例如小儿痢疾）、传染病及疑难杂症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与理论知识。他是外科串线法、丝线止血和内科精神治疗法的发明者，也是首创外科缝合的肠线及用酒精“消毒”的医学家，还是世界上早期准确描述并鉴别天花与麻疹者（中国人认为中国的葛洪是最早描述天花症状的，在拉齐之前也有一位阿拉伯帝国的学者介绍过天花与麻疹，但拉齐的论述更为后人所了解），并且将它们归入儿科疾病范畴。拉齐注意到一种疾病出现的面部浮肿和卡他症状（如打喷嚏、流清涕），与玫瑰花生长及开放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他第一个指出所谓的花粉热就是缘于这种玫瑰花的“芳香”。

    拉齐的代表作《曼苏尔医书》是医学史上的经典著作。他于公元903年把《曼苏尔医书》捐献给萨曼尼德的王子兼雷伊地区长官曼苏尔。《医学集成》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医学著作，作者花费15年的时间完成此书。《医学集成》主要讲述的是疾病、疾病进展与治疗效果。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保存有一部《医学集成》的阿拉伯语手抄本，它是在1094年由一位佚名抄写人抄写的，也是该馆最古老的医学藏书。

    《曼苏尔医书》和《医学集成》分别于1187年与1279年在西班牙深受穆斯林文化影响的历史名城托莱多与法国的安茹被译成拉丁语而在欧洲广泛传播，并且随即取代了盖伦（Galen，公元130？~200？年）的医书；它们在文艺复兴时期又被多次翻印，并且由当时著名医学家加以注解。

    此外他还著有《医学入门》、《医学止境》、《精神病学》、《天花与麻疹》、《药物学》、《盖伦医学书的疑点和矛盾》等。

    拉齐确信，他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一定会被比他卓越的思想超越。在他看来，那些有志于科学研究的人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因为这是科学发展的规律。

    伊本·西那（ibn Sina，西方人称为阿维森纳Avicenna，公元980～1037年）公元980年出生于中亚的历史名城布哈拉附近，是代表阿拉伯帝国医学最高境界的里程碑。他与希腊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370？年）、盖伦并称医学史上的三位鼻祖，被尊为“医者之尊”（“Doctor of Doctors”）。伊本·西那学识渊博，除了医学之外，他在其它方面也颇有造诣。

    伊本·西那的医学成就主要体现于一部极其著名的百万字医学百科全书——《医典》。他在《医典》的开篇中说：“医学是这样一门科学，它告诉人们关于机体的健康状况，从而使人们在拥有健康的时候珍惜健康，并且帮助人们在失去健康的时候恢复健康。”《医典》一书全面而系统，全书包括5部分，分别讲述医学总论、药物学、人体疾病各论及全身性疾病等内容。

    感染性疾病曾经一直是人类疾病的第一位死亡原因，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这类疾病是由病原体例如致病性细菌、真菌与病毒等引起的。伊本·西那提出人本身以外的因素在引发疾病方面的作用，首先发现了“原体”可以是产生疾病的原因，指出肺结核就属于此类疾病，天花和麻疹也是由肉眼看不到的“原体”所致，而且还强调了“消毒”的重要性。他发现水与土壤可以是传播致病物质的媒介。伊本·西那不但认识到钩虫病是由肠道寄生虫引起的，并能够做出准确的诊断。

    他主张外科医生应该在早期阶段治疗恶性肿瘤，以确保对所有病变组织加以切除。伊本·西那在著作里强调膳食营养的重要意义，提出气候和环境与疾病有关的观点。他研究过心脏瓣膜，发现主动脉有三个瓣膜，瓣膜的张开与关闭配合心脏的收缩与舒张，从而维持血液的流出与流入。伊本·西那描述和记录了有关心脏病药物的提炼及皮肤病、性病、神经病（例如脑膜炎）与精神疾病等病症。他还能够将纵膈炎与胸膜炎相鉴别。他也介绍了用烧灼治疯狗咬伤、针刺放血与竹筒灌肠以及音乐等疗法。

    伊本·西那主张，在正式推广使用一种新药之前，首先应该进行动物与人体实验，从而保证药物的安全性。

    《医典》从12世纪被译成拉丁文起直至17世纪的数百年间，始终被欧洲的医学院校用作医学教科书，仅在15世纪的最后30年内，这部著作就被用拉丁文出版过15个版次。它对西方医学的影响胜过任何一部医学著作。著名医学教育家奥斯勒（William Osler，1849～1919年）博士对《医典》的评价是“被当作医学圣经的时间比其它任何著作都要长”。《医典》是现代医学产生的重要基础之一。

    其实，伊本·西那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他一生大约写了450部著作，它们不仅是关于医学的，还有专门论述哲学、心理学、地质学、数学、天文学、逻辑学与音乐等学科的，其中传世的有240部左右（关于哲学与医学的分别为150部与40部）。例如影响力仅次于《医典》的《治疗论》一书，本身就是一部百科全书。

    出于对两位医学先驱的尊敬，拉齐与伊本·西那的画像今天仍然悬挂在巴黎大学医学院的画廊上。

    公元10世纪的扎哈拉维（Abul Qasim al’Zahrawi，欧洲人称之为Abuicasis或Albucasis，阿尔布卡西斯，公元936～1013年）是出生在穆斯林治理下的西班牙的著名医学家，享有“外科学之父”的赞誉，其祖先来源于阿拉伯半岛的安萨尔部落。

    扎哈拉维的《医学手册》是一部集其数十年医学知识与经验的著作，包括30篇的内容，涵盖大量临床问题，适用于执业医生与医学生。这部著作附有历史上最早的外科器械插图与文字说明，而且数量相当丰富（200幅左右）。这些精致的插图（与文字说明）使其极具学术价值。他还把外科治疗划分成几个部分，例如烧灼术、手术切除、放血疗法与接骨术。12世纪，《医学手册》的外科部分（第30篇）在托莱多被来自意大利克雷默那的翻译家杰拉德（Gerard，1114~1187年）翻译成拉丁语，并且在1497~1544年之间至少再版10次之多。从12~15或16世纪，几乎欧洲所有的医学家编撰的外科教科书无不参考或引用扎哈拉维原书的译本，例如Roger、Guglielmo Salicefte、Lanfranchi、Henri de Mondeville、Mondinus、Bruno、Guy de Chaulliac、Valescus、Nicholas及Leonardo da Bertapagatie等人。

    扎哈拉维不仅改进了一些器械，还发明了许多外科器械，例如一种引流腹腔积液的斜面套管，插入尿道治疗尿路结石的探头，以及一种用于切开脓肿的隐蔽式手术刀。他还发明、引进了镊子、（羊）肠线以及今天妇产科医生使用的窥阴器与扩阴器等。

    在《医学手册》的第一与第二篇里，扎哈拉维归类了325种疾病，讨论了它们的症状与治疗，并且在第145页上首次描述了一种由“健康”母亲传递给儿子的出血性疾病，也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血友病。这部分篇幅后来亦有拉丁文译本出现，名为“Liber Thoricae”。

    在妇产科方面，扎哈拉维的著作包括指导训练助产士如何处理异常分娩，取出死胎与去除胎盘，以及剖腹产的实施方法等。

    扎哈拉维对于后来的医学尤其是外科学具有很大的影响，人们也并没有忘记这位生活在1000年前医学家。现在，在扎哈拉维的家乡西班牙科尔多瓦，有一条叫做“Calle Albucasis”的街道，就是以他的拉丁化名字Albucasis命名的，意思是“阿尔布卡西斯（扎哈拉维）大街”；西班牙旅游局在这条街道的6号建筑物门前安放了一块铜匾，上书“阿布·卡西姆旧居”（“阿布·卡西姆”也是扎哈拉维的名字，取自其全名）。按扎哈拉维的设计而复原的外科器械，曾经在西班牙、突尼斯和巴基斯坦等地的博物馆中庄重地陈列展示，以表达人们对他的尊敬。

    另一位出生在西班牙的医学家伊本·拉希德[ibn Rushd，拉丁名阿威罗伊（Averroes），1126～1198年]是研究组织学的先驱，他还发现患过天花的人以后不会沾染天花，他对血管与运动保健也颇有研究，西班牙与北非的摩洛哥都曾留下他工作的足迹。他的《医学原理》在当时是一部很全面的医学入门书籍。

    除了医学之外，哲学与天文学也是伊本·拉希德研究的对象，尤其是在哲学方面，他的“阿威罗伊哲学”（Averroism）对西方学术界的影响力甚至大大胜过其在伊斯兰世界所享有的威望。

    阿拉伯帝国的医学非常注重眼科疾病，医生们好像大多都对这方面的病症显示出浓厚的兴趣，而且具有很高的诊断与治疗眼科疾病的技艺。几乎所有的医学著作都有专门的篇章论述眼科疾病，但是最全面的关于眼科疾病的论述是以专著的形式讲述的。

    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Hunayn ibn Ishaq，公元809～873年，欧洲人称之为Joannitius，兼翻译家与数学家，基督徒）写了多部眼科学专著，诸如《眼科问题》、《眼睛的结构》、《五彩斑斓》、《眼科疾病》、《眼病治疗》、《眼科疾病的手术疗法》……其中以《眼科十论》影响最大。

    卡哈尔（Kahhal，公元940~ 1010年，可能是基督徒）则在其眼科学专著《眼科医师手册》里介绍了多达130种眼科疾病。

    白内障是一种常见的眼科疾病，其病变部位在眼球的晶状体，未治者的结局常常是致盲。当时，聪明的医生已经知道它的治疗方法。与卡哈尔同时代的毛斯里（Mawsili），是白内障针吸术的发明者，这种技术即通过一种金属空心针经过巩膜吸除白内障病变。200多年后，即大约于1230年，有一位历史学家兼眼科医生在大马士革的一家医院里亲眼目睹过使用上述器械去除白内障的手术的过程。然而，14世纪埃及著名的眼科医生萨达卡（Sadaqah）对这种疗法的真实性表示质疑。

    沙眼是又一眼科常见疾病，常引起倒睫、睑内翻及角膜血管翳，严重者也可致盲。当时的医生对于此症已有深刻的认识，他们不但对角膜血管翳给予清晰的描述，而且尤其擅长于手术切除这种长在角膜上的血管组织，但是这种手术的真实性似乎令人疑惑。他们在手术中使用一系列自己发明的手术器械，例如开眼器、拉钩、细小的手术刀和拨针。他们还能够采用类似的手术器械治疗翼状胬肉。

    以当时的医学水平来看，上述手术是非常精细与复杂的，而且患者往往要忍受相当程度的疼痛，故帝国的医生可能并非常规进行这种手术。

    在12～14世纪，在阿拉伯帝国范围内出现了许多眼科学著作，例如《眼科指南》与《眼科疾病治疗的思考》等，后者分17章讲述了眼的解剖、生理，以及124种眼科疾病的病因、症状和治疗，其中不乏在作者之前从未描述过的内容。它们在当时以及其后几百年间都是从医者学习眼科疾病的权威著作。

    虽然眼科疾病早先一般是在外科疾病中讨论的，但是阿拉伯帝国的医生已经开始把眼科疾病从一般医学中独立出来，这就是现代眼科学学科的雏形。例如13世纪叙利亚医学家库弗（Quff，公元1233～1286年）在其编写的外科专用手册里，故意不收入任何眼科疾病，因为在他看来，眼部疾病应该属于专科医生的诊治范畴。

    哈森（al’Haitham或al’Haytham，公元965～1040年，欧洲人称为Alhazen）不仅是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与数学家，他在研究光学原理的同时，也对人类眼科学或眼科生理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研究丰富了人们对于眼球的生理解剖和视觉原理的认识。今天眼科医生使用的“视网膜”、“角膜”、“玻璃体”及“前房液”等专业术语大多与哈森有关。

    穆斯林是研究精神疾病的开拓者，而且在这一领域发挥了早期的作用。事实上这归功于拉齐的直接贡献，是他在巴格达为精神疾病患者建立了特别的病房。正如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医学教授赛义德（Ibrahim B. Syed）所言，穆斯林为“精神病学带来一种冷静的全新的意识”。因为穆斯林医学家根本不会相信在欧洲基督教世界盛行的精神疾病的“鬼魂学说”（鬼魂附体），所以他们能够对此类疾病进行冷静的临床观察。

    13世纪大马士革的医学家纳菲(或称伊本·那非斯，ibn al’Nafis，1213～1288年)对盖仑的血液循环学说进行了积极的批判。盖仑认为血液的流程是右心室→左心室，而纳菲发现心脏左右心室之间的隔膜很厚，而且隔膜上面没有像盖伦所设想的那种孔道，血液不可能从右心室直接流至左心室。为了纠正盖仑的谬误，纳菲提出一种血液小循环（肺循环）理论，即血液在此的流程是右心室→肺动脉→肺（交换空气）→肺静脉→左心（房）室。这种血液小循环理论比后来的塞尔维特（Servetus，1511～1553年，因蔑视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学说被宗教裁判所裁决处死）的发现要早300多年。遗憾的是他的学说并未在当时引起人们的重视，被淹没了700多年直至20世纪才重新被后人在布满尘埃的档案中发现。另外，1547年，安德里亚·阿尔帕戈（Andrea Alpago）曾经将伊本·纳菲的一些书稿翻译成拉丁语，因此欧洲人完全有条件了解伊本·纳菲的重要工作（甚至包括直接阅读阿拉伯语书稿），而就在这前后欧洲的医学家便获得了与伊本·纳菲相同的“发现”。难道这只是巧合？以下是纳菲手稿的英译。

    “the blood from the right chamber of the heart must arrive at the left chamber， but there is no direct pathway between them. The thick septum of the heart is not perforated and does not have visible pores as some people thought or invisible pores as Galen thought. The blood from the right chamber must flow through the vena arteriosa (pulmonary artery) to the lungs， spread through its substance， be mingled with air， pass through the arteria venosa (Pulmonary vein) to reach the left chamber of the heart……the nourishment of the heart is from the blood that goes through the vessels that permeate the body of the heart……”

    伊本·纳菲不仅正确揭示了肺的解剖结构，而且还是第一位记录心脏冠状动脉血液循环的医学家。他写到“……心脏的营养物质来自沿这些血管运行的血液，而这些血管是分布于心脏的……”

    除了前述的一些医学专论之外，阿拉伯帝国的一些医学家还写作了很多关于特殊疾病及相关药物的著作。例如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的儿子，易司哈格·伊本·侯奈因（Ishaq ibn Hunayn，公元？～910年）的介绍治疗健忘症药物的《健忘症治疗药物》、卡塔尼（Kattani，公元951～1029年）的关于治疗体表疾病的《体表危险疾病的治疗》。贾扎尔（Jazzar，公元895～980年）不仅专为旅行者写了一本介绍疾病、发热、有毒昆虫与动物叮咬，以及在没有医生的情况下如何治疗与处置此类病症的书籍（拉丁版名为“Viaticum Peregrinantis”），而且作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他还非常热心于贫困人口的求医问药问题，《穷人医药》就是出自他的手笔。此外，有一位犹太医生（拉丁名为Maimonides，1135～1204年）发表了一本介绍痔疮的小册子，一位11世纪的基督徒巴特兰（Butlan）还写了一本治疗修道士疾病的书籍。它们都是用阿拉伯语书写的。

    关于从医者的职业操守，（伊斯兰哲学家、宗教学者）伊本•；哈兹姆（ibn Hazm，公元994～1064年）提出，一个做医师的人必须在道德上具有良好的品质，即仁慈、富有同情心、友善、忍辱、接受负面批评；他对医师外表的要求是，医师应该留短发，勤剪指甲，穿戴干净，举止尊严。

    在药物学方面，阿拉伯帝国的医生与药物学家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与大量的创新。他们善于使用复方制剂，主药、佐药与替代药巧妙搭配，首先开始将樟脑、氯化氨与番泻叶等作为药物加以使用；在他们的处方里，还出现了来自中国、东南亚、喜马拉雅山脉以及非洲的药物；而糖浆、软膏、搽剂、油剂、乳剂或脂等剂型，以及丸药的金、银箔外衣则是他们首创的，甚至今天西方医学界使用的“Syrup”（糖浆）、“Soda”（苏打）等词汇，都是从阿拉伯语音译的。当时的医学百科全书或综合性医学书籍都留有专门的章节介绍药物以及处方药物的搭配。这部分章节系统地讲解了药物与处方的构成成分与配制的程序和步骤。

    伊本·贝塔尔（ibn al’Baitar，1188？～1248年）是中世纪最伟大的药用植物学家，他编写了两部医药学著作《药物学集成》与《医方汇编》，堪称经典之作，其中药物是根据它们的治疗作用进行编排的，而且除了阿拉伯语名称之外，还加上了希腊语和拉丁语名称，从而促进了医药学知识在欧洲的传播。《医方汇编》的拉丁语译本的若干部分，1758年还曾在意大利的克雷默那出版。

    穆斯林的药物学成就对欧洲具有不可或缺的影响，后来相当长时期内欧洲这方面的著作，主要就是在先前穆斯林著作的基础上编辑或是稍做改编而成的，例如约翰尼斯1250年完成的《Expositio Supra Nicolai Antidotarium》（分别于1495、1599和1602年在威尼斯出版）。阿尔巴诺（1306~1316在帕多瓦任教）的《Conciliator and De Venenorum Remediis》则是广泛承袭伊本·拉希德等人的著述。15世纪萨拉迪尼·阿斯科罗的《Compendium Aromatariorum》（药剂师手册），在形式和内容上深受穆斯林医学家伊本·西那等人的影响。而17世纪晚期出版的《伦敦药典》，在编列的药物分类和剂型种类上也反映出受到穆斯林药物学影响的程度。事实上，欧洲人使用的药典一直依赖穆斯林的著作与资料，直至19世纪晚期。

    在众多科学学科中，医药学是穆斯林的长处所在，这种地位的取得，与学科教育是分不开的，而早在阿拔斯王朝（公元750~1258年，中国史书称“黑衣大食”）初期，即公元765年，巴格达就建立了医科学校培养医药学人才。

    阿拉伯帝国早在倭马亚王朝时期（中国史书称为“白衣大食”，公元661～750年）就在大马士革建立医院提供医疗方面的服务，但是有文献可考的世界上第一所正规医院是公元9世纪在阿拔斯王朝的巴格达建立的；大约经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又有5所医院在巴格达开业。而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初期医院，则是东征的十字军在伊斯兰世界开阔眼界之后，返回欧洲13世纪在巴黎建立的，与巴格达的医院相差约有400年的时间……公元931年，帝国还规定城市或医院的医生必须通过考试才可以开业行医（据说先前的罗马帝国也有城市医生需要通过考试的规定）。根据记述，公元10世纪初期那里已经建立起流动医院，日常在帝国的村庄提供医疗服务。巴格达最具规模的一所医院建立于公元982年，该院建院之初就拥有包括眼科医生与外科医生（含正骨医师）在内的25名医生，而到1184年，一位旅行家描述说，那所医院的规模就像是一个巨型的宫殿。

    公元872年帝国在开罗建立的一所医院，它是迄今最早的为精神病患者提供医疗的医院；12世纪与13世纪，纳斯里医院和曼苏里医院先后在开罗建立。另外，努里医院是12世纪在大马士革建立的。

