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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詩經》、乾嘉學及西方偽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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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論學書紮

論《詩經》、乾嘉學及西方偽史

說明:本文是何新與友人談話归後,有感而寫的一封学术信件。(附注:这是老何与王岐山的一封通信)

XX兄:

昨蒙賜教,談及乾嘉學術、《詩經》考據以及《文學史》等问题。歸而細思,言有未盡,茲借此函再略陳陋見如次。

一、關於《詩經》的考據類著作

乾嘉學派的《詩經》注疏,集大成者竊以為當以晚清王先謙著《詩三家義集疏》為著名。

王先謙(1842~1917年),號葵園,湖南長沙人,晚清湘學之殿軍人物,曾任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江蘇學政等職,並曾主持南嶽書院多年,校刊古籍文獻多種。

乾嘉學派興起在明末清初。但其學術成就之集大成著作,則多出現在晚清。

王先謙的《詩三家義集疏》,收輯西漢以來齊、魯、韓三家詩說,兼取宋元明清以下歷代學者的疏解,折衷異同,加以考核說明。故此書可謂乾嘉學派《詩經》研究的集大成著作。但是對於現代不甚熟悉樸學的人,此書不好讀。

屬於現代繼承樸學遺風而比較好讀的,有高亨的《詩經今注》以及《聽高亨大師講詩經》(高亨,吉林人,已故著名學者)。此外較為可讀還有周振甫《詩經譯注》、程俊英的《詩經譯注》等。

但是老實說,《詩經》中有一些老大難篇章,正如《尚書》、《周禮》、《周易》等儒家經典,自漢唐以來從未被搞懂。我記得王國維信劄曾說“五經”自古盲人摸象,《尚書》十之七,《詩經》十之五,沒人能懂。諸家異說,無非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二、關於何新的《古經新解》

我20年前的舊作:何新《風與雅:詩經新考》及《雅與頌·華夏上古史詩新考》,多有一些個人的發明及新義,自以為可以破解若干前人所未知。

舉個例子,《詩經》第一篇《關雎》中雎鳩究竟是什麼鳥?歷來都以為是黑色的魚鷹。魚鷹是猛禽凶鳥,且貌醜,竟被詩人作為開篇起興的男女愛情之象徵,豈不奇怪?

而我考證則證明,所謂“雎鳩”非魚鷹,其實就是杜鵑鳥,也就是杜宇、子規、布穀鳥。華夏自古有以報春鳥之杜鵑作為愛情象徵的習俗,所謂“春心報杜鵑”。自以為此論可破千古之覆。

又如《周南·兔罝》一篇,描寫的是赳赳武士,而歷代都解釋兔罝為捕殺兔子的網籠。我指出古代江淮、江漢的楚人稱老虎為“於菟”,訛音即玉兔(所以月亮神話中吃月亮的虎神,漢代以後也變成了月神玉兔)。故詩中的兔罝並不是兔子籠子,而是伏虎的網羅。

《詩經》中的許多語句,貌似很難懂。但是我的書中運用訓詁(很少有人知道此學原為孔子、子夏所創)的音近義通的原理,打通了許多語言障礙。

例如“關關雎鳩”的“關關”二字,其實就是現代語“咕咕”兩字的轉語,描寫雎鳩的叫聲。所謂“關關雎鳩”,不過就是“咕咕杜鵑叫”的意思,毫不深奧。

又如《大雅·蕩》的名句“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看起來難懂。其實“靡”就是“莫”的轉字,無的意思。“鮮”就是“稀少”之“稀”字的轉語,“克”就是“可”的轉語。無不有初,稀(少)可有終——文從字順,意思無非就是很難做到有始有終。

再如《詩經·小雅》中的“不敢暴虎,不敢馮河”,這兩句在《論語》中被孔子簡化為四個字“暴虎馮河”。貌似很難懂,歷來聚訟紛紜。有人在所著的《論語別裁》中解釋此謂“發了瘋的暴虎站在河邊跳河”,令人噴飯。

其實呢,“暴虎”之“暴”,就是“搏鬥”的“搏”的通假字。“馮河”之“馮”,就是“浮水”之“浮”(古字為淜)的通假字。“不敢搏虎,不敢浮河”,就是不敢徒手搏鬥老虎,不敢徒手浮渡大河——有何難懂?

[附注:“暴”為“虣”(音bào)的異文。毛傳和《爾雅》釋“虣”為“徒搏”,即徒手搏虎。“馮”(古音憑),段玉裁說為“淜”(音píng)的假借字。《說文》:“淜,無舟渡河也。”也就是游水,即浮河。淜、浮今音不同,古音通,是同源字。]

其實古代漢語與現代漢語並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麼大的懸隔,基本的語言結構並無不同。許多古語古字換個寫法,今天仍然活著。所以諸如此類的成語,貌似艱深,一旦打通文字障礙,即曉暢明白如晝也。

在我的《古經新解》中此類新義頗多。我自認為何氏《古經新考》是效仿乾嘉遺風的新派考據之作,是我平生著作中很以為自豪的一套有趣之書。化深奧為簡單,化幽深為平易,所以20年來已經多次修訂和重印,發行量不小。

三、關於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

關於古代文學史的著作,我認為目前最好的一部,仍然是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本書寫于1939年,成書於1948年。此書是一部三卷本巨著,上起殷商,下迄晚清,全面地論述中國文學詩詞歌賦、散文、小說及戲劇的發展歷程。

作者效法法國人朗松(Gustave Lanson,1857~1934年)的名著《法國文學史》,注重描述歷史思潮和變遷,從詩人、作家的身世、性格與社會背景的結合,發現並闡發作品的個性。全書論述頗見精彩,文采煥然,咀百家英華而成一家之言,在眾多同類著作中獨樹一幟。

四、關於乾嘉學術

乾嘉學派創始者為明末清初鼎革之際的方以智、顧炎武,大成于戴震、錢大昕等,標榜復興“漢學”(恢復漢儒之學),其實暗含不忘漢地民族本源的政治涵義。

針對宋明理學玄談心性、義理、綱常,“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形而上風尚,漢學家轉而提倡實事求是的考證方法,主張由研究文字音韻訓詁的所謂“小學”考據入手,重新解讀儒家經典,主張恢復漢代尊古、尚樸的學術精神,故也稱為“朴學”(樸素之學)。

“乾嘉學派”雖以“乾嘉”表明其時代特徵,但其學則並非僅在乾隆、嘉慶兩朝。範文瀾說:“自明清之際起,考據曾是一種很發達的學問。顧炎武啟其先行,戴震為其中堅,王國維集其大成,其間卓然成家者無慮數十人,統稱為乾嘉考據學派。”(《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

顧炎武是吳人,戴震是皖人,所以乾嘉考據學派興起于吳學和皖學。

乾嘉學術中微觀考據學(所謂“小學”)最著名,主張“求道者不必空執義理求之也。但當正文字,辨音讀,釋訓詁,通傳注,則義理自見,而道在其中矣”。所以乾嘉學術以文字、訓詁學、《說文》研究為顯學。

嘉慶時代爆發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漸開埠,思想界遭受西學、新學及新思潮的猛烈衝擊。在北方及東南沿海,乾嘉學派遂趨衰落。但在內地之湖南、四川則仍盛行,晚清又出現湘學(王先謙等古文学派)、蜀學(廖平、蒙文通等新今文学派)。承其餘緒,也有發明。

五、清代精英耽迷考據學而誤國

但我個人認為,縱觀有清一朝,蓄辮子的漢人早已不是華夏衣冠。

清朝時代,無論皇家所宣導的宋學(理學),還是士大夫以下民間盛行的所謂“漢學”即乾嘉學術,可以說並誤中國三百年。何以言之?

蓋清朝立國前,自漢唐至晚明,中國之文明、學術及科技均領先於世界包括歐洲(明代西方來華傳教士的著作可以證明)。但清朝開國後的17世紀以下,歐洲進入 “生氣勃勃的資產階級革命時代”(恩格斯語)。經歷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宗教改革後,17世紀啟蒙運動興起,近代科學及實證哲學陸續開創建立,文化科技日新月異。此時期歐洲人才輩出,群星燦爛,出現了莎士比亞、培根、牛頓、笛卡爾、洛克、康得、貝多芬、莫札特等眾多文化巨人。

而此時期清朝治下之中國精英,則完全蒙昧于世界之進步。閉目塞聽,固步自封,舉國知識份子沉湎于乾嘉學術,即餖飣考據,“爭治詁訓音聲,瓜剖釽析”,“錮天下聰明智慧使盡出於無用之一途”(晚清魏源語)。

中國文明之于西方文明及世界文明的隔絕與落後,就是從清朝閉關鎖國統治下的這三百年而拉開巨大距離的。浸潤朝野精英的所謂“乾嘉學術”實難辭其咎。

六、考據學其實多為語言猜謎遊戲

乾嘉學派的考據學,許多研究物件不過是一些有趣的語言猜謎遊戲。譬如,無論“雎鳩”是魚鷹或是杜鵑,“關關”之擬聲是咕咕或者呱呱,於國計民生又有何益?

曾國藩曾經批評考據學說:“嘉道之際,學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風,襲為一種破碎之學,辨物析名,梳文櫛字,刺經典一二字,解說或至數千萬言,繁稱雜引,遊衍而不得所歸,張已伐物,專诋古人之隙。”(《曾文正公集》卷一)

梁啟超在1904年發表的《新史學》上也批判乾嘉考據學風,說其:“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

但是,乾嘉學派中特有一派(錢大昕、趙翼、王鳴盛等)比較注重歷史及地理(如閻若璩、顧祖禹的歷史地理學),至晚清代表人物則有王國維,這一派由史學考據轉入歷史的清算總結,研究華夏歷史地理的古今沿革與變遷,至今仍然頗有學術價值。

此派證古者之學術成果、實用意義高於治語言、文字、版本的考據一派。

[明末利瑪窦等西方教士入中國帶來近代西方实证經驗方法,顧炎武等江南實證思潮兴起或與此有關?]

七、考據學後期有人走火入魔

版本考據一派,在清儒崔東壁後,走火入魔,幾乎無書不可證偽(《崔東壁遺書》)。晚近顧頡剛(80年代)仍大力吹捧此人此書,冬烘、腐朽、可笑!

由偽書考再到偽史考,再到後來的《古史辨》派,盖認為中國古史自伏羲、炎黃、堯舜禹至夏代以上,皆為一片传疑空白。

此等觀點,愚者如我絕不能贊同。

八、西人古史多出神話及偽造

然而西方學術卻從來沒有什么偽史、偽書考。

中國歷史書,春秋時代即有《春秋》,戰國時有《戰國策》,而後《史記》、《漢書》也都是本朝人的著作,皆基本為一代實錄。许多古书竟然可与出土竹木简帛书相互印证,令人惊叹!

而西方的史書全部都是出自文藝復興以後的所謂“重新發現”,而且皆无存古早版本之早期原著,又經希伯來文、拉丁文甚至阿拉伯文之輾轉翻譯。

若以清代版本考據的嚴苛眼光觀西方荷馬、希羅多德以下之所謂“史書”,可以說無一部不是偽書。實際這些書也多以不明來源的神話傳聞為主,絕非實錄,根本不应当視為信史。

我说的這些文藝復興以後才被西方“重新發現”而來歷不明的書,包括希羅多德的《歷史》、荷馬史詩,以及亞里斯多德、柏拉圖等的全部名著。当然,这些著作虽然来历不明,不可据为信史,但也并非毫无文学或者学术价值。

印度历史亦然。印度古代本非統一國家,自古也無文字歷史传世。所謂梵文早已是一種死亡文字。而原初之梵文究竟是古尼泊爾、巴基斯坦或者西域波斯地区之古文字,還是真正的印地文字,至今也始终大有問題。

至於一些著名的所謂“吠陀經”梵書,則無一不是19世紀英國學者根據口頭傳說所編纂,無一可據為上古經書或歷史。最早一部成文的印度史,竟乃是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是中國人替印度人寫的城邦歷史。

歐洲人,18、19世紀以來主要根據《聖經》(本來是東方古敘利亞人的宗教信仰)和荷馬神話(本是小亞細亞的民間傳說)來偽造西方的古代歷史。

所以,近代西人以考古證神話,從神話造歷史,又發明根據語法的相似性劃分種族的偽人類學,於是而有所謂“雅利安人”的分類,於是而有所謂的古希臘史、亞歷山大東征史,以及什麼拜占廷史、古印度史等等。實際上,西方關於希臘羅馬、印度的古代編年多出臆造,無一可信。

而多數中國學人對西方偽學之上古史懵然無覺,多盲目崇拜而不疑。我近年揭露西方偽史後,偽學信仰者瞠目結舌而無力以实论来反駁,只能捶胸顿足罵我為“學術義和團”,可笑,可憐,可歎!

以上由昨日所讨论之《詩經》及考據學,到疑古學以及世界历史而生发之餘論,乃鄙人一己之私見。

在下於學術界、理論界一向獨往獨來,天低吴楚,眼空无物。以上所說或甚荒謬,则敬請海涵。順頌

秋祺!

何 新 再拜謹上

2015年9月6日



 

杰克·伦敦100年前的惊人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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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伦敦1876-1916,美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中国人最知名的美国作家之一,中学语文课本中有其《荒野的呼唤》选段。他出身于美国底层平民,在思想上受到达尔文的弱肉强食、马克思的社会进化论以及尼采的个人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影响,早年参加过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成名后沉迷于纸醉金迷的生活,40岁时服用过量吗啡而死。1904年他以记者身份只身潜入日本以报道日俄战争,被日本当做间谍拘捕,在朝鲜半岛历尽艰险后被美国营救。之后在旧金山报纸上发表了《黄祸》yellow peril一文,表达对日本在中国扩张后果的忧虑,指出被日本占领后高效运转起来的中国将会颠覆西方世界。

1910年他又在文学政治杂志mcclure's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史无前例的入侵》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后收录于1914年出版的小说集《强者的力量》The Strength of the Strong。此文是针对《黄祸》所提出问题的解答,也就是通过生物战对中国实行种族灭绝以防止中国的崛起。小说中预言了日本对华战争和失败,中国的迅速工业化和人口爆炸。最终西方国家联合起来通过细菌战消灭了所有中国人,在作者看来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可行方案”。纳粹德国独裁者希特勒的犹太人集中营与民主美国自由文人的种族灭绝计划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只是在这场大屠杀中洋奴们似乎同样没有幸免。小说中预言的生化战争不久即被日本人在侵华战争中付诸实践,日本战败后其实验成果由美国占有,并随即在朝鲜战场、越南战场上投入实战。80年代艾滋病开始从西非向世界范围内传播,本世纪初非典和禽流感等基因定向性病毒开始周期性肆虐东亚,看来这一思想遗产终于在百年后得以稳步实施。 

 以下译文来自网络,不保证准确性。英文原版见:

http://london.sonoma.edu/Writings/StrengthStrong/invasion.html

 【前所未有的入侵和中国的麻烦】

 前所未有的入侵世界和中国之间的麻烦,在1976年达到其顶峰。因此,美国自由女神像屹立二百年的庆祝活动被延期。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的其他计划也出于同样的原因被取消,改变或者推迟了。世界冷不丁醒来,发现了这个七十年来未被察觉的危险,但事态已经不可控制地向着它必然的趋势发展。 

实际上,1904年的变局已经揭开了这一巨变的大幕,并在七十年以后,给整个世界带来了恐慌。1904年当日俄战争发生的时候,历史学家曾严肃地指出,这一事件标志着日本正式进入国际大家庭。实质上,它其实标志着中国的觉醒。人们曾经期待过这种觉醒。西方国家曾试图唤起中国,但最后失败了。出于他们天生的乐观骄傲和种族自我中心主义,他们因此得出结论,这任务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中国永远不会醒来。

但他们忽略了一点:他们和中国之间没有共同的心理内核。他们的思维过程是根本不同的。甚至没有任何共同的词汇。西方人的头脑试图进入入中国人的心灵,但还没有进入多远,就发现一条深不可测的迷宫。而中国人的心灵同样进入西方的头脑很短的距离,就碰上了一堵不可逾越难以理解的墙壁。本质上这是因为语言的障碍,而导致由于没有任何办法将西方的思想传递到中国人的心灵中去。中国人仍然是沉睡着的。西方的物质成就和进展对中国人完全是一本合拢的书,西方人也打不开中国的书。

在以英语为母语的民族的胸腔深处,有一种吼出喊出撒克逊语言的能力;而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是说出自己的象形文字的能力,但中国人的心灵却吼不出撒克逊语,而讲英语的心灵也难以理解象形文字。他们心理的质地是这样的完全不同。使得这两个民族精神上的差异犹如外星人一般。所以西方的物质成就和进步,并没有给沉睡的中国留下任何印痕。直到日本在1904年对俄罗斯取得了胜利。日本民族从此成为了东亚民族中的异类和榜样。日本以一种奇异的方式接受了所有西方的知识。日本迅速吸收西方的思想,并消化它们,并干练地将其应用于实践,于是她突然迸发,全副武装,成为了世界权力的一极。没有办法解释这种日本特有的对西方外来文化的开放性。正如我们也没法解释在动物王国中的任何生物的突然运动一般。

在决定性的击败了俄罗斯帝国之后,日本立即着手实施自己的帝国梦想。 韩国成为了她的一个粮仓和殖民地; 利用条约特权和老奸巨猾的外交使她得到了满洲的垄断权。但日本并不满足。她转身向后看,她的眼睛盯住了躺在那里的幅员辽阔的,并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工业文明的支柱——铁和煤的储备的中国。除了天然资源外,决定工业发展的另一重要的因素是劳动力。而在该领土上有着四万万人口,占地球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此外,中国人不仅是优秀的工人,而且他们的宿命哲学(或宗教)和他们顽固的神经特点使他们在合适的管理之下可以成为极好的士兵。不用说,日本准备进行管理。但最妙的一点是,从日本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他们的亲族。令人费解的谜语般的汉字对日本人并不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日本能够理解,西方人永远无法学会,或希望了解的内容。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心理过程是相同的。日本人与中国人一样具有相同的思想符号,有同样的细微之处。日本人看中国人的心灵时可以轻松越过我们犹豫不理解的障碍。也可以在我们无法感知的转折点转折,翻越周围的障碍物,并达到我们无法进入的中国人的心灵深处。他们是兄弟。不久前,一方就借用了对方的书面语言,以及在这无数代之前,他们从共同的蒙古人种之根分开。虽然曾有被不同的环境条件带来的改变和其他血液的输注,但在其生命的底部,是一个共同的遗产,一种时间没有抹煞的交织在一起的共同之处。于是日本开始了她占领中国的计划。

在与俄罗斯的战争之后不久,她的代理人涌进了中国帝国。她的工程师和间谍在边境1000英里外艰苦工作,穿着像苦力,打着流动客商或是传教僧人的幌子;记下每个瀑布的马力,建工厂的可能地点,山的高度和位置,战略优势和弱点,山谷中的农场积累的财富,在一个地区或可以强制征收的劳动者人数和公牛的数量。从未有过这样大规模的普查,因为可能已没有其他人比日本人更顽强,更耐心,更爱国。

但在很短的时间内秘密行动就被弃置了。日本的人员开始重新训练中国军队,她的训练官将中世纪的士兵变成了二十世纪的战士,习惯了所有现代战争的机械并获得了高于任何西方国家的士兵平均水平的枪法。日本工程师深化和拓宽了中国复杂的运河系统,建立工厂和铸造厂,用电报和电话将整个帝国联系起来,开创了铁路建设的时代。这些机器文明的曾经的反对者,现在在他们的国土上发现了巨大的石油储量,铜矿和铁矿,生产着世界上最好的天然气的天然气井。在中国的帝国议会充满了日本的使者。在政治家的耳朵边上低声诉说。日本人重建了帝国的政治。他们驱逐了中国的传统学者,并斥之为反动暴力分子,而选派要求进步的革命的官员进入办公室。并在每个乡镇和城市开始发行帝国报纸。当然,日本的编辑按照直接从东京来的政策负责这些报纸的导向。正是这些文字教育了巨大的人口并使他们获得进步。

中国最后终于清醒了。西方在这一点上失败了,而日本却成功了。她已经将对西方文化和成就的理解传递给了中国。日本自己突然惊醒时就已经震惊了世界。但在当时她只有四千万人口。中国的觉醒,与她的四亿人口和世界科技的进步加在一起,就更为惊人。她成为了国家中的巨人,在国际事务中开始听到她的尚不明朗的声音。日本怂恿着她,骄傲的西方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倾听。中国在迅速和明显地上升着,可能仅仅因为她的高质量的劳动者。中国人是完美的工人,而且一直如此。在纯粹的工作能力上,世界上没有工人能与他相提并论。工作于中国人就像呼吸那么自然。工作对于中国人就像远洋旅行和冒险对于西方人一样。自由对中国人来说就集中体现在辛苦的劳作。辛苦的耕作和没完没了的劳动是他生活中唯一需要的权力。而中国的觉醒不仅给了其庞大的人口自由和不受限制的劳作手段,而且是最机械和最科学的劳作手段。

中国返老还童了!这时的中国离完全失控只有一步。她发现了自己新的自豪感和意愿。在日本的指导下,她开始自作出新的主张,但并没持续很久。在日本的建议下,她一开始已驱逐了所有的西方传教士,工程师,训练官,商人,教师。她现在开始驱逐来自日本的代表。后者被中国政治家接见,获得荣誉和勋章之后被送回日本。西方惊醒了日本,日本也补偿了西方,但日本却没有被中国补偿。中国感谢她的好心的援助,并把她的背包和行李甩到了门外。西方国家笑了。日本曾经的梦幻已经化为泡影,她大大地生气,中国嘲弄了她。于是武士刀拔了出来,日本贸然发动战争。这场战争发生在1922年,满洲,韩国,和台湾在七个月的血腥后离日本而去,日本再次回击,结果却是彻底破产,并只好龟缩在她的峡小,拥挤的岛屿。日本从此推出世界舞台。此后,她致力于艺术,她的任务变成了像世界展示她创造的奇异和美丽的世界。

与预期相反,中国并没有被证明是个好战国家。她并没有拿破仑一般的梦想,而只是积极投身于和平的艺术。在世界惶惶不安之后,他们终于发现,中国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战争,而是商业。虽然,后来还会知道这并非中国真正的危险之处。中国继续开始享受她的机器文明。中国并没有建立一个庞大的常备军,她建立一个非常出色高效的民兵组织。她的海军是如此之小,并成为世界的笑柄,她也没有试图加强她的海军。世界的通商口岸也从未有中国的战舰访问过。真正的危险在于中国的繁殖力,于1970年开始,第一次有人提出预警。而一段时间之后,毗邻中国的所有领土已经开始抱怨中国移民,但现在世界突然了解到,中国的人口是五亿。因为她的觉醒,中国人口又增加了几亿。

博彻特公爵呼吁关注中国人的数量已经超过白人的事实。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加法。他把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非,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俄罗斯欧洲部分,以及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口相加。结果是四亿九千五百万。比中国人口少了五百万之多。博彻特的数据传到了整个世界,全世界都颤抖了。许多世纪以来,中国的人口一直不变。她的领土与人口已经饱和,这是说,她的领土,与原始的生产方法,已经支持了人口的最上限。但是,凭着她醒来时开始实施的机器文明,她的生产力已大大增加。因此,在同一地区,她能够支持更多的人口。出生率开始上升,死亡率下降。在此之前,当人口过多生活资料过少时,过剩的人口会被饥荒扫除。但现在,由于机器文明,中国人的生存手段已经大大增加,再没有饥荒,她的人口持续地增加。在这段过渡和发展力量的时间里,中国并没有表现出征服世界的打算。

中国不是一个帝国主义的种族。而是勤劳,节俭,爱好和平的。战争被中国人看成一个不愉快的,但有时必须执行必要的任务。而西方种族却在不停地争吵和战斗,在整个世界冒险,中国则完全冷静下来,在她的机器上工作和成长。现在,中国开始派出大量移民,在所有的边境上,中国移民以一种可怕的冰川一般的缓慢而坚定的势头蔓延到邻近的领土。继勃彻特的数字提出报警后,法国在被长期威胁后,于1970年作了一个决定。那时法属印度支那已完全被中国移民占领。法国人要求停止。却无法阻挡来自中国的人流。法国在她不幸的殖民地和中国之间的边界集结了十万部队,中国派出了一百万民兵战士。后面跟着战士的妻子和儿子,女儿和亲属,以及他们的家庭行李,组成第二集团军。于是法国部队像一只苍蝇一样被拍死了。然后中国民兵战士与他们的家人一起共超过五百万人冷静地在法属印度支那落户并计划停留个几千年。

法国愤怒了。她派出一艘又一艘舰队开往中国沿海,并为此几乎倾家荡产。中国没有海军。她撤回到内陆并拒绝回应。对于法国舰队封锁她的海岸并轰炸暴露的城镇和村庄。中国并不介意。她对这个世界无所要求,也不在乎他们。平静地撤离法国枪炮的范围后,中国继续工作。法国哭了,绞着她的无能的双手,呼吁其它惊呆了的国家支援。随后,她派遣一支队伍大胆地深入中国,计划到北京兴师问罪。这支队伍由二十五万强大的战士组成,是法国之花。这种队伍的登陆和进入内地都没有遭受任何抵抗。但这是最后一次见到它。在第二天这支队伍就失去了联络。没有一个幸存者回来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事。它已被中国的血盆大口吞噬,这是人们知道的所有消息。

在随后的五年中,中国在所有的边境的方向,在快速地扩张。暹罗成为了帝国的一部分,并且缅甸,马来半岛也被侵占,而沿西伯利亚南部边界,俄罗斯被中国人一步步推进。这个入侵的过程很简单。首先出现中国移民(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国人已经在那里,不知不觉地居留和扩张长达数年)。接下来出现是武装冲突和扫荡所有反对派的民兵战士大军,以及他们的家庭和家庭行李。最后作为殖民者在征服的领土安定下来。从未有这么奇怪和有效的方法可以征服世界。中国人进入尼泊尔和不丹,和整个印度北部边界。在西部,布哈拉,南部和西部,阿富汗,甚至被吞噬。波斯,突厥,与所有中亚都感受到这种洪水一般的压力。正是在这个时候,勃彻特修改他的数字。他已经错了。中国的人口,必须是7亿,8亿,没有人知道多少亿,但无论如何,这将很快成为十个亿。

勃彻特宣布世界上的每一个白皮肤的人类后面都有两个中国人与之对应,于是世界颤抖了。中国的增长应该已经开始很久了,可能始于1904年。有人记得自该日起,中国再没有发生一次饥荒。并以五百万一年的速率增加,在七十多年的时间里总人口会增加三亿五千万。但谁知道?实际上可能有更多的人口。谁会知道这个陌生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返老还童的中国,富有成效的中国,咄咄逼人的具有威胁性的新中国会怎么样!