    相对而言，在穆斯林管理下的西班牙，医院出现的比较晚一些。

    帝国的医院在设计上即为其赋予了非常完善的功能。目前了解比较多的是关于公元12～13世纪叙利亚与埃及的医院的情况。那里的医院在布局上呈纵横交叉垂直形状，中央部分是4个拱形大厅，比邻有药房、储藏间、图书室、工作人员生活区以及厨房，每个拱形大厅都有喷水池提供干净的水源。不同的疾病，诸如胃肠道疾病尤其是痢疾与腹泻、风湿性疾病、外科疾病、眼科疾病和发热等各自在不同的区域就诊，而女性患者则是在独立的诊室与病房就诊的。医院还为精神病开辟专门的病房。医院不仅配置正常的执业医生与药剂师，而且安排有值班医生接诊预约定时复诊的病人。当时的医院同时具有医学教学功能，并且有管理、护理与勤务人员从事工作，还有医学生为非专业人员提供相应的培训。

    所有医院的建立与运营在财政上主要依靠的是国家预算，这笔预算来源于国家（向富人）征收的遗产税；另外，富人与统治者的捐赠也为医院提供了资金（伊斯兰教教义要求，生活宽余者，应该用部分节余帮助穷人，给予的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金钱，即交纳“天课”）。虽然独立的行医者是收取一定的费用的，但是医院的服务据说是免费的。

    4、化学

    除了在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等学科收获颇丰之外，阿拉伯帝国的学者还是化学这一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其中哈扬（Jabir ibn Hayyan，公元721？~803年，欧洲人也称之为Geber）与前文提及的拉齐（al’Razi，欧洲人称其为Rhazes，公元865~925？年）被认为是“化学之父”。

    化学源自炼金术，据说埃及法老时期就产生炼金术了，中国的炼丹术与之有一定关系。公元7世纪，上述技术与古希腊思想相融合而形成阿拉伯炼金术及阿拉伯化学。阿拉伯炼金术及阿拉伯化学后来传入欧洲，逐步演进为近、现代化学。

    哈扬在化学实验中确立了实验法的重要地位。他不但首先发现几种化合物，还掌握一些化学物质的制备技术，例如制备硫化汞与五氧化二砷，制备近乎纯净的硫酸盐或明矾、碱等化合物，使用酸来溶解某些惰性金属如金、银，以及精通金属冶炼包括黄金提炼术。此外，他还通晓制作染布与皮革的染料与防水布的防水涂料，制造一种可以阻燃的纸，以及在夜晚看得到的墨水。我们现在仍在使用的一些化学术语例如“碱”，就是这位化学家发明的。

    尽管他有时被当作一名炼金术士，然而他似乎不太热衷于制取贵重金属（将“贱”金属转化为“贵”金属是通常的炼金术士所追求的），取而代之的是，他努力开创基础性的化学方法以及研究化学反应本身具有的内在机制，从而将化学从炼金术发展成一门科学。他强调在化学反应过程中，各种参与反应的物质的量是一定的，这或可被看成是“定比定律”的雏形。

    据信他一生写作了约100多部论著，在这些著作中约有22部是关于化学与“炼金术”的。它们被翻译成包括拉丁文在内的多种欧洲语言在欧洲的大学里讲授。译成英语的就有《Book of Kingdom》、《Book of Balances》及《Book of Eastern Mercury》等。许多哈扬（及其它化学家）的著作当时是不署名的，因此人们无法准确地估计其数目。17世纪英国翻译家里查德•；拉塞尔（Richard Russell）认为，英译名为《Sum of Perfection》的著作的作者就是哈扬。

    不过在哈扬之后，据说也有一些他人的文稿假托哈扬之名。

    虽然在哈扬的某些著作中体现的宗教与哲学观点业已受到批判，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哈扬的主要贡献在于化学领域而非宗教与哲学。他在化学领域的各种开创性成就——首次制取各种酸，尤其是硝酸、盐酸、柠檬酸、酒石酸，以及对于实验法系统性的强调，这些都是非常卓越的。他对化学的基础性贡献包括发明一些科学的化学实验方法，诸如蒸馏、结晶、煅烧、升华、蒸发等，以及一系列与之相应的实验仪器和设备。哈扬之所以被公正地看成是现代化学之父，正是基于他这些卓越的工作。因此，德国的梅耶哈夫教授说，欧洲化学的发展可以直接追溯到哈扬。

    拉齐不仅是医学家，而且还是享有盛名的化学家。他继承了前者的炼金术理论及化学实验的传统，并与药物学研究相结合，使得化学理论和实验法继续发展。他在《秘典》（又译《炼金术的秘密》或《秘密的秘密》）一书中首先确定许多化学概念，把已知的物质分为四大类：植物、动物、矿物和衍生物，同时介绍了物质的“原子”构成学说并讲解了炼金术的原理，还对化学实验仪器与使用方法做了详细的记载。拉齐的《秘典》记载了化学反应步骤以及他本人从事的一些化学实验，这些实验包括蒸馏、煅烧和结晶等内容。拉齐的一些具有创新性的实验在《秘典》中都有反映，包括熔解金属的方法、水银的升华、苛性钠的制取、白降汞溶液的使用，以及从橄榄油制取甘油等。希尔指出，拉齐的《秘典》犹如一部实验指南的雏形。在拉齐的实验室里有许多今天仍然使用的实验设备，例如坩埚、分流器、蒸馏瓶、曲颈瓶、带有导管的蒸馏塞以及各种类型的加热炉等。

    阿拉伯帝国的一大批学者乃至从业者在许多技术发明创新方面显示了无穷的才能与智慧，他们已经掌握了在当时算是独一无二的化学技术。而由杰拉德（Gerard，公元1114~1187年）12世纪在西班牙托莱多翻译的一部穆斯林学者的书籍（译作“De Aluminibus”），则讲述了氯化汞的合成步骤。他们还将化学知识应用于生产与制造，例如当时的制革以及玻璃、墨水、油漆、染料、焊料、粘合剂和人造珍珠等的加工和制糖等，其中许多东西与后来的工业具有直接的关联；他们将含糖与淀粉的物质发酵后通过蒸馏的方法制取酒精，比欧洲人早了300多年。今天人们使用的“alchemy”（炼金术）和“alcohol”（酒精）等词汇，都是取自他们的发明，而“chemistry”（化学）一词则是去掉“alchemy”的词头“al”之后衍生出来的。他们还发明了肥皂的制作方法。肥皂一词阿拉伯语读作“shabun”，西班牙语与葡萄牙语的肥皂（sabon），甚至法语的肥皂（savon），都是来自阿拉伯语，依此类推，英语的肥皂（soap）和洗发香波（shampoo）来源也大致若此……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另外，学者们开展化学实验的同时也带动了制药水平的提高。

    亨利·莱斯特评价说：“在实用方面，他们（穆斯林——笔者注）发现了卤砂（氯化铵），制出了苛性碱，认识到动物性物质的特性和它们在化学上的重要作用。他们对矿物性物质的分类，已成为后世西方世界采用的大多数理论体系的基础。阿拉伯炼金术士在化学方面的功绩，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通常估计。他们对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化学的历史背景》）

    精通科学史的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居斯塔夫·勒朋（Gustav Lebon，1841~1931年）的结论是，正是因为阿拉伯帝国科学家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执着的科学精神，才使得现代化学得以产生

    5、物理 

    阿拉伯帝国时期穆斯林在物理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主要在于光学、力学（和动力学），以及对物质本质的认识。在力学方面，他们对物理学上的运动与惯性、时间与空间的概念的认识，和对抛物运动和重力作用的研究，为以后经典力学的建立做了必要的铺垫。他们还有人认为在世界产生以前，原始状态的物质是由具有空间范围的、分散的“原子”构成的。在光学上阿拉伯帝国的物理学家提出了光线来自观察的客体，认为光是以球面形式从光源发射出来的，进而认识光线的反射和折射现象。 

    伟大的物理学家金迪（al’Kindi，公元801？~873年，同时还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化学家和音乐理论家），一生至少著有265部以上的学术著作，但是传世的只有15部拉丁文译本。它们是关于气象、比重、潮汐、（几何）光学，以及音乐理论等方面的论述，许多内容是与物理有关的。 

    塔比特（Thabit ibn Qurrah，公元826~901年，兼数学家）是静力学的奠基人，他写了一部研究杠杆的力学著作——《杠杆的平衡》。他在该书中成功地证明了杠杆的平衡原理。 

    比鲁尼（Biruni，公元973~1050年）研究过流体静力学与物体的瞬间运动与加速度；他不仅发现光的传播速度快于声音，精确地测定了不同类型宝石的比重，并且为所有已知的复合物与物质元素建立了比重表，例如他测得金的比重为19.05～19.26，铜为8.72～8.83，水银为12.74～13.59，与实际值相差不大，另外，还正确地解释了喷泉与自流井的成因…… 

    伊本·西那（ibn Sina，西方人称为阿维森纳Avicenna，公元980~1037年）不仅是医学家，他还颇富独创性地定义了诸如杠杆、滑轮和滚筒等机械装置，并且把它们做了分类。倾角的概念也是伊本·西那提出的，借以解释物体的抛物运动，而这正是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薄弱环节。 

    哈兹尼（al’Khazini）是继塔比特研究杠杆平衡的最重要的科学家；他还设计一种奇妙的“智慧秤”，这种称在没有砝码的情况下也能测量物质的重量和比重。为此他在1137年还写了一本书——《智慧秤的故事》。哈兹尼对比重的研究卓有成效。他发现空气具有重量，使得阿基米德的浮力定律在空气中也能适用。哈兹尼还发现并证明越接近地心水的密度越大，而英国人罗杰·贝肯（Roger Bacon， 1214～1292年）则是在哈兹尼之后发现同一现象的。哈兹尼知道物体在不同高度测量的重量是不同的，进而提出了一种重要的物理学思想——物质的（质）量不同于重量，而且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正比关系。 

    在光学研究中，哈森（al’Haitham或al’Haytham，公元965~1040年，欧洲人称为Alhazen）为光线的物理学特性及几何光学奠定了基础，被称作“光学之父”。他不仅说明光在同一物质中是沿直线传播的，还研究了光的反射和折射，并且通过实验指出，垂直穿透不同介质之间界面的光线是不弯曲的。他甚至拥有一台可以制作透镜与研磨镜片以供实验使用的车床。他在实验中不但研究平面镜、球面镜、柱面镜和抛物面镜，而且研究球面像差和透镜的放大率，例如哈森发现透镜的放大作用是由于光线穿过玻璃与空气的交界面造成的，进而设想正是玻璃的弧度（透镜曲率）导致放大作用的产生。大气折射也是他研究的范畴。在光学研究中哈森善于应用数学方法解决几何光学的问题。暗箱成像实验也是哈森设计的，以此他正确解释了暗箱的成像原理，因此约瑟夫•；黑尔甚至在《阿拉伯文明》一书中甚至将哈森评价为“照相摄影”的先驱。学习科学史的人或许了解著名的“哈森问题”，即在光源和眼睛位置固定的条件下，如何确定球面镜、柱面镜和圆锥面镜上的反射点。例如对于球面镜，哈森的答案是“平行于主轴的光线照射至球面镜之后，都反射于主轴之上”。他关于球面像差、透镜的放大率和大气折射方面的发现通过开普勒等人的介绍，对欧洲科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哈森的一项重要贡献是对视觉原理的阐释。在哈森以前，人们一直坚信古希腊学者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347年）和欧几里德（Euclid，约公元前3世纪）提出的“视觉是由于眼睛发射出光线照射于物体上而产生的”这一错误观念，而哈森的观点是——视觉是反射光线通过眼球的玻璃体后落在视网膜上才得到的，而图像则最后产生于大脑。 

    哈森一生写过大约92部著作，其中主要论题是关于光学、天文、几何或数学。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的著作还被译成拉丁语，启发着后来的科学学家进一步探寻光学的奥秘。《哈森光学词典》一书（或译作《光学之书》，7卷），公元1270年被翻译成拉丁语，译名为Opticae thesauraus Alhazeni，是当时继托勒密（Ptolemy，公元2世纪）之后光学领域最重要的科学成就，并且奠定了光学的基础

    6、实验法

    前文曾提及阿拉伯帝国科学家的实验法，在此进一步加以阐述。

    一位当时的学者伊本·泰米亚（ibn Taimiyya，公元1263～1327年）在《逻辑辩驳》一书中写到：“归纳法是在可靠的论证过程中产生的，并最终导致了观察和实验法的产生。”

    古代希腊人学习科学知识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思考、推测与推理。尽管希腊科学在当时取得过极其辉煌的成就，然而这种方法也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事实上，正是阿拉伯帝国的科学家们首先在科学研究中有条理地批驳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哲学思想，于是人类的科学研究活动开始生长出理论与实践的两只翅膀，进入不同于希腊科学的一个时代。

    有一位西方评论家写到：“仅仅凭借思考是不能发展科学的；科学的进步蕴藏在对自然研究的实践之中。实验与观察是他们（阿拉伯人）研究方法的本质特点……在他们的著作里，解决问题的方法总是通过做实验与进行实验观察获得的。”

    哈森在《哈森光学词典》中明确指出，他的发现就是源自在实验中获得的证据。换句话说，其光学研究是建立在科学实验而非抽象的学说的基础之上。事实上，这正是现代科学研究的方法，也是穆斯林与希腊前人的本质区别。哈森的实验不仅系统性强且具有定量性，而且是可重复的。他总是设法获得实验数据之间的联系，或者说从实验结果中归纳出学说和理论，并且把后者用数学形式加以表达。假如学说和理论适用于那些实验数据，他就继续进行进一步的实验以期发现新的结果。

    出于一种误解或排斥，一些欧洲人极力否定阿拉伯帝国科学家在实验法方面的地位，并且试图把开创实验法的荣耀与光环留给欧洲人自己。不抱偏见的科学史学家的研究表明，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早在1000多年前就建立了科学研究的实验室从事科学实验，并且将诸多科学发现加以公布。

    作者罗伯特·伯瑞弗尔特（Robert Briffault，1876～1948年）在《构建人性》中写到：“牛津大学的继承者罗杰·贝肯曾经学习阿拉伯语和阿拉伯科学，他不仅是穆斯林科学的信徒，而且将阿拉伯文和阿拉伯科学作为唯一的真知向他的同代人不厌其烦进行传播和宣扬，并讨论实验法的渊源，澄清欧洲文明的源泉等。可以认为，阿拉伯人的实验法就是由贝肯在他那个时代热诚地在欧洲广泛加以传播的。”其实早期的西方大学，如牛津大学与巴黎大学都有阿拉伯系，罗杰·贝肯（Roger Bacon，公元1214～1292年）就一度是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的阿拉伯系研究学者或学生。他曾经长时期在西班牙的穆斯林科学之城托莱多留学与从事科学翻译工作，并把许多科学著作带回到英国。

    从上段引文中人们不难看出，阿拉伯实验科学通过这位生活在13世纪的欧洲人对后来的意大利人伽利略（Galileo，公元1564～1642年），或者还有英国人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公元1561～1627年）确定科学实验的地位不无影响。事实是，后人所说的（弗朗西斯）培根哲学（Baconian Philosophy），或曰科学研究方法的三步骤——观察、实验和归纳，很早以前就被阿拉伯帝国的学者广泛采用。

    包括现代自然科学在内，科学无一不是建立在“观察事实，用分析和实验加以证实，进而建立科学的法则”的基础上。因此实验法在科学中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

    实验法，或称其为实验科学，是帝国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手段。借助实验法，他们能够在已知或完全未知的科学领域打开全新的视野，取得重大的突破。因此，这种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视野与突破，不仅本身就是科学编年史上黄金一样的篇章，而且为现代自然科学的产生铺垫了唯一的道路。

    根据哈森的光学理论，穆斯林学者还成功地解释了彩虹的成因，即彩虹是阳光在经过大气水珠时发生折射和反射的结果。

    阿拔斯·伊本·弗纳斯（Abbas ibn Firnas，公元？～888年）是研究飞行动力学的先驱。公元875年，他凭借自行设计、制造的“飞行器”在科尔多瓦城居民的目睹下尝试“飞行”（滑翔）试验，经过一段距离的滑翔之后，着陆时背部严重受伤，被誉为“飞行第一人”（公元852年摩尔人阿蒙·弗曼穿着翅膀样斗篷从科尔多瓦的一座尖塔上纵身跳下尝试“飞行”，落地时受轻伤）。这比意大利人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年）大约早了600年的时间。

    其他还有Barlu Musa、al’Naziri、ibn Jami、al’Attar、Abdur Rahman ibn Nasr等人，都是从事过物理学研究的卓越的科学家；而且穆斯林还是钟摆的发明者［钟摆是天文学家尤努斯（也译作尤尼，ibn Yunus，公元950？~1009年）发明的］，库特比（Kutbi）发明的钟表还曾被当时的哈里发作为礼物赠与法兰克国王查理曼（Charlemagne，公元742～814年）。

    7、生物学

    阿拉伯帝国生物学家对生物学的发展做出过杰出贡献，帝国的学者、技术人员乃至劳动者专长于植物学、园艺、农业以及动物学知识或技术，尤其是西班牙的穆斯林把植物学、园艺、农业研究推向了巅峰状态。

    西班牙穆斯林植物学家采集大量植物标本加以系统性与科学性研究，并亲自对栽培的植物进行分类。这或许是仰仗了伊比利亚半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他们还发现同种植物之间，如棕榈和大麻各自存在性别差异。

    迪纳瓦利（al-Dinawari，公元？～895年）是穆斯林治理下西班牙的一位伟大的植物学家。他以6卷的篇幅（《植物之书》）记录与描述了大量关于植物的论述，例如各种植物的特性与品质、生长过程与生长周期，以及植物对于土壤的不同要求。迪纳瓦利研究的植物品种极其繁多，仅在其残存的两卷著作中，就涉及植物约400多种（包括农作物及水果），而且还将植物学与天文学和气象学知识结合起来。

    12世纪末出生于西班牙马拉加的伊本·贝塔尔（ibn al’Baitar，？～1248年）堪称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植物学家（兼药物学家，见前文“医药学”部分）。其足迹遍布西班牙、北非与小亚细亚等地中海地区。他记录与描述的药物达1400多条款，包括大量的药用植物与蔬菜，并且著录成书《医方汇编》，其中首次介绍了此前不为人所知的200种新的植物。此书部分内容于1758年还在克雷默那被翻译成拉丁语出版（见前文医药学部分）。

    著名的植物学家伽菲奇（al’Ghafiqi，？~1165年），也对许多采集于西班牙和非洲的植物标本进行精确的记录与描述，并且用阿拉伯语、拉丁语与柏柏尔语等不同语言命名植物。

    其他还有Abdul Abbas al’Nabati、ibn Sauri、ibn Wahshiya、Zakariya al’Kaiwini、ibn Maskwaih等人，也都是那个时代杰出的植物学家。

    穆斯林对植物学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今天，在西方的语言里许多植物仍然沿用由阿拉伯语衍生的名称，例如红花、苜蓿等。

    园艺也是穆斯林的至爱所在。植物学成就的取得，不仅促进了农业水平的提高，而且带动了园艺学的进步，翠绿的植物园与修剪得体的花园遍布巴格达、开罗、非斯（位于摩洛哥）和西班牙的科尔多瓦等地，历史上的田园诗人曾经将它们比作人间的天堂。在西班牙、西西里和法国部分地方，即当时曾经处于阿拉伯帝国统治或伊斯兰文明影响的欧洲地区，即使今天人们仍然可以发现一些穆斯林园艺遗产或与之有关的文明古迹，例如格拉纳达的爱尔罕布拉宫（别名“红宫”）花园。而且以爱尔罕布拉宫花园为代表的西班牙园林，更成为欧洲园林的典范。《历史上的花园》一文的作者威廉·霍珀也对这座花园给予热情的肯定，而且在谈及中世纪欧洲其它地方的鲜明反差时，霍珀则干脆直言，其它地方简直是满目荒凉。

    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年）说：“园艺学的改进构成了伊斯兰最好的遗产。西班牙的园丁盛赞这是泥土最高贵的品德。园艺学的发展，使农业得到空前的繁荣，这也是西班牙穆斯林的荣耀之一。”