1975年全世界在费城举行了大会。所有的西方国家,以及东方的几个国家,派代表出席了会议。没有达成任何结论。有国家建议奖励生育提高出生率,但被算术家嘲笑着指出,在这一方面已经没有任何国家能超过中国。没有人能提出应对中国的可行的办法。用联合国权力谴责和威胁中国,是这次费城会议和国际力量唯一做到的事情,中国笑了。李唐福,皇座背后的力量,屈尊回复。“中国为什么要为什么国际大家庭的和谐负责?说:”李唐福说。 “我们是最古老的,光荣的,高贵的种族。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天命要完成。抱歉我们的天命与你们不同这一点不令你们感到愉快,但是是你们你们会怎么做?

你们曾经也饶舌过什么高人一等的种族啦,全地球是你们的财产啦,对此我们只能说,还得走着瞧。你们侵入不了我们。你们的海军无足轻重。不要大喊大叫。我们知道我们的海军规模是很小的。我们的海军仅有治安的用途。我们不在乎海样。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的人口,将很快成为十个亿。多亏了你们,我们配备了所有现代战争的机械装备。把你们的海军送过来啊。我们不会注意到它们的。你们也可以向内地讨伐,但要记住法国的前车之鉴。你们可以驻扎50万士兵在我们的海岸,这将消耗掉你们的大量的资源。但我们亿万人会将你们一口吞下。发一百万过来;发五百万过来,我们会一样吞他们下来。哈哈!灭掉你们的部队简直不足一提,小菜一碟。我们可以发动一千万苦力到你美国的海岸,像你们曾经威胁我们一样灭掉你们,而这一千万仅仅是我们的每年人口增长数额的一半。

“对于李唐福的发言。世界不知所措,无助,害怕。他说出了真相。没有办法打击中国的惊人的出生率。如果她的人口为十亿,并在二十五年内一年增加二千万,最后将是十五亿,等于世界总人口在1904年的总和。而且。没有办法阻止这种恐怖的如滔天洪水般的人口过度繁衍和蔓延。战争对此是徒劳的。中国嘲笑着打算封锁她海岸线的计划。她欢迎入侵。在她宽敞的肚子里容得下集全世界之力派出来的队伍。在此期间,她的黄色人种的洪流会席卷整个亚洲。中国笑了,并通过他们的杂志阅读学习心神不定的西方学者贡献的专著。但有一个学者中国人未能注意到,这就是雅克布斯.兰宁道尔学者。实际上他被称为是一个学者也是很勉强的。雅克布斯.兰宁道尔是一个科学家,而且在那个时候,也还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在纽约市卫生局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雅克布斯.兰宁道尔的头脑和其他人区别不大,但在这头脑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想法。此外,他的智慧足以使他为这个主意保密。他没有为杂志写任何的文章。相反,他专门为此休了假。 

1975年9月19日,他于傍晚抵达华盛顿,接着直奔白宫,一次与总统的密谈已经被安排好。他与总统莫耶是密谈了三个小时。密谈的内容直到长时间之后才被世界各地所了解,而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人对雅克布斯.兰宁道尔感兴趣。第二天,总统召见他的内阁。雅克布斯.兰宁道尔出席了会议。会议内容完全保密。但是,当天下午,国务卿,鲁弗斯考德里离开华盛顿,并在第二天早上坐船到了英国。之后这个秘密开始蔓延,但只在政府首脑之间传播。这个国家只有不到六个人被信任并告知这个想法。之后这个想法开始在所有的造船厂,兵工厂,海军码头实施。法国和奥地利的人们开始怀疑这些不正常的行动,但政府对此未知的项目进行保密的呼吁是如此诚恳,最后这些活动得到了默许。

这是伟大的休战时间。所有国家都庄严承诺自己不与任何其他国家打仗。俄罗斯,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的军队开始逐步动员,第一波行动开始。力量集结后开始向东移动。所有铁路上都充斥着到亚洲的部队的列车。中国是这一切行动的最终目标。过了一段时间后,庞大的海上行动。来自各个国家的远洋军舰远征而出,舰队随后,一直到中国沿海。国家清空了他们的海军码头。他们派出了预算官,工兵,和灯塔守护者,他们派出了过去陈旧的巡洋舰和战舰。同时他们开始招募商船加入。统计表明,共有58640艏商船,配备探照灯和速射火炮,由各国开往中国。 中国在微笑地等待着。在她的土地边,沿着她的国界,驻扎了以百万计的欧洲战士。她动员了五倍于此的民兵等待入侵。这次看来与上次一样。但中国突然感到困惑。因为这支庞大的队伍并没有开始入侵。她无法理解这一现象。广大的西伯利亚边境一切都归于平静。她的海岸城镇和村庄甚至没有遭到炮轰。

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强大的战争舰队的聚集。世界上所有的船队,百万吨的战舰聚集在她的海岸线上,却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任何尝试。他们想使她离开她的地盘吗?中国笑了。他们以为能够厌倦死她,或饿死她吗?中国又笑了。但是,1976年5月1日,在京师那一千一百万人口的城市中,一位市民将目睹一个奇怪的景象。他看到喧闹着的黄种人民众挤满了街道,每一个排在一起的头都向后倾斜,每一双吊梢眼都转向天空。在蓝色的天空中,他会看见一个黑色的小点,小点越变越大,可以确定是艘飞艇。这个飞艇盘旋在城市上空来回飞行,降下奇特而无害的“导弹”:易碎的玻璃试管,在街道和房子的顶部粉碎成数以千计的碎片。但是,并没有任何人因这些玻璃试管丧命。什么都没有发生。也没有爆炸。虽然三名中国人被掉在他们头上的试管砸死了,但对于每年增长两千万的中国来说这算得上什么?一个试管掉在花园中的鱼塘里,并没有破裂。这家的主人把它捞上岸。但他不敢打开这管子,于是,他在他的朋友的陪同下,通过数量不断增加的围观人群,将试管交给了所在地区的长官。长官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在群众的注视下,他用他的黄铜烟管打碎了试管。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

比较靠近的一两个人声称他们看到一些蚊子飞了出去。这就是全部的情况。人群大笑后四散而去。不仅是北京,整个中国都在被这些玻璃管轰炸着。小飞艇从军舰上出发,每艇仅有两人,他们盘旋着经过所有城市,乡镇,村,一人指挥船,另一人投掷玻璃管。六个星期后,如果有人再次在北京出现,他会发现一千一百万人大都不知所终。他也许会看到其中的一少部分,大约几十万人,他们的尸体溃烂,分散在房屋和无人的街道上或是堆积在被丢弃的堆得高高的运尸车上。而其他人会分布在帝国各个公路和小道上。所有人都在逃离鼠疫灾区,远离北京,成千上万的人撇下未掩埋的尸体,火速撤离。但瘟疫不仅仅发生在北京,而是发生在帝国所有的城市,城镇,和村庄。瘟疫毁掉了这个国家。不是一种两种瘟疫,而是十几种的瘟疫。各种致命的传染病都在大地上快速蔓延。直到此时,中国政府终于理解了之前的准备工作,来自世界的舰队,锡制飞艇,和玻璃试管的含义。政府文件是徒劳的。他们无法阻止人口从鼠疫灾区逃离,把疾病从北京一个城市传到所有的土地。医生和卫生官员死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切都已经被死亡征服了,无视皇帝和李唐福的法令。李唐福死在第二个星期,皇帝隐藏在里,死在第四个星期。

如果当时只流行一种瘟疫,中国有可能应付。但当时流行了十几种瘟疫,没有生物对此全部免疫。从猩红热前逃脱的人被天花带走了。对霍乱免疫的人被黄热病带走了,如果有幸免疫,黑死病也能把他带走。这些细菌,病菌和微生物在西方的实验室被培养,又通过玻璃试管送到中国。然后所有组织消失。政府崩溃了。当签订条款的人几天后就会死去的时候,法令和宣言毫无用处。数以百万计的逃亡者在这片土地上狂奔,什么都顾不上。他们把传染病从城市带到农村,,无论他们逃到哪里,就把灾祸带到哪里。届时正值炎热的夏季,这是雅克布斯兰宁道尔精心挑选的日期,因此瘟疫到处肆虐。人们已经无法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能从为数不多的幸存者的故事中了解只言片语。生物袭击使整个帝国充斥着逃亡者。广大军队在从中国的边界消失了。

农场充斥着被糟蹋的庄稼,无人下种,地里生长的庄稼无人看管,也无人收获。这里最大的问题是流民。他们集结成几百万的群体,冲向被西方的巨大军队封锁的帝国边界,与其遭遇,并被驱赶回去。这场在边界线上的屠杀是惊人的。防卫线再次后退二三十公里以躲避众多死者的传染。但瘟疫还是爆发了,守卫边境的德国和奥地利的士兵以及土耳其士兵被击倒。虽然已经为这种情况的发生做了准备,依然有欧洲的六万名士兵因此倒下,但疫区随即被国际医生集团免疫隔离。但是在这场斗争中,有人发现了一种新的鼠疫病菌,它来自于鼠疫病菌之间以及与其他病菌之间的杂交,从而产生了一个新的且可怕致命的菌种。首先由温伯格发现,并怀疑其为致病菌,后来被史蒂文斯分离,并被海恩法特,诺曼和兰德斯研究。这是对中国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入侵。

对于这十几亿人来说,他们毫无希望。只能蜷缩在停尸的房子里面腐烂和发臭,失去所有的组织力和凝聚力,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化为乌有,只能等待死亡。他们无法逃脱,被从自己的陆地边界驱赶回来,也被从海洋边界驱赶回来。因为有七万五千艘军舰在沿海岸线巡逻。白天,军舰排风口的烟雾的使海面暗淡,夜间,闪烁着的探照灯扫过黑暗,找到每一艘逃跑的中国帆船。数量庞大的帆船船队没有一艘能逃得了的。没有人能越得过巡洋舰的范围。现代战争机械阻碍了中国人的杂乱无章的逃亡,而瘟疫继续做它该做的事。但旧的战争模式在这里已经被彻底的笑话和嘲弄,除了巡逻执勤之外它似乎也只值一晒。

中国曾经嘲笑战争,于是她得到了战争,但这是超现代的战争,二十世纪的战争,来自战争科学家和实验室,是雅克布斯兰宁道尔的战争。几百吨的和实验室制造的可供投掷的微生物制剂相比,就如玩具一般,后者才是真正的死亡使者,横行在十亿人口的大国上空的毁灭天使。在1976年的夏季和秋季,中国是一个地狱。微生物武器到达了每一个最偏远的藏身地,无处躲避。未掩埋的尸体繁衍着细菌导致传染能力翻倍,最后,每天数百万人死于饥饿。此外,饥饿削弱了受害者的身体,并摧毁他们对瘟疫的天然免疫能力。整个国家陷入了自相残杀,谋杀和疯狂之中。至此,中国灭亡。

直到次年2月,在最寒冷的天气中,各国开始了小心翼翼的第一次远征。这支探险队伍由科学家和专职部队组成,他们从各个侧面进入中国。尽管采取了最详尽的抗感染预防措施,依然有数位士兵和医生染病致死。但是远征勇敢地继续了下去。他们发现中国满目疮痍,到处都是萧瑟的旷野,只有成群的野狗和和绝望的幸存者们像土匪一样地徘徊。所有发现的幸存者都被当即处死。然后开始了一项庞大的工程,彻底地把中国打扫干净。五年的时间内,亿万珠宝被找到并搜走,然后全世界人民都迁入了中国,不是分区居住,而是杂居而处——这是阿尔布雷希特男爵提出的想法,并根据美国的民主程序实施。

 1982年及其以后,大批兴高采烈的各个国家民族在1982年和随后的几年里共同落户中国,成为一个巨大的且成功的民族混合实验。并产生了在机械,智力和艺术方面的辉煌产出。1987年,全世界的联盟已经解散,法国和德国再次因为阿尔萨斯 - 洛林地区的古老争议争敌对起来。到了四月,战争的威胁和阴影再次降临这个世界,于是4月17日一场大会在哥本哈根召开。所有世界国家的代表全部出现,并一致严肃地宣誓永远不会把用于中国的实验室战争方法用于他们彼此之间的战争中。


THE STRENGTH OF THE STRONG

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


It was in the year 1976 that the trouble between the world and China reached its culmination. It was because of this that the celebration of the Second Centennial of American Liberty was deferred. Many other plans of the nations of the earth were twisted and tangled and postponed for the same reason. The world awoke rather abruptly to its danger; but for over seventy years, unperceived, affairs had been shaping toward this very end.

The year 1904 logically marks the beginning of the development that, seventy years later, was to bring consternation to the whole world. The Japanese-Russian War took place in 1904, and the historians of the time gravely noted it down that that event marked the entrance of Japan into the comity of nations. What it really did mark was the awakening of China. This awakening, long expected, had finally been given up. The Western nations had tried to arouse China, and they had failed. Out of their native optimism and race-egotism they had therefore concluded that the task was impossible, that China would never awaken.

What they had failed to take into account was this: THAT BETWEEN THEM AND CHINA WAS NO COMMON PSYCHOLOGICAL SPEECH. Their thought- processes were radically dissimilar. There was no intimate vocabulary. The Western mind penetrated the Chinese mind but a short distance when it found itself in a fathomless maze. The Chinese mind penetrated the Western mind an equally short distance when it fetched up against a blank, incomprehensible wall. It was all a matter of language. There was no way to communicate Western ideas to the Chinese mind. China remained asleep. The material achievement and progress of the West was a closed book to her; nor could the West open the book. Back and deep down on the tie-ribs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mind, sa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race, was a capacity to thrill to short, Saxon words; back and deep down on the tie-ribs of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mind was a capacity to thrill to its own hieroglyphics; but the Chinese mind could not thrill to short, Saxon words; nor could the English-speaking mind thrill to hieroglyphics. The fabrics of their minds were woven from totally different stuffs. They were mental aliens. And so it was that Western material achievement and progress made no dent on the rounded sleep of China.

Came Japan and her victory over Russia in 1904. Now the Japanese race was the freak and paradox among Eastern peoples. In some strange way Japan was receptive to all the West had to offer. Japan swiftly assimilated the Western ideas, and digested them, and so capably applied them that she suddenly burst forth, full- panoplied, a world-power. There is no explaining this peculiar openness of Japan to the alien culture of the West. As well might be explained any biological sport in the animal kingdom.

Having decisively thrashed the great Russian Empire, Japan promptly set about dreaming a colossal dream of empire for herself. Korea she had made into a granary and a colony; treaty privileges and vulpine diplomacy gave her the monopoly of Manchuria. But Japan was not satisfied. She turned her eyes upon China. There lay a vast territory, and in that territory were the hugest deposits in the world of iron and coal - the backbone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Given natural resources, the other great factor in industry is labour. In that territory was a population of 400,000,000 souls - one quarter of the then total population of the earth. Furthermore, the Chinese were excellent workers, while their fatalistic philosophy (or religion) and their stolid nervous organization constituted them splendid soldiers - if they were properly managed. Needless to say, Japan was prepared to furnish that management.

But best of all, from the standpoint of Japan, the Chinese was a kindred race. The baffling enigma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to the West was no baffling enigma to the Japanese. The Japanese understood as we could never school ourselves or hope to understand. Their mental processes were the same. The Japanese thought with the same thought-symbols as did the Chinese, and they thought in the same peculiar grooves. Into the Chinese mind the Japanese went on where we were balked by the obstacle of incomprehension. They took the turning which we could not perceive, twisted around the obstacle, and were out of sight in the ramifications of the Chinese mind where we could not follow. They were brothers. Long ago one had borrowed the other's written language, and, untold generations before that, they had diverged from the common Mongol stock. There had been changes, differentiations brought about by diverse conditions and infusions of other blood; but down at the bottom of their beings, twisted into the fibres of them, was a heritage in common, a sameness in kind that time had not obliterated.

And so Japan took upon herself the management of China. In the years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war with Russia, her agents swarmed over the Chinese Empire. A thousand miles beyond the last mission station toiled her engineers and spies, clad as coolies, under the guise of itinerant merchants or proselytizing Buddhist priests, noting down the horse-power of every waterfall, the likely sites for factories, the heights of mountains and passes, the strategic advantages and weaknesses, the wealth of the farming valleys, the number of bullocks in a district or the number of labourers that could be collected by forced levies. Never was there such a census, and it could have been taken by no other people than the dogged, patient, patriotic Japanese.

But in a short time secrecy was thrown to the winds. Japan's officers reorganized the Chinese army; her drill sergeants made the mediaeval warriors over into twentieth century soldiers, accustomed to all the modern machinery of war and with a higher average of marksmanship than the soldiers of any Western nation. The engineers of Japan deepened and widened the intricate system of canals, built factories and foundries, netted the empire with telegraphs and telephones, and inaugurated the era of railroad- building. It was these same protagonists of machine-civilization that discovered the great oil deposits of Chunsan, the iron mountains of Whang-Sing, the copper ranges of Chinchi, and they sank the gas wells of Wow-Wee, that most marvellous reservoir of natural gas in all the world.

In China's councils of empire were the Japanese emissaries. In the ears of the statesmen whispered the Japanese statesmen. The politic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Empire was due to them. They evicted the scholar class, which was violently reactionary, and put into office progressive officials. And in every town and city of the Empire newspapers were started. Of course, Japanese editors ran the policy of these papers, which policy they got direct from Tokio. It was these papers that educated and made progressive the great mass of the population.

China was at last awake. Where the West had failed, Japan succeeded. She had transmuted Western culture and achievement into terms that were intelligible to the Chinese understanding. Japan herself, when she so suddenly awakened, had astounded the world. But at the time she was only forty millions strong. China's awakening, with her four hundred millions and the scientific advance of the world, was frightfully astounding. She was the colossus of the nations, and swiftly her voice was heard in no uncertain tones in the affairs and councils of the nations. Japan egged her on, and the proud Western peoples listened with respectful ears.

China's swift and remarkable rise was due, perhaps more than to anything else, to the superlative quality of her labour. The Chinese was the perfect type of industry. He had always been that. For sheer ability to work no worker in the world could compare with him. Work was the breath of his nostrils. It was to him what wandering and fighting in far lands and spiritual adventure had been to other peoples. Liberty, to him, epitomized itself in access to the means of toil. To till the soil and labour interminably was all he asked of life and the powers that be.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 had given its vast population not merely free and unlimited access to the means of toil, but access to the highest and most scientific machine-means of toil.

China rejuvenescent! It was but a step to China rampant. She discovered a new pride in herself and a will of her own. She began to chafe under the guidance of Japan, but she did not chafe long. On Japan's advice, in the beginning, she had expelled from the Empire all Western missionaries, engineers, drill sergeants, merchants, and teachers. She now began to expel the similar representatives of Japan. The latter's advisory statesmen were showered with honours and decorations, and sent home. The West had awakened Japan, and, as Japan had then requited the West, Japan was not requited by China. Japan was thanked for her kindly aid and flung out bag and baggage by her gigantic protege. The Western nations chuckled. Japan's rainbow dream had gone glimmering. She grew angry. China laughed at her. The blood and the swords of the Samurai would out, and Japan rashly went to war. This occurred in 1922, and in seven bloody months Manchuria, Korea, and Formosa were taken away from her and she was hurled back, bankrupt, to stifle in her tiny, crowded islands. Exit Japan from the world drama. Thereafter she devoted herself to art, and her task became to please the world greatly with her creations of wonder and beauty.

Contrary to expectation, China did not prove warlike. She had no Napoleonic dream, and was content to devote herself to the arts of peace. After a time of disquiet, the idea was accepted that China was to be feared, not in war, but in commerce. It will be seen that the real danger was not apprehended. China went on consummating her machine-civilization. Instead of a large standing army, she developed an immensely larger and splendidly efficient militia. Her navy was so small that it was the laughing stock of the world; nor did she attempt to strengthen her navy. The treaty ports of the world were never entered by her visiting battleships.

The real danger lay in the fecundity of her loins, and it was in 1970 that the first cry of alarm was raised. For some time all territories adjacent to China had been grumbling at Chinese immigration; but now it suddenly came home to the world that China's population was 500,000,000. She had increased by a hundred millions since her awakening. Burchaldter called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there were more Chinese in existence than white-skinned people. He performed a simple sum in arithmetic. He added together the popu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New Zealand, Australia, South Africa, England, France, Germany, Italy, Austria, European Russia, and all Scandinavia. The result was 495,000,000. And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overtopped this tremendous total by 5,000,000. Burchaldter's figures went round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shivered.

For many centuries China's population had been constant. Her territory had been saturated with population; that is to say, her territory, with the primitive method of production, had supported the maximum limit of population. But when she awoke and inaugurated the machine-civilization, her productive power had been enormously increased. Thus, on the same territory, she was able to support a far larger population. At once the birth rate began to rise and the death rate to fall. Before, when population pressed against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the excess population had been swept away by famine. But now, thanks to the machine-civilization, China's means of subsistence had been enormously extended, and there were no famines; her population followed on the heels of the increase in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During this time of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ower, China had entertained no dreams of conquest. The Chinese was not an imperial race. It was industrious, thrifty, and peace-loving. War was looked upon as an unpleasant but necessary task that at times must be performed. And so, while the Western races had squabbled and fought, and world-adventured against one another, China had calmly gone on working at her machines and growing. Now she was spilling over the boundaries of her Empire - that was all, just spilling over into the adjacent territories with all the certainty and terrifying slow momentum of a glacier.

Following upon the alarm raised by Burchaldter's figures, in 1970 France made a long-threatened stand. French Indo-China had been overrun, filled up, by Chinese immigrants. France called a halt. The Chinese wave flowed on. France assembled a force of a hundred thousand on the boundary between her unfortunate colony and China, and China sent down an army of militia-soldiers a million strong. Behind came the wives and sons and daughters and relatives, with their personal household luggage, in a second army. The French force was brushed aside like a fly. The Chinese militia-soldiers, along with their families, over five millions all told, coolly took possession of French Indo-China and settled down to stay for a few thousand years.

Outraged France was in arms. She hurled fleet after fleet against the coast of China, and nearly bankrupted herself by the effort. China had no navy. She withdrew like a turtle into her shell. For a year the French fleets blockaded the coast and bombarded exposed towns and villages. China did not mind. She did not depend upon the rest of the world for anything. She calmly kept out of range of the French guns and went on working. France wept and wailed, wrung her impotent hands and appealed to the dumfounded nations. Then she landed a punitive expedition to march to Peking. It was two hundred and fifty thousand strong, and it was the flower of France. It landed without opposition and marched into the interior. And that was the last ever seen of it. The line of communication was snapped on the second day. Not a survivor came back to tell what had happened. It had been swallowed up in China's cavernous maw, that was all.

In the five years that followed, China's expansion, in all land directions, went on apace. Siam was made part of the Empire, and, in spite of all that England could do, Burma and the Malay Peninsula were overrun; while all along the long south boundary of Siberia, Russia was pressed severely by China's advancing hordes. The process was simple. First came the Chinese immigration (or, rather, it was already there, having come there slowly and insidiously during the previous years). Next came the clash of arms and the brushing away of all opposition by a monster army of militia-soldiers, followed by their families and household baggage. And finally came their settling down as colonists in the conquered territory. Never was there so strange and effective a method of world conquest.

Napal and Bhutan were overrun, and the whole northern boundary of India pressed against by this fearful tide of life. To the west, Bokhara, and, even to the south and west, Afghanistan, were swallowed up. Persia, Turkestan, and all Central Asia felt the pressure of the flood. It was at this time that Burchaldter revised his figures. He had been mistaken. China's population must be seven hundred millions, eight hundred millions, nobody knew how many millions, but at any rate it would soon be a billion. There were two Chinese for every white-skinned human in the world, Burchaldter announced, and the world trembled. China's increase must have begun immediately, in 1904. It was remembered that since that date there had not been a single famine. At 5,000,000 a year increase, her total increase in the intervening seventy years must be 350,000,000. But who was to know? It might be more. Who was to know anything of this strange new menac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 China, old China, rejuvenescent, fruitful, and militant!

The Convention of 1975 was called at Philadelphia. All the Western nations, and some few of the Eastern, were represented. Nothing was accomplished. There was talk of all countries putting bounties on children to increase the birth rate, but it was laughed to scorn by the arithmeticians, who pointed out that China was too far in the lead in that direction. No feasible way of coping with China was suggested. China was appealed to and threatened by the United Powers, and that was all the Convention of Philadelphia came to; and the Convention and the Powers were laughed at by China. Li Tang Fwung, the power behind the Dragon Throne, deigned to reply.

"What does China care for the comity of nations?" said Li Tang Fwung. "We are the most ancient, honourable, and royal of races. We have our own destiny to accomplish. It is unpleasant that our destiny does not tally with the destiny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but what would you? You have talked windily about the royal races and the heritage of the earth, and we can only reply that that remains to be seen. You cannot invade us. Never mind about your navies. Don't shout. We know our navy is small. You see we use it for police purposes. We do not care for the sea. Our strength is in our population, which will soon be a billion. Thanks to you, we are equipped with all modern war-machinery. Send your navies. We will not notice them. Send your punitive expeditions, but first remember France. To land half a million soldiers on our shores would strain the resources of any of you. And our thousand millions would swallow them down in a mouthful. Send a million; send five millions, and we will swallow them down just as readily. Pouf! A mere nothing, a meagre morsel. Destroy, as you have threatened, you United States, the ten million coolies we have forced upon your shores - why, the amount scarcely equals half of our excess birth rate for a year."

So spoke Li Tang Fwung. The world was nonplussed, helpless, terrified. Truly had he spoken. There was no combating China's amazing birth rate. If her population was a billion, and was increasing twenty millions a year, in twenty-five years it would be a billion and a half - equal to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the world in 1904. And nothing could be done. There was no way to dam up the over-spilling monstrous flood of life. War was futile. China laughed at a blockade of her coasts. She welcomed invasion. In her capacious maw was room for all the hosts of earth that could be hurled at her. And in the meantime her flood of yellow life poured out and on over Asia. China laughed and read in their magazines the learned lucubrations of the distracted Western scholars.

But there was one scholar China failed to reckon on - Jacobus Laningdale. Not that he was a scholar, except in the widest sense. Primarily, Jacobus Laningdale was a scientist, and, up to that time, a very obscure scientist, a professor employed in the laboratories of the Health Office of New York City. Jacobus Laningdale's head was very like any other head, but in that head was evolved an idea. Also, in that head was the wisdom to keep that idea secret. He did not write an article for the magazines. Instead, he asked for a vacation. On September 19, 1975, he arrived in Washington. It was evening, but he proceeded straight to the White House, for he had already arranged an audience with the President. He was closeted with President Moyer for three hours. What passed between them was not learned by the rest of the world until long after; in fact, at that time the world was not interested in Jacobus Laningdale. Next day the President called in his Cabinet. Jacobus Laningdale was present. The proceedings were kept secret. But that very afternoon Rufus Cowdery, Secretary of State, left Washington, and early the following morning sailed for England. The secret that he carried began to spread, but it spread only among the heads of Governments. Possibly half-a-dozen men in a nation were entrusted with the idea that had formed in Jacobus Laningdale's head. Following the spread of the secret, sprang up great activity in all the dockyards, arsenals, and navy-yards. The people of France and Austria became suspicious, but so sincere were their Governments' calls for confidence that they acquiesced in the unknown project that was afoot.

This was the time of the Great Truce. All countries pledged themselves solemnly not to go to war with any other country. The first definite action was the gradual mobilization of the armies of Russia, Germany, Austria, Italy, Greece, and Turkey. Then began the eastward movement. All railroads into Asia were glutted with troop trains. China was the objective, that was all that was known. A little later began the great sea movement. Expeditions of warships were launched from all countries. Fleet followed fleet, and all proceeded to the coast of China. The nations cleaned out their navy-yards. They sent their revenue cutters and dispatch boots and lighthouse tenders, and they sent their last antiquated cruisers and battleships. Not content with this, they impressed the merchant marine. The statistics show that 58,640 merchant steamers, equipped with searchlights and rapid-fire guns, were despatched by the various nations to China.

And China smiled and waited. On her land side, along her boundaries, were millions of the warriors of Europe. She mobilized five times as many millions of her militia and awaited the invasion. On her sea coasts she did the same. But China was puzzled. After all this enormous preparation, there was no invasion. She could not understand. Along the great Siberian frontier all was quiet. Along her coasts the towns and villages were not even shelled. Nev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had there been so mighty a gathering of war fleets. The fleets of all the world were there, and day and night millions of tons of battleships ploughed the brine of her coasts, and nothing happened. Nothing was attempted. Did they think to make her emerge from her shell? China smiled. Did they think to tire her out, or starve her out? China smiled again.

But on May 1, 1976, had the reader been in the imperial city of Peking, with its then population of eleven millions, he would have witnessed a curious sight. He would have seen the streets filled with the chattering yellow populace, every queued head tilted back, every slant eye turned skyward. And high up in the blue he would have beheld a tiny dot of black, which, because of its orderly evolutions, he would have identified as an airship. From this airship, as it curved its flight back and forth over the city, fell missiles - strange, harmless missiles, tubes of fragile glass that shattered into thousands of fragments on the streets and house- tops. But there was nothing deadly about these tubes of glass. Nothing happened. There were no explosions. It is true, three Chinese were killed by the tubes dropping on their heads from so enormous a height; but what were three Chinese against an excess birth rate of twenty millions? One tube struck perpendicularly in a fish-pond in a garden and was not broken. It was dragged ashore by the master of the house. He did not dare to open it, but, accompanied by his friends, and surrounded by an ever-increasing crowd, he carried the mysterious tube to the magistrate of the district. The latter was a brave man. With all eyes upon him, he shattered the tube with a blow from his brass-bowled pipe. Nothing happened. Of those who were very near, one or two thought they saw some mosquitoes fly out. That was all. The crowd set up a great laugh and dispersed.

As Peking was bombarded by glass tubes, so was all China. The tiny airships, dispatched from the warships, contained but two men each, and over all cities, towns, and villages they wheeled and curved, one man directing the ship, the other man throwing over the glass tubes.

Had the reader again been in Peking, six weeks later, he would have looked in vain for the eleven million inhabitants. Some few of them he would have found, a few hundred thousand, perhaps, their carcasses festering in the houses and in the deserted streets, and piled high on the abandoned death-waggons. But for the rest he would have had to seek along the highways and byways of the Empire. And not all would he have found fleeing from plague-stricken Peking, for behind them, by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unburied corpses by the wayside, he could have marked their flight. And as it was with Peking, so it was with all the cities, towns, and villages of the Empire. The plague smote them all. Nor was it one plague, nor two plagues; it was a score of plagues. Every virulent form of infectious death stalked through the land. Too lat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pprehended the meaning of the colossal preparations, the marshalling of the world-hosts, the flights of the tin airships, and the rain of the tubes of glass. The proclamations of the government were vain. They could not stop the eleven million plague-stricken wretches, fleeing from the one city of Peking to spread disease through all the land. The physicians and health officers died at their posts; and death, the all- conqueror, rode over the decrees of the Emperor and Li Tang Fwung. It rode over them as well, for Li Tang Fwung died in the second week, and the Emperor, hidden away in the Summer Palace, died in the fourth week.

Had there been one plague, China might have coped with it. But from a score of plagues no creature was immune. The man who escaped smallpox went down before scarlet fever. The man who was immune to yellow fever was carried away by cholera; and if he were immune to that, too, the Black Death, which was the bubonic plague, swept him away. For it was these bacteria, and germs, and microbes, and bacilli, cultured in the laboratories of the West, that had come down upon China in the rain of glass.

All organization vanished. The government crumbled away. Decrees and proclamations were useless when the men who made them and signed them one moment were dead the next. Nor could the maddened millions, spurred on to flight by death, pause to heed anything. They fled from the cities to infect the country, and wherever they fled they carried the plagues with them. The hot summer was on - Jacobus Laningdale had selected the time shrewdly - and the plague festered everywhere. Much is conjectured of what occurred, and much has been learned from the stories of the few survivors. The wretched creatures stormed across the Empire in many-millioned flight. The vast armies China had collected on her frontiers melted away. The farms were ravaged for food, and no more crops were planted, while the crops already in were left unattended and never came to harvest. The most remarkable thing, perhaps, was the flights. Many millions engaged in them, charging to the bounds of the Empire to be met and turned back by the gigantic armies of the West. The slaughter of the mad hosts on the boundaries was stupendous. Time and again the guarding line was drawn back twenty or thirty miles to escape the contagion of the multitudinous dead.

Once the plague broke through and seized upon the German and Austrian soldiers who were guarding the borders of Turkestan. Preparations had been made for such a happening, and though sixty thousand soldiers of Europe were carried off, the international corps of physicians isolated the contagion and dammed it back. It was during this struggle that it was suggested that a new plague- germ had originated, that in some way or other a sort of hybridization between plague-germs had taken place, producing a new and frightfully virulent germ. First suspected by Vomberg, who became infected with it and died, it was later isolated and studied by Stevens, Hazenfelt, Norman, and Landers.

Such was 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 of China. For that billion of people there was no hope. Pent in their vast and festering charnel-house, all organization and cohesion lost, they could do naught but die. They could not escape. As they were flung back from their land frontiers, so were they flung back from the sea. Seventy-five thousand vessels patrolled the coasts. By day their smoking funnels dimmed the sea-rim, and by night their flashing searchlights ploughed the dark and harrowed it for the tiniest escaping junk. The attempts of the immense fleets of junks were pitiful. Not one ever got by the guarding sea-hounds. Modern war- machinery held back the disorganized mass of China, while the plagues did the work.

But old War was made a thing of laughter. Naught remained to him but patrol duty. China had laughed at war, and war she was getting, but it was ultra-modern war, twentieth century war, the war of the scientist and the laboratory, the war of Jacobus Laningdale. Hundred-ton guns were toys compared with the micro- organic projectiles hurled from the laboratories, the messengers of death, the destroying angels that stalked through the empire of a billion souls.

During all the summer and fall of 1976 China was an inferno. There was no eluding the microscopic projectiles that sought out the remotest hiding-places. Th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ead remained unburied and the germs multiplied themselves, and, toward the last, millions died daily of starvation. Besides, starvation weakened the victims and destroyed their natural defences against the plagues. Cannibalism, murder, and madness reigned. And so perished China.

Not until the following February, in the coldest weather, were the first expeditions made. These expeditions were small, composed of scientists and bodies of troops; but they entered China from every side. In spite of the most elaborate precautions against infection, numbers of soldiers and a few of the physicians were stricken. But the exploration went bravely on. They found China devastated, a howling wilderness through which wandered bands of wild dogs and desperate bandits who had survived. All survivors were put to death wherever found. And then began the great task, the sanitation of China. Five years an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treasure were consumed, and then the world moved in - not in zones, as was the idea of Baron Albrecht, but heterogeneously, according to the democratic American programme. It was a vast and happy intermingling of nationalities that settled down in China in 1982 and the years that followed - a tremendous and successful experiment in cross-fertilization. We know to-day the splendid mechanical, intellectual, and art output that followed.

It was in 1987, the Great Truce having been dissolved, that the ancient quarrel between France and Germany over Alsace-Lorraine recrudesced. The war-cloud grew dark and threatening in April, and on April 17 the Convention of Copenhagen was called.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being present, all nations solemnly pledged themselves never to use against one another the laboratory methods of warfare they had employed in the invasion of China.

-- Excerpt from Walt Mervin's "CERTAIN ESSAYS I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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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我的人生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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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我的存在哲学·人生箴言

【何新青年时代的笔记】

    1、的确,人生荒谬。因为终局必是死亡。

         而死亡销融一切——一切价值,一切追求,一切奋斗,一切亲情,一切执着,一切意义。 

    2、但是人生存在,而且必须面对。

         人生的意义在于并且仅在于一个过程,走完这个过程就是生活,就是活着。

         必须为自己的人生寻找意义、赋予意义、设定意义,无论是一个皇帝还是一个乞丐,无论是一个贵族还是一介贱民。 

    3、意义的赋予就是对自我之人生的抉择,就是奋斗。

        不仅为了生存,而且为了使生存获得某种意义必须奋斗,必须斗争。是斗争---不仅斗,奋斗,而且要争,抗争。

         The live is struggle——生存就是斗争! 

    4、但是不要指望赢。

         事实上人生没有胜利者。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是失败也不可能!

    5、神创造世界并且见证一切。神对于人类最大的嘲讽就是——在终局上让一切人获得平等:让赢者输,让输者赢,或者说让一切人通输。 

    只有死神是彻底的平等之神,自由之神,博爱之神。死神对人类具有无尽的爱。热爱一切人,拥抱一切人,吞噬一切人。谁也无法逃避死亡,死亡最终席卷一切,消融一切,解化一切。

    6、人生之荒谬,就在于我们都是来自死亡而且复归于死亡。

    我们从虚无诞生并且最终走入虚无——所谓生存,不过是在两个死亡之间的一种无希望地挣扎。

    对于永恒的“自然”来说,任何生存只是瞬间。然而对于个人而言,这是极其美好的一个瞬间,生存是值得的,并且值得为生存而一搏。 

    7、因此不要考虑过去以及未来。其实人生只有现在——生存只有此在——此时此地的此我之存在。

     人生苦短,世事无常。此我,此在,必须面对同一种现实——要么顺应要么反抗。

  生存的意义在于选择。生存的智慧也在于选择。选择决定命运。

     让现在的生存获得哪怕只是瞬间的幸福感、快乐感吧,或者追求任何你觉得值得为之一搏的某种意义吧!

  如果你决定放弃,那就放弃了生存的唯一一次机会,那你就直接面对死亡吧。

斗争:生存的绝望之声

    何新所喜爱的马克思格言

【以下摘录自《马恩全集》第45卷第721页】

我思考着现今时代和过去时代的空虚和苦痛,思考着白天的谈话和晚间的活动,脑子里产生了一个涉及存在之最终规律的问题。 我想从这位哲人那里得到答案。在人们沉默下来的时候,我竭力搜索枯肠寻求最佳措辞,后来我用这样一个问题打断了这位哲学家的沉默: 

——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他(马克思)眼望着我们面前咆哮的大海和岸上喧闹的人群,一瞬间陷入了沉思。最终,对我的问题他严肃而郑重地回答说: 

——斗争! 

    我以为我所听到的是一种绝望之声——然而,这也许就是生活的真谛!



 

一位倒闭工厂主的悲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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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实体企业都逼死,日子就好过了?

    看到有朋友说广州的企业在微利的情况下关厂,深有感触,这里我也说一下我们的情况。    工厂由我父母在94年创立,地处长三角一个经济水平极高的城市。    

主营业务是机械加工。    

94年创办的时候固定资产约在两百万左右,没有自己的厂房,但这个行业的机械价值很高,200多万几乎都是机械价格。    父亲以前就是国营企业副厂长,业务能力极强。从94年建厂到2006年,每年保持15%的增长率。2006年企业达到发展高峰期,规模为150人,年营业额2500万,毛利润在30%左右。    那个时候父亲有了产品线更新换代的意识,开始积攒资金准备更新生产线。 一条进口的自动线大约需要1000万左右。我爸当时空余资金大约有500万左右,原本考虑在07或08年上自动线。    06年的时候当地政府对工业园区重新规划,需要我们搬厂房。当时江浙各地都在争相新建工业园区,然而县镇财政缺乏足够的资金,所以他们就采取了一些今天看来是十分无耻的策略:    地方政府鼓励当地企业搬迁进入工业园区,然而工业园区里是毛坯厂房,既不符合工业厂房的标准,更无任何装修。地方政府当时承诺的是,各厂以租赁的形式搬入新厂区,自己支付厂房改建和办公区装修的费用,地方政府将在第一个租赁期(5年)到期后以便宜的价格将地皮卖给各个企业。 而如果不搬迁的话,有什么麻烦自己看着办,传闻市政府要用原先的土地建立环湖景观工程。    说这话的是当地政府一把手,几十家企业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只得同意迁入工业区。整个搬厂,厂房改建,厂房装修,耗去了大约500万资金。企业原先十几年的慢慢积累几乎化为乌有,更新生产线计划无限期搁置。    06年时通胀已经加剧,原材料价格大规模上涨,广东地区的民工荒首现长三角。    我父当时为了留住工人,06年给工人平均加了10%工资。07年开春,我们直接雇了大巴到安徽和盐城接工人回来上班。    06年时较94年的工资涨幅就不说了,只说06年的情况。    厂里一线工人平均工资为1200,2线为800,一个月做满20个工作日之后的每天100加班工资。厂里是免费吃住的。四人宿舍,一天三餐。    07年钢材和工业用油价格上涨,毛利润下降了10个点。我父亲开始着急。他把剩余的资金投入了当时在疯长的股市,想从里面圈一部分钱,再贷款在08年更新生产线。    从行业形势来分析,更新生产线势在必行。    结果在资金投入了六个月后,遭遇07年A股惨跌。 还好投入的资金量不算很多,但是通过股市盈利这条路是走不通了。 父亲只能回到原先的轨道上慢慢经营。    08年全球经济开始下滑,我们厂的主要客户,日本方面的订单量急剧下滑。我爸意识到工厂可能出现前所未有的困局了, 开始采取裁员措施。08年底裁掉了三分之一的工人。    09年的时候有新闻说浙江民营企业开始出现倒闭潮。 我们原先的供货方,浙江的微型企业,纷纷停摆。有一个跟我们配套了十几年的企业,还请我们去普陀山玩过。 那天他们那边倒闭清算,还欠我们五万应付款。我爸去看他时,看到那个厂长,五十几岁的人,正被两个二十几岁的按在地上打。两个小年轻都是债务单位的,欠五十几万。 我爸看这情况,那五万就没提了,直接买车票回来。    10年的时候人工继续疯长,普通一线工人2000都留不住。食堂里烧饭的阿姨,每天工作4个小时,给1500居然嫌少。当地在进行大规模拆迁,很多原先二三层楼的房子都换到三四套房。 当地的工人在拆迁后一下子就坐拥了好几套房产,卖掉一套变现都有五六十万。区区一两千的工资已经不放在他们眼里。 这,大概也算是房地产行业对实体行业的一个另类冲击吧。    10年传闻政府要加大对民营企业和微型企业的辅助,可是只闻打雷,不见下雨。贷款标准一样很高。10年民间借贷开始流行,我们接触了一些民间借贷机构,年利率几乎都在40%以上。民营实体行业很难有这样的利润率。我不知道都是什么样的企业在像他们贷款,但是我们这样的肯定不行。10年人工继续疯长,原材料继续疯长,原本不怎么做的低利润订单也要开始抢, 没办法, 不做,人工照样要付。    10年的时候账面出现亏损,这是开厂16年来的第一次。    做机械企业的可能知道,这个行业资金充沛率要求极高。拿到一个订单,人家什么都还没付,就需要垫原材料费,各种原材料先进入,出产品,送货,最后人家可能还是给你一些陈代汇票,需要一两个月后才兑现。这其实就是在原价上打了个折扣,毕竟在这个高通胀,高利率的年代, 今天的十块钱,可能只有两个月后的9.5块钱,而我十块钱放银行里还能吃点利息,所以这一来一去就等于给你打了百分之几折扣。        但是没办法,这样的单子也只能接,这样的客户也得做。厂里有些骨干跟了我爸快三十年了,都把这厂子看成是家了。    10年的时候劳资纠纷开始逐渐增多,新来的工人做两个月就提要加工资。不然就走人。要知道工人从入厂,到能出产品,差不多就需要两个月左右的培训时间。 刚能产出的时候工人就提出这些要求。我知道他们也没办法,外面工资现在都开的很高,不给我们做,他们可以给别人做。    整个社会在高通胀的情况下都变得浮躁,大家都想赚快钱, 你赚钱的速度必须得高过钱贬值的速度啊。    10年底的时候,一线工人几个核心岗位工资已经涨到5000了。我父亲一年忙到头,过年的时候对我苦笑了一下说,今年白干了,一分钱没。    11年继续困难,父亲开始了改革,进一步大规模裁员。人数从100降到了不足40!    说来好笑,都说生意越做越大,我们却是越做越小。订单我们已经不具备消化能力,开始进行大规模收购。也就是说,我们开始逐渐从一个生产型企业,变成了一个倒爷,只把检验关。而这些事情是绝对不能被上家知道的。 大客户有人来视察时,我父亲是招呼亲戚都来帮忙,全部站到生产线上去装样子, 没办法,真的就是难成这样!写的时候眼睛都是酸的。    现在我爸考虑的已经不是更新生产线的问题了,而是这些骨干如何给他们安置,让他们有个好归所。    11年的时候厂房租赁期满,当地政府给我们两个选择:1、根据市场价打8折把土地卖给我们 2.年租金涨100%继续租。    我擦!11年的土地八折也是06年的三倍啊!    如果没有搬厂这档子事,如果搬厂不是由企业出资,如果06年搬厂时直接同意企业可以买断土地,我们都可以继续活下去,但是没有如果。原先那个做承诺的一把手已经高升,早不鸟你了, 现任发话了,说八折是给出最大的优惠了。地方上企业06年到11年已经关了一半,剩下的那些企业有的贷款把土地买了下来,现在干起来出租厂房的勾当。    我父亲决定先续租两年再考虑对策。    以前在顺境的时候,地方上的局长,所长,各个都是好朋友,一起打麻将,吃饭。 当然,每次活动的费用都是我父亲出。    以前不算什么,但在07,08年后这成为极大的一笔负担。金钱上的和时间上精力上的,耗费了一个企业家大量的原本可以用于企业经营的精力。    07年的时候当地资源环境局长暗示问我爸要钱。我爸提着5万现金和香烟一起去他办公室找他,被他骂了出来。我爸刚走到门外,他一个电话打到,说,老张,哎呀你直接来我这里怎么好看呢,周末出来一起玩牌。    周末我爸妈陪局长夫妻打了一夜麻将,只输不赢,输掉5万。    我爸说,政策在这样的执行力下还不如不要。原本可以直接给5万,现在给了5万还要牺牲一晚上的睡眠。    我爸给我看过一张花费表,08年一年,各种给当地官员的招待费大约花掉30万,占那年毛利润的20%。 民营企业税收已经够重,可是不知道总理案头有没有这另外20%的额外税收数据。    如果这样的困局仅发生在我们一厂,或者我们一个行业身上,那也没什么好说的,我们认命。可事实是,民营制造业几乎每一家都面临与我们一样的困局,区别只是程度多少而已。    镇里的企业家每年都会聚会,聚餐,探讨问题。今年的会刚开过。06年的时候是200人开会,今年各位猜是多少? 减少速度比我们厂里的职工掉的都要快,今年是六十几个人。    除了两家企业是镇政府重点扶持对象,年营业额过亿外,其他的几十家大大小小的企业几乎都面临一样的困局。年度大会变成了诉苦大会。以前这些企业家都是讲究面子的人,也都经历过风浪,不愿在人前示弱。这次大家喝高了不知道谁先起了个头,企业家们都纷纷掏心掏肺的加入。    我总结了一下,主要是以下几条:    1.融资渠道极度困难。银行几乎不给微型企业贷款。长三角来说,年营业额5000万以下都算微型企业,但是这些微型企业却负担了长三角95%的劳动人口,和85%的税收,但是这样的企业,却贷不到款。浙江那边09年就开始有民营企业大量倒闭,后来老板们变聪明了,走之前去狠借一笔高利贷,然后全家出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接二连三的听说浙江那边有全民借贷,资金链崩盘的新闻。还有那个吴英案也是。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民营企业这么困难,政府不出台政策扶持。难道把民营企业都逼死了,政府的日子就好过了?中国经济靠什么?难道靠只进不出的国企?还是靠外企?靠淘宝?靠夜总会?不懂他们在想什么    2.疯狂上涨的人力成本。涨工资是好事,但是物价和工资一起涨就不是什么好事了。我想看贴的一定有人有这种心态,觉得我们做企业的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工人工资高了就抱怨。其实不是的!工资涨,你涨的过物价吗?涨的过房价吗?稳定的经济发展才是关键!人力成本上涨我们可以接受每年5-10%,但不是每年30%的跳涨。 这会打破民营企业原有的生产规划和生产布局,90%的企业倒在了生产线更新换代的前夜!    3. 房地产打击了民营企业家们的动力。很多企业家都和我爸一样,后悔没在赚钱的时候多买几套房。以我爸为例,02年的时候一年就可以赚100万了,那个时候可以买3套房。当然,我爸是投资机会没掐准的负面例子。 然而那些掐准了的企业家们呢? 06-11年持续炒房,没人去在意企业的发展。 那些关了工厂的很多人并不过的不好。以我爸的一个朋友为例,04年-09年,平均每年购入两套房,10年工厂日子不好过,直接关厂了事。10年的时候出手两套房,每套获利300%!这个于他来说是好事,但是这真的是我们的政府想看到的吗?企业家全去炒房??    · 以后有什么打算?有没有转内销?    ·打算贷款买些地屯起来,以后收租!    其实这个想法挺卑劣的,就跟前几年搞门面房的一样,铁打的地主,流水的租客,一家一家换,服装的换美容的换婚庆的,换来换去只有门面房东赚钱。实在没办法我们也只能这么做了。毕竟还能比市场价低20%拿到土地,而且前面有位仁兄说的对,M2今年有可能破100万亿大关,做实业真的是没前途。    问题是我现在说服不了我父亲,他做这个行业做了快40年。17岁的时候进国营厂,到35岁从工人做到厂长。40岁下海自己做,他不知道不做实业还能做什么。何况厂里十几个骨干跟着他二三十年了, 这种亦君臣亦兄弟的关系让他下不了决心关厂。 难啊!!!    ·民企创造了95%的就业和85的税收    ·我们现在处于财富积累的阶段,必须贱卖资源和体力    ·但是财富的积累被政府抢去了,产业无法转型,这才是最大的痛    ·欧美国家没有经历过环境危机么?伦敦为什么是雾都呢?所以你的说法就是扯淡    ·最后,无法转型就无法创造牛B的企业,高税收压制了人民的创业意识,低利润让企业无法有更大的想法,钱越来越难挣,鬼才愿意创业,政府的与民争利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所以所有的责任都在于政府的杀鸡取卵    企业的发展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1要解决生存问题,2是逐渐做大做强,从低端加工业做起逐渐靠拢产业链上游,3解决自主研发能力 没有企业可以做到一步到位。    中国大多数民营企业在第一阶段过度到第二阶段的过程中就被无情的扼杀。如果没有把鸡养大就开始迫不及待的杀鸡取卵,这个阵痛,在往后的十年经济大萧条中会逐渐显现, 官员们也会意识的更深刻。    当然,人人都可以像你这样把话说的很漂亮,做一个google这样的企业需要充沛的资金,独一无二的技术,还有政策的扶持(至少是不干预)。但是试问就算是美国这样的土壤,google这样的企业又能有多少个呢? 美国一亿五千万的就业大军又有多少是在google这样的企业里工作呢? 美国有多少企业是经历了50年以上的积累才走到今天?(互联网行业甚至都不属于制造业讨论的范畴)    而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没有了民营企业,没有了从低端产业链低利润里挣扎的民营企业,几个亿的就业人口去到哪里?都做服务业吗?都去百度?还是都去国营企业?都去做公务员?    民营企业里有两个现状你可能不知道    1、能做大做强的企业,每年都必定需要大量的公关费用用在官员身上,百度是一个例子。    2、很多做强的民企其实都是官方背景,华为就是一个例子。    我并不是想抱怨什么,我只是想知道,如果像我父亲这样业务能力强,兢兢业业心无旁骛曾经创造了无数成功的企业家也走到这步田地,还有多少民营企业能生存的很好。