    奥旺（ibn al’Awwam，12世纪）的《农业之书》是介绍农业与畜牧业的著作，可谓代表当时农业水平之集大成者。此书讲述了585种植物和50种果树的栽培与嫁接技术。他不仅讲解了不同性质土壤的不同施肥的方法，而且讲授了农业灌溉、作物杂交与多种植物疾病及其治疗方法。

    巴萨尔（ibn Bassal，11世纪）进行了土壤分类方面的研究，他把土壤划分成10种类型，并且分析了土壤活力与季节变化的关系，以及不同土壤与作物对翻耕次数的不同要求。

    在西班牙，穆斯林铺设了纵横交错的灌溉网络，从而保证了农业的丰产丰收。在安达卢斯地区，他们创造的这种奇迹使得那里被历史学家称作人间天堂。德弗纽克斯在他的著作——《黄金时代西班牙的日常生活》中写到：“最值得称颂的地方位于格拉纳达一带，摩尔人曾经长时期生活居住在这片自由的王国。他们通过水渠和隧道将水从白雪覆盖的山峦引来浇灌平原及其周围鲜花盛开的山坡，从而使得那里成为具有世界上最美丽景色的地方之一。”的确，即使是今天的西班牙仍然受益于当年穆斯林修建的水利基础，而西班牙语里大量的诸如水渠、水池、灌溉税等来自阿拉伯语水利方面的词汇，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穆斯林留下的历史烙印。

    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穆斯林把品种众多的农作物带到欧洲，它们包括甘蔗、棉花、茄子、柑橘、香蕉、海枣、洋蓟、番红花等，而穆斯林的欧洲邻居们，从他们那里学会了这些东西的称谓，例如西班牙语的棉花一词——algodon，就是来自阿拉伯语（al’qutn），英语的棉花——cotton，亦来源于此。虽然水稻最早据称是罗马人引入欧洲的，但是那时却从未大规模种植，而是后来由穆斯林在建立了科学的灌溉系统的基础上，大量引进与栽培的。穆斯林在欧洲推广水稻的路线，首先是西班牙、西西里，然后是意大利的比萨平原与伦巴第地区。这些作物后来又被欧洲殖民者带入美洲。

    这些成果对于当时提高农业生产水平，解决人口的吃饭问题至关重要。鼎盛时期穆斯林治理下的西班牙面积占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或1/2强，在单位面积内养活的人口远远高于所有其它欧洲国家。创造这种奇迹没有先进的农业技术的保障是根本不可能的，而这一切却发生在西班牙，发生安达卢斯，发生在穆斯林治理西班牙的7~8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之中。

    出生于阿拔斯王朝（公元750~1258年，中国史书称“黑衣大食”）巴士拉城的贾希兹（al’Jahiz，公元776~869年）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个记录鸟类迁徙的动物学家，他写的一本介绍动物的书籍（《动物之书》），已经包含有动物心理学与社会行为的内容，尤其是还包含有进化论的萌芽。在动物的物种分类方面，他首先把动物以从简单到复杂的链条穿起，并且根据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划分出不同的类别，然后再进一步划分出亚类……如此分类下去直至终末。他发现环境因素对于动物生活的影响，以及动物在一些因素的作用下而发生的变化。

    对于动物的“进化”机制，贾希兹提出了3个方面的学说，即，生存斗争、物种变化，及环境因素。

    按照作者的观点，这种生存斗争便是不同的个体彼此之间进行的“战争”，强者以弱者为食，弱者努力保护自我，这是造物主的法则。他还以鸟、大鼠、蛇、海狸、狐狸、鬣狗等为例来说明他的这种法则。例如，他说大鼠外出搜寻食物，捕食比它弱小的动物比如鸟，它同时需要隐蔽自己与幼子以躲避蛇的掠食。在贾希兹看来，这种斗争不仅在不同的物种之间存在，在相同的物种之间也是存在的。生存斗争其实就是一种自然的选择，这是出于动物自我延续的天生的本能。

    贾希兹认为，物种变化与变异是有可能发生的，环境因素也参与其中。他宣称，原物种可以通过逐渐产生新的特征而衍生出新形式的物种，这种新的特征有助于其在所处的环境下生存。贾希兹在谈及四足动物的时候说到：“有人能够接受四足动物祖先的进化学说，并且认为狗、狼、狐狸以及与它们类似的动物都是由这种祖先产生的。”

    至于环境因素，他提出食物、气候、居所等要素对于物种具有生物学与心理学方面的影响。

    贾希兹把物种变化的主要动力归结为造物主的意志。

    贾希兹是历史上最早提出“进化论”的生物学家，他在动物学乃至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在后来穆斯林世界以及欧洲的生物学家身上产生不可磨灭的印记，例如瑞典的林内乌斯（Linnaeus，1707~1778年）、法国的布丰（Buffon，1707~1788年）与拉马克（Lamarck，1744~1829年），以及英国的两个达尔文（E. Darwin，1731~1802年；Charles R. Darwin，1809~1882年）。由此读者不难发现，达尔文（Charles R. Darwin）的《物种起源》不是凭空产生的，换句话说，达尔文并非是从零开始的。

    阿布·乌拜达（Abu Ubaidah，公元728~825年）对马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总共写过100多部著作，其中有一半多是关于马的。

    埃及的达米利（al’Damiri，？~1405年）则是穆斯林世界最卓越的动物学家。他关于动物学的百科全书——《动物生活》，对动物发展史的介绍比布丰早了几百年。

    8、地理学

    阿拉伯帝国时期的地理学内容极为丰富而详实，既有绘图学与海上探测的知识，也有旅行家对山川地貌的记录，还包括测地学如对地理学坐标甚为精确的数学测量与定量的地貌研究。学者的地理学知识不仅借鉴古巴比伦、印度、波斯与希腊的成果，而且建树颇多，对之后航海时代的到来具有重要意义。他们绘制的地图是继希腊人之后对世界的最重要的认知，并具有质的进步，与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世界通行采用的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寰宇图”则有天壤之别。

    穆斯林的信仰要求人们开拓心智与视野，以及探究造物主造化的神奇，因此广袤的土地无法羁绊他们走出去的脚步。旅行家与学者的长途旅行与考察是畅通的，即使是跨越帝国之中相互敌对的区域也是如此，而且大部分旅馆依靠个人的捐款维持经营，并免费向旅行者开放。正如当时最杰出的地理学家比鲁尼（Biruni，公元973~1050年）所言，伊斯兰已经贯穿从东方到西方。

    阿巴斯王朝（公元750~1258年，中国史书称“黑衣大食”）是今天所谓的“科学的地理学”的发端时期，因为自那时以来地理学便真正成为“定量加描述性地理学”。穆斯林学者不仅从印度天文学书籍里学习很多长度计算方法，而且还从希腊与波斯的著作中受益非浅，进而建立“定量加描述性地理学”。

    地理学家在大地测量学方面颇有建树，如测定城市的方位、山峰的高度等，甚至在测量地球的半（直）径、周长、经度等方面，也做过有益而富有成果的尝试（假定地球为圆形）。

    比鲁尼，堪称定量加描述性地理学即科学地理学的先驱，其代表作是原本用来确定穆斯林礼拜朝向的《城市方位坐标的确定》。这部著作以及比鲁尼其它地理学著作的特点是，在地理学上追求数学的精确与论证的严谨，这与他深厚的数学及天文学功底是分不开的。事实上比鲁尼同时是以伟大的数学家与天文学家闻名的。他对地理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发明了采用三角测量法测量大地及地面物体之间的距离的技术，并测量了地球半径，换算成今天通行的长度单位为6339.6千米，这与现在我们所掌握数值（赤道半径6378.140千米，极半径6356.755千米，平均半径6371.004千米）已经相差无几。他的贡献还在于对地球的经、纬度做出精密的测量，改进了经、纬度的测定方法，并且发明了测量山峰和其它物体高度的方法。比鲁尼总共撰写了15部大地测量学（或数学地理学）著作，《绘图法》是其青年时代的作品；《古代国家编年史》讲述的是古代各民族的历史和纪元，涉及很多地理知识，梅利莎媒体出版社甚至在1984年还发行出版过此书；《印度》介绍了关于印度的自然与社会知识，包括提供了那里丰富的地理学信息。

    比鲁尼可谓是中世纪地理学第一巨人，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年）则干脆把11世纪（上半叶）命名为“比鲁尼的世纪”。

    此外，历史上一幅著名的世界地图——“马蒙地图”诞生于公元9世纪初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马蒙时期（公元813~833年）。

    有一部集宇宙天体、历史与地理于一体的百科全书——《黄金草原》，其作者马苏德（al’Masudi，公元895？～957年）是一位生活在（9～）10世纪的著名阿拉伯旅行家，在西亚、南亚、南欧和东非都遍布他旅行考察的足迹。《黄金草原》在以后数百年间被从事自然与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在学术著作中广泛引用。

    伊斯兰教要求，在经济与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个穆斯林一生之中至少需要赴麦加朝觐一次，此外，穆斯林素有外出经商的传统，他们热爱旅行和探险，这些都对地理学的发展提出很高的要求并且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当时的地理学家利用他们掌握的天文学与数学知识，绘制出各种地图，出版了许多旅游书籍。

    穆卡达西（Al’Muqaddasi，公元945年～？）是第一个使用自然色彩绘制地图的地理学家，他大约在公元985年完成并发表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地理学著作——《地域知识》。当代学者给予穆卡达西极高的评价，克雷默斯称：“那些在现代地理学中令人感兴趣的科目，没有穆卡达西未涉足的。”米克尔则称其为“所有地理学科的开创者”。雅库比（al’Ya’qubi）在进行了长时间旅行考察的基础上，于公元891年完成《国家》一书。该书详细介绍了各地区城镇与国家的名称、城镇之间的距离、地形地貌、水资源，以及百姓、统治者和税赋的情况。伊本·克达比（ibn Khurdadhbih，公元？~912年）是《交通与行省》的作者。此书绘制了穆斯林世界所有贸易线路的地图并给出了文字说明，介绍的贸易线路甚至远达东亚的中国、朝鲜和日本、南亚的雅鲁藏布江、安达曼群岛、马来亚与爪哇。曾经在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工作过的地理学家易德里斯（al’Idrisi，拉丁名Dreses，1099或1100～1166年）来自穆斯林世界，但后来就职于诺曼底人罗杰二世（Roger Ⅱ）的西西里宫廷。他编撰过以赞助人罗杰二世命名的《罗杰之书》（也称《世界地理》），并且绘制了一幅圆形地图——世界地图，以及制作了一架银质的天球仪，可谓那个时代的奇迹。内有70张地图的《直通天空台》一书也是他的作品。雅古巴·哈马维（Yagubal Hamawi，1179～1229年）则写作了内容翔实的《地理词典》。

    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1304~1369年）是著名的摩洛哥旅行家，他在21岁的时候就离开家乡丹吉尔，从此开始了长达近30年的旅行。伊本·白图泰也许是在蒸汽机车产生之前合计旅行距离最长的旅行家。除了访问过西亚、北非和西班牙等所有伊斯兰国家和地区之外，他的旅行足迹还远至亚撒哈拉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东部非洲，南亚的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以及欧洲的拜占廷、南俄和中国等地。在中国的杭州、泉州（刺桐港）以及北京（元大都）等地都留下这位伟大的旅行家旅行、考察的足迹。

    伊本·白图泰结束旅行返回摩洛哥之后，口述其旅行见闻，经过伊本·祖扎伊·卡尔比（ibn Juzay al’Kalbi）三个月的记录与整理，而成《伊本·白图泰游记》。这部旅行家笔录，以丰富翔实的资料，成为介绍中世纪地理、历史、民族、宗教、民俗等方面一部价值极高的著作，长期被许多学者研究、引用。

    指南针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把指南针加工成罗盘用于航海则是穆斯林的创造，这也为海上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基础。

    从公元10~11世纪开始，伴随海上贸易的发展，海洋地理学揭开了新篇章。穆斯林航海家、水手、商人与传教者扬帆远航，足迹遍布四海重洋。除了去往欧洲之外，他们越过今天的印度洋，进入太平洋，抵达南洋群岛的爪哇、苏门答腊、吕宋，最后来到中国，甚至可能先于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46？～1506年）500年从西班牙及西非到达美洲。穆斯林们在与大海为伍的同时，积累了丰富的海洋地理学知识。他们熟悉航行的各个不同的海域，认识台风的威力，掌握季风的规律。这些与地理学有关的知识随着他们的足迹传播到东、西方，为后来的航海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例如气象学术语“typhoon”（台风）一词，便是来源于阿拉伯语音译“tufan”，“monsoon”（季风）一词则是源自“mawsim”。

    三、文献翻译

    阿拉伯帝国在推进疆界的同时，继承了大量先人的科学文献。帝国不但很好地保存这些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而且还着手进行意义重大的文献翻译工作，包括翻译几乎全部的希腊著作。

    在倭马亚王朝（中国史书称为“白衣大食”，公元661～750年）时期，就有部分翻译家自发地翻译用古叙利亚语——阿拉马语书写的医学与天文学著作。但是，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一般还不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规划和组织下进行的。

    自公元750年阿拔斯王朝（公元750~1258年，中国史书称“黑衣大食”）建立后，随着对外征服活动的减少，社会趋向于安定，经济进一步发展，科学文化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文献翻译活动也得以大规模进行。历史学家通常将这一时期称作伊斯兰及伊斯兰科学的“黄金时期”，其中以哈里发马蒙时期（公元813~833年）的翻译工作尤为突出，都城巴格达于是也成为举世闻名的科学翻译中心。历史上著名的“智慧宫”就开始兴盛于哈里发马蒙时期。“智慧宫”是一所集图书馆、科学院和翻译局于一体的综合性图书馆及科学研究机构。在政府的主持下，当时一流的专家、学者聚集于此，把包括科学图书在内的大量古埃及、希腊、罗马、波斯和印度的古籍翻译成阿拉伯语。马蒙热心于赞助科学文献的翻译工作，据说他曾以与译稿等重的黄金酬谢著名翻译家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Hunayn ibn Ishaq，公元809~873年，欧洲人称之为Joannitius，兼翻译家与数学家，基督徒）。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曾经游历于希腊语国家收集资料与手稿，并将大量有价值的文献翻译、整理及保存下来。

    阿拉伯帝国的学者并没有满足于通过翻译所获得的知识，或者说他们的工作绝非简单的翻译与被动的接收，而是校正了很多的古籍的错误与不足，并进行深入的考证与细致的诠释和评价，进而创立自己的科学理论。这可谓是帝国科学的显著特点之一。

    阿拉伯帝国的翻译家的辛勤劳动也为人类留下了珍贵的遗产，这些遗产后来又通过帝国版图上的西班牙、西西里和法国部分地区传遍欧洲，成为点燃文艺复兴的文明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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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阿拉伯帝国与中华文明的交流

    阿拉伯帝国与中国的科学与文化交流在帝国建立之前的很长时间就已经存在了。以伊斯兰文明为特征的阿拉伯帝国兴起后，恰逢中国历史上科学技术发达的大唐王朝与两宋，因此两种文明的交流与借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况且帝国的穆斯林向来有四海为家的传统。

    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曾经告戒他的弟子说：“知识即使远在中国亦当往求之。”据《旧唐书·西域传》记载，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大食国（阿拉伯帝国）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Uthman ibn Affan，公元？～656年）派遣使节抵达长安与唐朝通好，唐高宗即为穆斯林使节赦建清真寺。此后双方来往频繁，见于我国史书记载的，大食使节来华次数至少达37次之多。安史之乱暴发后，公元757年唐朝向大食求援，大食即派遣军兵帮助平定安史之乱，这些人后来也大多留在了中国成为中国回回人的先人之一。

    公元8世纪中叶，中国的杜环（在怛逻斯战役中被俘）去过阿拉伯地区，足迹远至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摩洛哥等地，并且将其所见所闻写成一本书——《经行记》，不仅为中国人了解阿拉伯帝国及穆斯林世界打开了一扇窗口，也为中、阿文明交往留下珍贵的资料。可惜杜环的《经行记》原书失传，但是其族叔杜佑在所著《通典》中摘引数段；此外《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通志》和《文献通考》亦有少量转引。

    中国的“四大发明”最早传出的是造纸术。公元8世纪，也就是在大食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派遣使节来大唐的大约100年之后，外部世界的第一个造纸作坊就出现在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附近）。《旅程和王国》一书有这样一句话——“纸是由俘虏自中国引入撒马尔罕的。”这里所说的俘虏即指在怛逻斯战役中被俘的一些中国造纸工匠。在时间上前后几乎相差无几，巴格达也出现了造纸作坊，之后逐渐扩展到大马士革、开罗，以及摩洛哥与西班牙的一些城市。巴格达也好，撒马尔罕也好，造纸技术全部都是由来自中国的造纸工匠传授的，而且这种技术后来又被传往欧洲。中国的造纸工匠除了在怛逻斯战役中被俘后流落它乡传播造纸技术，也可能是作为文化交流使者在怛逻斯战役之前就到达了那里，或者兼而有之。另外，在公元8世纪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公元750~1258年，中国史书称“黑衣大食”）的大城市里，已经出现来自中国的绫绢机杼，并且还有来自中国的技师（金银匠、画匠及纺织技术人员等）在当地工作，例如京兆人樊淑、刘泚为“汉匠起作画者”，河东人乐×、吕礼为“织络者”［（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九十三》］。

    继造纸术之后，一些中国的其它发明创造也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传进阿拉伯帝国，后来通过帝国版图上的西班牙、西西里和法国部分地区传遍欧洲，对西方的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文明的交流是互相的，伴随科学与文化交流的发展，不仅伊斯兰教传入了中国，而且阿拉伯帝国先进的数学、天文历算、医药以及航海、地理知识为中国人所了解。例如，他们先进的医药学知识大大丰富了中医药学的内涵，我们今天所能使用的中药，相当一部分就是当年穆斯林商人与医药学家从阿拉伯、波斯与印度等地引进的“海药”（唐代官员已经开始用文字记载这些影响）。而且帝国来华的穆斯林自唐代以来，已有人开始长期在长安、广州、泉州、杭州、南京、扬州及北京（大都）等重要城市居住，直接参与中华文明发展的进程。正是由于受到这种外来文明的影响，中国人便开始认识、学习伊斯兰科学，例如13世纪元代的穆斯林天文学家札马鲁丁引进、设计、制造的世界上罕有的地球仪等7种天文仪器，进而明代的郑和船队在15世纪甚至开创了七下西洋的壮举……

    伊本·纳迪姆（ibn al’Nadim，公元？～999年）在《科学书目》中，还记录了阿拉伯帝国著名医学家拉齐（al’Razi，欧洲人称其为Rhazes，公元865~925？年）帮助一位中国医药学家的故事。这位在巴格达学习并且住在拉齐家里的中国医药学家，在回国之前请求拉齐为他读盖伦医学著作的16卷阿拉伯文译本。拉齐满足了他的要求，他则以中国的“速写法”（草书）记录全文并将之带回中国。20世纪英国的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年）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也采纳了这个故事。

    海上丝绸之路大约兴起于公元9世纪初，这也是维系两种文明交流的纽带。公元10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与航海家伊本·瓦哈比的商船由巴士拉与西拉夫（古代波斯湾港口）经海路驶进中国的广州港。之后，他们对于中国风土人情的大量的叙述（由阿布·赛义德·哈桑整理出版），使得当时的阿拉伯世界进一步认识了中国。此类故事或许也为阿拉伯名著《一千零一夜》提供了与中国有关的素材。

    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融会贯通、互通有无、彼此借鉴，共同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这种文明的交往堪称人类一切文明交往的典范。