 

[转载]35年后寻访温都尔汗林彪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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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洪慈

转自羚羊角的博客2012512日 

    林彪事件已经过去35年了。当年坠机引起的大火把草原烤焦了,随着岁月的消逝,草原早已恢复生机,重新长出茂密的青草,一片葱绿,覆盖了焦土,看不`出一点痕迹 。当年,蒙古人为遇难的九个中国人建了合葬墓,但经过多年雨水冲刷,已经渐渐湮灭,变成了一个矮土堆。没有人指明,你不可能想到元帅就在这个土堆之下。大概三五年之后,这个矮土堆也将被风雨削成平地,人们看到的可能只是一丛草,林彪留在世界上的痕迹将最后消灭。           

    2006年8月11日,我陪妻子奥永贝勒格到蒙古全国户籍管理中心去换她的新护照。这已经是十次都不止了。工作人员说她定居在中国,没有蒙古国内公民身份证号码,很麻烦,需要主任决定怎么办。还说主任在国外休假,叫我们过八天再来。我被他们的官僚主义气昏了。我拿起手机就和国内的朋友诉说,简直是满腹牢骚。他倒是好,建议我利用这八天时间到外地走走,最好到肯泰省去找找林彪的墓,机会难得。我想也对,与其生气,不如去旅行。晚上,我们回到住地陈宝(我的老乡)的家,我和他说了自己的意图。他很赞成。他说以前在后杭盖省党委工作的钢霍约克现在已成为资本家,买下了肯泰省的一座房子,准备开旅馆,他认识你们,或许可以帮忙。陈宝马上和他通电话,对方竟满口答应。这就好了,可以想象,肯泰省这样大的地方,如果没有熟人带路,自己去瞎摸,根本不可能找到林彪的墓。我妻也兴奋起来,马上打电话给女友奥永策策格,约她一起去。她说自己离开蒙古已经多年,人地两生,不如带个地头蛇,好办事。她的主意很英明,后来不少事情都由这个女人摆平,帮了不少忙。两个奥永娜(爱称)配合得非常好,没有她们的努力,这件事不可能成功。

    第二天中午,我们三人来到乌兰巴托纳兰托尔广场,寻找到肯泰省去的汽车。不费吹灰之力租到了一辆轿车,临时再拉一个人,凑满四个,给4万图格里克到温都尔汗。11点半启程,汽车向东疾驶。公路不宽,只相当于中国的三级公路,但路面还算平。路的南面是铁路,看到火车向中国跑。路的北面山坡上布满蒙古包和木头房子,绵延几十公里,气势吓人,乌兰巴托的大部分居民住在那里。乌兰巴托是世界上少有的城乡结合的城市。40分钟后汽车到了纳拉依赫,那是蒙古著名的煤矿城市。矿工住楼房,普通人住蒙古包,界限分明.。司机是一个快乐的小伙子,一路有说有笑。到了一处墓地,他告诉我们,西边是蒙古人,东边是哈萨克人,互不侵犯。我明白了,这是佛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各得其所。突然,右面远处图拉河边出现树丛,他说,这就是有名的“百棵树”。有的人数是99棵,有的人数是101棵,于是有人捣浆糊,说不要数了,就取个平均数,叫它“百棵树”吧。于是“百棵树”就叫出名了。全蒙古都知道的“百棵树”就那么稀稀拉拉的几棵树,我不禁哑然失笑。掉过头来,小伙子指着左边山坡下的几排楼房说,那是苏联兵营,现在没人了。我马上想起来,火车经过赛音香达时,戈壁沙漠里也有许多孤零零的楼房,当然也是苏联营房。我想,俄罗斯经营蒙古100多年,到头来还是一场空,真是历史的讽刺。我们已经远离乌兰巴托,驰骋在蒙古东部的大草原上,四周没有高山,但地势有大的起伏,并不能看得太远。汽车开过小湖城,柏油马路没了,上了土路。这小湖城也是煤矿城市,比纳拉依赫漂亮,矿工的宿舍是8层楼房,排列整齐,但在城南也拖了一个大尾巴,杂乱无章的蒙古包和木头房子堆积了几个平方公里,这是典型的蒙古城市布局。从乌兰巴托到温都尔汗350公里分成四段,两段柏油路,两段土路,长度大约各一半。汽车在土路上的时速只有40公里。大约下午5点,汽车开上一个山坡,那里赫然屹立着蒙古文的温都尔汗市标。它告诉我们目的地到了。

    温都尔汗的市容和蒙古其他省城差不多。一条柏油马路纵贯市区,两旁稀疏的布置着政府机关、住宅、商店、饭店、医院,还有庙宇。最高的房子是四层。但是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绿地很多,可惜管理不善,杂草疯长乱七八糟,一点不好看。另外就是纪念碑多,光成吉思汗纪念碑就有四处,还有革命家纪念像多处。最瞩目的是1939 年哈拉欣抗日纪念碑,上面放了一辆真的轻型坦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蒙古现在比谁都亲日。电视辩论中有些蒙古人就说,早年抗日完全是多余的,投降了多好。省政府就在马路尽头,很长的二层楼房,房顶正中树立着蒙古文大字——肯泰。门前广场很大,有点气派。司机终于找到我们的目的地——幸福旅馆。其实,它就在省政府后面。那是一幢二层楼房,正在进行装修。我们等了半个小时,一辆韩国旅行车驶到面前,下来一对夫妻,绽开笑容向我们走来。奥永策策格高喊他们的名字——钢霍约克、通嘎,你们好。男人们握手,女人们亲吻,好不热闹。22年没见,几位女将都夸对方年青,其实大家都是祖母了,还胡吹些什么。我在旁边发笑。通嘎年轻时的确是美女,娇小玲珑,逗人喜爱。以前,她在商店里工作时和奥永策策格是同事,两个人都是小姑娘,现已明日黄花,都变成了老太婆。倒是钢霍约克五大三粗,虎头豹眼,头发剃成板刷,显得比较年青英武。他们夫妇把我们领到二楼一个套房。主人说,房子在修,乱七八糟,这间还勉强,将就住下吧。我叫两位女同胞住里间,自己睡外间。这时,奥永策策格提醒我,我们是空手来的,快去买礼物。我点点头。我们马上去买了1万图格里克的礼物送给通嘎。通嘎收了礼物就去安排晚饭。   

    吃晚饭时,钢霍约克对我说,林彪事件已过去35年,飞机残骸早已运走,遍地青草,坟墓一点标志都没有,不一定找得到,你非去不可?我说,来也来了,就去看看吧。他说,万一看不到什么呢?我说,那也没什么,就算去看看草原吧。他看我态度很坚决,点点头,去安排了。妻子提醒我不要白白浪费钞票。我说,花不了多少钱,走一趟吧。不久,钢霍约克带一个人进来。嘿,又是胖子,同字脸,相貌堂堂,举止沉稳。钢霍约克说,他叫包尔德,他愿意送你们去,你们谈谈价钱吧。包尔德很爽快,开门见山。他说 ,从这里到林彪坠机处距离70公里,来回140公里,需要汽油20公升,每公升900图格里克,共计1.8图格里格,再加汽车租金和工钱两万,总共3.8图格里格。我问他是什么车 。他说是吉普车。钢霍约克以为我要还价,以怀疑的目光注视着我。我想,换成人民币只有260元,不多,就爽快地答应了。他们高兴得相视而笑。包尔德站起来说,一言为定,明日上午8点半发车。三个人热烈握手告别。两位女将听说搞定了,高兴得手舞足蹈。 

     在林彪事件35周年前一个月,2006813日上午9时我们踏上了寻访林彪墓的征途。包尔德开来一辆白色苏联嘎斯车,我坐在副驾驶座上,两位女将和钢霍约克坐在后排。车子先到加油站,我立即付给包尔德3.8千图格里克,让他加油。油加好了,包尔德往蒙古包堆里开。我一阵纳闷,不知他要到哪里去。突然他停下了,走进一家蒙古包,带了一个人上车。此人年约50,方头大耳,穿一件方格花衬衫,肚子凸起,又是一个大胖子。车子后排三个大胖子加一个准胖子(我妻),挤得够戗。从他们的谈话听出来,此人就是向导。他指挥包尔德出城向东,在草原土路上疾驶。包尔德驾驶技术纯熟,最快开到八十码,可是车子也颠得很厉害。我问钢霍约克,那地方叫什么。他说,叫巴特瑙勒布。我们真正深入大草原了,大地起伏,眼前一片黄绿色,无边无际。虽然立秋不久,但部分牧草已经泛黄了。偶尔见到蒙古包和羊群,但是不多。天气阴沉沉的,下起毛毛雨,心里有一种压抑感。我要拍照,希望太阳出来。路上碰到几辆客车,那是用面包车改装的,大大超载,在中国是被禁止的,可是在蒙古却是普遍现象。他们从县里到省城去,真是够辛苦的。前面忽然升起一座大山,虽然不高,但怪石嶙峋,气势雄伟,寸草不生,呈黄褐色,和乌兰巴托特里津旅游区的山一模一样,漂亮极了。现在想起来就后悔,当时我竟没有把它拍下来。汽车从南面绕过大山,前面又是大草原。我注意到右前方出现一个极小的白点,下意识地以为那是林彪墓的标志,心里马上紧张起来,眼睛睁得大大的,看它一点一点变大。我渐渐看清楚了,那是一座小小佛塔,四周用铁栏杆围着。我想,难道蒙古人还为林彪建佛塔?汽车在佛塔旁边停下,大家都下车。我问向导,这就是林彪的墓?他哈哈大笑,摆摆手说,不是,不是,这是富人为了纪念先人建的塔。我妻信佛甚笃,又在那里顶礼膜拜了。我对她说,不要拜了,这不是佛,是人家的老祖宗,跟你不搭界。大家在那里抽烟闲聊一阵之后又上车。汽车绕到刚才经过的那座大山后面去了。

    雨渐渐止了,云也淡了,人的心情也开朗起来。汽车开进一片很大很大的谷地,非常开阔,足有几十平方公里。向导说就在这里了,但他又说,好久没来了,印象已经淡漠,墓的具体位置确定不了,要找。我的心吊起来了。他叫包尔德向东开到一家蒙古包去问。那里人很多,都说不知道。向导很失望,挥手叫包尔德朝东开上山,站在山上看到谷地全景,他向西反复仔细观察。我用数字照相机从北向南拍了全景。向导看了又看,只说就在这里了,还是决定不了墓的具体位置。我想这么大的范围,如何是好?钢霍约克也拿不定主意,站在山坡上东张西望,一筹莫展。两个女将更是愁云满面。忽然奥永策策格朝西指着很远很远的一个兰色窝棚说,那可能是用飞机残片搭的,过去看看。我说,不是说飞机残片都运走了吗,不会是吧,去那里至少5公里,不要浪费汽油。包尔德似乎同意我的意见,汽车不朝那里开。我看没什么希望了,就对包尔德说 ,不要绕了,回去吧,就这点汽油,在这里烧完,我们就回不去了。包尔德这人还是有点责任感的,他收了我的钱,没达到目的,于心有愧,不肯罢休。他不听我的,目光继续向四周搜索。忽然向导发现了目标,向前方指着两个骑马的人,叫包尔德开过去问。他们离开我们很远,只看到一点影子,相距至少有3公里。包尔德兴奋起来,猛踩油门冲去。这时,我发现我们在往回走,因为大山的背影在前面升起。原来我们已在这谷地里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云散了,天空湛蓝湛蓝的,阳光十分刺目,晴雨变化迅速是高原气候的特征。我们很快赶到那两个人的身边。蒙古人都跳下车,围着他们问九个中国人的墓在哪里。那两个牧民很年轻,不过20岁左右,好像是去走亲戚,都穿着崭新的绸缎蒙古袍。他们见了我们觉得很奇怪,等听明白了,才说他们小时候经常在飞机发动机旁边玩,九人墓就在那里。包尔德问,现在能找到吗?他们说,能。包尔德叫他们快去找。他们倒也听话,掉转马头就朝北奔去。突然,我妻大喊,找到了,找到了。我吃了一惊,只见她手里挥舞着一样东西朝我奔来,高呼这是飞机铝片。我看果然是火柴盒那么大的一块铝片,拿在受手里还染上了黑黑的碳末。大家围拢来看,都说是飞机爆炸的碎片。众人受到启发,四散低头寻找别的残留物,很快就有一堆了。我妻脱下外套把它集中起来。我看里面除了铝片之外,还有铸铁、玻璃纤维、橡胶、电线等。我妻还拣来一颗手枪弹壳。钢霍约克对它很感兴趣,拿在手里看了又看。其实当时我应该马上把它放进口袋,不然那来以后的遗憾。

    大概过了15分钟,那两个小伙子回来了。他们说没找到。所有的人都灰心丧气了。还是奥永策策格脑子灵,她建议我施以重赏。我点点头。她过去和他们说了几句。他们掉转马头又去了。没几分钟,他们奔回来,大喊找到了。奥永策策格对我会心地笑了笑。包尔德驾车跟着他们朝北开去。这时我发现我们刚才从这里开过。在西山坡一个不显眼的小土堆旁边,那两个小伙子停下了。他们用马鞭子指着它说,这就是。这地方离开我们刚才拣飞机残片的地方不远,最多500米。看来是可信的。我对钢霍约克说,看样子这是一座坟,但太小了。向导解释说,以前比较高,年代久远,风化掉了,位置没错。我妻还在向上爬。她以为九个人有九座坟,去找其他的坟。我对她说,只有一座坟,九个人埋在一起,快下来。我站在林彪墓前仔细观察并拍照,上下左右四个方向都拍了。我发现这坟高约七十公分,直径约两米。怪不得向导找不到它,因为它快湮灭了。坟上长了二三十公分高的草,如果把草铲除,恐怕更可怜了。蒙古人按照他们的风俗在坟顶上垒小石头。奥永策策格找到一块长石头插在中间,标志相当明显。我妻一边垒一边嘟哝,后悔没有带哈达来。我又朝墓前整个草原拍了照。我要履行自己的诺言,当场给了两位小伙子一万图格里克,并且把所有的人叫到一起拍照留念。两位小伙子高高兴兴地走了。我又回头和妻子在林彪墓前合影。坦率讲,我对林彪绝无好感,“文化大革命”就是他和江青配合毛泽东搞起来的。在这次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中,他也是罪恶累累。我本人在运动中被逼上绝路跟他也不无关系。但是看到目前的景象,感到他的后事未免太草率、太凄凉了。考虑到他在革命战争中立下过赫赫战功,又考虑到他是指过百万大军的元帅,似乎隐隐感到有改善待遇的必要。但是,这是政治问题,又是重大的历史问题,我们老百姓根本没有发言权。钢霍约克对我说,这九个中国人的遗骸你们政府应当运回去,交给他们的家属安葬,理由只有一条,那就是他们是中国人。过去我们的泽登巴尔也犯过错误,客死苏联,后来,蒙古政府还是把他的灵柩运回来,举行国葬。你们为什么不行?我对他苦笑,拍拍他的肩膀说,中国的事情太复杂,跟蒙古不一样,你是不可能理解的。

    目的达到了,大家都很高兴,在现场流连,各自发表感慨。钢霍约克说,我来出钱,替这九个人树碑。他叫我回去查一查九个人的姓名,用中英文写清楚,寄给他。我答应了。我问,下次再来,你还认识吗?他说,不会忘记。包尔德说,下午他还有事,催大家上车。我妻提了一包飞机残片,满面笑容上了车,好象拣到了宝贝。其实,在几个平方公里范围内到处是碎片,集中起来恐怕有好几百公斤,你能拿得完吗?如果有很多中国人来凭吊的话,可能会被拣完。但是,蒙古政府也不一定让你带出境,说不定会叫你出钱买,物以稀为贵嘛!奥永策策格在我耳边悄悄地说,到了城里你要请客吃饭,带酒的。我点点头。她又提醒我了。包尔德完成了任务,心情极佳,车子开得飞快,下午1点多钟回到了温都尔汗。我们找了一家最好的饭店,大吃一顿。我在付款后,在向导上衣口袋里塞了五千图克里克。虽然他没有找到林彪墓,但是大方向和大范围是正确的,应当谢谢他。所有的人都很满意,皆大欢喜。

    关于林彪坠机的原因有多种说法:

    1、钢霍约克说,飞机飞到东方省被苏联导弹击中起火,又掉头向南,有人看到它拖着火龙下降,似乎驾驶员想找块开阔地迫降,但是没成功,着陆就爆炸。

    2、也有人说,飞机是被中国人发射的导弹追尾击落的。

    3、还有一种奇怪的说法,称这九个人被打死后再装上飞机,让飞机在天上自飞、乱飞,最后被击落的。这种说法近乎荒唐,可信度最低。

    4、1976年,蒙古后杭盖省党委秘书长别得兰告诉我,飞机上的人发生内讧,互相开枪射击,可能驾驶员被打死,飞机失控就掉下来了。因为别得兰身份很高,说话有根据,我一贯比较相信他的话。

    回到旅馆,我妻整理拣到的东西,发现那颗手枪弹壳不见了。我着急了,因为当时我兴奋过头,脑子很乱,没有立刻想到别得兰的话,所以没有看一看那弹壳的屁股是否被击发过。这下子糟了,我失去了证明历史的机会。请想一想,在林彪飞机坠毁的地方,拣到一颗手枪弹壳,如果它已被击发,是不是可以证明飞机上的人的确发生过对射?我把到手的证据丢了。我用手捶自己的脑袋。我恨自己粗心大意。我妻见我如此激动,就去找钢霍约克,问他拿了没有。这家伙脸涨得通红,跑来和我说他没有拿。这时,我的脑子已经冷静下来,淡淡地说,不见掉就算了。不再提这事。第一,我知道他过去是党委的干部,有政治头脑,他不会让一个外国人把在蒙古土地上拣到的手枪弹壳带出国。第二,他帮我找到林彪墓已经是天大的帮忙,只能感谢,不能翻脸。万一大家不高兴了,他去和内务部乱说一通,我要倒霉的。我想夜长梦多,不能久留,当场要求他帮忙找车回乌兰巴托。下午4点,我们三人登上一辆轿车离开了温都尔汗。车主是一位富人,夫妻俩送女儿上飞机到英国去读书。他们带我们是想赚回汽油钱。女儿和母亲说个不完,都是生活琐事。后来她又和我们两位奥永娜攀谈起来。听着听着,我突然感到蒙古语卷舌音那么多,女人说起来特别好听,象鸟叫似的。我拿它和俄语作比较,觉得俄罗斯女人说话不如蒙古女人说话好听。我不是替蒙古人吹,蒙古女人说话,大概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天慢慢的黑下来,我渐渐陷入沉思,这毛泽东和林彪是一正一副,又是亲密的战友,他们有不同的意见,为什么没有正常的渠道进行沟通,非要背靠背斗个你死我活呢?我们的制度肯定出了问题。晚上11点,我们回到首都。车主一直把我们送到陈宝家。陈宝听我们讲这两天的经历,并且看了飞机残片,觉得我们很了不起。他说,只有你才有本身做得到,其他中国人谁也不行。

    8月下旬,我妻的新护照总算办出来了。前后耗时一个半月,弄得大家筋疲力尽,现在总算好回去了。但此时正逢学校开学,大批蒙古留学生到中国去,我们买不到直达北京的火车票,只得先到扎门乌德,步行过边界到二连,再找车回北京。走的前夕,陈宝提醒我,通关时蒙古海关要检查行李,你要注意那些飞机残片。其实,我早已想到这一点了。他的提醒更加强了我内心的不安。我想了又想,作了很多策划,但总是没有把握。我的最后行动方针是充分准备,胆大心细,随机应变。后来,我们在蒙古海关损失了一块比较大的铁皮,其它残片都带回来了。现在想起来还后怕,要是我在关键的时候不当机立断,把装着飞机残片的公文包扔给已经通关的妻子,恐怕那些纪念品已经全军覆没了。其实,回到中国,这些纪念品也不见得就安全了。我们为了保护它,不坐飞机,不坐火车,一直坐汽车回到家乡。

    2006年916日《参考消息》登出共同社消息,披露林彪坠机蒙方报告。蒙方调查人员一致认为,一定是机上人员之间发生了搏斗,支持林彪的一方想逃去苏联;另一方则想返回中国。我认为不排除开枪的可能。因此,20年前别得兰向我提供的信息应当是正确的。前几天我打电话给陈宝,叫他告诉钢霍约克,保存好那颗弹壳,说不定将来能用它证明历史。其实,钢霍约克是很有心计的,他也想借我的力发财。他对我说过,以后中国可能会有人来肯泰凭吊林彪墓,他们到了乌兰巴托,马上打电话给我,我派车去接他们。他们可以在肯泰玩两天,一天凭吊林彪墓,一天到成吉思汗的出生地塔塔尔县去玩。我说,一天来一天回,一共四天。有没有人来是个问题。我不知道现在中国还有多少人对林彪感兴趣,愿意花钱到蒙古肯泰草原去看那个土堆。

    说来是巧合,在林彪坠机一周年的前夕,我也到了蒙古。但是去的方式不一样,他趁飞机,我是步行。看来还是步行比较踏实,后来我终于回来了,他却永远留在那里了。人的命运就是那么变幻莫测!(国庆节写于上海)

 



 

苏轼:永遇乐·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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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古诗新解

苏轼:永遇乐 ·秋夜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

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

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

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

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

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

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解题】

东坡在徐州护城河边建黄楼及花园,地近燕子楼。中秋时节夜宿黄楼,梦与美人神交,醒而惆怅,遂作此词。末句云:“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故知所在追梦之地乃黄楼及花园也。

此词旧有序:“彭城夜宿燕子楼,梦关盼盼,因作此词。”与黄楼抵牾,疑为后人附会之词。

[何新译文]

明月皎白如霜,好风清润如水,秋夜景色清幽令人沉醉无限

弯弯水渠中鱼儿跳跃,圆圆荷叶上露珠飘散

夜深人静,如此美景竟无人赏看

——突闻三更鼓声,慷然一曲,把我的梦境惊断!

夜色苍茫,再也找不到那梦境,醒来起身把小园寻遍

天涯游子身心困倦,看那远山中的回乡路,故园遥遥令人魂断

燕子楼空空,美人早已不在,画堂里只留下翻飞的燕子

古今万事如梦,有谁能从梦中醒来?总是不断重现那一次次旧愁新怨

将来有人,面对如此黄楼夜色,也还会如我一样深深长叹!

[注释]

⑴彭城:江苏徐州。

燕子楼:晚唐徐州守官张建封(一说张建封之子张愔)为其爱妾在徐州所筑小楼。白居易为之题咏,遂使此楼名垂千古,后历代诗人咏诵不绝。

⑵紞如:拟声词,音近咚咚,击鼓声 。紞音眈。如,形容击鼓的声音。又如紞紞然(形容似击鼓之声);紞紞(击鼓声)

“紞如打五鼓,鸡鸣天欲曙.”(晋书吴人歌)苏轼 《宿海会寺》诗:“倒牀鼻息四邻惊,紞如五鼓天未明。” 三鼓,报时,三更。

铿然:形容清越的金石音响。“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石钟山记》)。

⑷梦云:典出宋玉《高唐赋》楚王梦见神女:“朝为行云,暮为行雨”。

惊断:惊醒。

⑸心眼:心愿。东坡词句有“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

⑹黄楼:苏轼任徐州知州时所建。在徐州城郊,临河。苏东坡有咏彭城黄楼诗句:“荡荡清河堧,黄楼我所开。秋月堕城角,春风摇酒杯。”

为,故训之一,如也。



 

[转载]杜撰的世界历史(一):西方历史是基于伪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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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贝内德托·克罗齐(All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Benedetto Croce)。


第一部分 编译按语:华夏派生西方——新文明与假历史

 

“经史子集”之外无历史。

在其与中国相遇之前,即在中国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西传、从而使欧洲发生划时代的变革之前,西方没有文字、文明和历史。 [1] “东学西渐”——主要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西传——使基督教的书写工具,从“神秘语言” [2] 变为实用的语言文字(分裂为西欧各国言语:与各地方言结合而形成各国文字)。与此同时,在“东学西渐”带来“文明印象”及其技术的条件下,基督教的书写工具也变为“伪造工具”——尽量集大成于内外信息,而编织成西方自己的“文明的神话”。稍后,它被俗世欧洲(号称“人文、理性”)变本加厉、发扬光大——在用指南针与火药来开拓“世界历史”之后,便再用纸与印刷术来谱写“千禧篇章”。

是四大发明,不仅激活了犹太—基督教的拉丁文与希腊文(后者在1830年代以前,与希腊本身没有关系);而且使“字母世界”开始有了“有文字的文明”! [3] 于是,欧洲在历史文化方面,开始脱胎换骨,别开生面;以致“远溯博索,光前裕后”。

这就是说,近代以前西方的全部的“文化、历史”都是子虚乌有。即:所谓的“古典文明”、希腊源头、科学传统、哲学流派和“与之相关”的几大文明古国和“地中海文明”,以及基督教经典与成就(中世纪欧洲的历史),都是在文艺复兴世纪前后——东学西渐的大环境下——被伪造出来的。

向西传播的中国科技与文化(阿拉伯、蒙古为中介)、东方文明的引力与示范、以及东方所形成的全球贸易与“全球天下”(哥伦布凭借中国发明“发现新大陆”),再加上西方因其“海洋地缘”而得天时地利;凡此,正在酝酿一个新文明,而作为其前提条件的“思想准备”,就是利用“东学西渐”来塑造“西方谱系”。

西方的“真实文明”和它的“虚拟前身”,都是源于华夏!

 

第二部分 外国学者揭秘西方伪造历史

〔贝拉·卢卡奇博士 整理,诸玄识 编译〕

 

现代标准的西方及世界的编年史体系是在1617世纪被伪造成型的,教士是始作俑者。

根据俄罗斯科学院阿纳托利·福缅科院士的研究,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在欧美国家被用于教学的历史,基本上是被伪造的。真实的西方历史最早开始于1250年左右(此前毫无文字记载)。耶稣基督产生于1053年,被钉十字架于1086年,而第一次十字军则是对他的遇难的直接反应。荷马史诗是中世纪的匿名诗人……。 [4]

古希腊的城邦和殖民地的素材分别是意大利城市国家和十字军东征。 [5]

让·哈尔端揭露,几乎全部的古代著作都是在13世纪以后伪造出来的。 [6] 哈尔端还说,几乎全部的古代艺术作品、石刻和钱币都是伪造的。 [7]

所谓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实际上都是中世纪的作家,生活在1416世纪。 [8] 希罗多德的《历史》是最近杜撰出来的,希罗多德参考了1116世纪发生的一些事件,他本人生活在16世纪。 [9]

柏拉图的《共和国》的真正作者,是中世纪的格弥斯托士·卜列东(Georgius Gemistos PlethonPletho,约1355年—1452年)。……被说成是是公元前5世纪的柏拉图(Plato)和公元第三世纪的普罗提诺(Plotinus),都是15世纪的格弥斯托士•卜列东(Pleton)。 [10]

“古代的希腊文著作”都是中世纪的产物,希罗多德、色诺芬、修昔底德、阿里斯托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其他的“古希腊”的著作,都是1115世纪的,在1617世纪被编撰。 [11]

尤利乌斯·凯撒的《高卢战记》和《恺撒战记》 都是后来伪造的。 [12]

罗伯特·巴利道夫(Robert Baldauf,瑞士语言学家)的研究结论是:“我们的罗马人和希腊人都是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根据巴利道夫的阐述,荷马、索福克勒斯、亚里士多德和别的“古典作家”,所有他们都处于同一个世纪;他们的家,并非是古希腊或罗马,而是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丝绸之路的终端,中国与阿拉伯文明向西叠加波及的欧洲门户)。全部的古希腊和罗马的历史都是……被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他们的欧洲同仁和门生,拼凑和撰写出来的。“人文主义给予我们一个关于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的奇妙世界,这是人文主义作家的一个发明。”巴利道夫说。 [13]

威廉·卡梅尔(Wilhelm kammeier)手稿《全面伪造的历史》写道:德国历史和全部的世界历史都是在极大程度上的杜撰,其文字和文献资料都是伪造的。 [14] 圣奥古斯丁著作是在假的基督教典籍之列。 [15]

 



 

1873年,大英博物馆购买了红陶石棺(terracotta sarcophagus),这个古代伊特鲁里亚文物很快闻名。经杰出的博物馆专家鉴定,它是公元前6世纪的作品。然而十年后,一个名叫恩里科·彭内利的罗浮宫的修复工,通知考古学家,……该文物是他和他的弟弟皮耶罗·彭内利制作的,然后,将它埋在土里,再“成功地”发现这件文物。[13]

 




19世纪末,一批带有斑点和神秘文字的雕像在耶路撒冷重见天日。所有这些被称为古代摩押人的“文物”,被普鲁士政府以20000塔勒拍卖,旨在资助东方学研究。然而法国人克莱蒙-加诺(clermont ganneau, 18461923年,考古学家)宣称它们全是假货。一个政治丑闻爆发,因为柏林博物馆收藏了1700件“摩押文化”的古董;结果发现制造出成千上万的这类文物的公司(工厂),……就坐落在耶路撒冷。[14]





 


1920年,纽约大都市博物馆购入三个伊特鲁里亚武士塑像(译者按:位于意大利的“伊特鲁里亚文明”,纯属伪造),被认为是(该文明)唯一的二千三百年以前的艺术品。专家们欢欣鼓舞,只有文物保管员帕森斯对此发现深表怀疑。三十年后,帕森斯遇到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菲奥拉万蒂的意大利人;后者承认,在半个世纪前,他和其弟里卡尔迪·菲奥拉万蒂拥有一个批量生产此类文物的陶瓷工厂。但纽约大都市博物馆拒绝相信帕森斯所写的调查报告。一名专家带着馆藏武士所缺的一个手指的模型,找到菲奥拉万蒂;发现他保存了伊特鲁里亚武士塑像的一个手指,作为纪念。[15]





 


1896年卢浮宫以200,000法郎收购了赛塔芬尼斯金皇冠(Saitaphernes' Golden Tiara,希腊—西徐亚人的文物),五十年后发现是假的。[16]





       


 

[转载]杜撰的世界历史(二):透视伪造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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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过去。”[1] ——乔治·奥威尔Who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future. Who controls the present controls the past.——George Orwell)。


第一部分 编译按语

 

近代以前的西方没有历史。当日耳曼部落族群——现代西方人的祖先——从中亚漠北的大草原,进入欧洲的时候,那里原本就是黯淡无光的文化荒漠:从来没有文字、文化和文明。[2]

近代以前,虽然犹太—基督教拥有原始的拉丁文和希腊文(在被“四大发明”改造之前,两者不能被通俗使用;绝大多数的教士和贵族都是文盲;[3] 而且希腊文与地理上的“希腊”毫无关系);但是,它们与其说是“语言文字”,不如说是“神秘符号”:在密室伪造“神圣”,对族群散布“咒语”。[4]

基督教的千年丝毫没有改变欧洲和日耳曼人的原始状况。[5] 然而,中国的技术与文化透过阿拉伯—蒙古—十字军传入欧洲,在点燃了几点文艺复兴的火花的同时,却全面地造成宗教失控,以致人神火拼,趋于毁灭。[6] 幸亏,东方的舶来品的其中几项(指南针、造船术、航海图等),加上实际上是中国开拓的“地理大发现”[7] ;凡此,使西方因祸得福,否极泰来!——劫掠和霸占美洲让欧洲的内部变得宽松、和解、有序、富有:“负能量”疏解于外、嫁祸于人,“正能量”带来佳境、创造奇迹(暴力的再生产)。

从那以后,欧洲的宗教语言得力于纸与印刷术等,而能够升级和普及,逐渐与各个日耳曼部落向民族国家的转型,相辅相成,两全其美;于是,基督教就把其内部的神话传奇与外部的文化信息,编织成了一个神圣性的文化根脉。在此基础上,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理性”和“西方中心”,与之征服世界相得益彰,就构建成了以“西方始终应该主宰全人类”的世界历史。这就像历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8]

 

第二部分 外国学者批评西方历史学

〔亚当·温斯坦博士整理,诸玄识 编译。一家之言,仅供参考〕[9]

 

意大利文艺复兴所发掘的“古典文明”(希腊、罗马)是向壁虚构;

欧美历史学所产生的西方史与世界史,都是基于伪造的历史资料;

基督教是伪造历史的始作俑者,从而形成了西方史学的主脉;

耶稣基督并非产生于公元元年,他的生与死都发生在中世纪。

 

(中世纪以来的西方学者)根据著名的日期和事件来编撰历史,那就像是月亮着落一样,纯属伪造。迄今为止,已有四十万到两百万个如此日期/事件,都是从奇闻异事和宗教神秘中被炮制出来了。然后,让你(读者或学子)开始领悟一部新时代的编年史的意义;但它却是遵循这样一个荒谬的“经验统计理论”(empirico-statistical theory),即:大部分的历史学是服务于“强权即公理”的虚构之集合……。“历史总是被胜利者所写的”(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Dan Brown)。

我们大家都是通过博物馆、书本和遗址来和往昔建立联系。这些就事论事的“历史”。它们没有经过批判性的反思的过滤,就先入为主地植根于我们的心灵,构成了我们的知识存在。

这样的历史是真的吗?阿纳托利·福缅科(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希望唤醒你们!他的见解可被棋王加里·卡斯帕罗夫和伊萨卡·牛顿所佐证……。

福缅科院士首倡“彻底改变人类历史学”——更换古代世界的编年史。他和他的合作者格列布·诺索夫斯基试图用统计学和天文学的科学资料,来重新验证(鉴于西方没有真实的文物、文献的史料)。福缅科院士认为:

西元11世纪以前的西方,不存在关于人物和事件的可靠的文字记录。大部分的早年文化都是基于这样的“文献”或复制文献,它们即使是真的,也只是作者对他们的同时代所发生的的事的记录。从这一点来说,那时的编年史家——主要是少数教会文士——凭借假设和共谋来确定历史事件及其日期。他们干脆把其周遭的琐事——无意义的或有害的事——用来充实早年“历史素材”,从而创造了诸多的中古事件提前“重演”的怪像……。

在基督教的编撰中,《新约》中的事件,一如《旧约》,大部分的故事都是根据后来发生的事炮制出来的。贞德的原型是犹太—基督教中的黛博拉(Deborah)。【译者按:被说成是法国民族英雄的“圣女贞德”是虚构的;近年还伪造了贞德的遗骨。法国朝野于201266日,根据假的贞德的生日,进行了六百周年纪念活动。France Celebrates Joan of Arc's (Fake) Birthday[10]

 

 




耶稣被钉十字架发生在1086的君士坦丁堡。……福缅科院士断言,耶稣和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是同一个人,……耶稣是中世纪的人!【译者按:贝拉·卢卡奇博士指出:“耶稣生于1053年,被钉十字架是1086年,第一次十字军就是对该事件的直接反应。”[1]

 

 




古埃及、希腊和罗马都是被文艺复兴的作家和艺术家塑造出来的。所谓的受亚里士多德教育的亚历山大大帝,后者只是15世纪的莫斯科的一个沙皇。【译者按:15世纪俄罗斯还是一个很原始、非文字的部落社会】。



亚历山大大帝。在短短的10年,从20岁开始,他造就了庞大的帝国,绵延从埃及到印度;从来没有在战斗中败下阵来,他利用创新的攻城利器;并成立了20个城市,都冠其英名,包括在埃及亚历山大。这是真的吗? in 10 short years from the age of 20 he forged a vast empire stretching from Egypt to India. Never defeated in battle, he made use of innovative siege engines every bit as as effective as the fabled Trojan Horse, and founded 20 cities that bore his name, including Alexandria in Egypt.  


(现代流行的)中世纪早期的英国历史,采用了杜撰的后罗马的阿瑟王传奇及其人名和时间,实际上是复制了一些的拜占庭的历史,后者却也是基于中古后期的事件而伪造出来的。

福缅科院士说,就是现代的编年史的“科学方法”也是基于老的、被杜撰的时间线的。现代的西方历史学是变本加厉的堕落。一句话,……我们是在实践“让·鲍德里亚模式”,而没有第一手资料。【译者按:让·鲍德里亚是法国哲学家。其思想归纳为“现实的消失”。他在其所著《象征交易和死亡》书中提出三个概念:A.“仿冒拟像”: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B.“生产拟像”:工业革命以来,所有的物体彼此全是复制拟像;C.“模制拟像:设置程序再现原始起源。】

我们(西方文化)是在中世纪模本中编织起来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年)说∶“谁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过去。”。俄罗斯社会批评家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Alexander Zinoviev, 19222006年)更明确地指出:“17世纪以前的全部(西方)历史都是被伪造的,……精致的伪造具有了普遍性。

……奥威尔的那句控制过去的老话,虽然能够打动《1984》的年轻读者,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早已是麻木不仁了。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迪特里希·黑格维施(Dietrich Hermann Hegewisch, 17461812年)在1854年写道:“提供有序的(历史)原则,来促进(现代)社会生活的理性安排。”

人类的时间线的隐晦,是个“历史问题”,至今悬而未决,以致社会自身不能正常运行。(中世纪)基督教分裂,从而让神父来为《圣经》中的事件设置时间,其意义是深远的。

……法国学者让·哈尔端,书商的儿子,成为耶稣会教师和图书管理员;他越来越对其所收集和翻译的古典文献感兴趣,最后得出结论:……除了西塞罗和维吉尔等极少数人的古代作品之外,所有的希腊和罗马的“古文献”(包括众多的希腊哲学、科学、历史和文学),都是13世纪的教士杜撰出来的(根据东方的新知识拼凑出来的)。哈尔端同时怀疑由希腊文翻译而来的《圣经》是假的。揭露这个丑闻激怒了他的耶稣会上司,后者迫使他于1708年放弃如此研究;直到哈尔端死后才发表其扩充的著述,它宣称是中世纪的本笃会修士编织了古典的希腊和罗马,他们还铸造了古代钱币。【译者按:福缅科院士称:真正的罗马帝国仅是中世纪的罗马教皇所设计和追求的“统一蓝图”(以“泛蒙古帝国”为素材和灵感),也就是所谓“第三罗马帝国”。即:“李维所确定的‘古罗马’是公元1053年之后,……罗马在意大利建立的正确时间应该是14世纪。”[1]

早期神父圣保罗和福音书(“福音四书”,即《新约》的头四卷)都是本笃会僧侣于16世纪炮制的。“基督与使徒”大批量地虚构历史事件,15世纪结束以前的英国历史亦然。

今天所教的中世纪史几乎全是伪造的。“一个想象的历史阶段被创造出来,它叫做‘中世纪’。”整个7001400年的“中世纪历史”全都记载着从未发生过这些事(而那段时间的欧洲,真正发生的事,因为没有文明的内容和工具,所以根本无法记录在案)。[2]

 

 

 

[转载]杜撰的世界历史(三):“复兴古代”竟是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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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竟是如此谎言的集合,即它们是由不存在的人物所讲述的从未发生的事。[1]——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History is a pack of lies about events that never happened told by people who weren't there.)  

 

〔里瓦尔塔博士 整理, 诸玄识 编译〕[2]

 

深入研究表明,在西方,公元8世纪以前的文字资料全不可信,而关于810世纪的信息极为稀少;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古代”历史事件是发生在1116世纪,它们在14001600年间在“复古”的想象中被编撰成书。[3]

不可思议的是,没有一个在11世纪以前的文物或文字证据是可信的。古典历史(希腊、罗马和犹太—基督教)竟然全是基于这样的“副本”,即:所有的原件都已“遗失”了![4]

古罗马和希腊的历史,古埃及和波斯的历史都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根据教会神话中的线索,被发明作为西方历史或是作为它的铺垫材料。

(圣经)《旧约》是隐晦地反映中世纪的事件,它是被写于《新约》之后。殊不知,十字军与十字架(耶稣受难)是同时代的,旨在惩罚弥赛亚的迫害者;那就是,耶稣产生于公元1053年,而被钉十字架在1086年。[5]

通用的古典世界的历史是谎言的聚合,其中的大多数的人物事件都是公元16世纪之前的一段时间被制作出来的。我们今天所学到的世界历史都是在公元1618世纪被杜撰出来的,奠定这个基础的是,意大利穿白袍黑袍的教士和1415世纪的“人文主义者”。[6]

在东方及阿拉伯人的文化影响的大环境下,意大利的彼特拉克、但丁、布拉乔利尼、马基维里、乔托、贝尔尼尼、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等人所创造的,不仅有不朽的杰作,它们得到了罗马教皇和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的酬报;而且还有大量“古代的”手稿、壁画和塑像,它们供应英法德俄等国的暴发户。[7]

N. A.莫罗佐夫(Nikolai Alexandrovich Morozov, 18541946年)提醒我们: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教授安西拉(de Arcilla)……证明,整个古典时代的历史都是起源于中世纪。这雷同于耶稣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哈尔端(16461724年)的观点,他认为:古典文献是在16世纪前一段时间的修道院中被杜撰出来的。[8]

古代和中世纪的编年史是后来杜撰的,其中的大部分成型于1617世纪,开始于约瑟夫·尤斯图斯·斯卡利杰(Scaliger, Joseph Justus, 15401609年)的著述。[9]

罗伯特•巴利道夫在其所著《历史与批评》(History and its Criticisms, 19021903年)一书中,证明:不仅古代史(希腊—罗马、犹太—基督教),而且中世纪前期的历史,都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被伪造出来的,后世只是在语言学上“丰富多彩、顺理成章”而已。[10]

德国学者黑里贝特·伊利格(Heribert Illig)的论文《查理曼是真实存在吗?》( Was There Really a Charlemagne?),写道:许多关于查理曼大帝的文献,都是后来虚构出来的。[11]

《大时代骗局——欧洲历史假的!》一文揭露:

 

不少媒体已经注意到,在德语国家有大量经文、官方文件和手抄本被发现是造假;尤其是关于12世纪的欧洲的,这些伪文献被广泛使用作为政治法统和文化宣传的依据。

……关于中世纪的发明的造假……正在电视节目中热烈讨论。……这意味着欧洲中世纪“黑暗”到如此程度,以致关于它的种种描述是实际上不存在的。特别是在(公元)611914年之间,毫无证据显示在此阶段发生过任何事。

……今之研究机构,……从其体魄、智能、财力、武功和精神,把查理曼大帝塑造成一个梦幻般的超人。(现代书中关于查理曼帝国的)许多令人惊叹的成就与当时欧洲的极端落后和贫穷之实情乃格格不入,那时贸易低下,沟通困难,货币罕用;在如此凄凉的景象里,很难看见任何城市从罗马废墟上兴起。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查理曼帝国是虚构的。详细的考古分析足以动摇关于89世纪的欧洲建筑的真实存在。

……不用说,关于时间偏差测定的历史研究正在挑战关于欧洲文明起源的经典说教……。马丁·贝纳尔在其所著的有争议的《黑色雅典——古代文明的亚非之根》一书中揭露: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欧洲学者深度歪曲和广泛编造古代历史,其中也触击到所谓的中世纪的文化背景。该书系统地剖析学者们在古典研究上的可耻行径。基于种族主义与文化利益,他们在编造希腊历史(在17851985年之间),以服务于欧洲中心论和白人思想霸权……。[12]

 


 

 

[转载]杜撰的世界历史(三):“复兴古代”竟是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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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竟是如此谎言的集合,即它们是由不存在的人物所讲述的从未发生的事。[1]——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History is a pack of lies about events that never happened told by people who weren't there.)  