    五、关于焚烧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谎言

    现在让我们来戳穿一个关于穆斯林征服者焚毁亚力山大图书馆的谎言，以便使“疯狂焚烧托勒密书稿”这样的寓言故事就此止步。

    公元642年，阿拉伯军队在阿穆尔·本·阿绥的统帅下进入埃及的亚力山大城，一种传说认为阿穆尔奉哈里发欧麦尔（Umar，公元634～644年在位）之命将亚力山大图书馆放火焚毁。据传欧麦尔的理由是，如果这些希腊人的著作与安拉的经典一致，它们就没有保存的必要了，因为现有的经典已经足够了；倘若它们不一致，则是有害的，应该被摧毁。总之，毁灭它们是合理的。

    居斯塔夫·勒朋（Gustav Lebon，1841~1931年）说：“所谓的焚烧亚力山大图书馆这样荒蛮的行为并不符合阿拉伯人或穆斯林的道德准则。人们会产生这样的质疑——那些杰出的学者们长久以来怎么会相信这样一种传说？这种传说遭到我们这个时代唾弃，根本没有再去讨论必要了。没有什么事情比证明在伊斯兰征服世界以前，是基督徒自己焚毁了异教徒的书籍更容易了。”

    奇怪的是，那些穆斯林征服时代或稍晚一些的、人才济济的历史学家（包括埃及的基督徒历史学家例如Eustichius与Elmacin），一概保持缄默，没有一人留下对焚烧亚力山大图书馆事件的片言只语的记载，倒是过了大约500多年到13世纪突然冒出三个人讲起这个故事，其中尤以一个叫伊勃努尔·希伯莱（Ibnul al’Ibri，意思是“犹太人的儿子”）的人的说法经不起推敲。

    按照这位“犹太人的儿子”的说法，那些被焚烧的70万册图书被亚力山大的4000座浴室当作燃料连续燃烧了半年的时间。但是，这种说法却出现了简单的算数问题——如果把按此人所说的70万册图书分送到4000座浴室，那么每个浴室只能分到175本，而要想让这175本书连续焚烧半年，则每本书至少需要持续燃烧一天以上。所以，人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疑问——什么样的书可以连续燃烧24个小时？况且多达70万册这一数量本身就是令人无法相信的。由此听众完全可以否定这个“犹太人的儿子”讲述的“寓言”的真实性了。

    事实上在阿拉伯军队进入埃及以前，亚力山大图书馆几经破坏，并且至少被放了两次大火，一次在公元前47年，放火的是大名鼎鼎的朱利斯·恺撒（Julius Caesar，公元前101～44年）的舰队，另一次在公元391年，适值罗马帝国分裂前的最后一位暴君——狄奥多西（Theodosius，公元347～395年）统治时期，而等到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进入亚力山大城的时候，这座图书馆已经名不见经传，没有什么地位可言了。许多历史资料都提到这两次大火。莫非“犹太人的儿子”以那两次大火为蓝本，杜撰了一个新的寓言故事？

    希提（Phillip Hitti，1886～1978年）在《阿拉伯通史》中也对这个故事持否定态度。他说：“巴格达人阿卜杜勒·莱兑弗（回历629年，即公元1231年卒）似乎是首先叙述这个故事的人。他杜撰这个故事的目的何在，不得而知；但是，后来的著作家，以讹传讹，把这种说法大肆渲染，好像实有其事一样。”

    “每一个基督徒都被灌输以这个故事——哈里发摧毁了亚力山大图书馆。”贝特朗·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年）的一席话直接点明了西方人热衷于排斥“异教徒”的要害。他写到：“与不仅迫害异教徒，而且自相残杀的基督徒形成对照的是，穆斯林因宽宏而受到欢迎，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他们的征服活动。在后来的一些时候，对犹太人和摩尔人的狂热的憎恨毁坏了西班牙，法国也因对胡格诺教徒的迫害受到悲惨的削弱。”可见，在罗素看来，中世纪的西方人自己倒是蛮适合扮演放火者这一角色的。西班牙的费迪南（Ferdinand II，1452～1516年）和伊莎贝拉（Isabella I，1451-1504年）两位陛下，不就以把穆斯林与犹太人的书稿投进烈焰为荣耀吗？英国作家科林·威尔逊曾就公元391年亚力山大城主教在狄奥多西支持下，下令焚烧图书馆加以讽刺——知识是邪恶的，亚当就曾因为求知而被逐出伊甸园。有位教皇也有一句名言——无知乃虔诚之母。

    当代一些人对于传播此类“烧馆”的故事乐此不疲，可能缘于盲信，但也不排除出于有意的动机。约瑟夫·巴纳巴斯甚至将“烧馆”的行为比做纳粹，有一位叫乔格的印度人则更加直白地表露说，穆斯林的所做所为完全是出自他们的宗教。看来有的作者似乎并不在意“烧馆”事件的荒谬与否，获得“穆斯林是科学的敌人”这种结论，才是他们的笔锋所向

    六、地位与学者评价

    当欧洲笼罩于基督教的黑暗之时，以伊斯兰为特征的阿拉伯帝国的文明光芒璀璨，成就斐然。对于这种文明的地位，权威的科学史学家的评价是，纵向来看，它在人类历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承前（希腊、罗马）启后（文艺复兴）的作用；横向来看，东、西方文明在此碰撞，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韦尔斯（H.G. Wells，1866～1946年）写到：“由希腊人开创的对资料的系统性的积累，因伞族人（闪米特人，此处指阿拉伯人——笔者注）令人震惊的复兴而得以继续。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博物馆的种子久已沉睡，失去生机且被遗忘，如今开始开花结果了。”（《世界简史》）

    而居斯塔夫·勒朋（Gustav Lebon，1841~1931年）则写道：“阿拉伯人迅速地创立了一种与以往的许多文化有着很大差异的新兴文明。由于他们良好的政策，使许多民族接受了他们的宗教、语言和文化，连具有古老文明的埃及人、印度人也不例外，他们情愿地接受了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传统习惯和建筑艺术……”

    了解一些科学史的人都知道，历史上西方学者曾广泛使用阿拉伯文，或受益于阿拉伯帝国的科学文化，许多科学著作都是用阿拉伯语撰写的，帝国在此期间也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因此，前西德历史学家赫伯特·格特沙尔克在《震撼世界的伊斯兰教》一书中写到：“全世界都感谢阿拉伯语在传播中世纪高度发展的阿拉伯科学知识方面所带来的媒体作用……如果没有阿拉伯语这个媒介，得到这些知识是不可想象的，或者说无论如何也不会了解得那么早。”

    历史学家希提（Phillip Hitti，1886～1978年）的《阿拉伯通史》有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们把那些以阿拉伯语为母语的人视为阿拉伯人，而且地域不仅仅局限于阿拉伯半岛，那么在中世纪的第一个篇章里，就人类进步而言，没有任何民族做出的贡献堪与他们相比。除了远东之外，数个世纪以来阿拉伯语在整个文明世界作为学术、文化和知识进步的语言。”

    作者罗伯特·伯瑞弗尔特（Robert Briffault，1876～1948年）在《构建人性》中则更加明确地说：“如果没有阿拉伯人，现代的欧洲文明就根本不会出现，这是极其可能的；绝对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他们，欧洲便不会扮演那么一种超越所有先前进步阶段的角色。”“正是在阿拉伯与摩尔人文化的感召下……真正的文艺复兴才得以发生。正是西班牙而非意大利，成为欧洲再生的摇篮……”

    居斯塔夫·勒朋还旗帜鲜明地指出：“十字军战争不是导致学术进入欧洲的主要原因，而是通过西班牙、西西里和意大利。”

    《西班牙的摩尔人》的作者、英国人斯坦利·莱恩普尔（Stanley Lane-Poole，1854～1931年）说：“西班牙在穆斯林统治下的近8个世纪里，发展成为整个欧洲文明的光辉典范——当欧洲其它地方呈现萧条的时候，这个国度的艺术、文学与科学一片繁荣。来自法国、德国与英国的求学者聚集在这里，汲取这些流淌在摩尔人的城市里的知识的甘泉。”历史上，在西班牙科尔多瓦、塞维利亚与格拉纳达的高等学府里，云集着为数众多的基督徒与犹太学生，他们如饥似渴地向穆斯林学者学习科学，然后又把所学到的知识在欧洲播散。 

    以下引用当时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写给西班牙哈里发希沙姆三世（1027~1031年在位）的一封信函，他在信中请求哈里发允许他派遣王族成员前往科尔多瓦大学学习。

    “乔治二世——英国、高卢、瑞典及挪威的国王，致西班牙穆斯林国王哈里发希沙姆三世陛下：

    我们已经获悉，贵国之科学、知识、技术与制造业甚为发达，故，鉴于我们的国家在此类方面之匮乏，及全然处于愚昧无知，我们希望获得良机，以使我们的青年人受益于贵方之成就。

    我们期盼这种良机可以让我们跟随你们的脚步前进，并以知识照亮我们的人民。鄙侄女杜邦特公主及一些英国贵族女子，希望受惠于你们的学术机构（科尔多瓦大学——笔者注）。对您特许给予我们机会以实现我们的目标致以敬意。

    年轻的公主将为陛下晋献一份礼物。您若能够收下我们将倍感荣幸。

    落款：您顺从的仆人——乔治”

    西班牙穆斯林创建的大学也是后来一些欧洲早期的大学的模范，例如阿方索八世于公元1208年建立的帕伦西亚大学与弗雷德里克二世于公元1224年建立的那不勒斯大学。

    尽管基督教世界翻译穆斯林的科学著作在诸如巴塞罗纳、里昂或图卢兹等地都有进行，但是占据首要位置的无疑是西班牙的托莱多。这座从公元8世纪至11世纪下半叶的3~4百年之间由阿拉伯或摩尔穆斯林治理的城市，开始成为整个欧洲的文化聚集之地，其声望尤其是在翻译工作大规模开展的12世纪以来，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在托莱多被译成拉丁语的穆斯林科学著作，至少应该有几百部以上或者更多。事实上，欧洲也因此而涌现出诸如桑塔拉的休（Hugh of Santalla，1119～1151年）、克雷莫纳的杰拉德（Gerard of Cremona，1114~1187年）、普拉托（Plato）、阿德拉尔德（Adelard，1075～1160年）、罗杰·贝肯（Roger Bacon，1214～1292年），以及切斯特的罗伯特（Robert of Chester，成名于公元1145年）和荷尔曼等著名的翻译家。这些翻译家来自欧洲各地，他们云集于此，如饥似渴地从事科学著作的翻译工作［在那些翻译家来到托莱多之前不久，那里甚至还出现了后来成为罗马教皇的吉伯特（Gerbertd Aurillac，公元945～1003年，即西尔维斯特二世——Sylvester II，任职999～1003年）的身影］。《全球通史》也提到这些翻译家，它写到：“12、13世纪，这里的翻译家有犹太人、西班牙人和欧洲各地的外国学者。”可以这样说，他们来到托莱多的目的只有一个——尽一切可能获取穆斯林的科学知识。

    事实上，自公元12世纪阿拉伯帝国学者的著作（和希腊、罗马著作的阿拉伯语译本）被大批译成拉丁语及其它欧洲语言以来，欧洲各大学将它们作为教科书长达几个世纪。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所谓的欧洲的“复兴”，又何尝不是穆斯林科学的传承。

    科学的历史告诉我们，阿拉伯帝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承前启后，独步中古。如果将《构建人性》加以引申，人们就会明确无误地看到，彼时其科学技术与文化水平代表当时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

    阿拉伯帝国的文明在科学上多有建树，而且正是通过广大科学家与学者的创造性劳动，古代印度、希腊、波斯的科学巨著得以矫正并保存。

    欧洲文艺复兴的大师们从阿拉伯语书写的科学巨著开始，点燃了复兴的火炬。如果没有崇尚科学的穆斯林的辛勤劳动，今天就不会有人看到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了；因为中世纪笼罩在欧洲的基督教的黑暗几乎摧毁了一切古代希腊的科学文化典籍，尽管衰败的拜占廷可能剩下典籍中的片言只语。不要轻视阿拉伯帝国科学的作用——当苟延残喘的拜占廷帝国几乎完全隔绝欧洲通向东方的道路之时，中国的“四大发明”是经由当时在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影响下的西班牙、西西里和法国部分地区，传往整个意大利乃至欧洲的；而奠定今日科学基础的文艺复兴，正是始于欧洲的这些地方。

    对此，《伊斯兰的遗产》有所佐证。该书写到：“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这样讲，伊斯兰（医学与）科学映射着希腊的光芒，当希腊科学的白昼流逝，伊斯兰（医学与）科学的光辉犹如月亮，照耀着中世纪欧洲最黑暗的夜晚……因为伊斯兰（医学与）科学指引或引导了那场伟大的运动（文艺复兴），所以我们有理由宣称这种文明依然与我们同在。”

    流传下来的阿拉伯帝国科学的历史文稿有时是很粗略的，这使得一些人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即它的科学只不过是对希腊科学在欧洲科学革命之前的一种保存。出现这种错觉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中世纪阿拉伯帝国的科学著作几乎都是以阿拉伯语书写的，今天的科学编年史学家真正精通这种科学语言的已经不多了，况且既精通语言又接受过科学训练的历史学家则更如凤毛麟角。另外，一些被翻译成拉丁语或其它语言的阿拉伯帝国的科学书籍，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有所变化和改动，读者已然很难分辨它们的渊源了。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在于，一些人有意或无意地进行了“模糊”处理。

    但是，更有一些史学家力图歪曲史实，公然宣称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只不过是希腊、罗马文化的一点余光。”其实，这种蓄意抹杀阿拉伯帝国的科学地位与成就的鼓噪，不是出于无知，就是缘于偏见，并且以后一种可能性最大。而事实是足以胜过诡辩的。

    诸如奥托·纽格堡（Otto Neugebauer，1899～1990年，奥地利）与德拉姆伯瑞（Delambre，1749~1822年，法国）之类所谓的学者甚至走的更远。例如在他们的报告里，伊斯兰天文学仿佛根本就不曾存在过，尽管那时的繁星也是像今天一样俯瞰着大地，然而穆斯林好像从来不曾凝视过星空。而皮埃尔·杜希姆（Pierre Duhem，1861～1916年，法国）的态度则可谓是滑稽可笑了。按着他的逻辑，中世纪的穆斯林在天文学方面同时身兼两重身份——一是疯狂焚烧托勒密（Ptolemy，公元2世纪）书稿的暴徒，二是毫无建树地模仿希腊科学的抄写员。可是，一个抄写员如何能够眷抄一部已经投进烈焰的书稿？这就好比让皮埃尔·杜希姆先生用自己的脚掌抽自己的嘴巴一样困难。前文对穆斯林焚毁亚力山大图书馆谎言的戳穿，已足以令皮埃尔·杜希姆之类的“伪术士”在天真的读者面前被彻底揭去伪装的面皮。

    此类荒唐的逻辑也不乏追随者，他们甚至企图使人类的天文学由托勒密直接蛙跳到哥白尼，而这一步蛙跳几乎有1500年的距离。先后担任国英国欧文学院与曼彻斯特大学历史系教授的托马斯·陶特（Thomas Frederick Tout，1855～1929年）说：“看到还有人相信，一个人能够从伯里克利或奥古斯都时代一步蛙跳到美第奇和路易十四时代，这实在令人痛心……从头开始固然好，但是我们根本不能随意在某个时候停下来，跳跃过数百年，然后重新开始。”

    约翰·威廉·德雷珀（John William Draper，1811～1882年）在《欧洲知识发展史》一书中仗义执言说到：“欧洲文献故意系统性地抹杀穆斯林的科学成就，对此我不得不表示悲愤。但是我肯定，他们再也不会继续被隐瞒下去了。建立在宗教敌视与民族自负基础上的偏见永远都不会长久。”

    贝特朗·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年）也在《西方哲学史》中批驳说：“对于我们来说，似乎只有西欧文明才是文明，这是狭隘的偏见。”

    在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年）的《科学史导引》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一些荣耀的名字足以让人们想起，在西方是没有同时代的人物能够与这些名字相匹敌的……加长由这些名字组成的豪华的名单也并不是困难的。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中世纪的科学没有什么进步，那么就把这些名字读给他听，他们所有人都是在一段不太长的时期内——公元750~1100年，取得辉煌成就的。”

    让我们回味一下乔治·萨顿的一句话的含义吧——“一个自以为是和虚伪的哲学家不可能理解伊斯兰的智慧，同样也应受到谴责。”

    希提写到：“征服了肥沃的新月地区、波斯和埃及的国土后，阿拉伯人不仅占有一些地理上的地区，而且占有全世界最古老的文明的发祥地。沙漠的居民成为那些古老文化的继承者，渊源于希腊－罗马时代、波斯时代、法老时代和亚述－巴比伦时代的那些历史悠久的传统，也由他们继承下来……这些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在他们所管辖的人民的合作和帮助之下，开始消化、采用和复制这些人民的文化和美学遗产……他们是征服者成为被征服者的俘虏的另一个例证。”作为人类文化遗产链条的重要一环，可见阿拉伯帝国的文明在包容性与多元性上堪称典范。他进一步写到：“在整个哈里发政府时代，叙利亚人，波斯人、埃及人等，作为新入教的穆斯林，或作为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他们自始至终举着教学和科研的火炬，走在最前列……从另一种意义来说，这种文化是肥沃的新月地区古代闪族文化逻辑的继续……”

    约翰·威廉·德雷珀还对伊斯兰科学的宽容加以赞扬，他指出：“在哈里发时期，学识渊博的基督徒与犹太教徒不仅受到应有的尊敬，而且被委以重任，提拔在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例如“智慧宫”中的著名翻译家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Hunayn ibn Ishaq，公元809~873年，欧洲人称之为Joannitius，兼翻译家与数学家）就是一名基督徒。这种做法与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宗教裁判所疯狂毁灭科学，残酷迫害追求知识的学者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前文引用的文献作者皆为研究历史或科学史的著名学者。另外，也有一些“大众化”人物所言亦可稽考。但愿这些政治家或政客不是不学无术、胡说八道。

    《自然辩证法》一书指出：“古代留传下欧几里德几何学和托勒密大阳系；阿拉伯留传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发端、现代数字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也没有留下。”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对科学史的评价。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抓住时机》中说：“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的时候，伊斯兰文明正经历着它的黄金时代……几乎所有领域的关键性进展都是穆斯林取得的……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的时候，他们所以能眼光看到更远，是因为他们站在穆斯林巨人的肩膀上。”

    .

    七、结束语

    世界上各种开放的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互相学习、互相吸收、互相补充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规律。

    阿拉伯帝国的科学成就，其实是包括阿拉伯人在内的穆斯林共同体（还应包括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在吸收其它先进文化基础上的智慧的结晶。所谓的阿拉伯科学的主体，并非仅指阿拉伯人，甚至可以说当时多半著名的科学家与学者是非阿拉伯裔的。但是，他们以同一种的语言——阿拉伯语，书写科学著作。除了自身的探索之外，许多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甚至中国的科学典籍都是他们灵感的源泉。这些人类的文化积淀不但在他们手里被赋予一种全新的理解，而且他们自身也颇有创新，独树一帜。他们求知不倦，是“知识即使远在中国亦当往求之”的践行者。他们不仅是阿拉伯等穆斯林与非穆斯林民族的骄傲，而且其成就也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

    何新：语言与思维 

【修订稿】

    1.1 逻辑学的对象是抽象思维，逻辑学研究抽象思维之形式与规则。

    1.2 思维的产物是思想。广义语言（不限于口语）是传递思想的工具。人类思想只能通过各种语言形态而表达，因此思与语密不可分。

    1.3 语言符号是人类思维的工具。现代之西方逻辑学混同于语法学。这种混淆极其悖谬。

    1.4 逻辑学是研究思维之符号组织及其抽象形式的科学。

    1.5 思维与语言是人类文化的特有现象，是人类与自我、与他人及外界相沟通的基本工具。思维与语言二者虽然密不可分，但研究者必须加以深刻之区分。

    1.6 主观思维属于人类的意识活动。

人类之意识活动从属于人类精神现象。

人类之精神现象包括：感觉、知觉、意识、情感（爱、恨、悲、喜、欲望、恐惧，及驱动行为之意志）。

    精神现象中，人类之意识活动包括：

    （1）形象意识。

    ① 记忆与回忆

    ② 想象与幻意（包括直觉、幻觉、幻想、幻意）

    （2）抽象意识。

    （3） 符号化思维

    1.7 人类有三种语言：

    （1）口语；（2）书写语（文字与绘画）；3）体态语（面语：表情，手语，体语）。

    1.8 语言是传递信息的工具。

     1.9语言本身是符号系统。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现代语言学之父）将语言学定义为一种符号学。

    2.0 符号系统的功能是象征。符号包含两个层面：

（1）指号，所谓能指(signifier)，一种表记或象征物。

（2）意旨、意涵，含义，索绪尔所谓。所指(signified)，即信息，就是隐藏于指号表记之下的意涵。索绪尔所谓。

    2.1语言作为人类的工具，主要具有三大功能：

    （1）语言是描写、解释和叙述的工具；

    （2）语言是自我认知以及知解对象的工具。

     ［ 附注： 这种知解作用包涵四步：1、形成概念，2、形成判断，3、基于以上做出推论，4、证明推论的自洽性。这也就是所谓逻辑工具的主要功能。］

    （3）语言是传达情感鼓动他人的工具。

    语言作为逻辑工具，体现于语言之第二功能。

    2.2 符号学（Semiotics或Semiology）是一门尚未成熟的新兴学科，广义上是研究一切符号传意的人文科学。

    在一种认知体系中，符号是指代一定意义的记号，可以是图形图像、文字组合，也不妨是声音信号、建筑造型，甚至可以是一种思想文化、一个时事人物。例如“=”在数学中是等价的符号，紫禁城”在政治上是中国古代皇权的象征。新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符号。“布尔什维克”是共产主义者的符号。

    总的来说，符号的意思就是一种“特征纪念”，就像绰号是为了让人容易记住，方便辨认的称呼。你记张三李四可能麻烦，但你记“大胡子”、“小眼镜儿”就方便多了，所以符号也可以说是由人的认识习惯造成的。

    2.3 符号学研究符号与符号系统，而语意学则研究词语的意义。

    文学作品（诗、小说、戏剧文学等）可以利用文字、用语和情境，超越字面的解释，引发读者的想象和情感。

    炼金术使用了大量的符号，记录精神和化学过程。

    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文献利用了很多神秘符号。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认为，梦具有符号象征的特殊心理意义。

    2.4  文字符号，例如：

   甲骨文——罗马数字——拉丁语

    ［资料：据《关于人类文字的早期起源》（陈晓红 毛锐著）：

    “楔形文字”这个名称，是英国人取的，叫cuneiform，来源于拉丁语，是cuneus（楔子）和forma（形状）两个单词构成的复合词。这个名称表达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字最本质的外在特征，其实楔形文字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字一样，经历了从符号到文字的发展过程。

    楔形文字是苏美尔人的一大发明。苏美尔文由图画文字最终演变成楔形文字，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才告完成。

    考古发现已经证实，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最初的文字外观形象并不像楔形，而只是一些平面图画。显然，被后世称为楔形文字的美索不达米亚古文字，正是起源于图画式象形文字。

    考古学家曾在乌鲁克古城发现了刻有这种象形符号的泥板文书，经考证时间是公元前3200年前后。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记载。这种文字写法简单，表达直观。有时复杂的意思和抽象的概念就用几个符号结合在一起来表达，如把“眼”和“水”合起来就是“哭”，“鸟”和“卵”两个符号合起来就表示“生”等。这种文字是象形的。假使要表示复杂的意义，就用两个符号合在一起，例如“天”加“水”就是表示“下雨”等。后来又发展可以用一个符号代表多种意义，例如“足”又可表示“行走”、“站立”等，这就是表意符号。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交往的增多，要表达的事物愈来愈复杂、抽象，原始的图形越来越不适应人们的需要。于是，苏美尔人对文字进行了改造。一方面是简化图形，往往用部分来代表整体；另一方面增加了符号的意义，比如“足”的符号除表示“脚”外，还能表示“站”或“行走”的意思，犁”的符号除表示“犁”外，还可以表示“耕田”和“耕田者”的意思。这样，象形文字就发展成表意文字，即符号意义不直接由图形表达而是由图形联想（引申）出来。

    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苏美尔已发展为表词音节文字，即用发音符号代替表意符号，同声的词往往合用一个字符，一个符号也可以表示一个声音，例如“星”这个楔形字，在苏美尔语里发“嗯”音，如果用来表示发音的话，就与原来的“星”这个词的含义没有关系了，只表示发音，这就是表音符号。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从公元前3000年起，苏美尔连年征战，统治者为给自己歌功颂德，记述征战过程的铭文逐渐增多，这时常常会碰到一些专有名词，如攻占的城市以及统治者的名字，为把它们区别开来，就开始使用发音符号。发音符号比表意符号又进了一步，一是符号的数目减少了，二是发音符号还可以表达图形符号无法表达的介词、副词、小品词及词格、词首、词尾等文法和语法结构。这样表达的语句的意思就更加确切。经过这些变化，苏美尔的文字体系逐渐完备。

    苏美尔人在简化象形符号的过程中，开始逐渐用楔形符号代替象形符号，最终创立了楔形文字。

    苏美尔人的文字最早写在泥板上。在泥板上印刻，因此只适合书写较短的、直线的笔画。由于书写时用芦苇角或木棒角按压，在按压的地方印痕较宽、较深，抽出时留下的印痕则较细、较窄，这样，这种文字符号的每一笔开始部分都较粗，而末尾部分都较细，就像木楔一样，“楔形文字”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楔形成为文字的标准字形后，以后在石块上刻写，也同样刻成这种形状。

    最初楔形文字是从右到左自上而下直行书写的，这种书写方式的缺点是已写好的字符往往被刻字的手抹掉，后来就把字形侧转90度，改成从左到右的横行。

    苏美尔人发明楔形文字，是对世界文化的杰出贡献。苏美尔语的语言体系独一无二，在字汇、文法及句法构造上自成一格，与后来属闪米特语系的阿卡德语以及巴比伦语、亚述语有很大不同。但到底应该把它归并到哪个语系，至今还没有学者能够解决。 

  因此，苏美尔语同苏美尔人一样，其归属至今仍是个谜。而且，苏美尔语存在时间比较短暂，在巴比伦王汉谟拉比执政后便成了死语，不再通用。只有祭司们在举行宗教仪式时使用，颇有些类似拉丁语。

    公元前第三千纪末期，属于闪米特语系的阿卡德语取代了苏美尔语。阿卡德人在吸收苏美尔人的语言和文字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和发展，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楔形文字体系。

    后来的巴比伦语和亚述语，主要是在阿卡德语基础上完善的。

    楔形文字传播的地区主要在西亚和西南亚。在巴比伦和亚述人统治时期，楔形文字有更大的发展，词汇更加扩大和完备，书法也更加精致、优美。随着文化的传播，两河流域其他民族也采用了这种文字。

    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苏美尔人发明的楔形文字已成为当时国家交往通用的文字体系，连埃及和两河流域各国外交往来的书信或订立条约时也都使用楔形文字。后来，伊朗高原的波斯人由于商业发展，对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进行了改进，把它逐渐变成了先进的字母文字。］

2.5 索绪尔将语言符号区别为两个层面：

    （1）指号Signier（壳）；2）意旨即意涵Signied（瓤）。

   记号是具有特定意涵的符号。 所谓记号，就是已负载某种特定意义及信息的指号（指定符号）。

    2.3有组织的符号系统就是广义的语言。

    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语法规则和形式。

    逻辑超越语言的特殊性，是普遍有效的广义语言规则，仅仅在这种意义上，逻辑是普遍语法，即泛语法。

    2.6只有口语和文字是人类思维的工具。这两个符号系统表达意义的基本元素都是词语。自然语言借助于语声指号来组织。文字语言借助于文字指号来组织。

    语言是抽象思维所必须依托和借助之符号工具系统。

    2.57语言组织之秩序与规则是语法。

    2.8 广义而言，逻辑乃是一种特殊之语法，关于思维之语法。

    但是，现代逻辑学（逻辑斯蒂）的最大误谬就是把逻辑（思维语言之法则）混同于日常语法/句法，而把概念混同于语词，把判断混同于语句、命题。遂模糊了逻辑的功能特别是逻辑所具有之非语言的功能。

对逻辑而言，语言只是外衣和工具而已。

    2.9 逻辑，在纯粹的形式上，最重要的功能是接受一组假定并达成一个结论的推理。

推理或者推论具有三个涵义：

一、由已知者进展到未知者，二、推论因果关系，三、证明推论的自洽结构，解释、说明和证明。

     更加明确地说，逻辑是对说明与证明的推理系统的研究，它是为引导人类（同样也可能是其他有智能的生命/机器/系统）“应当”如何进行推理而组织的符号系统。

    逻辑确定推论形式之有效性（非有效的合理化推论，即“诡辩”）。

   传统逻辑是哲学认识论的分支，现代逻辑被看作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分支。

   原理性的泛形式逻辑，是逻辑之“母”，即元逻辑。

 人类“实际上”如何推理，也涉及认知心理学。

    3.0 思维的基本元素是概念。

    “概念”一词本为唐人译佛经之外来译语。这个语词很有意思，概念概念，概括之意念也。概念也是意识活动中形成的一种意念。

    概念通过语言指号用以标记事物，具体事物在概念中被人脑虚拟化为一个记号。

    3.1   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元素。

    3.2 概念来源于语词，但概念的功能完全不同于语词。概念主要是来源于描述事物之类名词。

    3.3概念是对事件或关系的范畴或类的命名。在它们的外延中忽略事物的差异，如同它们是同一地去处理它们，所以概念是抽象的。它们等同地适用于在它们外延中的所有事物，所以它们是普遍的。概念也是命题的基本元素，如同词是句子的基本语义元素一样。

    3.4  概念是意义的载体。一个单一的概念可以用任何数目的语言来表达；术语则是概念的表达形式。“狗”的概念可以表达为德语的Hund、法语的chien和西班牙语的perro。义上独立于语言的事实使得翻译成为可能—在各种语言中词有同一的意义，因为它们表达了相同的概念。

    在日常用语中人们往往将概念与一个词或一个名词（术语）同等对待。

    3.5关于外延。外延即所属概念的范围。

    概念范围（外延）是指所有包括在这个概念中的事物。

    3.6概念的内涵意义，被称作是“定义”。定义即比如：

    正方形是四个边长都相等的长方形。

    是一个适当的概念。

    3.7概念之内容（内涵），包括一个组成该概念的事物的特性和关系。但在定义这个概念时人们挑选出这些特性中最关键的，对于一物之决定“是”或“非”（不是）的属性，如本质属性，或实体属性。简称“本质”。

    3.8 在中世纪欧洲哲学中，概念被定义为“事物的一切”（Universalia post res或“本类”），现代称之为“集合”，来说明一个概念包括它所定义的所有事物。

    在心理学中，概念来源于印象（心象、脑象）、意象。印象的起源是记性。

    3.9思维中的一切判断可以归结为执行如下几项基本功能：

    （1）从量词上作出判断：

    全称的，特称的，单称的。

    （2）从质态上作出判断：

    肯定的，否定的，条件限定的。

    （被黑格尔纳入逻辑学的存在论。）

    （3）从关系上作出判断：

    直言的（实体）；假言的（因果）；选言的（相互作用）。

    以上作出判断：

    或然的（可能）；实然的（实在）；必然的（必然）。

    （被纳入黑格尔逻辑学的本质论。）

    4.0 范畴表：

    （1）量：单一，多数，总体。

    （2）质：实在，否定，限制（规定）。

    （3）关系：依存与存在（实质与偶性）。

    原因与产物（原因与结果，主动与受动）。

    交互作用（能动与被动的相互作用）。

    （4）可能——不可能，存在——非存在，必然——非必然。

    范畴分为四类，很自然地又分为两组：第一组是有关纯粹经验直观中之对象的。第二组是关于对象的实存及对象间，与理智间的关系的。

    第一组是数学的范畴，第二组是力学（物理学）的范畴。

    “每一类范畴的数目是三，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一切前置的划分通常必然用二分法。

    每类第三个范畴都是统合第一个和第二个范畴而来的。例如，总体性或一切性只是多数性之作为单一性看，……”

    （本文选自何新《新逻辑主义哲学》一书）

何新老顽与一位美女朋友闲聊希腊罗马

老顽一个美女朋友近日畅游希腊，在朋友圈里发了许多高大上的视频和照片。

但是老顽告诉她：

地中海海水的确美丽碧蓝，半岛阳光确实明媚灿烂。然而那里的成文历史却全部是假的。面对着雅典那些城堡、神殿庞然大物，美女表示绝不相信。

所以老顽不得不多说几句：

古雅典是什么？是一个城邦国吗？根本不是，那不过是一个总人口3万的小村庄，本该称之为雅典村或者雅典镇，其规模不如中国很小的一个乡镇。

这个小镇高踞在山顶（以防范其他乡镇的攻击，颇与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有得一比），周边缺乏资源和好农田，周边环山，到处是岩石袒露的不毛之地。只有一些跳跳蹦蹦的山羊显出点生气。至今其村容村貌基本依然。

但是就是这个小村镇被西方历史学家包装成一个伟大的王国，称其移民海外曾经治理着一个跨越亚、非、欧三洲的世界帝国——希腊帝国，统治整个地中海世界，雅典镇还是古代一个伟大的民主共和国。它的文化远播世界一一全世界都在学习他这叫做希腊化运动。

嗨，这个伟大帝国的中心村镇可是真够袖珍的！据说它盛产大理石，制造出了无数高大上的巨型雕刻一一但是卢浮宫的馆长却曾经承认：卢浮宫的那些希腊雕像其实都是假的复制品，真的没有人见过，也不知道在哪里存在过。

据说，雅典村子还出了无数伟大的政治家、骑士、戏剧家，军事家，包括几何学大师，人类的哲学、科学都从这里发源，是世界文明的起源地。

——可惜，这些说法完全不是真实历史，而是近代的意大利、英国和德国文人集体编织的一系列神话。

其实你仔细观察那个村子就会发现，卫城和神庙的柱子和基础主要都是混凝土，它们不是几千年前建造遗留的，而是19一20世纪修造的假文物，是英国和德国富豪出钱新建的。

关于那个著名的神庙，我查证后知道，它所在的地方，19世纪前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一座清真寺，后来当过炮台和军火库，在土耳其与英国的战争中被摧毁。

19世纪英国人帮助希腊闹民运，发起一个独立运动，最终从土耳其手中夺下了希腊半岛。然后派来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日耳曼国王，改造了雅典村，建立了一个以前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希腊王国。

然后一些英国工程师来指挥营造雅典卫城，把神庙改建成今天的模样。而且，这个重建工程直到目前没有完工，一直还在继续改造，不断进行着。

还有，近代西方领导喜欢根据神话制造新国家。不仅希腊，譬如以色列也是根据圣经故事新造的一个历史中没有存在过的神话国度。

现在西方还在到处发起建造许多新的小国一一比如空心菜梦想的台湾国，港毒梦想的香港国。

然而对这些话，美女朋友还是不相信。她说：

她又来到了地中海中美丽的圣托里尼岛。人们告诉她，这是属于古希腊的爱琴海中一个孕育了很多哲学家的地方！她陶醉地说：

“圣托里尼岛仿佛一个襁褓中的婴孩躺在爱琴海母亲的怀抱里！

我远离都市的喧嚣踏上圣托里尼岛陆地，发现世界的五彩缤纷骤然间被还原为爱琴海纯净的蓝和圣托里尼岛房屋纯朴的白，古希腊世界那种‘高贵的单纯’让人的心回到了最初！”

于是她又发出了一系列美丽的视频和照片。

我回复说：

啊！神圣的单纯！你的心灵美好纯净，然而这个世界却狡猾肮脏复杂，真的历史从来既不美好也不单纯。

圣托里尼一一这里的确是一个美丽的火山宝岛，到处有明媚的地中海阳光，透明的海蓝色，而美女你的到来也为它添彩。

但是请不要轻信关于它历史的任何解说，那基本是假的。

这个岛其实本来与希腊无关。它是在1912年才被英国人把它强制划给凭空诞生的希腊国的，两者由此才扯上关系。

此前这个岛曾经属于波斯帝国、东罗马，后来属于突厥人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

你看你拍摄的那些圆顶白房子，那不是什么希腊风什么艾欧尼亚风格，而是充满着伊斯兰图案和风格。

我又说：

知道文艺复兴吧？欧洲声称这个运动让欧洲精英发现了希腊罗马。其实那不是什么发现，而是大规模制造。文艺复兴最伟大的成就，就是为世界历史无中生有地凭空伪造了一个古雅典的神国。这个雅典和意大利的罗马都被近代白人树立为偶像，宣称它们是远古来自北欧的白人（来自神话的多立安人）一手创建的。

这完全是鬼话。

北欧白人当年是罗马人的仇敌，被罗马人视作野人一一讲鸟语的蛮族。最后这些北欧白蛮借助来自东方的匈奴骑兵，灭亡了意大利的古罗马，把罗马精英赶到亚洲（现在的土耳其）地区建立了一个东罗马。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但是西方人的鬼话骗了中国人一百多年。

冯友兰有句名言：“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前半句是对的。后半句有错。

古希腊罗马确实“无今”。你现在看到的那些希腊人，并非真正古希腊人的后裔；他们是来自东方的斯拉夫人的后裔。

所以没有一个现代希腊人会说所谓的古希腊语或者认识古希腊文字。

因为这种古语古文也许根本并不存在，貌似存在的所谓古希腊文，是近代人根据所谓的腓尼基文字新造的。

所以，什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不管他们多么大名鼎鼎一一你却找不到一本属于他们的希腊古文的原著。

总之，所谓希腊古国根本不存在。而罗马古国虽然存在，他的传统却不在意大利而在亚洲，即土耳其土地上的“千年帝国”——东方罗马（395年—1453年）。他的真名就叫罗马。后来德国有个历史学家给罗马编了个新名字叫拜占庭——现在这个假名字取代了真名，因为欧洲人希望人们忘记亚洲这个真正的罗马。

欧洲白色蛮族，他们不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而是历史终结者和伪造者。

生活在17、18世纪的德国哲人莱布尼茨曾经说：相对于古老的中华帝国，欧洲，不过是“刚刚脱离野蛮状态”。

法国大哲人伏尔泰也说：“当中国已经成为繁荣而且制度完善的伟大国家时，欧洲人还是在森林中流浪的野人！”

这才是大实话！

附注：据西方学者考证，蛮族Barbarus，在古罗马语言中的本意就是说鸟兽语言的野人。

何新：我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势悲观

中国经济持续衰退根源之我见

但是作为一个病夫，我只能无语。

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改开以后前所未见的最严酷寒冬。可以看到多方面地一步步走向泥潭。物价高企，就业困难，实业倒闭，汇率危贬，这是人人可以看到的现状。

所以走到这地步是由于连续失误的经济决策与自由派经济学人的持续误导。例如近年总是大讲低端产业如何如何,应该腾笼换鸟引入高端、产业升级云云。唱的十分好听。

但是经济运行始终是需要一种结构或系统的全面支撑，马克思称经济发展为自然发育进程。

经济增长对应的首要条件是市场。我有过一句名言：市场是经济中最大最值钱的第一资源。

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正是对应世界市场需求，形成独具优势的低端产业，把这个产业从亚洲四小龙手中夺过来,于是才有各种腾飞和奇迹发生。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残存优势，经济持续的高增长，当时全世界也只有中国能够做到。

但大约从2000年后，经济领导人不幸中了来自国际神秘金融势力高端设计而由经济学人输入的一系列金融诡计。

中国人没有意识到全球金融经济正在发生、还将发生极其深刻之变化，以为中国永远可以什么“一花独秀”。

中国各地政府在金融和房地产上采取一系列急功近利的短见吸金政策。在房地产金融泡沫的持续拉升下，导致一个原本低工资、低成本的经济体，超高速地转变为高成本、高工资、高消费的畸形经济社会。

伴随货币超发带来的通胀压力不断增大，终于使各行各业低成本的低端产业无法生存。

日益稀薄的实体产业的蝇头微利，已经被高税收、高地租、高工资挤压得几乎没有任何生存空间，只能一批批地关门倒闭。

同时高成本、高物价使中国正在完全失去世界市场（订单）。

于是，我们所迎来的是一场持续的大衰退。低端市场巳经失去，而高端市场则却是空中楼阁。笨鸟飞了，好鸟不来，守株待兔，面对的只是一个空气笼子！

在近年经济急剧恶性金融化的同时，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空前尖锐的两极分化。

一小撮金融和房地产寡头已经垄断、控制、绑架了中国经济体。他们以银行为后盾，把整个国民经济窒息得几乎透不过气来。

现在又空谈鼓吹什么全民创业，什么互联网+。

发明一些新名词、新说法，难道就会有神奇的促进经济增长的魔力吗?