 

〔里瓦尔塔博士 整理, 诸玄识 编译〕[2]

 

深入研究表明,在西方,公元8世纪以前的文字资料全不可信,而关于810世纪的信息极为稀少;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古代”历史事件是发生在1116世纪,它们在14001600年间在“复古”的想象中被编撰成书。[3]

不可思议的是,没有一个在11世纪以前的文物或文字证据是可信的。古典历史(希腊、罗马和犹太—基督教)竟然全是基于这样的“副本”,即:所有的原件都已“遗失”了![4]

古罗马和希腊的历史,古埃及和波斯的历史都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根据教会神话中的线索,被发明作为西方历史或是作为它的铺垫材料。

(圣经)《旧约》是隐晦地反映中世纪的事件,它是被写于《新约》之后。殊不知,十字军与十字架(耶稣受难)是同时代的,旨在惩罚弥赛亚的迫害者;那就是,耶稣产生于公元1053年,而被钉十字架在1086年。[5]

通用的古典世界的历史是谎言的聚合,其中的大多数的人物事件都是公元16世纪之前的一段时间被制作出来的。我们今天所学到的世界历史都是在公元1618世纪被杜撰出来的,奠定这个基础的是,意大利穿白袍黑袍的教士和1415世纪的“人文主义者”。[6]

在东方及阿拉伯人的文化影响的大环境下,意大利的彼特拉克、但丁、布拉乔利尼、马基维里、乔托、贝尔尼尼、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等人所创造的,不仅有不朽的杰作,它们得到了罗马教皇和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的酬报;而且还有大量“古代的”手稿、壁画和塑像,它们供应英法德俄等国的暴发户。[7]

N. A.莫罗佐夫(Nikolai Alexandrovich Morozov, 18541946年)提醒我们: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教授安西拉(de Arcilla)……证明,整个古典时代的历史都是起源于中世纪。这雷同于耶稣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哈尔端(16461724年)的观点,他认为:古典文献是在16世纪前一段时间的修道院中被杜撰出来的。[8]

古代和中世纪的编年史是后来杜撰的,其中的大部分成型于1617世纪,开始于约瑟夫·尤斯图斯·斯卡利杰(Scaliger, Joseph Justus, 15401609年)的著述。[9]

罗伯特•巴利道夫在其所著《历史与批评》(History and its Criticisms, 19021903年)一书中,证明:不仅古代史(希腊—罗马、犹太—基督教),而且中世纪前期的历史,都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被伪造出来的,后世只是在语言学上“丰富多彩、顺理成章”而已。[10]

德国学者黑里贝特·伊利格(Heribert Illig)的论文《查理曼是真实存在吗?》( Was There Really a Charlemagne?),写道:许多关于查理曼大帝的文献,都是后来虚构出来的。[11]

《大时代骗局——欧洲历史假的!》一文揭露:

 

不少媒体已经注意到,在德语国家有大量经文、官方文件和手抄本被发现是造假;尤其是关于12世纪的欧洲的,这些伪文献被广泛使用作为政治法统和文化宣传的依据。

……关于中世纪的发明的造假……正在电视节目中热烈讨论。……这意味着欧洲中世纪“黑暗”到如此程度,以致关于它的种种描述是实际上不存在的。特别是在(公元)611914年之间,毫无证据显示在此阶段发生过任何事。

……今之研究机构,……从其体魄、智能、财力、武功和精神,把查理曼大帝塑造成一个梦幻般的超人。(现代书中关于查理曼帝国的)许多令人惊叹的成就与当时欧洲的极端落后和贫穷之实情乃格格不入,那时贸易低下,沟通困难,货币罕用;在如此凄凉的景象里,很难看见任何城市从罗马废墟上兴起。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查理曼帝国是虚构的。详细的考古分析足以动摇关于89世纪的欧洲建筑的真实存在。

……不用说,关于时间偏差测定的历史研究正在挑战关于欧洲文明起源的经典说教……。马丁·贝纳尔在其所著的有争议的《黑色雅典——古代文明的亚非之根》一书中揭露: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欧洲学者深度歪曲和广泛编造古代历史,其中也触击到所谓的中世纪的文化背景。该书系统地剖析学者们在古典研究上的可耻行径。基于种族主义与文化利益,他们在编造希腊历史(在17851985年之间),以服务于欧洲中心论和白人思想霸权……。[12]

 


 

 

[转载]伪造古埃及之一:历史与文物的互相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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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西方中心论与四大文明古国


西方历史学是基于假文物、假文献的空中楼阁。[1] 希望中国能够早日实现“文化崛起”,以便用这个“终古长存、有案可稽”的文明标准,来全面重审西方所塑造起来的世界历史。

对,“重新固定一切价值”!(revaluation of all values.)。然而尼采的这句话,被胡适奉为座右铭;他和其他的“新文化人”本此精神,来“疑古辨史、虚无国故”——废传统,弃历史!五四以来,中国学术界基本上是以殖民文化来迎合“西方中心论”的。从今往后,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毛泽东)

不否认“金字塔”的价值与奥义(它或许与“三星堆”都不属于我们这个“纪世”——汉字文明和由四大发明所造成的字母文字的文明)[2] 。然而,力求“树大根深、谱系优异”的西方中心论,由该“奇迹”切入,而编织“文明古国”;全然是捕风捉影、以伪乱真!实际上,现代西方的祖先是中亚漠北的游牧部落;[3] 在受到中华文明影响之前,欧洲及其“文化奥援”——“近东、中东”都是文化荒漠。[4]

欧美及现代文明总源于中国。(请读 诸玄识《文明突变”:华夏派生欧美》。科学与民主、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无不如此。(请读 诸玄识《华夏赐予欧美民主:政治文明的西方退化》。西方为了长期宰割世界,就在历史学上“扬西抑东”,否认“西学中源”——抹杀真正的文明母亲。




(二)德国考古学家的最成功的伪造


 德国顶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假的

  

英国BBC新闻网发文

 

根据一位艺术历史学家的研究,这个三千四百年前的文物,即著名的纳芙蒂蒂王后半身像(bust of Queen Nefertiti),是伪造品。

致力于这项研究历时25年的亨利·斯蒂林(Henri Stierlin,瑞士学者)最近披露,这个古埃及的半身美女是1912年制作的,是德国考古学家与埃及学权威,路德维格·博查特(Ludwig Borchardt ,1864—1938),通过(伪造工厂)预订生产的,然而他就宣称是他自己在尼罗河畔发现这个“宝贝”的。'Fake' claims over Nefertiti bus8 May 2009 16:28 UK),news.bbc.co.uk/1/hi/entertainment/arts_and_culture/8038097.stm


这就是纳芙蒂蒂,只有一百年的假货?(Is this Nefertiti – or a 100-year-old fake? )——英国卫报

这是假的:埃及王后纳芙蒂蒂的半身像——被称为古代世界的蒙拉丽莎!(The bust of Egyptian Queen Nefertiti, considered to be the Mona Lisa of the ancient world, is a fake)。——加拿大新闻网

啊,多么优雅的精雕细刻的造型,高傲的微笑,天鹅般的脖子,三千四百年的睡美人!她使柏林每年招来50万游客。这个可怜的古埃及十八王朝的王后纳芙蒂蒂,现在竟被两名专家证明是伪造的!——奥地利新闻网



 路德维格·博查特(Ludwig Borchardt,1863— 1938年)出生在柏林的德国埃及古物学者。他以发现纳芙蒂蒂半身像而闻名于世。下面是他在埃及“发现”该文物的过程(然后偷运回德国)。





真正的奇妙的杰作,难以言状,你必须亲眼看到它!(Really wonderful work. No use describing it, you have to see it.)。)——德国考古学家路德维格·博查特的日记







                         (三)由假文物所支撑起来的历史与文化

   

以下是美国一部《世界历史百科全书》中的片断[1] 

 

1.古埃及纳芙蒂蒂王后半身像

 

这座美轮美奂的无价之宝,长眠于地下已有三千三百年之久。该彩绘人像是以石灰岩与灰泥雕塑而成的。雕像上所刻的是,(古埃及法老)阿肯那顿的大王后纳芙蒂蒂。因为这座雕像是最广为流传的古埃及艺术品之一,纳芙蒂蒂也成为最有名的古代女性之一,同时也是女性美的一种指标。“纳芙蒂蒂”的象形文字意即:美丽的人来了。

一般认为这尊雕像是在公元前1345年由雕刻家图特摩斯(Thutmose)所创作的。

1912年时,一支由德国考古学家路德维格·博查特(Ludwig Borchardt)率领的德国考古队,在位于埃及尼罗河畔阿玛纳(Amarna)发现了纳芙蒂蒂的半身像。这座雕像在被发现后曾被收藏于德国数个不同的地点,这其中包括柏林的达雷姆博物馆(Museum Dahlem)、夏洛滕堡(Charlottenburg)的埃及博物馆(Ägyptisches Museum)和柏林博物馆岛上的老博物馆。纳芙蒂蒂像目前藏于柏林新新博物馆(Neues Museum)。

在第二次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座雕像正式展出。纳芙蒂蒂半身像已成为柏林、德国与古埃及的文化象征。埃及坚持要求德国归还半身像,这已引起两国之间的激烈争论。

 


       一块描绘了阿肯那顿、娜芙蒂蒂以及他们的三个女儿的家用祭坛(约公元前1350年)。注意图中娜芙蒂蒂戴的王冠跟半身像所戴的相似。


2.纳芙蒂蒂王后的历史背景

 

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出土文物,即描绘了法老阿肯那顿和纳芙蒂蒂以及他们的三个女儿的家用祭坛(约公元前1350年)。图中纳芙蒂蒂戴的王冠跟半身像所戴的相似。纳芙蒂蒂是公元前十四世纪(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阿肯那顿的王后。虽然阿肯那顿发起了在古埃及史上极重要的宗教改革,即崇拜太阳神阿顿的一神信仰运动;但关于纳芙蒂蒂的生平,却没有留下多少相关记载。有些理论认为她可能出身于埃及皇室、也有可能是外族的公主,或是当时一个高级政府官员,后来在图坦卡门过世后成为法老的艾(Ay)的女儿。纳芙蒂蒂在当时也许曾与阿肯那顿(在位期为公元前1352年到1336年)一起治理过埃及。而阿肯纳顿与纳芙蒂蒂生下六个女儿,其中一个名叫安卡苏纳蒙(Ankhesenamen)的,后来嫁给了纳芙蒂蒂的继子,图坦卡门为妻。阿肯纳顿法老在朝的第十二年起,便不再有关于纳芙蒂蒂本人的历史纪录,不过这究竟代表她是换了个新名字,还是从那时起已不在人世,均不得而知。她也有可能在其丈夫过世后,凭借自己的身份继任为法老,并统治埃及一小段时间。

纳芙蒂蒂的半身像被认为是雕刻家图特摩斯于公元前1345年所雕。这尊雕像上面并没有纳芙蒂蒂的名字,不过它所佩戴的王冠同纳芙蒂蒂的相同。

 





3.雕像是怎么被发现的

 

1912126日,由考古学家路德维格·博查特所率领的德国东方学会,在阿玛纳发现了纳芙蒂蒂像。在图特摩斯的工作室遗址内发现了这座雕像和其他一些以纳芙蒂蒂为主题的未完成半身。博查特的日记提供了这次发掘的主要文字纪录,他在日志中这么写道:“最栩栩如生的埃及艺术品就这么突然出现在我们手里,你简直无法用文字形容它。你必须亲眼见识这尊雕像。”

德国东方学会档案处一份标示日期为1924年的文件,描述了1913120日时,博查特与埃及一名资深官员会面讨论德国与埃及该如何分配1912年的发现成果。根据这份文件的作者,也就是德国东方学会当时在场的秘书的说法,博查特“想要为我们留下纳芙蒂蒂像”。人们怀疑博查特刻意隐瞒了这座雕像的价值,不过他否认曾经这么做。虽然,德国考古学家菲利普·范德伯格(Philipp Vandenberg)以“极富冒险精神、且无人能出其右”,来形容德国的这次大收获;但是,美国的《时代杂志》却将其列为十大被掠夺的艺术品之一。

博查特对埃及官员出示了一张“未将纳菲蒂蒂像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的照片,这座雕像在埃及古文物审查首长古斯塔夫·乐菲伯(Gustave Lefebvre)前来检查时被严密地包起,收在一个盒子里。相关文件揭露,博查特将纳菲蒂蒂像说成是石膏制成的,从而误导了审查员;但德国东方学会把这个事件归咎于审查员的疏忽,并指出纳菲蒂蒂像是物品交换清单上的第一项物品,声称这整件交易是公平的。

 



4.文化上的重要性

 

1989年时,德国发行了一张面额70芬尼的邮票,上面印有纳芙蒂蒂像的图样。纳芙蒂蒂半身像目前已经成为最被欣赏、有着最多复制品的文物之一,它是用来推销柏林博物馆的明星展品,也同时被视为国际性的美感指标。“这座雕像展现了一个有着纤长颈项、优雅的弓型眉毛、高颧骨、细长鼻子,且红唇上带着附有活力的微笑的女性,它让纳芙蒂蒂成为古代艺术品里最美丽的女人之一。”纳芙蒂蒂像被描述成古代艺术中最负盛名的艺术品之一,可以同图坦卡门的面具相提并论。

纳芙蒂蒂半身像已经成为柏林文化的象征之一,每年有将近五十万人前往参观纳芙蒂蒂像的展出。它被这么形容:“古埃及艺术品中最广为人知的一件作品,甚至可以说它是所有古艺术品中最出名的一件。”纳芙蒂蒂的脸孔不仅出现在柏林的明信片上,也在1989年的时候登上了德国邮票。

1930年代,德国媒体把纳芙蒂蒂像当成了他们新的统治者,将其人格化为女王。做为“德意志普鲁士的艺术宝库这个皇冠上最珍贵的一颗宝石”,纳芙蒂蒂像会重新建立起德意志帝国在1918年灭亡后的国族认同。[希特勒这么形容这座雕像:一个独特的杰作、一件出色的饰品,一样真实的宝藏。他还发誓要为这座雕像建一座博物馆来收藏它。

到了1970年代时,这尊半身像还成了二次大战后建立的东德与西德国际身份上的争议点。到了1999年,纳芙蒂蒂像还出现在德国绿党的竞选海报上,以“柏林需要强悍的女性”这个口号来允诺选民一个有着世界主义和多元文化的环境。

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德国研究所的克劳狄亚·布雷格(Claudia Breger)教授认为,纳芙蒂蒂像之所以会成为德国国族身份的原因,在于它有着能与统治过埃及的英国所拥有的图坦卡门相关文物相抗衡的地位。

这座雕像也因为杰克·皮尔斯(Jack Pierce)在好莱坞电影《科学怪人的新娘》(Bride of Frankenstein)中,为女演员艾尔莎·兰切丝特(Elsa Lanchester)所设计的那个以纳芙蒂蒂像为灵感来源的发型,而在流行文化有着相当的影响力。

 





(三)西方博物馆里的历史文物极不可靠


(世界)大部分的博物馆都包含相当的伪造品,密歇根大学凯尔西考古博物馆也不例外。在逾百年的博物馆收藏的历史中,真真假假皆是各有其道。博物馆都是收盘或有意获得伪品Most museum collections contain a certain number of forgeries, and the collections of the Kelsey Museum of Archeology are no exception. Over the almost one hundred years of museum collecting history, various objects of dubious authenticity have found their way into the collections.

 

密歇根大学 凯尔西考古博物馆里的假文物

 



         游泳姿势的女孩(埃及新王国时期,约1550年至公元前1070/公元前)。

 





纸莎草卷,加上密封印章(在纸莎草、衣服和粘土上的水墨。埃及第三中间期,1070656/公元前)。




                木乃伊肖像/ 年轻女子(罗马图拉真皇帝期间,公元98117年)。

 


                 在埃及法尤姆地区发现的木乃伊(男)像(现在确定是伪造品)。

 



                                斑瓷罐,石灰石画

 





                          人物雕塑/石灰石(托勒密王朝时期,公元前332-30)。

 






                                                 国王头像。

 

The Art of the Fake: Egyptian Forgeries from the Kelsey www.ipl.org/div/kelsey/

 


其他的文物伪造:

 


  假化石(加文字。这是德国学者伪造楔形文字之滥觞)。德国贝林格医生(Dr. Johann Bartholomew Adam Beringer, 1667-1740) 相信是真的;并且用于在其著作中插图,一举成名(书名:Lithographiae Wirceburgensis,发表于1767年)。

 




2003年,大英博物馆和佳士得教授认证,这个古埃及雕像是图坦卡蒙国王的孙女阿玛尔公主,距今3300年岁。(注:图坦卡蒙,是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十八王朝的一位法老(在位时期大约是公元前1334年—前1325年或前1323年)。博尔顿博物馆购买了它,之后不久发现是假的。

 




《圣母子与天使》。1954年被伦敦国家美术馆购买。三十年后发现是假的。该画是19世纪伪造的,说是1490年创作(文艺复兴时期)。

 




13. “君士坦丁献土”(君士坦丁捐赠)。(拉丁语:Donatio Constantini),是一份伪造的罗马皇帝法令,内容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将罗马一带的土地赠送给教宗。一般认为这份文件被伪造于8世纪至9世纪。在一些教宗致信中,发现当时的教会是真心相信该文件的真实性。这个历史事件是基督教杜撰出来的,而为了佐证它的真实性,教会又伪造了许多证据,包括这幅画(画中左边是教皇西尔维斯特一世)。

又有相关的假信件,如1054年的教宗利奥九世致君士坦丁牧首米恰尔一世·色路拉里乌的信件中,已经将之视为真实文件引用了。而这一文件的最初使用年代在1913年版《天主教百科全书》第五卷《君士坦丁的捐赠》条目中也提到。

 

10 Famous Fake Antiques and the Suckers Who Bought Themhistory.howstuffworks.com/history-vs-myth/10-fake-antiques.htm#page=0

 


 

[转载]伪造古埃及之二:埃及学者论西方伪造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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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白种人都是很晚时代才从中亚(草原)侵入世界舞台的……,他们都是退化的历史扮演者,来参与‘创造世界历史’They are degenerate actors of history, so as to make it appear that they participated in the making of Western History。他们不仅宣传谎言,而且撰写伪史。他们还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假文物。例如下列塑像。”

“今天的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后代,这三个种族是在公元34世纪来中亚草原的游牧部落。他们的征战劫掠,事后又(凭借中国的发明)杜撰记事与伪造文物,已经颠倒和混乱了整个历史。究竟在其之前有没有古罗马?它是什么样子?这些都不可能说清楚。”“西方中心论学者们惯于使用假文物来支持他们的谎言。”Eurocentrism scholars routinely use fake artifacts to bolster their lies.

www.realhistoryww.com/world_history/ancient/Greece_2a.htm

    伪造的希腊人美国艺术家兼哲学家乔纳森·济慈说:“没有一个雕塑是古希腊原作”)。











       下面三张假的希腊艺术品,主旨在凸出印欧白人:


       Notice how the original was black in stone but was painted in the RECONSTRUCTION WHITE



They then tried to claim that the white ones were female and the black ones were male, ignoring that black females are present and so are white men with beards. They don't explain why they turn some artifacts from black to white like so


                Where are the blonde greeks in antiquity like the modern blonde racist greeks?



     伪造的罗马人









   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大帝产生于阿拉伯的故事(壁画被收藏与大英博物馆)



   假的查理曼的钱币



“在过去两百年里,西方中心论学者伪造了极多的绘画、雕塑(白色人种)和伪造了历史文献。”










    伪造的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


     图特摩斯三世



                                           假古董,盖蒂别墅博物馆(马利布/加利福尼亚州)


 

 


                                                      FORGERIES Exhibited in Paris.


 

[转载]伪造古埃及之三:埃及、两河历史是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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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所教的古代史是一个重灾区,丝毫不能自圆其说而令人信服。Ancient History as taught today is a disaster area. Nothing fits convincingly together.。——英国跨学科研究协会。[1]

 

《剑桥中东和北非百科全书》就是一个例子,……八十二个学者参与撰写。而当地居民诸如黎巴嫩人、叙利亚人、以色列人、亚述人和埃及人则连根切断,……他们的自己历史被抑制,其文物也被系统地摧毁。 ——(POLK,威廉R.1991)。[2]The Cambridge Encyclopaedia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s just one example.……Eighty-two academic contributors participated in its publication. Native inhabitants of Lebanon, Syria, Israel, Assyria and Egypt are either cut off from their roots, …… Their history is suppressed and their relics systematically destroyed. (POLK, William R., 1991).

 

    (一)中华文明“西来”,还是相反

 

长期以来,不乏西化华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于疑古,尤其是要否定中华文明乃自成体系、而又吞吐世界文化和辐辏世界经济,这一历史长河的主流(驱动人类社会的“周期律”)。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说:“中国泽福广大人类,馈赠世界予文化、技术、人生观与世界观,圣哲思想与政治制度。”[3]

再者,近来一些中国人透过西方国家博物馆里的四大文明古国的文物,关注其颇多雷同,便武断地认定:中华文明源于西边的“更古老的文明”;这岂不是印证百年前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从而使西方中心论(帝国主义)的“考古造古”与五四新文化之“疑古辨古”,借尸还魂,死灰复燃吗!

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位思考”——通过这些文物比较,作出推断:西边的文明是源于东边的呢?一如霍布斯教授所论“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 written—— John M. Hobson。其要旨之一是:传统中国的创新与发明是欧洲崛起的关键)[4]。就像笔者反复论证的:欧美文明几乎全部——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包括科学与民主)——都是源于华夏的。就像保罗·肯尼迪称:近代西方直接“借债”于阿拉伯,而间接“借债”于中国。[5]亦即亨利·华莱士言:美国民主直接撷取于欧洲,间接撷取于中国。[6](请读 诸玄识《文明突变”:华夏派生欧美》

然而关于西边的“古老文明”,笔者倒是倾向于:西方中心论向壁虚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中国这个“唯一文明”获得灵感,来模仿和打造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三都是在19世纪开始发掘的)[7]——众多的酷似中国的文物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应该说,相当数量的“近东文物”是伪造的(下文详述),还有一些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伊斯兰文明的遗物,被拿来佐证“古老文明”。[8]

不管西边的“古老文明”是否存在或者属于哪个“纪世”(或许金字塔与三星堆是同期文化,而与我们的“历史长河”有隔世之感),西方学者于19世纪——帝国主义的高峰期——所发现的它们(埃及、两河和雅利安印度),是“架谎凿空、无中生有”,或是“文不对题、张冠李戴”(紙莎草、楔形文的破译极不可靠)。[9]

西方中心论根据“两希一欧”的原则,去寻根“西方文明”:A.根据希腊来发掘埃及;B.根据希伯来(犹太—基督教)来发掘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巴比伦等);C.根据印欧语系来发掘雅利安印度。[10]尤其是,在犹太—基督教的“创世纪元”在18世纪被欧洲启蒙学者援引中国历史破除之后,19世纪的西方中心论学者们便杜撰了“埃及王朝历史年表”(第一王朝是西元前3150年。还有“前王朝”距今九千年)。[11]

在中华文明绵延和她向西传播的整个历史时期里,亚欧西部及北非都是前文明、前国家、前文字和前历史的“文化荒漠”[12]——要么部落吞噬或兼并,要么宗教窒息或征战。是造纸和印刷使它们超越血缘与方言、从而是“字母世界”沿着丝绸之路从东向西,逐个变成了“有文字的文明”[13](当阿拉伯开始享有这样的文明的时候,欧洲尚处于原始状态)。[14]

西边的一神教是人对自然的彻底绝望的产物:不再依靠自然(生物圈),另外创世,神造万物。这反过来也说明了,西边的自然环境——生物圈的分布,地表生物量(净初级生产力)——不能支持一个稳定与发展的社会,也就不可能有文明。(请读 诸玄识《生物圈与文明史:中国是唯一文明》

让我们来从地球生物圈的“净初级生产力”——文明诞生和持续的基本条件之一—来看中国问题(如图所示)。那就是,在自1492年世界财富和资源开始向西方倾注之前,中国以西以北地区的地表生物量,不可能支持任何相对稳定和可观规模的社会;反倒是永恒的生存紧张,冲突压倒一切,生生灭灭,非宗教窒息人欲人为人智而不能存在,遑论文明!

或许是这些“老文明区”已经发生了生态退化,但这也无法证明西边的“古老文明”与西方的渊源关系(上古、中古的欧洲在中西汇通和四大发明之前,始终处于半原始的状态,没有“文明”的迹象)。即使是“金字塔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确实存在,在中华文明向西传播的时候,其文化也是不见踪影、春梦无痕了;因而不能与中华“争辉”——是她独自哺育文明、派生西方、从而形成近现代世界的。[15]

换言之,在只靠地表生物量(而非地下或海外资源)来支持社会的历史时期,缺乏绿地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皆是根本不可能供养“伟大文明”的。伏尔泰的这句话是很意味深长的,即:“世界万物的自然秩序似乎无可置辩地表明,埃及古时是最晚有人定居的土地之一。”[16]字里行间,可想而知:埃及的自然环境远非丰饶,或许“金字塔文明”就不是我们这个“历史周期”的?