看日本和欧美的经济历史知道，经济体是一种复杂结构，能支撑大面积社会就业的主要恰是低端产业。在良好的国民经济中，资本的利润、效率不应当是第一位的。促进全民福祉、实现广泛就业才是经济政策应追求的根本目标！

基础制造业和低端小产业在系统经济中远比高端产业作用要大。

何况，高端产业是谁主观想有就立刻能有的吗？

整天听着媒体那些报喜不报忧的屁话和言不及义的高调 ，面对着现实中愈来愈深化的经济危机，看来国人仍然没有从现代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嗨，作为一个老病夫只能无语也！！

——非常希望我确实已经老糊涂，我的阴谋论和悲观论都彻底错了！立此存照。（2016-8.28）

【跋】我现在老病糊涂，脑残，昨晚上写这么个短东西竟错字连篇，不得不删了又改好几遍。这个才算是定稿。标题本写极度悲观，留有余地，删了极度二字。嗨，昨天一位朋友在圈子发北京雨后出现双虹照片，兴高采烈赞为艳美异象。我告诉她：雄者为虹，雌者为蜺，合称虹蜺，自古有之。但我没告诉她，据历代五行志，虹蜺现非吉兆也，国有妖物，气生虹蜺。白虹贯日，不可言也。

楼主：有马3211

天涯论坛​

 时间：2016-09-01 00:23:00 

导向已经很明显：

1、食盐私有化，这个貌似前年就开始操作了，一开始大肆报道盐业管理中的弊端，然后，就开始私营了，而且迅速引入了美国资本，然后，市面上的食盐普遍涨价150%以上。　　

2、高校和医院都要取消编制了，当然，为了减小阻力，对原有在职人员的编制不动，以后新进的就没有了。你取消编制，考虑人员被大规模挖走的后果了吗？那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一旦到了临界点，会迅速加快进程。　　

3、据说基层医院私有化早就开始了，许多地方的乡镇医院因为陷入困境，财政投入不足，进一步困境的漩涡了，于是直接卖给个人，一了百了。　　

4、房地产继续升温，一线城市尤甚，不管多贵，都有大量资本等着买，没人知道京沪深的房子值多少钱了，没人能预测价格顶点。——到了这个地步，其意义已经远超过一个行业的问题了，推高社会成本，吸走产业资本，绑架银行，绑架国民经济，滋生大量食利集团，甚至变相实现资本集聚。　　

5、振兴东北，措施居然还是私有化！东北经济停滞甚至衰退，远非单纯的经济问题，恐怕更多是社会问题。1.6万亿投下去，几家大的国企股份卖出去，总会看到点反应，经济上会热闹一阵，但深层次问题不解决，这个热闹顶多维持三五年。——是不是太缺乏想象力了？　　

6、一大波“创新”涌来，但根据最基本的经济常识，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九将注定破灭，百分之一能成长起来就非常不错了，问题是，以现今经济的疲态，能承受如此规模的泡沫冲击吗？是不是该考虑节点问题？中国制造业的薄弱点在于传统行业的基本加工方面，这个账迟早要还的。　　

7、一带一路，应者众，而从者寡。当年始皇帝修长城，也只是把原有的北方长城修缮和连接，如今我们要自己打通欧亚通道吗？　　

8、金融和地产进一步融合，大量的资金在房地产和金融领域转来转去，导致低端产业成本被推高，加上外部市场萎缩，国内低端制造业基本无法生存了，就业如何解决？　　

9、一直考虑中等收入陷阱是神马玩意，最近逐步明白了，南美国家本身科技落后，在资本完成初步积累之后，产业升级困难，于是资源被大量的投入到了第三产业，第三产业见效快，门槛低，从业者相对干净体面。但社会经济来说，制造业才是价值增加的根本来源，产业升级不是三年五载的事，社会成本却迅速增加，如此，制造业注定凋敝，剩下的，就是衰退了。

10、总有人告诉我们私有化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彻底地市场经济是国强民富的唯一道路。　　

没有人告诉你当年为走出经济危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采取了大量计划经济的政策，比如国家统购农产品和成立国家投资的“公共工程署”，并为此拨款33亿美元。　　

在鼓吹包产到户的同时，也没人告诉你大规模采用集体农庄模式的以色列，在可耕地和水资源稀少的情况下，依旧发展成欧洲的蔬菜基地。　　

没有人告诉你世界国民福利最好的的几个国家，他们的国有经济占比，挪威是百分之七十二，瑞典是百分之六十八，芬兰是百分之五十六，卢森堡是百分之五十四。按照那些人的理论，这几个国有经济占比如此之高的国家，早就应该成为世界最为贫困的区域。　　

————就说这些吧，没什么条理，总体感觉中国的垄断资本势力在迅速崛起。在基层，已经足以操控政治和政策走向了。

中国在向何处去？​

【附录】东北地区一个市场化实例：

某北方四线城市，幼儿教育有明显空挡，很多学龄前儿童上幼儿班非常困难。年初市政府作了成立公办幼儿园的规划并准备或正在实施。正在向省里申请招聘事业编幼儿教师。　就在此时，某个拥有一定资金和资源的个人率先动手，投入大量资金，以最快的速度盖起了一座大型幼儿园。并且在前几天向社会招聘了幼儿教师和儿童入园。招聘的当地幼儿教师给4险，无一金，工资在当地平均公资水平之下。但当地这里经济情况大家都懂的，很不好，工作难找，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不高。也就没费什么事就把师资解决了，剩下的就是扩大学龄前儿童数量。　　

重点来了，该企业在扩大生源增加收入的同时，还在运作另一计划：争取取消当地政府筹建公立幼儿园的计划或者使其拖延直至计划破产。一是取消政府向社会招录幼教人员，可以继续低成本聘用员工，二是防止儿童生员流失，增加收入。　　

并且，取消政府投资国有幼儿园计划已无悬念。因为，市委主要领导中，有人是该企业董事长的直系亲属。同时据说除企业主本人拥有财力雄厚外，还有背景不明的强大资金支持。而市政府的资金却要多方筹措，能否落实还不知道。所以，私人幼儿园一家独大的胜算非常大。　　

这就是小强支持的完全自由市场经济吗？这肯定是人民群众需要的吗？　　看来，所谓的完全自由市场经济，不过是官商勾结掠夺人民血汗的康庄大道，最后的结果就是社会财富完全集中到少数几个官商人员手中，而人民群众却是生不如死。这样的自由经济，对国家对民族有什么好处吗？​

关于逻辑悖论问题

1、逻辑中的悖论佯谬

记者：您在前面多次谈到了"悖论"这个词。请问什么是悖论？

何新：在近代科学哲学中，存在着两大佯谬。第一是前面我们曾讨论过的归纳法佯谬，是休谟所提出，普遍性与必然性不存在于感性的经验观察中，因此归纳法缺少一个客观意义的基础。第二就是关于逻辑悖论的佯谬。

记者：究竟什么是逻辑悖论？

何新：所谓悖论（Paradox），康德称作"二律背反"，黑格尔称作辩证矛盾。它指的是两个相反的或互相矛盾的命题，但从正面论证则其反面成立，从其反面论证则其正面成立。悖论的存在，使得思维和语言陷入自相矛盾，成为语义混乱而不知所云。在希腊和中国先秦思想史上，正是悖论的发现，推动古典学者开始探讨形式逻辑规律以规范思维和语言。为解决悖论引起的逻辑混乱问题，亚里士多德等古典逻辑学者提出了三大思维规律（同一律/不容矛盾律/排中选择律）。事实上，不容矛盾律构成演绎推论（三段式）的公理基础。但是，悖论问题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只是后来人们学会了如何通过恰当的矛盾陈述，正确地表述和理解语言的意义。近代数学在寻求公理化基础时重新遭遇严重的逻辑矛盾，从而发生了"第三数次学危机"。

2、辩证逻辑可以解决悖论佯谬

记者：如果悖论问题不能得到解决，那么形式逻辑的基本原理就受到了严重挑战。你认为悖论是否可能得到解决呢？

何新：这就是我在70年代所曾致力研究的问题。逻辑是区分为类型的。在古往今来的各种逻辑类型中，有一种可以容纳悖论（即逻辑矛盾）的逻辑，这就是黑格尔的辩证逻辑。黑格尔甚至认为，必须建构一种容纳矛盾的逻辑，因为矛盾乃是宇宙理性的本质。这种矛盾的语言表述形式，就是"辩证法"。

记者：黑格尔的逻辑学出版在19世纪初叶，那时数学基础中的悖论问题还没有被提出。

何新：而这正是黑格尔逻辑的深刻性和超越性所在。

记者：黑格尔哲学与康德哲学的不同点是什么?

何新：黑格尔认为，客体本身的存在、演化序列本身就是一种纯粹逻辑的序列。在时间演进的序列中，逻辑的力量实现发展，辩证矛盾则推进发展。黑格尔试图对逻辑学提供一种新的本体论基础，它认为存在本身具有理性的结构和秩序，存在的基础是逻辑的。黑格尔认为，逻辑不仅可以描写世界，而且可以生成世界。因此，不可直观的第四维世界是可以被理性范畴所把握的，是可以洞察的。这种新逻辑形态就是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然而现代西方逻辑学完全不理解以至逃避了这一最重大的逻辑命题(认识论)。事实上，只有黑格尔的辩证逻辑，能够从认识论、本体论和逻辑基础中解决悖论问题。

3、悖论的三种类型

记者：黑格尔是如何看待悖论问题的？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是思维的不矛盾规律。而黑格尔则认为逻辑的基本规律是矛盾。这个问题你如何理解？

何新：我在70年代已对悖论问题进行过研究。我曾将悖论区别为三种基本的类型。即： （1）语义悖论 （2）本体悖论（3）辩证分析悖论（何新《逻辑悖论的研究》，《人文杂志》，1982年第2期。）关于语义悖论，包括康托、罗素所指出的那种集合论悖论："我们用M表示一切包含自己为元素的那些类所成的类，用N表示一切不包含自己为元素的那些类所成的类。现在，N本身也是一个类，我们要问它是属于M还是属于N？若N属于N，则N就是它自己的一个元素。因而必须属于M，另一方面，若N为M的一个元素，则因M和N是互相排斥的类，N就不会属于N。于是N不是它自己的元素，因而由于N的定义，它应当属于N。" 数理逻辑学者认为："这些悖论的起因，如Russell和Whitehead指出的，都在于一个要定义的东西是用包含着这个东西在内的一类东西来定义的。这种定义也称为说不清的（impredicative），特别发生在集合论中。" 这种悖论的一个古典形式就是"说谎者悖论"。

记者：什么是"说谎者悖论"？

何新：所谓说谎者悖论，本来是希腊哲学中由诡辩派哲学家欧布里德提出的一个语言游戏。这个悖论的内容如下："试问如果一个人说'我在说谎'，那么当他讲此话时，他是否真的在说谎。" 如果此话不可信，那么这句话的确是谎言。而陈述语的内容说："我在说谎"。他就是在陈述事实，就是说事实上他并未说谎，而这一事实与其语义相矛盾。如果此话可信，那么陈述者的确是一个说谎的人。而他说：他在说谎--事实上他正在陈述的乃是事实，那么他并未说谎。这一事实又与其语义相矛盾。所以所谓"说谎者悖论"，实际乃是来自陈述操作的现实与陈述意义（语义）之间的矛盾。是语言符号的"所指"与"能指"之间发生的矛盾。有人根据罗素的语言层次论认为"说谎者悖论混淆了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语言，把高一层次语言中的'是假的'用低一层次语言来表达，由此产生逻辑矛盾。"这种看法是排除不了悖论的。实际上，黑格尔早于罗素100年就分析过"说谎者悖论"。他的看法是：这个悖论表明，有些事件无法用非矛盾的语言进行表述。

4、黑格尔论"说谎者悖论"

记者：黑格尔也研究过"说谎者悖论"吗？

何新：他在评论希腊哲学中的诡辩派时讨论过悖论问题。

记者：黑格尔他怎样分析这一悖论？

何新：他把诡辩学者的逻辑称作一种"独特的辩证法"。"他们把辩证法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哲学史讲演录》，中译本第二卷，第115页。）"他们的辩证法都涉及外在观念和语词中出现的矛盾，因而他们也有一部分流于玩弄语言。"黑格尔说："事实上把它们抛到一边要比驳回它们容易些。"

记者：那么在黑格尔看来，悖论既是一种诡辩，但也是一种"辩证法"。他所说的"辩证法"，看来就是你曾指出的那种"辩论与论证的方法"。

何新：对。黑格尔指出： "真正说来，它们所进行的，是把通常的语言引入迷途，使它陷入混乱，然后给它指出它是自相矛盾的。这些诡辩并没有真正的科学价值。可是，这些诡辩的任务有一部分就在于指出，当我们严格地按照通常语言所说的话来加以理解时，平常的语言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使通常的语言陷入难以回答的困境，乃是游戏、开玩笑，是愚蠢的。别人完全知道我们的意思，他在语言上用心思；这是以形式的矛盾为目的一种空洞无实际的语言游戏。理性的东西只是作为语言而存在的。希腊人异常喜爱找出语言中和日常观念中所发生的矛盾；--这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把形式的语言当作对象，并且意识到它的不精确。" 而"说谎者"就是这种诡辩的一个实例。

记者：黑格尔认为应如何解决这个悖论？

何新：黑格尔指出，对这个悖论没有简单的回答，回答只能是矛盾的： "如果问他是否说谎，他应当回答'是'还是'否'呢？如果说，他是说真话，那么便与他的话的内容相矛盾；因为他承认他说谎。如果他说'是的'（他说谎），那么他说的又是真话了；因此他既不说谎，又说谎，--同样情形，如果他说真话，他便与他所说的相违反了。一个简单的答复是不能有的。在这里，两个对立的方面，说谎与真话，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看到了直接的矛盾），这个对立面的结合，曾经在各个时代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一再出现，并且引起人们经常注意。克吕西波，一个著名的斯多葛派，就曾经对这个题目写了六部书。另一个人柯斯的斐勒塔，便是由于用心研究解除这种二难困境的办法，操劳过度，因而得了痨病死去。" 黑格尔顺便讲了两个类似的笑话： "这个小小的历史曾经得到了继承，并且得到过重演；例如在'唐·吉诃德'身上，就出现了完全相同的事情。巴拉塔里亚岛的总督桑差坐堂问案时，便遇到一些非常麻烦的情况的考验。在这位总督的辖境内，有一座桥，不过桥旁还树立了一个绞架。行人必须满足一个人的条件，才许通过这座桥。这个条件是：旅客必须说出他真正要到哪里去；如果他说了谎，那就必须放在绞架上吊死。现在有一个人来到桥上，在回答上哪里去的问题时，他说，他上这里来是为了在绞架上吊死。守桥的人对这个回答大大地困惑了。因为如果把他吊起，那他就是说了真话，应当放他过去；如果放他走了，那他就是说了假话。他们无法解决，于是请总督明断，总督说出了一句聪明话：在如此疑难的情况之下，应该采取最温和的作法，因此应当放他走。桑差没有苦苦地去想破脑袋。有人问梅内德谟，他是否已经停止打他的父亲了？人们要想使他陷入困境；不管他的回答是'是'还是'否'，在这里都是有危险的。梅内德谟回答道：我既没有停止，也没有打他。对方对于这个回答是不会满意的。这是一个两方面的回答，把两个方面都同样地扬弃了。通过这个回答，问题事实上是解答了，承认自己说谎的人是否说真话：他同时既说真话而又说谎，而真理就是这个矛盾。矛盾可以毫不费力地在意识面前指出来，--矛盾出现在感性事物、存在、时间之中，它们的矛盾必须加以揭露。"

记者：真有意思。

何新：黑格尔也从形式逻辑的角度分析了上述悖论的意义，他指出： "每一个语句都由一个主语和宾语组成，主语和宾语是不同的，我们在表象中以为它们是统一的；而那在平常的意识看来是真的东西，乃是单纯的、不自相矛盾的。可是事实上单纯的、自同一的语句却是同语反复，毫无所说；凡是有所说的语句，都包含有不同的东西，--由于它的不同进入了意识，所以它就是矛盾的。可是平常的意识就此终结了；凡是有矛盾的地方，便只有解体，便只有自我扬弃。平常的意识并无惟有对立面的统一才是真理这一概念，--并不知道，如果把真理了解成单纯的意思，虚假了解成对立、矛盾的意思，那么在每一个语句中就都有真理和虚假。一个命题或者是真的，或者不是真的；一个对象不能有两个对立的宾词。这是理智的原则，principium exclusi tertii（排中原则）。" 我在这里顺便想指出，中国古代辩者（也是诡辩家）公孙龙曾指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白马非马。这个命题的目的正是指出其主语和谓词（宾语）之间存在的矛盾。"白马"是一个类、集合，而"马"是另一个类/集合。问题在于连结词"是"，本身是有歧义的语辞：（1）"是"指同一性关系（a=A），（2）"是"指类属关系（aA）。如果在前者的意义上，那么白马的确不是马，即白马≠马。事实上，所有的诡辩性悖论，都是利用语言的歧义--符号意义（语义/所指）与符号形式（语形/能指）之间的矛盾而构造的。因此我将这一类诡辩性悖论，包括集合论悖论，罗素悖论；看作悖论的第一类型：语义悖论。 5、悖论源于客体本体内在的矛盾

记者：那么，什么是本体悖论？

何新：本体悖论的一个具体实例，就是古希腊哲人芝诺所提出的运动悖论。芝诺一共提出了四个关于运动的悖论，其中之一是"飞矢不动"。内容如下：问一个物体（飞矢）正在空间移动，在每一个确定的时间单位中，究竟它处在什么位置？通常的想法是，在第一瞬间，它处于位置A，在第二瞬间，在位置B，……如此类推，飞箭的运动就是这些停留瞬间和停留微点的连续。但这个回答是有问题的。因为第一，如果物体于确定的时间处在确定的位置，它就是处在静止中。第二，一系列静止的叠加，总和也应当是静止。

因此芝诺说：飞箭的运动--位移，是难以理解的。因为对它的"微分"分析会导致逻辑悖论。芝诺一共从四个与此类似的角度，提出了四个悖论，从而证明"运动"这个概念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这种悖论与"说谎者"类型的悖论具有明显的性质不同。它是针对着一种客观存在的过程--运动，通过逻辑分析，指出矛盾的存在。这种矛盾/悖论并非仅仅存在于语言形式或概念中，而是发生在有实体背景的现实过程中，因此我将此类悖论看作悖论中的第二类型：本体悖论。记者：那么，这种悖论是否能够解开？何新：这种悖论比语义悖论深刻。因为这种悖论并非仅仅由语言的歧义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它的根源是来自客体自身的内在矛盾。黑格尔指出，问题在于两点： （1）运动的本质是矛盾的。 （2）对这种本质的表述也必然是矛盾的。运动意味着，在任何一个无限小瞬间，物体并非确定地停留在某一点上，它到达这一位置的同时（在同一瞬间）必然也在离开这个位置，这就是运动。因此运动就是在每一瞬间。处在同时非处在同一个点位上。这种陈述，就是一个悖论。但只有接受它，才能表述实在的运动。

记者：也就是说，存在着一种客观意义的逻辑中的自相矛盾。

何新：说得对。应当指出，现代的形式逻辑论者，在叙述形式思维的三大规律时，常常强调一点，认为逻辑矛盾只是主观思维和语言的矛盾。在客观现实中，不可能真实地存在逻辑的自相矛盾。他们试图以此来区别思维规律与本体规律。实际上，这种逻辑学家完全无知于逻辑史和希腊哲学史。 不知道你是否了解形式思维的三大规律？特别是关于第一律：同一律是怎样提出的？

记者：请您谈一谈。

何新：这个规律（最早只是一个命题）的提出者是古希腊埃利亚学派中的巴门尼德。巴门尼德的著名命题是：有是有，无是无。世界上只有一种存在，即有。如果说还存在某种"无"，那就是自相矛盾。柏拉图对话有如下一个说法： "我们可以大胆地说，非存在毫无疑问也是存在。正如美是美，非美是非美，非存在作为'非'，也是存在。"（柏拉图《巴门尼德残篇》6.27。）这就是悖论。 芝诺也是埃利亚学派的哲人，他对"运动"这个概念的否定，正是根据"同一律"和"不矛盾律"。黑格尔指出： "辩证法之所以首先向运动攻击，其原因即在于辩证法本身就是这种运动，或者运动本身就是一切存在者的辩证法。一个东西，作为自身运动者，具有辩证法于自身内，而运动就是：自己成为对立面，扬弃自己。" 他又指出： "感官确信有运动，在这个意义下，芝诺可以说是从未想到过要否认运动。问题乃在于考察运动的真理性；但运动是不真的，因为它是矛盾的。客观辩证法不仅是我们的理智的一种运动，而乃是从事实自身的本质出发。在这样的考察里，于是对象自身便显示出其自身（的矛盾）：即自身便包含有正相反的规定，因而自己扬弃自己，那种从外在的理由去论证的主观辩证法是没有多大价值的。" "芝诺否定了正相反对的宾词。"也就是说：有就是有，无就是无，如果讲一个概念（例如"运动"）既是有又是无，则这个概念就是虚假的。事实上，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和不矛盾律，就是通过巴门尼德和芝诺的这种论证，而被提出。亚里士多德最后总结和确认了它们（《形而上学》）。

记者：那么你所谓"辩证分析悖论"，是否也与本体悖论有关？

何新：是的。辩证悖论不是客观意义的本体论悖论。 它是在对存在内在矛盾的概念进行分析时呈现的逻辑悖论。这是第三类型的悖论。如老子的命题："有无相生"，可以说就是一个辩证分析的悖论。本体和辩证分析悖论的产生，都是由于宇宙本体自身的内在矛盾。关于宇宙的这种内在矛盾，黑格尔讲过这样一段话： "永恒的神圣的过程是一种向着两个相反的方向的流动。两个方向完全相会为一，贯穿在一起，较前的阶段一方面通过进化得到了扬弃，另一方面却作为背景继续存在，并通过流射又被产生出来。因此，进化也是退化。"（熵与负熵）

记者：也就是说，在黑格尔以及你看来，正是由于存在本体自身具有发生矛盾和构造悖论的本性，所以在思维中形成悖论是不可避免的。

何新：正确。罗素认为，一切悖论都是由于集合的自返性造成的。对这种自返性，他感到惶惑。然而实际上，这种自返性，我称之为超越性，乃是大自然的本质之一。你看一看生物进化中分类的形成吧，例如爬行动物的进化，就是在自身的类集中，扩张出一个非自身的新类/非爬行动物，从而超越自身的旧的概念定义域（分类/集合）。所有的进化运动也都是如此。所以黑格尔将自然中这种类集的扩张发展，称作"概念的自身运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有必要也完全有可能，建构一种新类型的逻辑。

6、现代西方哲学中没有巨人

记者：我理解了。那么也就是说，你认为逻辑悖论的产生原因，从根本上是来自宇宙以及人类思维和语言的内在矛盾本性，具有不可避免性。因此，你认为罗素等人提出所谓"语言层次论"是不可能消解逻辑悖论的。

何新：如果谈作为逻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哲学的话，那么我要说，我对现代西方的逻辑哲学（逻辑实证主义）评价甚低。我认为它们不值得顶礼膜拜!特别是罗素、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实体论，在哲学、认识论、逻辑学三个方面的意义，都是远远地弱于黑格尔哲学的。英国爵士伯特兰·罗素被一些人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逻辑学家。这个人也甚为自傲，对康德、黑格尔几乎不屑一顾。但实际上，此人及其哲学渺小至极，乏味至极。他那一套浅薄和形式化的理论，根本不配与康德、黑格尔的哲学相提并论。尼采之后西方没有伟大的哲学。总体而言，20世纪是科学技术发达，哲学浅薄和倒退的世纪。20世纪可以说没有出现任何一种具有文明创新意义的伟大哲学，在西方文明中也没有出现任何可以类比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巴斯卡尔、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这样的伟大精神人物。 20世纪是西方哲学十分渺小的世纪。什么分析哲学、阐释学、存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等等，不过是些古典哲学的碎片杂拌而已。什么德里达，什么伽达墨尔、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罗素、维特根斯坦、波普，都是一些精神上极其猥琐渺小的平庸人物。

20世纪是科学哲学包括数理哲学飞跃发展的时代。在科学的认识论基础上，也出现了一批新的重大的哲学问题。而对这些问题，需要寻求哲学，认识论与逻辑的新的模型和方案。回顾20世纪的科学哲学和数学哲学，在现象主义和不可知论上，实际是对18世纪康德哲学的复归。展望新的世纪，我个人确信，得到现代解释和重新认识的黑格尔辩证逻辑及其认识论，对于解释当代科学及数学哲学所遭遇的悖论及形而上学问题，会具有极深刻的意义。

西方“影子政府”和“世界内幕”

被改写的世界历史和未来

——何新《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读后

作者：郑彪

　　随着20世纪以来西方文化总体上的持续衰落、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曲折中走向崩解和世界格局相应的复杂的演进，当代人类危机和全球各种地缘政治矛盾特别是东西方的地缘政治矛盾更加深化、激化，一个非常突出的表现是长期以来西方“影子政府”秘密影响、操控世界进程的政治内幕在国际上被日益广泛深刻地揭露。

　　近年来这方面涌现出一大批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著作，仅出版的中译本就有威廉·恩道尔的《霸权背后》、《金融海啸》等、廖子光先生的《金融战争》、迈克尔·赫德森的《金融帝国》、丹尼尔·伊斯图林的《彼德伯格俱乐部》等等。至于我国学者的著作，最重要的一本书则是2011年出版的由著名学者何新编著的《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本书披露的资料和观点对当前处在关键时刻的中国发展和改革正在产生并将继续产生重大的影响，其在国内公开出版本身就对思想界、学术界和意识形态领域具有某种重要意义。　　

该书不仅披露了国际政治领域大量鲜为人知的重要资料信息，也不仅反映何新个人的观点，而且包含了国家权威智库机构的研究成果。署名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方、东源的文章指出：“‘影子政府’是指洛克菲类家族、高盛财团、共济会、骷髅会和对外关系委员会等能够对美英等西方国家决策施加重大影响的大金融财团、秘密社团等有组织的幕后势力。”（《西方的“影子政府”以及相关资料》，何新：《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　　

大量资料披露，而且国际上“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共济会是世界政治幕后的隐身组织。从法国革命、美国独立，到俄罗斯革命（指1917年二月革命——引者）、以色列复国等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是由共济会促成的”，“纵观17世纪以来的整个世界近现代政治经济史，几乎无处不可以看到共济会员们的身影”，“对共济会政治活动的揭秘性研究，将导致近现代世界历史的改写!”（转引自上书，第50页）据公开的资料，可以确定西方“影子政府”除策划和推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相关世界重大事件以外，还策划和推动了诸如：1.主导了美国政府做出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决策;2.设计美国战后的冷战等一系列对外政策;3.设计了联合国宪章主题内容等活动;4.促成了全球化的若干重大国际机制，包括各类首脑峰会如G8、G20峰会和巴塞尔协议、金融稳定论坛等等，以及通过欧盟、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政策和决议;等等。（《西方的“影子政府”以及相关资料》，何新：《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0-51页）据此还可以进一步认定，近年来由美国发动的全球反恐战争、多年来的藏独、疆独、台独等分裂中国的运动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发生的西方反华运动、近年来中国周边的一系列危及中国安全的地缘政治事件包括许多国家的联合军演、2011年的中东“茉莉花★革命”运动以及美国主导北约轰炸利比亚的战争，等等，其背后都有西方“影子政府”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何新研究认为，共济会体系本质上是国际资产阶级的联盟，这导致马克思恩格斯决意组织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的统一领导组织与之相对抗。这是一个从地缘政治学角度考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得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有见地，有创新。将这个观点发挥一下，可以认为，从那时起百多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与西方共济会为首的一小撮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之间——前者为争夺生存发展权，后者为争夺全球霸权和独占权——而展开的一场波澜壮阔的、无比激烈的、充满历史曲折的、有时是扑朔迷离的，但却始终是殊死的全球地缘政治斗争;而就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来说，从全球地缘政治的角度考察，就是近代西方国家从全球殖民扩张开始，在大规模灭绝美洲印第安人、非洲黑人等有色人种及其文明之后，终于侵入东南亚、南亚、东亚和中国，从此中华民族为争取民族生存和发展权而与总体上以犹太-盎格鲁-撒克逊为首的西方白人种族之间展开了一场地缘政治的殊死斗争。　　

这场旷日持久的中西方地缘政治博弈，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表现为中国救亡图存的民族斗争;20世纪初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它既是反抗帝国主义压迫和入侵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也就是汇入了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与西方共济会为首的一小撮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洪流。就9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和建设运动的地缘政治实质来说，仍然是实现中华复兴伟业，也就仍然具有救亡图存的鲜明地缘政治性质。换言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实现中华复兴伟业卓有成效的思想武器(理论工具)，也是中华民族维护自身利益的有效的地缘政治武器。　　

1979年以来，主要由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大气候影响，特别是美国在地缘政治上一度太需要中国，又善于搞战略欺骗，而中国又太需要发展经济，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中西地缘政治斗争的残酷实质一度被全球化的华丽外衣掩盖起来。随着20世纪90年代两级格局倾覆以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迅速演变，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及其国际影响迅速增长，中美关系迅速成为东西方地缘政治矛盾和博弈(过去叫阶级斗争，现在叫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所在，由美国发起的名为“文明冲突”的这场全球地缘政治博弈的实质即种族灭绝终于随历史大潮浮出水面。　　

何新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国际共济会运动进行了近150年对抗而后最终宣告失败”，需要说明，这里他指出的是一个不完整的事实，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并没有终结这场全球地缘政治斗争，而只是将其推向了最后的，既是阶级的也是种族的全球对决阶段：因为犹太-盎格鲁-撒克逊的全球地缘政治目标尚未实现，中国等国家包括拉美国家还在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或方向继续发展，而其他非西方文明体也绝不想坐以待毙，中西方之间持续百多年的地缘政治博弈更未有穷期。接下来何新说：“结果，国际共运和多数国家的共产党都垮了。垮的原因是共产主义模式经济制度的失败，特别是国际金融斗争的失败。而国际资产阶级的总同盟组织共济会则现今不仅仍然存在，甚至变得更加强大。”（同上，第51页）如果从全球地缘政治形势总体上考察，西方已经失去对世界的控制，没有过去那么强大，更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强大，本质上是色厉内荏，是“纸老虎”，因为两百年来共济会关于世界政府即全球霸权的梦想和计划(表现为资本主义体系和制度以及新自由主义)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已经完全破产，也是西方文明破产，美国在财政金融领域实际上也已经破产。近年来的无数事实包括2011年以来的中东变局表明，他们已经被迫撕去一切面具，在做最后的孤注一掷的政治豪赌，本质上实为困兽之斗。　　

150年以来的一个完整的事实是，这场全球地缘政治斗争的一方，表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前期形势大好，势如破竹，战后初期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甚至有东风压倒西风之势，但终因复杂的原因导致东西方战略均势发生逆转，后来竟至急转之下，功亏一篑。但是作为这场斗争的地缘政治主体的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主要是非西方文明体)，其斗争依然分散地存在和以各种意识形态形式(主要是各种民族主义、地缘文明如伊斯兰文明、东亚儒家文明，90年代以来的俄罗斯东正教文明，实际上还包括某些反美的恐怖主义，等等)进行，他们争取生存和发展权的斗争，由于缺少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引，缺少统一的领导和强有力的组织而处境艰难，但其斗争从来也从未停止，甚至以悲壮惨烈的形式仍在发展。最重要的是，由于这场地缘政治斗争已经进入关乎人类命运的最后决定性关头，全球政治觉醒的时代已经到来，全球政治形势的风暴也正在酝酿、发生;在这场全球地缘政治斗争的另一方，表现为共济会运动或资本主义全球西化运动，尽管使出了浑身解数，其实也已经失败，它的堡垒——西方文明、美国及其霸权，已经坍塌，只不过还有残存的，看起来强大实际上正在走向衰竭的力量。正因为如此，以共济会为核心的西方上层内心对其政治前途极其绝望和恐惧，这在他们顶尖的思想家亨廷顿、布热津斯基等人近年来的言论和著作中得到了明确无误的反映(对此需要仔细深入地研究，加以辨认)。近年来引爆美国金融海啸和中东乱局等行动，都是西方文明、资本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及其核心共济会体系政治上穷途末路的表现，他们其所以似乎“变得更加强大”，其实是有色人种、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被战略欺骗”，蒙在鼓里，缺乏认识、动员、组织和准备，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各种原因内部分裂、力量内耗，思想涣散，应对乏力。这里需要重温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实践，但是“纸老虎”是有条件的，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又不能“军民团结如一人”，甚至于军队也失去政治方向，则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真老虎，如前苏联解体和“8.19事件”所表明的。至于说国际共运和多数国家的共产党“垮的原因是共产主义模式经济制度的失败，特别是国际金融斗争的失败”，这个结论有重要意义，更有现实针对性，但也不免简单化。　　

苏联帝国“垮的原因”极其复杂，关键在政治领域，金融包括国际金融的问题说到底是政治问题。如果仅从地缘政治对抗的角度看，毋宁说以下政治原因是重要的：　　

第一，国际共运代表人类正义，在思想、理论、道义上和政治上都是强大的，所以能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对西方资本主义表现出一往无前、摧枯拉朽的地缘政治力量。然而，由于复杂的原因，在冷战条件下这个运动发生了严重的政治蜕化，表现为思想理论僵化停滞和意识形态分歧、地缘政治利益分化、政治意志衰退以及从思想退化、政治腐败发展到政治背叛，等等。　　

第二，国际共运难以维持一个持续集中统一的强大领导核心，加以前述原因，国际共运几次发生分裂。20世纪60年代在苏共政治蜕变条件下的中苏分裂导致东西方地缘政治均势逆转。　　

第三，国际共运与共济会体系相比，经济上始终处于弱势，总体上前者代表人类正义，后者代表非正义和邪恶(共济会是西方文化的一个毒瘤)，但是由于地缘政治等原因，实际上相当复杂：正义如缺乏组织和团结，不能锲而不舍，难以形成持续强大的地缘政治力量;邪恶而有组织，追求霸权能锲而不舍，又占有资源，也会长期延续其走向衰竭的地缘政治力量。一个“‘拖’字诀”，往往先把对手拖垮了，如冷战中的美苏争夺，最后其实是苏联解体，美国衰竭，表面上却是美国胜出。　　

且在国际政治中，前者分别由不同人种、不同地缘政治-文化背景的各国政党、组织构成，正义的政治目标难以长期一贯，共产国际在组织上难以持续存在，紧密团结，故国际共运时而强大，时而削弱，力量也难以长期一致;共济会体系却是地缘政治、金融、意识形态(宗教、文化)三位一体的高度严密的组织，其核心成员相对单纯(盎格鲁-撒克逊、犹太)、野心勃勃且具有高度组织性、领导力，特别是长期持续拥有巨大的金融财政资源支撑，从而是一种至今仍占有优势但已经走向没落和衰竭的地缘政治力量。　　

第四，共济会体系亦即国际垄断资本联盟作为一种政治没落却至今仍然强大的力量，在于其几百年中在资本向全球追逐利润的同时，较早具有全球视野和全球思维，且特别善于学习和创新，包括暗中学习东方地缘政治智慧如《孙子兵法》，精于全球地缘政治谋略和实战(西方地缘政治学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特别善于破坏和削弱对手、欺骗和误导对手，尤其善于掠夺和榨取全世界的财富来补充自己，以维持其地缘政治优势，不然也早就垮了。　　

近代以来由西方海外殖民扩张发动的全球地缘政治对抗，到19-20世纪演变为主要是国际共运与共济会国际垄断资本联盟之间的地缘政治对抗(20世纪的各种反帝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是它的组成部分)。在经历了实际上的两败俱伤之后，这场地缘政治对抗进入21世纪时已经进入最后的决战阶段。前者在20世纪原本有机会取胜，但是功亏一篑。当前人类日益深重的危机正在引发全球政治觉醒，这将可能形成全人类自我拯救的强大地缘政治力量，但是迫切需要组织领导、整合和坚强的地缘政治核心;而后者虽然得计于一时，但是毕竟代表一种邪恶的也是没落腐朽的政治力量，在当代全球政治觉醒的历史潮流面前，他们终将失败;抑或两者同归于尽。　　

尽管如此，由于有色人种多属于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弱势和战略被动，致使其中许多国家和地区遭遇战争、饥荒、瘟疫、动乱、政变等地缘政治灾难。2008年10月30日享有盛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菲德尔·卡斯特罗指出：“世界野生基金会昨天在日内瓦宣布，依照目前的消耗速度，人类到2030年将需要两个地球的资源才能维持现有的生活方式。世界野生基金会是一个严肃的组织。不需要具有大学数学、经济学或政治学专业毕业生的水平才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是最有害的选择。发达资本主义打算继续掠夺全世界，他以为这个世界还能持续地承受下去。”（(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最有害的选择》，《格拉玛报》2008年10月30日，郭懋安译，转引自乌有之乡网2009年4月21日）