 



       注释(略)






(二)西方的历史文献和文物基本上是伪造品

 

米开朗基罗是伪造高手。[1]——罗纳·高芬

毋庸置疑,意大利成为世界首要的伪造工厂[2]——保罗·克拉多克

 

文艺复兴后期的意大利学者吉恩·哈尔端揭露,几乎所有的西方古典作品都是中世纪伪造的。[3] 美国艺术家兼哲学家乔纳森·济慈说:“没有一个雕塑是古希腊原作。”[4] 纽约时报2001318日发表彼得·兰德斯曼的文章:《赝品的危机:保罗盖帝的假货》(A Crisis of Fakes: The Getty Forgeries[5] ,披露美国第一流博物馆——洛杉矶保罗盖帝博物馆和纽约大都市博物馆——都充斥了各种假的历史和史前的文物。法国学者让·雅克·菲克特指出:

 

在大部分的难以置信的假埃及艺术奥秘的背后,讲述一个鲜活、悬疑和良好文档的道理。埃及学与造假者之间的势均力敌的战争已进行了一个多世纪后了。……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假货聚集,滋蔓难图。……(一些)进入罗浮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6]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近东研究专家,克里斯托弗·罗尔斯顿写道:

 

应该说明的是,从古代到现代,伪造有着一个很长的历史。……在过去的许多世纪中,伪造已经骗到了不少的顶级学者;因而,……杜撰的资料已经构成各个阶段的历史记录的相当部分。……同样,我认为,19世纪、20世纪和21世纪的伪造也都变成了历史记录的部分……。[7]

 

对“近东文明”(包括两河文明)的考古探索,的确是很成问题的。再如纽约大学教授D. T.波茨指出: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学术方面开始注意到古代近东文物的伪造问题,但很快不了了之。最早讨论……涉及希伯来和基督教文献。……现在,相对很少的考古学出版物提及造假的事,通常是忽略;因为一些学者为了维护自身和同行,故意压制讨论……。伪造的近东古董成千上万地被创造出来……[8]

 

艺术史家保罗·克拉多克概述道:

 

在西方艺术中,复制雕塑已有很长的历史。我们所知的最伟大的希腊雕塑家的作品,大多数只是罗马时期的复制品(应该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创作”。——引者)。至于这些假冒达到何等程度,尚未确定。霍温(曾是纽约大都市博物馆馆长)断言:“大多数的所谓古代文物都是处心积虑的伪品。” ……在文艺复兴阶段,“古典雕塑”被追求、被收集,也就自然被假冒、被伪造。而后的数世纪,亦是羡慕古代雕塑,方兴未艾。在意大利形成雕塑家的工厂车间,批量生产,恢复和杜撰古代艺术;以迎合愈益扩张的市场,例如欧洲贵族去意大利旅游的主要目的是寻求古董。进而到19世纪,世界各地博物馆拓展公共场收集,渴望获得古代雕塑;意大利自然成为主要来源:真的、假的、拼凑的和伪造的。那儿似乎有无数的建模与工匠,他们浸淫着“艺术古风”……。多方配合生产出极难识破的假货或伪品。1819世纪,所有的雕刻和绘画以及装饰艺术几近惟妙惟肖、美轮美奂。“毋庸置疑,意大利已成为伪造艺术的‘世界工厂’,例如雕塑家多塞纳欺骗了一些世界顶级的博物馆。[9]


    (三)重大的造假文物揭露

 

1.《美杜姆鹅画》(The painting of the Meidum Geese)。最近的研究表明,制作在石膏上的《美杜姆鹅画》(金字塔壁画,被称为埃及的“蒙拉丽莎”。收藏埃及开罗博物馆),是19世纪伪造的。[10]




2.十字碑Cruciform Monument of Manishtushu)。今人知道玛尼什图苏(阿卡德王国的第三位国王)所依据的史实,来自记载他的功绩的十字碑。但它是被伪造的。




3.饥荒碑(The Famine Stele )。埃及托勒密时期的一块石碑,这块石碑叫做“饥荒碑”,描述古埃及第三王朝(26862613/公元前)、国王左塞尔(King Djoser)时一场为时七年的大饥荒,这也是伪造。[11]




4.巴比伦空中花园。所谓的西方“古典文献”称,古希腊历史学家斯特拉波和西西里的狄多羅斯记载了它。但至今没有任何证据。事实上,巴比伦地区的相关遗物也只字未提。考古学家们找到了几处花园残垣,但似是而非。[3]所以,它很可能是杜撰的[12]

   



5.特提舍利像(Queen Tetisheri,古埃及第十七王朝的法老雅赫摩斯的大王后)。“……19世纪,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伟大的伪造时代’(The Great Age of Fakes)……。19世纪的最大的文物造假之一是特提舍利王后的石像(印欧人种面孔),在1890年被大英博物馆购入,在世界各地巡回展览;直到1984年,首次被怀疑是假货为止。”[2]




6.拉霍泰普王子和娜菲尔王妃石像(Ra-Hotep and Nofret. 变成印欧人种?)。它“是非洲考古史上的另一个大的伪造——19世纪出于现代阴谋家之手”。[3]

 



7.《死亡之书》(又称“亡灵书”。第十九王朝:埃及新王国时期的第二个王朝,公元前13201200年)。“从各个相关方面的分析,表明埃及《死亡之书》是杜撰的。该文献显而易见是假的,因为……学者证明这个古代纸莎草是伪造的。……这个伪造的案情尚不清楚,但有线索可供调查。就像施密特所指出的,法尤姆是著名的纸莎草的造假中心;其产品卖给欧洲的收藏家,甚至被埃及当地的博物馆收购。”[4]





8.古埃及王朝编年(表)。英国历史学家阿兰·威尔逊等指出::“(西方)埃及学家们执着于摇摇欲坠的(埃及王朝)编年史,它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和20世纪初,根据模糊假设而杜撰出来的。古埃及编年据说是‘古已有之’,所以19世纪在这方面就热衷于大胆揣测。……一个荒谬的19世纪的理论,引进了古埃及的一千四百五十六年轮回的天狼周期历法的观念,通过它来设想一个编年史记录。这个一千四百五十六年的天狼周期以被证明是荒谬的。……据说辛努塞尔特三世(king sesostris Ⅲ)在天狼周期历是公元前1820,再以这个关键年份为基准,来推算每一个古埃及人(国王)或是在前、或是在后……。”[1]


古埃及王朝年表[编辑]

王朝 / 公元前年份 《法老的国度》[1] 《古埃及历史年表》[2] 《古埃及文明》[3]
早王国时期
埃及第一王朝 3150年—? 3100—2900 2920-2770
埃及第二王朝 ?—2700年 2900—2750 2770-2649
古王国时期
埃及第三王朝 2700年—2625年 2750—2675 2649-2575
埃及第四王朝 2625年—2510年 2675—2565 2575-2467
埃及第五王朝 2510年—2460年 2565—2423 2465-2323
埃及第六王朝 2460年—2200年 2423—2250 2323-2151
第一中间期
埃及第七王朝 2200年—? ?—? 2151-?
埃及第八王朝 ?—? 2250—2213  ?-2134
埃及第九王朝 ?—? 2213—? 2134-?
埃及第十王朝 ?—2040年 ?—2025  ?-2040
中王国时期
埃及第十一王朝 2133年—1991年 2122—1979 2134-1991
埃及第十二王朝 1991年—1785年 1979—1801 1991-1783
第二中间期
埃及第十三王朝 1785年—? 1801—1627/1606 1783-?
埃及第十四王朝 ?—? ?—? ?—?
埃及第十五王朝 1674年—? 1648—1540  ?-1532
埃及第十六王朝 ?—? ?—? ?—?
埃及第十七王朝 ?—1552年 1627/1606—1539 1640-1550
新王国时期
埃及第十八王朝 1552年—1295年 1539—1295 1550-1307
埃及第十九王朝 1295年—1202年 1295—1185 1307-1196
埃及第二十王朝 1188年—1069年 1185—1070 1196-1070
第三中间期
埃及第二十一王朝 1069年—945年 1070—945 1070-945
埃及第二十二王朝 945年—924年 945—718 945-712
埃及第二十三王朝 818年—715年 820—718 828-725
埃及第二十四王朝 740年—715年 730—712 724-712
埃及第二十五王朝 753年—656年 775—653 770-657
后期王朝
埃及第二十六王朝 672年—525年 664—525 672-525
埃及第二十七王朝 525年—404年 525—404/401 525-404
埃及第二十八王朝 404年—? ?—? 404-399
埃及第二十九王朝 ?—? 399—380 399-380
埃及第三十王朝 ?—343年 380—342 380-343
埃及第三十一王朝 343年—332年 342—332 343-332
希腊化时期
埃及第三十二王朝 332年—304年 332—305 332-323
托勒密王朝 304年—30年 310/305—30 304-30



(四)、与中国的文物比较说明了什么?


        证明中华文明“西来”,还是相反?或者说,中世纪的中国文化元素,或者是19世纪以来的造假?(西方中心论“山寨”中国文物?几百年来,意大利的伪造文物的“世界工厂”精于此道,惟妙惟肖)?

                                                    苏美尔红陶罐(罗浮宫)[网友司令小兵 提供。下同。]

     
                                       中国河南,仰韶文化彩陶双耳罐(BC 3000-2500年)

                      中国陕西,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鱼纹折腹钵(BC 3000-2500年)


                     中国甘肃,仰韶文化马家窑彩陶罐(BC 3000-2500年)

       伊朗德黑兰国家博物馆,古埃兰(BC2700-1600) 绘着黑色纹样的红陶。陶器上绘有几何图案、花草、水波纹和动物。安诺文化和埃兰文化都源于两河文化。

 


                                      苏美尔、亚述神鹰

                        中国内蒙、辽宁 红山文化玉鹰 (BC 3000 )


                                           苏美尔玉猪

                           中国安徽凌家滩文化玛瑙猪


                                 中国凌家滩文化大玉猪

凌家滩玉

                                             苏美尔古地亚


                                                                      两河“伏羲女娲”

             中国河南“伏羲女娲” 汉砖,长39公分,宽19公分,厚4公分,高浮雕工艺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岀土的人首蛇身伏羲女娲绢画(唐),手持规矩。

                                       四川“伏羲女娲”汉砖

          卢浮宫东方馆 苏美尔青铜刀 刀把上的饕餮纹两千年后大量出现在我国商周青铜器上


                                           春秋战车(网友 兵策儒剑 提供下同。


                                          埃及战车

                           九宫棋:3400年前古埃及发明?中国老百姓玩的

                                         古埃及医疗器械

                                   希腊人按照古埃及医书复制的经络图??

                                          书法



                             人种 黑直长发是华夏人最为重要显著特征

    谈一谈地理与人种的背景。人类在广布于地球之后的近百万年中,由于光合作用与黑素反应,便形成了不同肤色;在最初技术令大群动荡和迁徙之前,在北纬3040度是黄种人的生息地带,其南为黑种人,北为白种人。尽管我们不知道人种的地理变迁始于何时,但很难想象苏美尔、埃及和印度三大文明的创造者是南侵的白种人(闪米特人和印欧人),后者确是摧毁了它们。

 

[转载]重演的闹剧:发现亚里士多德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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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国内的众多媒体和网站都正面报道了国外一个假的“重大发现”,即希腊考古学家发现亚里士多德之墓。

深陷经济危机、面临全面破产的希腊,指望在文化上与欧美加紧捆绑,从而继续享受西方文明的红利,希腊寄生于此已经百年了。但是,只因中国崛起、西方衰落,欧美各国力不从心,很难继续“白养”这个文化宠儿了(靠外债支撑的福利国家)。如今希腊抛出这个救命稻草,欧美国家似乎不再“上当”——两年前,说是在希腊“发现亚历山大大帝之墓”,它们又给钱、又借债……。然而,各国专家尚未来得及质疑和抨击(他们连调查、审核的兴趣都没有了),中国的各大媒体和网站就出现一边倒,高度认同(发现亚里士多德之墓)。只有中国最支持“古希腊”了。看来雅典政府将会挟带着这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伪造的“伟大的文化遗产”,“脱西入中”了!

考古学家在希腊先后于:1891年“发现”亚里士多德之墓?2014年“发现”亚历山大大帝之墓?2016年“发现”亚里士多德之墓?

《亚里士多德的墓被发现了吗?考古学家们表示怀疑》(Has Aristotle's Tomb Been Found? Archaeologists Doubt Claims)——美国《生命科学》网站发表专栏作家欧文·贾鲁斯(Owen Jarus)的这篇文章(May 31, 2016 )。[1]

一名考古学家宣布,他在斯塔吉拉发现了亚里士多德的墓葬。据说,这位伟大的希腊哲学家曾在这座希腊古城度过大半生。但是,其他多位考古学家断言,把这个墓地与亚里士多德连接,是缺乏证据的。而且,这也是无法证明的。根本不存在历史记录来支持亚里士多德葬身何处。

“发现”该墓的希腊考古学家希马德斯(Konstantinos Sismanidis)自己也是疑虑重重。他对媒体说,他不能确定亚里士多德的墓地结构,却又确认那里面的骨灰是亚里士多德的。

希马德斯解释道:虽然,据说是在公元前322年,亚里士多德死于埃维亚岛(Euboea);但被历史学家托勒密(公元90168年)所写的阿拉伯文献的副本(原始文献“遗失”)表明,亚里士多德被葬于斯塔吉拉。

在斯塔吉拉被发掘的这个墓里,没有任何人体遗骸和文字符号涉及亚里士多德。希马德斯首次发现该墓是1996年,已有二十年了,现在终于宣布了“结论”……。

上周(20166月初)的世界媒体都报道了希马德斯的这个“发现”。然而许多考古学家纷纷表示怀疑,包括一些与我们《生命科学》有联系的专家……。

考古学家、布罗克大学教授安格斯·史密斯(R Angus Smith)说:“我会持怀疑态度,尤其是这件事发生在所谓的‘在安菲波利(Amphipolis)发现亚历山大大帝之墓’之后。如果存在着证据来说服我们,那当然是很好的。”

20149月,多家媒体报道,考古学家们宣称在马其顿的安菲波利发现一个墓,属于亚历山大大帝本人;然而进一步探查所显示的证据,包括铭文,是所谓的马其顿国王的“朋友”的……。

耶鲁大学教授杰罗姆·波利特(Jerome Pollitt)说:“希马德斯在斯塔吉拉发现亚里士多德的墓,似是而非,它是不能证明的,就像这位希腊考古学家本人所承认的。除非发现真实铭文,如此(混沌)状态不可能有所改变。”(引者按:古希腊是个不用文字的口语社会,哪来铭文?除非就像假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墓那样的伪造)。

麦克马斯特大学古典考古学家斯宾塞·波普(Spencer Pope)评论:“把斯塔吉拉的这个墓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而与这位古代哲学家相提并论,它需要展示令人信服的归属关系。”

对希马德斯的“发现”反应最为强烈的,是伦敦大学女王学院希腊研究中心的教授伊迪丝·霍尔(Edith Hall)。她说:“从1996年以前到现在,考古学家希马德斯找到一丝一毫证据了吗?……他在亚里士多德诞辰2400周年大会期间释放如此信息,难道是巧合吗?希马德斯不是第一个宣布“发现”亚里士多德之墓的人。早在1891年,美国考古学家瓦尔德施泰因(Charles Waldstein),在希腊埃雷特里亚发掘一个墓葬,他宣称是亚里士多德的,里面还有写作文具……。”

另外,美国最大的网特公司(AOL)视频,题为《没有任何证据,发现阿里士多德的墓》(Discovery Of Aristotle's Tomb Made Without Any Proof )。

 

更多的分析内容,请见:朝千里《古希腊考古学破产——亚里士多德墓找到了?》

 


假新闻

[1] http://www.livescience.com/54923-archaeologists-doubt-aristotle-tomb-discovery.html


 

[转载]杜撰的世界历史(四):中心文明→古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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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具有历史感的动物,对其过往有着深深的情结:如果他不能用一个清晰的和真实的历史来整合它,那他将会用含糊的和伪造的历史来成全之。——杰弗里·巴勒克拉夫[1]  

 

第一部分 编译按语:历史是什么?

 

近代以前的西方历史——无论是中古,还是上古,无论是欧洲史,还是泛世界的印欧史,包括几大文明古国,都是根据非文字的中世纪的“事件”与“传奇”而编织出来的:

.事件?即使是确实存在,也是被挪用或夸大了。正如托马斯·麦考利所说“在历史中,每一个特定的事件可能是真的,但整体则是假的。”(A history in which every particular incident may be true may on the whole be false.-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2]

.传奇?在相当程度上,西方历史是基于对传奇的解读,而传奇则是基于对谎言的解读。正如H·L·孟肯所说:“传奇,是获得了时代尊严的谎言。”(Legend: A lie that has attained the dignity of age.-H.L. Mencken)。[3]

 

第二部分 外国学者揭秘西方伪造历史

〔卢卡奇博士 整理,诸玄识 编译。一家之言,仅供参考〕[4]

  

西方的文字的历史文献最早追溯到公元8世纪。在810世纪,几乎没有任何历史记录。今天所知的(古代)历史事件,绝大多数是在公元10001500年所发生的事的“变异”。

没有一份公元11世纪以前的文件是可信的。绝大多数的“文物”都是被伪造的,即使其中尚未查出的,也存在着与“盖棺定论”不同的解释

17世纪早期,让·哈尔端认为,绝大多数的通常认为的古代历史文献实际上是很迟的。在1685年出版老普林尼《自然史》时,声称:绝大多数的希腊和罗马文本是本笃会修士伪造的。   

所有的通常认为是在公元11世纪以前的(西方或西方学者认定的)文字或字符,都是被伪造的。即使不是近现代伪造的,也是对中世纪所发生的事的错觉,而被有意无意地变成了“历史文献”。在印刷术被普遍使用之前,西方的历史和文献全是杜撰的。

被吾人所知的西方历史学家所撰写的“世界历史”,全都是基于1518世纪的手稿;它们描绘了几千年前的事件,它们的“原件”(原始材料)却“不幸丢失”。

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所提供的资金,在塑造“伟大的希腊和罗马”这件事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圣经)《旧约》要晚于《新约》。《旧约》是对公元1416世纪欧洲和拜占庭所发生的事件,进行宗教诠释;它包含着“预测未来”的内容,是与《新约》相关的。《新约》是对公元11521185年所发生的事件的宗教诠释。

(新约)《启示录》,像我们所知道的,它包含星座运势,日期是14869251010日。《启示录》的编撰者是.犹太神秘哲学者约翰内斯·羅伊希林(Johannes Reuchlin1455年—1522年)。

西方的宗教史的组成部分是:前基督教时期(the pre-Christian period):在公元11世纪(耶稣诞生)之前;基督教的酝酿期(Bacchic Christianity):公元1112世纪,耶稣生前死后;基督教时期(Christianity):1216世纪。随后突变为东正教、天主教、犹太教和新教。

传统上讲,克劳迪亚斯·托勒密著《天文学大成》(The Almagest of Claudius Ptolemy)发表于公元150年,被认为是古典历史的基石。但实际上,它是被编纂于公元1617世纪,所用的是公元916世纪的天文学资料。

显示出(艺术家)对人体解剖的完美掌握的古罗马和希腊的雕像,全都是被伪造于文艺复兴时期;直到这时,艺术家才首次掌握人体解剖的知识。

希腊地区直到公元1516世纪才出现城市,比意大利的罗马还要迟。[5] 雅典卫城是奥斯曼帝国的建筑。[6] 希腊(Graeco-Hellenic)这个名称首次出现是在1617世纪,而被用于“古代”是在1718世纪。[7]

历史学家根据《圣经》来寻找和塑造上古文明,诸如埃及、巴比伦、亚述和赫梯等。在近东和中东地区,如果发现任何“古迹”,都说是印证了《圣经》的内容,都在夸大的、甚至伪造的“文物”的基础上,被用于塑造起与西方相关的“文明古国”。而这实质上是《圣经》与“科学考古”的互证共谋。

一般说来,“古代赫梯”是在1880年被发现的;那就是,牛津大学教授亚奇伯德·亨利·萨伊斯(Archibald Henry Sayce, 18451933)宣称,他基于对《圣经》的分析研究,发现了“古代赫梯”。萨伊斯因而荣获“赫梯的发现者”的头衔。……实际上,萨伊斯所发现的赫梯是中世纪的哥特人。[8]

 

进而言之,“欧洲中心论”为了彻底囊括世界文明(特别是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之间),从而使它自己在其中充当“振古如兹、众星捧月”的核心地位;于是,就把西方—希腊的“根脉”植扎到了“肥沃的新月带”——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实际上,那儿的生态环境——地球生物圈中的相对贫瘠的部分——根本不能承载文明(但西方学者证明,“文明已把环境破坏了”)。

只因为中世纪伪造的《圣经》中有些内容,以该地区为故事场景;所以,西方便导演了文化上与考古上的“十字军”。如下列文字所表述的:

 

西方文明现在是10,00012,000年岁。它开始它的雏形于石器时代的末期,即新石器阶段;发展农业和家畜,成为人类生产方式的主要模式,从而奠基文明。西方文明在地理上的根是美索不达米亚;虽然该地区现在与西方冲突,但没有人愚蠢地怀疑,这儿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因此,如果这是一个可靠的事实,即肥沃的新月带是第一个文明的家,它诞生于新石器革命的苏醒期,从而告别采集—狩猎社会;那么,词语“想象”(imagination)就会令人豁然开朗,那就是,大地的这个部分诞生了一个超级先知,摩西,他给这个西方世界带来了……神、书(《圣经》)和宗教(基督教)[9]

 

所以,对“近东文明”(包括两河文明)的考古探索是很成问题的。例如纽约大学教授D. T.波茨指出: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学术方面开始注意到古代近东文物的伪造问题,但很快不了了之。最早讨论……涉及希伯来和基督教文献。……现在,相对很少的考古学出版物提及造假的事,通常是忽略;因为一些学者为了维护自身和同行,故意压制讨论……。伪造的近东古董成千上万地被创造出来……[10]

 

缺少原始资料乃至伪造证据的前提下,[11] 欧美学者不仅夸大、夸张其历史,旨在巩固西方中心论;而且提高、提前“近东文明”和“中东文明”,而抑低“远东文明”。——他们以此来抹杀世界历史的真正的、几乎是唯一的“伟大母体”。

 

 
 
“中世纪欧洲杜撰的亚当和夏娃



杜撰的《新约》
 

杜撰的耶稣诞生



        杜撰的耶稣诞生(米兰博物馆)



       按照现代的标准设计的“古典文明”















 

[转载]杜撰的世界历史(五):透过伪造埃及发现“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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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科特·德福尔博士 整理,诸玄识 翻译〕

 

现代学者是被许多持久的谎言所愚弄,其中之一的摇摇欲坠的“埃及学”(“Egyptology”)。为了重建古埃及诸王朝,埃及学家们反复参考和严重依赖那个“神秘”,即:据说是古埃及历史学家曼涅托用希腊文所写的“神秘” [1] (按:曼涅托,Manetho, 据说,活动时期公元前4世纪末—公元前3世纪初。古埃及祭司和历史学家,用希腊文写成《埃及史》一书,该书有片段为教会历史学家保存下来,成为今人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重要史料。曼涅托把埃及历史划分为30个王朝和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三个时期,这种分期法有一定的准确性,至今仍为学术界所沿用)

但事实上,曼涅托及其所著的《埃及史》都是被后人杜撰的:

“关于古埃及的统治者的列表,最早见于约瑟夫·斯卡利杰发现和发表的,冠名于古埃及祭司(历史学家)曼涅托的著作。但那很明显是伪造的。曼涅托不是真正的埃及名字,而是多种方言拼凑而成的。” [2] 恰如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的名言:“历史竟是如此谎言的集合,即它们是由不存在的人物所讲述的从未发生的事。”

法国神职学者约瑟夫·斯卡利杰((Scaliger, Joseph Justus15401609年)被称为科学的现代编年史的建立者,即:现代通行的关于古代世界和中世纪欧洲的编年,主要是基于1617世纪的约瑟夫•斯卡利杰的系列著作,以致西方历史学可被称为“斯卡利杰历史学”(Scaligerian History)。然而实际上,斯卡利杰是伪造历史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汇总了杜撰的神学故事,用其充实历史;而且还把他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写成是古代的。 [3]

 

通常把欧几里得、阿基米德和阿波罗尼奥斯等古希腊科学家,在中世纪欧洲被重新发现,因而被作为“古典文明”的复兴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他们都是中世纪的人;或是,与“古代学者”相关的著作,都是中世纪写的或根据东方知识杜撰出来的。总而言之,被称为西方传统的知识系统,都是在中国和阿拉伯开始影响欧洲——包括东方知识与东方发明(纸、印刷术等)西传——之后,才被草创的。

科学史专家维果斯基(M Y Vygotsky)指出:“……欧几里得的原创手稿产生于1013世纪,他的《几何原本》问世于1457年(并非像通常所说的公元前300年)。该书配有‘罗马全景的’插图,被说成是‘古罗马’,但实际上则是中世纪罗马——请注意,图中的教堂是哥特式的!” [4]

 

 

             欧几里得《几何原本》1457年首版插图。该图所画并非古代希腊、罗马或亚历山大城,而是中世纪的罗马城和哥特式教堂。

 

根据韦谢洛夫斯基(I. N. Veselovsky),所有的现代版的阿基米德的著作都是基于“已丢失”的15世纪的手稿。阿波罗尼奥斯的著作最早于1537年问世。 [1]

17世纪以前,欧洲人对于“古希腊”的了解都很朦胧(就是教会讲了一点)。1718世纪,学者们根据已经杜撰成型的罗马编年,开始重建“希腊历史”,而对希腊地区的真实过去则是严重歪曲。当时,雅典没有像样的建筑,“雅典卫城”是奥斯曼帝国所建的防御城堡,“帕特农神庙”原本只是军火库。 [2]