这一切都是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惹的祸。愈来愈多的国家和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人类社会正在遭遇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全球地缘政治浩劫。现在最紧迫的是需要高度关注“影子政府”正在推动的一系列极其危险的计划，予以广泛揭露，唤醒国际社会，并做出有效的应对。这方面《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一书有许多重大的信息披露，其中有几则尤其令人震惊。

（以下内容引自何新：《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2-55页和第159-160页）​​​​

1.“减少”世界人口计划

　　据披露，西方“影子政府”为实行“减少”世界人口战略和政策做了长期实验和准备。在洛克菲勒家族大力支持推动下，根据1989年解密的美国官方文件，1974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基辛格主持下制定了名为《国家安全备忘录第200号：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响》(NSSM-200)的秘密报告。该报告于1975年福特就任美国总统后签署，成为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也是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基础性文件。其主旨是实施大幅度“减少”世界人口数量的《世界人口行动计划》。　　其基本思想是：世界大部分高质量的资源都在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属于“劣种人”，且数量极大，增长过快，必须除掉这些人口才能维护美国利益。文件指出：“在整个(计划)实施过程中，美国必须掩盖真实目的，要让人觉得美国的计划不是自私的而是利他的”，“美国必须隐瞒从发展中国家获得自然资源的真实意图，而说服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和民众相信，减少人口符合他们自己的最大利益。”该计划选取了孟加拉、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等十三个亚非拉国家为重点国家(该计划不断滚动和修正，近年来有充分理由表明已经选取中国)，此后三十多年来，这些国家都成为政治动荡国家。　　该文件特别指出，为掩盖美国的行动，美国将利用联合国和多种非政府组织如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计划生育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来实施这项计划。另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披露，“20世纪90年代早期，世界卫生组织监督了在尼加拉瓜、墨西哥和菲律宾进行的大规模破伤风疫苗接种行动。疫苗中含有使女性无法维持妊娠的成分。但所有的接种人员都不知道该疫苗含有堕胎药剂。”　　当代地缘政治现实使人有理由相信，两极世界格局倾覆大大加速了美国实施“减少”世界人口计划的进程。1995年召开了关于清除地球“垃圾人口”的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会议。据德国《明镜》周刊记者汉斯·马丁·彼得披露，1995年9月27日至10月1日，由洛克菲勒家族出资建立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邀集包括老布什、布莱尔、布热津斯基、比尔·盖茨等500名西方重要政治家、商界领袖和思想家，在美国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如何引导人类走向21世纪问题。与会精英们认为，在当代条件下，世界的价值主要由占世界人口20%有价值的人口生产，其余80%属于“垃圾人口”，“垃圾人口”不仅无谓地消耗资源，且是前者的巨大的麻烦，产生极大的安全问题，成为“无赖国家”的根源。　　对此，会议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有二，一是布热津斯基提出的“喂奶主义”：“弃置和隔绝那些无用而穷困的垃圾人口，不使参与地球文明生活的主流，而由20%的精英将一些消费残渣供给他们苟延残喘。”如果这些“垃圾人口”不愿意接受这个方案，则有第二个方案：以高技术手段将其消灭之。汉斯·马丁·彼得是与会者，他认为该会议“对地球上每一个人所提出的问题是——你将是未来地球之宴的就餐者，还是食剩下的垃圾?”　　当然，“喂奶”政策只是权宜之计，归根结蒂，问题在于谁是垃圾人口，谁是有价值的精英人口?其实，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亨廷顿在1993年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也有明示。现在距费尔蒙特饭店会议已经过了十五年，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特别是有色人种对此似乎仍然知之甚少，美国惟恐世界上人口最多而又埋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中国人不明白，于是2010年4月奥巴马总统访问澳大利亚前公开对记者挑明：中国要想过西方人那样的好日子，不是不可以，只是地球只有一个，资源差得太多，(西方)根本不允许，所以中国必须自己想辄，找出属于自己的活法。对于美国总统如此高调和傲慢的讲话，许多中国媒体和学者选择了难堪的沉默。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学者清醒多了，例如俄共经济政策发言人C.格拉季耶夫教授早就指出，“休克疗法”是华盛顿共识的最野蛮形式，其定义是国际法意义上的“种族灭绝”。（李新：《俄罗斯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战》，第一论文网2006年11月27日）　　消灭“垃圾人口”被提上西方的政治日程，其客观背景之一是当代科技发展为其提供了手段。据认为，用注射新疫苗减少世界人口正在成为一项有重大地缘政治意义的科技创新。比尔·盖茨在参加费尔蒙特饭店会议前后，据恩道尔披露，已经捐献了数亿美元用于减少人口的新疫苗研制。2010年1月他在达沃斯论坛上更宣布，他的基金会将捐助一百亿美元用于为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开发和提供新疫苗。他说：“如果我们善于运用新疫苗、卫生、生殖保健服务，我们或许能够减少10-15%的人口。”比尔·盖茨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是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创始成员，与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和疫苗行业拥有密切关系，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目标是，为发展中世界的每一个新生婴儿接种疫苗。威廉·恩道尔指出，比尔·盖茨、巴菲特、戴维·洛克菲勒都是全球人口减少项目的主要资助人。这些项目以为非洲穷人提供医疗服务的慈善事业的面目出现，实际上是通过接种新型疫苗和提供其它药品，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实行非自愿性绝育。2.“盎格鲁-撒克逊计划”　　2005年6月，即费尔蒙特饭店会议召开后十年，国际共济会高层在伦敦召开会议，对以往“(共济会)最高层被讨论和计划好的事情”的实施进度和执行问题进行研究，会议“讨论了一个关于发动第三次世界战争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名字叫做‘盎格鲁-撒克逊计划’”，“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中国”。该计划在2010年2月被知情者披露，其基本思想和内容要点包括：　　(1)建立“世界新秩序”已经到了决定性阶段，其关键在于将全球人口削减到5亿，而现在世界人口有70亿，换言之，95%的人口将会消失，第一步要将世界人口减少50%。　　(2)为此需要发动第三次世界战争，其重要目的或首要目的，在于铲除中国。第三次世界战争将包括一系列全球性大规模的地缘政治灾难，在铲除中国期间或之后，其他亚洲民族、非洲民族和南美民族也将遭到重创，而且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无力靠自身恢复元气，他们的命运只取决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否愿意伸出援手(这是“铲除”的婉辞)。　　(3)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加速对全球金融财政资源的集中控制。所以，2008年的美国金融海啸是按计划人为引爆的。“盎格鲁-撒克逊计划”的披露者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根本就不是一个崩溃，相反，这是一个金融力量的大集中。所有西方的主要角色已经集中了他们掌管下的金融资产”，“当时(2005年6月)的会上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这个金融集中应当怎样来进行......2005年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其实很连贯地在推演着。”　　(4)中国将发生“感冒”。会议谈到，“中国被视为(西方)最大的目标和问题，这至少在上世纪70年代就被认定了——其实中国一直都被西方视作必须主要对付的目标，尤其是在中国日益强大的今天。”(由此使人联想到美国对苏联和中国先后实行了大规模地缘政治战略欺骗——引者)会议披露，“生物武器将针对中国使用”，“一种类似流感的病毒，将像野火一样传播。中国人将首先遭受流感的袭击，中国将成为一个受害最深的国家”(这个会议是2005年举行的。其先，2003年春夏中国爆发了神秘的“非典”，其后，2008-2009年冬春亚洲部分地区和中国又神秘地爆发了禽流感，中国是否可能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前再次发生某种神秘的“流感”，人们对此不无担心)。看来，19世纪末过河拆桥，通过《排华法案》(1882-1964)将华人排斥出美国的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百年后已经发展到要将这个民族排斥出地球了。　　信息披露者强调说，“盎格鲁-撒克逊计划”的制定者也知道，“他们的目标未必能够成功”，而且“计划也在不断地调整”，但是无论如何，中美狭路相逢，中国在劫难逃，“(未来)肯定会引爆对中国的战争”，“西方国家将组成一个共同对付中国的联盟”，据说“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2011年美国宣布本·拉登被击毙，反恐将告一段落，表明该联盟将全力推进这个针对中国的计划。3.加紧在全球征收“碳排放税”　　以推广“低碳”生活为名，加紧在全球征收“碳排放税”，亦即让实体经济国家在为虚拟经济国家提供实体商品的同时，用缴纳“环保税”的形式，将美元、欧元或“世界货币”“回流回去”，从而建立一个既能创造经济利益又能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完美的财富转移机制”。何新指出：“低碳经济是彼德伯格俱乐部的精心设计，由共济会国家近年强力向世界推行，准备向中国征收‘炭税’和发行‘炭货币’的战略举措之一。”（何新：《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53页）这是由长期以来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和奥巴马总统2010年4月关于中国发展方式的讲话所证明了的。而奥巴马的这个讲话恰恰印证了“盎格鲁-撒克逊计划”和费尔蒙特饭店会议。4.在全球推广人体芯片植入，谋求建立一个全球范围可以远程控制人和个人信息的“芯片人”社会　　这是2009年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四项议题之一，其他三项议题分别是：将世界卫生组织改造成“世界卫生部”，利用流行病等“特殊事件”制造地缘政治灾难;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造成“国际财政部”，利用世界经济危机，推动统一的“世界政府、世界货币、世界央行”的进程;征收“碳排放税”。（参见上书，第87页）5.世界政府计划　　共济会，原名Free and Accepted Masons，直译为“自由石匠盟会”，是17世纪一个由少数犹太人和盎格鲁-撒克逊精英家族组成和主宰西方国家政治经济乃至影响世界进程的的秘密跨国政治组织。其目标是由这些极少数白人精英家族主宰全世界，具体目标是“建立由北美和西欧的财富、权力的世袭精英集团控制下的世界政府，进而建立一个从属于西方游戏规则的新世界秩序。”（同上，第10页）这表明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确有一个隐形的组织。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再由私人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国际垄断以及全球垄断，这是马列主义的表述，是正确的，也为历史所证明。同时，历史更进一步证明，马克思生前多次论及的共济会这个国际资本家联盟，是国际垄断资本最上层的一个极其隐秘的组织，在20世纪随着国际共运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以及冷战的展开而逐渐隐身了。后冷战时期，随着世界政府计划进入成败攸关的历史时刻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性破产，共济会又重新显形。　　当代世界政府计划，具体说，就是要在21世纪大大“减少”世界人口，取消国家主权，建立他们主宰的世界政府。（同上，第44页）这个世界政府的基本特征是：第一，实施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第二，建立掌控全球金融的世界统一银行和推行一种世界统一货币;第三，以北约为轴心建立全球警察;第四，将世界人口减少三分之二，对人类、资源和市场实行芯片-数码化的全面信息化管理和控制。（同上，第11页）这才是西方全力鼓吹和推动的全球一体化和所谓普世价值的真实政治含义和具体内容。布热津斯基提出，鉴于这个目标各国“人民感情上和直观上都不容易接受”，“推进世界政府，应该以间接、缓进、委婉、巧妙和曲折的方式和手段，逐步达到目的”。他的这一思想“得到了老布什的大力支持，1990年苏联解体前夕，老布什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一系列方针政策中明确提出要‘建立世界新秩序’。”（同上，第44-45页）　　孟子曰：“不仁而居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人类社会尤其是有色人种不幸，近代以来为不仁者居了高位，播其恶于众的结果是近几百年殖民战争烽火遍及全球，兵连祸结，二十世纪上半叶又打了两次世界大战，进入21世纪似又将降奇祸于斯人。以上计划是反人类的，比中国古人指责昏君“失道”要严重得多，而且相当疯狂。“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天下畔之”，所以这些计划最终注定失败。对于2500年前由孟子揭示的这个地缘政治学原理，历代中国人一直坚信不疑，今天仍然如此。　　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结论也是一样。中国政治文化历来固守一项原则，就是不惹事，也不怕事;表现在地缘政治上，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则天不会塌下来。相反，如果遇事怕字当头，畏葸养奸，引狼入室，则天一定会塌下来。现在的问题是，“影子政府”的计划早已经付诸实施，只是世界上多数人还蒙在鼓里，有些人则不相信这是事实，以为是无稽之谈，其实是现在的一些国家很弱智，例如著名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就公开宣称日本是低智商国家，并著有《低智商社会》一书(有中译本)。　　何新《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一书中《加强对西方政治幕后势力的研究》一文署名为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前方，应是一个有权威性的写作班子，文章说：“综合以上情况，我们认为，由大资本家、大金融垄断集团精英成员组成的共济会等秘密组织，以及其世界性经济和政治目标基本是可信的。鉴于其活动直接涉及我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尤其是当前比较直接的金融安全利益，不可因为目前暂时没有更确切的资讯而忽视之。相反，应对其相关的资料和信息予以足够重视，尽快组织深入研究，并将其放到对当今国际格局大变动、大调整的背景，以及我国国家战略谋划与布局中去看待和应对。”（何新：《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页）　　署名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方、东源的文章还指出：“在西方政府支持配合下，共济会组织、金融寡头们的基本宗旨和行动，均以全面控制我国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财富，建立所谓‘世界新秩序’为终极目标。”（《西方的“影子政府”以及相关资料》，何新：《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　　笔者完全赞成何新和上述有关方面文章的基本判断和基本观点，实际上《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一书和近年来国内外的有关著作(如郎咸平的有关著作、威廉·恩道尔的《霸权背后》、《金融海啸》、《粮食危机》等书、宋鸿兵的《货币战争》、廖子光的《金融战争》、迈克尔·赫德森的《金融帝国》、戴旭的《C型包围》，等等)都拉响了一个涉及国家安全、贸易金融、国防外交战略政策等方面的重大敌情警报。回过头看，从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兴起到20世纪的热战和冷战，以及进入后冷战时期西方推行的上述计划，其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其目的是始终如一的，其战略和计划是渐次推进的。上述计划表明，“在对苏联取得胜利之后，西方策动了持续不断地第四次世界大战。　　这是一场特殊类型的战争，不是重新划分世界的战争，——正如以前发生过的一样，而是为了完全统治世界。这是一场为人类、国家和人民以后的历史(他们中有的国家和民族应当处在这段历史当中，而有的却没有。”（(俄)瓦西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著，于宝林、杨冰皓等译：《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4页）中译本此处的译文是“他们中有的人应当处在这段历史当中，而有的人却没有。”笔者认为这里的“人”，应译成“国家和民族”似更符合作者原意，因为作为失去国家民族这个地缘政治主体依托的个人，在未来那段历史中即使生存下来，也没有地缘政治意义，个人更毫无安全保障。　　而且，啥叫“有的有”?就是有的民族会存活在未来的历史中，甚至独霸地球;啥叫“有的没有”?就是种族被灭绝。彼得罗夫说得委婉，这里笔者作为教书匠，必须掰开了揉碎了说，否则在这个低智商时代许多人还是不明白。彼得罗夫的这个对全球地缘政治的这个基本判断，主要是在总结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历的那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普京语)的深刻教训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其观察非常深刻，也与何新上书披露的资料相符。只不过上一次是苏联首当其冲，这一次是轮到中国首当其冲了。中国之后，必定还会轮到俄罗斯。至于之后的之后，轮到谁人，就不言而喻了。其实对于这个21可能发生全球地缘政治前景，近年来国际上许多有识之士都已经看到了，只不过其表述不同罢了，有的说是如果搞得不好，21世纪中叶以后世界将进入“黑暗的中世纪”，有的说将是“更坏的世界体系”，还有的说“回到石器时代”，更有的说是“人类灭亡”，诸如此类。　　历史证明，冷战是美国(在二战结束前就已经)策划和实施的一个有强大的政治和学术支撑而设计精细、操作细腻、实施起来无孔不入的极其庞大而高效的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由“影子政府”操控，由历届美国总统直接领导，由中央情报局这个超级部门牵头实施，可称之为美国的一号工程。这个贯穿20世纪大部分历史的一个全球基本地缘政治事实，被俄罗斯地缘政治学家瓦西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称之为主要针对苏联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俄)瓦西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著，于宝林、杨冰皓等译：《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3页）　　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个地缘政治过程更加复杂化，90年代以后，经过两极格局倾覆和剧烈震荡，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正在经历急遽变动。美国单边主义失败，国际共济会所期望的局面并没有出现，相反却出现令布热津斯基也感到恐惧的“全球政治觉醒”。但是，由于共济会体系的地缘文化和阶级本质所决定，他们仍然一意孤行，甚至更加疯狂地推进自己的战略计划。由于其计划的反人类性质，共济会体系内部实际上也在分化和分裂，愈来愈多的内幕和绝密文件被透露出来，就是明证。世人终于发现，近代以来西方的政治和经济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它与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那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是同一只手吗?众所周知，斯密在死后两百年才被尊为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泰斗，捧上神坛，但是鲜为人知的是，正是斯密早年“负债累累，吃了上顿没下顿，正在被迫四处搞‘理财讲座’诈骗钱财的时候”，被大卫·休谟(1711-1776)带入政界，加入共济会。　　1770年光明会资助他写一本书，鼓吹放弃政府监管，建立没有任何政府管理的“自由经济体系”，这就是1776年出版的著名的《国富论》。但是，斯密还是一个写过《道德情操论》的有良知的爱国者，他“感觉到如果否定政府管理，英国经济会大乱，最终一切将由共济会说了算”，所以他又提出要“防止大资本的垄断”，被认为是影射共济会对英国经济的幕后主导。众所周知，斯密晚年向苏格兰长老会做了忏悔，重新皈依上帝，这就背叛了共济会的神秘信仰。而且，他临终前在遗嘱中要求家人焚毁包括《国富论》在内的所有手稿，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忏悔。　　值得注意的是，一位任英国剑桥大学历史与经济中心主任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艾玛·乔治娜·罗斯柴尔德(Emmma Georgina Rothschald，1948.5.16-)曾经公开否认“看不见的手”，她说：“‘看不见的手’不是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重要概念，所谓‘看不见的手’，其实只是斯密在开一个反讽的玩笑。”（参见《亚当·斯密受雇于共济会写作《国富论》，何新《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78-181页）“那么，亚当·斯密在讽刺谁?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什么要否定‘市场经济’的那只‘看不见的手’?这难道不奇怪吗?其实，斯密用这只手暗讽的就是共济会的『主宰者罗斯柴尔德家族』。”（同上，第180-181页）　　历史开了多大的玩笑?那么，是谁指鹿为马，移花接木，把斯密暗讽的共济会这只“看不见的手”硬说成是自由市场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并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全球自由化洗脑运动?真是巧妙之极，是不是一个地缘政治手段?不知当代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崇拜者们(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对此有何感想?相信多数人会有所觉醒，但是也一定有些人“不想正视现实，而宁愿继续仰慕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大树”。　　何新指出：“对共济会政治活动的揭秘性研究，将导致近现代世界历史的改写!”相信它的冲击将带来国际学术生态乃至国际政治生态的重大变化，关于这一点，我们看看俄罗斯的例子就明白了。虽然苏联在冷战中遭到惨败，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俄罗斯终于恍然大悟了。越来越多热爱自己祖国、不愿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分离的人们，正在努力摆脱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和外部强加的西方价值方面的错误残余，将自己及后辈们对未来的希望与在国内争取影响国家发展方向的政治权力结合起来，与从西方到东方外交关系的重新定位结合起来，与摆脱世界邪恶桎梏结合起来。这种桎梏是美国式的极度扩张的世界秩序，实质上就是法西斯主义的世界秩序的化身。”（(俄)瓦西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著，于宝林、杨冰皓等译：《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页）人们看到，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不仅是在俄罗斯发生的地缘政治进程，不仅在俄罗斯，在欧美发达国家，在拉美和许多其它国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破产和美国金融海啸激起的的全球政治觉醒正在形成一种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大的地缘政治力量。　

　(本文为拙著《世界变局与中国前沿》第一章《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分析》第一节的节选，原文无副标题，该书已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来源：大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