通常认为,巴比伦城位于现代的美索不达米亚。但一些中世纪记载则完全不同,例如《塞尔维亚—亚历山大》一书称,巴比伦位于埃及(这本书还讲到,亚历山大大帝死于埃及,但现代的历史书说他死在美索不达米亚)。进而言之,我们查阅到,巴比伦是个希腊人的聚落名称,位于埃及金字塔对面的巴布尔(Babel),在中世纪,常和开罗混用。罗马也被叫过巴比伦。中世纪的拜占庭历史学家把巴格达叫做“巴比伦”。然而我们考证是,“古代”巴比伦就是典型的中世纪哥特人小镇。 [3]

 
 
Illustration of the mythical Hanging Gardens of Babylon byMaerten van Heemskerck (1498–1574), published in 1572.
关于巴比伦及其所在的地点,中世纪有许多说法。这张最早的图画(远处是“空中花园”),成为后来的蓝本。


 
            約瑟夫有關耶穌的記録(Testimonium Flavianum)。证明耶稣生活于公元1世纪。但实际上约瑟夫的书和这画都是伪造的。福缅科院士认为,耶稣是中世纪的人。








 

[转载]杜撰的世界历史(六):教会是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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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蕾雅•赫瑞特 整理,诸玄识 翻译〕

 

.罗马编年史是欧美的世界编年史的经纬

 

让我们简明扼要地介绍,当今流行的古代与中世纪编年史的来龙去脉。……现今的全球编年史是由1719世纪的欧美史家所精心打造,而建立起来的。〔因为没有现存的历史记载和历史编年,例如像中国的二十四史——译者。〕当时的历史学家们是根据号称是古罗马《儒略历》(julian calendar),来推算主要历史事件的发生日期(实际上是把中古教士所积累起来的神学传奇与周遭事件,加以“科学化”)。那就是,以中古材料为基础,以《儒略历》为时间轴线和以最先完成的“罗马编年”为经纬或参照,把陆续“发现”的文献和文物及其注释,系统化与逻辑性地充实进去,从而形成了浩如烟海之“洋洋大观”。并且,所有的被西方学者“发掘”出来的其他文明,无不根据《儒略历》安排它们的“历史事件”的前后顺序,列于古罗马之前、之后或并世。换句话说,罗马编年史是全球历史的“脊柱”(spinal column)……。 [1]

 

. 1617世纪,斯卡利杰、佩塔维斯和别的神职编年史家利用当时的“神喻”和“周遭”,草创了古代编年史

 

现行的古代史和中世纪史是被草创于——其大部分内容被略述于——1617世纪的约瑟夫•斯卡利杰((Scaliger, Joseph Justus15401609年)的著述中的,因而他被现代历史学家波克曼(E. Bickerman)称为“近代的科学编年史之父”。

 

 


约瑟夫•斯卡利杰对编年史/年代学(chronology)贡献。堪称卓著。他的代表作有两部:1.《论日历和断代方法的改进》(1583)(Opus de emendatione tempore /英文:Study on the Improvement of Time);2.《年代学词典,包括欧色比乌斯·帕姆费里的年代记》(1609)(Thesaurus temporum, complectens Eusebi Pamphili Chronicon / 英文:The Thesaurus of Time, Including the Chronicle of Eusebius Pamphilus. 据称,该书重建了欧色比乌斯记载的早期基督教历史,按照年代先后整理了古代希腊拉丁语残留文献的顺序)。

约瑟夫•斯卡利杰的著述体系的大部分内容,被戴奥尼夏·佩塔维斯(Dionysius Petavius15831652年)作了整理和总结。后者的名著是《关于年代的理论》(De doctrina temporum, Paris, 1627年)和《时间的理性》(Rationarium Temporum, 1652年)。

格哈德·弗里德里希·米勒(Gerhard Friedrich Miller, 17051783年)在18世纪,按照斯卡利杰的模式修订了俄罗斯历史和编年……。

基本的古埃及的历史编年的全貌,是通过基督教编年史作者的制作,而呈现给我们的。据说,他们采用了古埃及祭司和历史学家曼涅托(Manetho, 43世纪/公元前)所纂集的“埃及国王列表”,实际上只是几句话被基督教作者引用了而已 [1] (并且曼涅托是何许人也,无法查证,并且其人名字也不是埃及人) [2]

维基百科曼涅托,亦称曼内托。古埃及祭司和历史学家,用希腊文写成《埃及史》一书,该书有片段为教会历史学家保存下来,成为今人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重要史料。曼涅托把埃及历史划分为30个王朝和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三个时期,这种分期法有一定的准确性,至今仍为学术界所沿用。

由此,现在通行的关于“古典”和“中古”的编年史,可以被称之为“斯卡利杰—佩塔维斯版本”(ScaligerPetavius Version);进而,我们也可以简称为“斯卡利杰编年史”(Scaligerian Chronology)。斯卡利杰和佩塔维斯在1617世纪提供了古代编年的时间表,却没有给予任何合理的解释。然而他们也的确具有“神圣的理由”,即:“神学传统”——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里,历史都是神学的附庸,它是由神职学者来撰写的。 [3]

 

. 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编年史是假历史的,而在此之前则完全没有记载

 

今天的历史学家们都相信,优西比乌(Eusebius)和哲罗姆(Hieronymus)两人奠定了编年史的基础,据说是在公元4世纪完成的。……极大的可能性,他们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不会更早(值得注意的是,优西比乌画像,其服装款式是典型的文艺复兴时代的)。

维基百科:优西比乌(Eusebius Caesariensis 生于约260年或275年—可能卒在339530日)是巴勒斯坦地区的该撒利亚(即该撒利亚 Palaestina)的教会监督或主教。由于他对早期基督教历史、教义、护教等贡献,他被一部分后人认为是基督教历史之父。】

维基百科:哲罗姆,天主教译圣热罗尼莫或圣叶理诺,也译作圣杰罗姆(约340年-420年,Eusebius Sophronius Hieronymus)是古代西方教会领导群伦的圣经学者,公元340年生于司垂登的一个基督徒家庭。哲罗姆很早就显露出对藏书的热情,并建立了古典晚期最卓著的私人图书馆(由学生时代的异教文学经典开始,逐渐包含大量的基督教圣经与神学作品);他在罗马接受教育,去莱茵河边寻求仕途,并在皈依苦修理念后前往叙利亚的荒漠地区苦行,晚年时(386年-420年)定居于耶稣的出生地伯利恒,过苦修隐居的生活。 在早期的拉丁教会他被尊为四位西方教会圣师之一,这个约定俗成的称号后来被教宗鲍尼法八世列为正式头衔。哲罗姆是最有教养,最有学问古教父当中的一位,也可说是古代西方教会中最伟大的学者。】

严厉批判基督教伪造历史的、英国历史学家埃德温·约翰逊(Edwin Johnson, 18421901年)指出:“比编年史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实际上更接近希腊和罗马。”按照福缅科院士,所谓的“古希腊、古罗马”都是对中世纪的发生的事的离奇发挥。按照莫罗佐夫教授,全部的“古典时代”都是中世纪的缘起。 [4]

 

. 教会带头伪造历史,影响深远,罄竹难书

 

近代以前的西方,唯一掌握文字的少数基督教僧侣在黑暗中伪造历史。美国基督教新约历史学者巴特·叶尔曼教授指出:

 

早期基督教文献的最大特色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伪造的。……在第一世纪幸存下来的文献里,仅两位作者是正确的名字;别的基督教文献要么是匿名,假的冠名,要么是被伪造的。……如此历史现象值得更充分的研究,这不仅关乎神学,伪造的文字最终都被当成是经文;而且它们广泛地参与古代文化的实践主流之中……。如果我们不把它们置于欺骗的环境中,殃及希腊—罗马,包括犹太教染指的部分;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这些伪造争论。[5]

 

在仅有少数基督徒垄断文字、而社会基本上是口语交流的蒙昧时代,很多传说中的名人轶事,都被教会按不同教宗的意旨和不同时期的要求,作言造语;稍后的学者们凭借纸与印刷,把泛世界的新资料整理而充实其中。迈克尔·科斯比教授说:

 

伪造者杜撰名人手稿……。在保罗时代,编造名人所著的文献有各种原因。有些人是为钱。有些人要促进某种思想,他们将书籍冠以响名来吸引读者。……如果是无名之辈写一本哲学书和宗教书,就会无人问津;但若宣称是柏拉图或西塞罗所著,则必洛阳纸贵……。[6]

 

美国学者约瑟夫·惠利斯(1868-1950)在其所著《基督教伪造历史》书中指出:

 

……它的权柄和辖区被牢靠地建立在伪造的基础上,以编制教旨来伸张其精神权力,杜撰圣人和殉道者的生事。……建立如此宗教,一种新型的异端,叫做基督教;以欺诈和伪造古籍经文来树立起优越性与主宰权……。在15百年中,几乎每一个它宣称的主要文件,都是伪造的……,伪造圣者、文物、殉道者和各种奇迹。 [7]

 

惠利斯进而揭露,西方古代史主要是基于对史前社会的荒诞记载,在加以发明和杜撰,而逐渐充实起来的。他写道:

 

我们可以……捕捉一种价值观,它帮助我们了解古代作家的精神过程;其所描述的事件,真的或荒诞的,都作为“历史”的记录。那些历史文学的拓荒者生活在淳朴、诚信的草昧时代,然而简直是不可信、不可能发生的事,统统构成了完美的历史,竟被无评判的接受。传奇的话题、相传和迷信的故事、神话、民俗和寓言……,“一句话,每一件事似乎都印证过去”。它们构成了早年历史学家的原始材料。《圣经百科全书》对于原始的历史学——希伯来的和民族类的——作了这样的描绘:

“像希腊纪事作家的资料……诸如诗歌、家谱、有代表性的氏族社群、部落和各种地方传统,为《士师纪》提供了大部分的内容,……外国神话、民族起源、民俗技艺和寓言……,一句话,每一件事都似乎印证过去。对我们来说,这些材料的大部分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的……。”

现在不用说《旧约》和《新约》是圣典,还是被杜撰的文学;无数的以想象方式形成的古代作者的历史文献,全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古典”,诸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约瑟夫斯(“犹太史”)和李维(“罗马史”)等人著作,都应该尽早作废。想象的古老历史的最根深蒂固的形式之一……是犹如今天的文学作家那样地发明讲话和整篇演讲,真像古人亲口吐出,他们如实记录……。

“如此演讲,像我们在修昔底德的书中读到的,我们肯定地断言,这些都不是真实的记载。……李维所产生的从古罗马国王、执政官和将军的口中说出的话,……仿佛他是现场听众之一……。(黑格尔:《历史哲学》)。” [8]

 

伪造历史,乃西方文化的一大特色。它开风气于中古基督教,臻于成熟于文艺复兴,登峰造极于1819世纪的欧洲中心论;从而锻塑出垂数千年的卷帙浩繁、汗牛充栋的泛西方的“千禧篇章”。

 

 
 

            【画中的文字:】The Fake History of World. 杜撰的世界历史。


If the Jews had been living in Egypt for centuries as slaves, surely they would have noticed the pyramids and the Sphinx? Strangely, neither of these great architectural wonders of the world are mentioned even once in the Old Testament!《旧约》中有“出埃及记”,但整书未提及金字塔和人面狮身(世界奇观)。按照福缅科院士,《旧约》是在中世纪被杜撰的,实际上,杜撰者们只知道“埃及”名字而已,根本没去过那里。



耶和华的名在红海显为圣(包含《出埃及记》第13章第17节参-《出埃及记》第15章第21节参):以色列人从疏割起行。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路,夜间则以火柱光照他们。法老的心刚硬如故,遂带领车辆军兵追赶他们,一心要在红海把他们一举消灭。摩西安慰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稳!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出埃及记》第14章第13节参)耶和华使海水分开,露出干地使摩西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安然到达对岸。法老的大军尾随不舍,结果复合的海水把他们全军淹没溺毙。圣经的第一首胜利之歌将以色列人脱离奴役的欢乐表达得淋漓尽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也成了我的拯救。……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柏拉图及其著述都是中世纪杜撰出来的。其中有关亚特兰蒂斯的传说。在柏拉图最晚年的著作《克里特阿斯》(Critias)和《提迈奥斯》(Timaeus)两本对话录中都有提及。在柏拉图的提示中,有这样的话:“在梭伦九千年前左右,海格力斯之柱(直布罗陀海峡)对面,有一个很大的岛,从那里你们可以去其它的岛屿,那些岛屿的对面,就是海洋包围着的一整块陆地,这就是‘亚特兰蒂斯’王国”。当时亚特兰蒂斯正要与雅典展开一场大战,没想到亚特兰蒂斯却突然遭遇到地震和水灾,不到一天一夜就完全没入海底,成为希腊人海路远行的阻碍。

 

 

[转载]杜撰的世界历史(七):伪造科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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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编译按语:西方没有科学传统

 

西方在近代以前没有科学,也基本上不使用文字。(请读 诸玄识《中国影响之前:原始的欧洲》 [1] 西方的文字、科学和文明,应该都是四大发明西传和1492年之后的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换句话说,中华文明和受其影响而起的阿拉伯文明——作为“中学西被”的中介,两者叠加向西传播文化与科技,从而产生了“西方文明”。此须说明:近代以前的欧洲不仅不能产生科技,而且也不能承受外来科技;它们造成了宗教失控,人神火拼和族群吞噬。在十字军无功而返之后,欧洲深陷数百年危机和战乱,趋于毁灭;幸亏诸多西传的中国科技之中的几项——指南针、造船术和航海图,加上先前摧残本土的火药,使得西方人“发现美洲”,而疏解内部,嫁祸于人。殖民扩张使其内部变得宽松和财源滚滚而来,与此同时,中国科技奠基其科学与工业革命,中国文化奠基其人文与俗世文化;仅在此情况下,欧洲才首次有了“文明”——而且是征服自然、征服世界的“文明”(当然,西方的地理环境——确切的说,是被中国技术提升起来的最具战略意义的“海洋地缘”——是西方崛起的最基本的客观条件)。作为“文明的暴发户”,西方自然而然地要“认祖归宗”,而打造其“无比优越的传统”,旨在理所当然地主宰其余世界。

荷兰学者多丽丝·杰登斯基说:

 

近代西方(文明)是缘起于东方古老文明的“暴发户”(upstart),它在这个基础上的科学发现和应用发明,只是人类历史中的浅层装饰,缺少智慧的道德根基。西方给予人类的,全是在资本主义好战的政治意识形态下的物质主义……。当西方文明因其权力欲望和无限贪婪、而自体破坏的时候,世界必将转向现在被它所鄙视的传统智慧的东方。东方将使地球持续下去! [2]

 

第二部分 西方的科学史是伪造的

〔格列布·诺索诺夫斯基教授整理 / 诸玄识翻译〕

 

 


                                                     克罗狄斯·托勒密

 

赫赫有名的《天文学大成》实际上是中世纪(后期)的作品。但是,通常它被相信是克罗狄斯·托勒密所著(Claudius Ptolemaeus,约90年—168年),他被说成是(埃及)亚历山大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地理学家,现代历史学界确定他的生平是公元2世纪……。

根据天文学历史的专家的研究,托勒密这个人——正如其著述——在历史中是“陌生”的,他的同时代的人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其人其事的历史记录。……按照(正统的)“斯卡利杰编年史”,《天文学大成》成书于罗马皇帝安东尼·庇护的之下(公元138161年)。我想阐明的是:真正的书写文字的时代,是文艺复兴这个划时代的历史阶段,而非古代(正统学者们在这方面过分夸大了“历史”);就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纸张和羊皮纸(写下一本书的用量)都是极为昂贵的。 [1] (此须说明,“文艺复兴”这个名称和观念都是事后“赋予”它的)。

福缅科院士说:“正统学术界把克劳狄乌斯·托勒密《天文学大成》说成是公元150年左右的著作,被当成‘古典历史学’的基石;但实际上,它是在1617世纪被编篡的。” [2]

意大利学者乔治·斯特拉诺指出:托勒密《天文学大成》完全是假造的! [3]

 

 


两位意大利教授马尔科·贝雷塔和玛丽亚·孔福尔蒂指出:

 

关于近代早期的科学(著述)的杜撰,迄今为止,尚未展开充分讨论。但无论如何,(文艺复兴和其后的一段时间)是伪造和欺骗的“黄金时代”,那个时代是普遍的学术杜撰的甚嚣尘上;唯有法国的有识之士让·哈尔端,于17世纪晚期惊世骇俗地宣称:所有的古代文献和遗物,都是一伙神秘教士于中世纪晚期伪造或拼凑出来的! [1]

历史学和考古学(领域)已沦为伪造的方便的平台。(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过去是未知王国,因而充满着欺诈的陷阱。……伪造(历史)可以被政治、宗教和思想所利用,来宣扬国家的、种族的和传统的骄傲;所以,广泛地伪造历史和文献已是不言而喻的。 [2]

在近代早期,伪造的古代文物,诸如古代宝石、雕塑和瓷器,是司空见惯的;意大利并不缺少专门的工匠,来满足新兴的欧洲社会的“认祖归宗”的需要。 [3]

(科学史)的骗局屡见不鲜,尤其是发生在动物学、植物学、地球科学、解剖学、炼金术和化学等学科中;如前所述,它们广泛地或松散地被联系到“古典”。假的文物和图画已被买、被收集和被展览,它们皆归属为“传奇”和“神秘”。 [4]

 


 

 


第三部分西方百科全书介绍 克罗狄斯·托勒密


克罗狄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地心说”的集大成者,生于埃及,父母都是希腊人。公元127年, 年轻的托勒密被送到亚历山大去求学。克罗狄斯·托勒密 克罗狄斯·托勒密在那里,他阅读了不少的书籍,并且学会了天文测量和大地测量。他曾长期住在亚历山大城,直到151年。有关他的生平,史书上少有记载。约公元90年生于埃及的托勒马达伊,曾在亚历山大城居住和工作,168年去世。一生著述甚多。其中《天文学大成》(13卷),是根据喜帕恰斯的研究成果写成的一部西方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主要论述宇宙的地心体系,认为地球居于中心,日、月、行星和恒星围绕着它运行。此书在中世纪被尊为天文学的标准著作,直到16世纪中哥白尼的日心说发表,地心说才被推翻。另一部重要著作《地理学指南》(8卷)是古希腊有关数理地理知识的总结,主要以马里努斯的工作为基础,参考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资料撰成。第1卷为一般理论概述,阐述了他的地理学体系,修正了马里努斯的制图方法。第2卷至第7卷列有欧、亚、非三大洲8100处地点位置的一览表,并采用喜帕恰斯所建立的纬度和经度网,把圆周分为360份,给每个地点都注明经纬度坐标。第8卷由27幅世界地图和26幅局部区域图组成,以后曾多次刊印,称为《托勒密地图》。托勒密认为地理学是对地球整个已知地区及与之有关的一切事物作线性描述,即绘制图形,并用地名和测量一览表代替地理描述。他在《地理学指南》中采用了波西东尼斯错误的地球周长数字,又在绘制陆地向东延伸中增加了误差。把有人居住的世界想象为一片连续不断的陆块,中间包围着一些海盆,并在地图上表明:印度洋的南面还存在一块未知的南方大陆(见古希腊罗马地理学)。直到18世纪英国探险家J.库克的探险航行,才消除这个错误。他在《地理学指南》中还提出了两种新的地图投影:圆锥投影和球面投影。



托勒密总结了希腊古天文学的成就,写成《天文学大成》十三卷。其中确定了一年的持续时间,编制了星表,说明旋进、折射引起的修正,给出日月食的计算方法等。他利用希托勒密的地心体系托勒密的地心体系腊天文学家们特别是喜帕恰斯(Hipparchus,又译伊巴谷)的大量观测与研究成果,把各种用偏心圆或小轮体系解释天体运动的地心学说给以系统化的论证,后世遂把这种地心体系冠以他的名字,称为托勒密地心体系。巨著《天文学大成》十三卷是当时天文学的百科全书,直到开普勒的时代,都是天文学家的必读书籍。《地理学指南》八卷,是他所绘的世界地图的说明书,其中也讨论到天文学原则。他还著有《光学》五卷,其中第一卷讲述眼与光的关系,第二卷说明可见条件、双眼效应,第三卷讲平面镜与曲面镜的反射及太阳中午与早晚的视径大小问题,第五卷试图找出折射定律,并描述了他的实验,讨论了大气折射现象。此外,尚有年代学和占星学方面的著作等。





 

 

[转载]杜撰的世界历史(八):中古淑女与欧洲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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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淑女与欧洲伪史



 

第一部分 编译按语:女教授发现“冰山一角”

 

笔者的这个系列短文(《杜撰的世界历史》……)的前几篇已经披露:西方历史(希腊、罗马、中古)和“泛西方”历史(几大“文明古国”),都是被伪造于:A.中古后期教士→B.文艺复兴的人文学者→C.近代的“欧洲中心论”。换句话说,西方的或盛行于今的历史知识体系(它也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历史学、科学史及社会科学),是怎么来的?是如下的“三步曲”:

.“始作俑者、开风气先”于中世纪基督教伪造“新约”、“旧约”及其相关历史;服务于“神的中心主义”。

.“相反相成、变本加厉”于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虚构和编造有关“俗世、异教”的文献;

.“登峰造极、伪史大成”于西方中心论—帝国主义的高峰期:西方谱系(古典与基督教)和西方祖脉(文明古国)。

归根结底,是极具生命力的中华文明派生和变异出近代西方及欧美文明的。“文明的暴发户”为了认祖归宗,早在中古后期就开始利用“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来“绿化”其先前欧洲—地中海区域的无垠的文化荒漠。

 

最近,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最近发布的报告,该校一位女性教授在探索女权主义的历史源头时,察觉一些中世纪的“知识女性”都是被近代早期的男性学者虚构出来的;顺藤摸瓜、由表及里,她又挖掘出有关中世纪的史料很多都是基于诸如此类的虚构或无据可查的“传奇”。

按照通行的历史常识,中世纪欧洲的绅士(骑士)与淑女是令人神往的。但真实的情况则是完全相反的,那是一个前文明、非文字、半原始和充满人祸的社会;不仅不存在那般“英雄美女、才子佳人”之浪漫,而且几乎所有的人——包括教士和贵族——都是文盲,甚至“一千年不洗一次澡”。(请读诸玄识《中国影响之前:原始的欧洲》)。 [1]

 

 



 

第二部分 近代伪造的中古才女

〔凯瑟琳·克格森博士 整理,诸玄识 编译〕 [1]

 

波拉•芬德伦(Paula Findlen)女士是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家,研究文艺复兴的学者。她一直在收集欧洲中世纪的妇女传记。然而在此过程中,芬德伦却发现,学术界所公认的“中世纪的知识女性”,实际上全都是被1518世纪的作品所虚构和渲染出来的。通过深入考证文献,芬德伦又发现这些近代早期的作家,都是如此钟情于中世纪的妇女,以致他们时常编造这类的故事。

在她认真探索这些故事的内容时,芬德伦得知,它们从一个到另一个的史实全都是被伪造的。这些被描绘出来的女性通常都属于地方史,她们都被想象与某些重要机构有联系;她们有的被赋予法律学位和教授资格,这都是毫无根据的虚构。

芬德伦判断,这些被修饰的传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女权主义的起源(其人物和事件都属于中世纪的,实际上是近代早期)。

“近代早期的伪造者们利用有关中世纪的女性故事,来为其同时代的女性索求,来创造一个先例;即:通过招魂于过去,来为他(她)们自己的时代‘主持公道’。”芬德伦说,“尽管这些中世纪女性的存在,都是不确实的;但是,那些作品的内容(作为文献)都已贡献于历史科学了。”

德伦从博洛尼亚开始调查,再追踪到其他的意大利城市(掀起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也是伪造的西方史和世界史的“发祥地”。——引者),广泛收集资料;她观察到,这些被杜撰的故事都是不翼而飞,名扬天下,其主人翁——地方女性的形象——都得到了国际认可(就像无中生有的法兰西“女英雄”贞德一样。——引者)。

芬德伦叙述她如何透视那些被推测的历史,她说:“这是一个工程(项目),探索近代早期的‘中世纪研究者’是怎样发明了中世纪的历史,对过去是如何进行盖棺论定的。”

芬德伦的即将问世的著作,题为“杜撰的中世纪妇女:近代早期意大利的历史、记忆和伪造”(Inventing Medieval Women: History, Memory and Forgery in Early Modern Italy)。在书中,芬德伦特别追踪亚历山德罗·马基亚维利(16931766, Alessandro Macchiavelli,一个18世纪的律师,出生于博洛尼亚的家庭;他热衷于寻找证据,来提高博洛尼亚这座城市的威望,说它是“女性的天堂”(paradise for women);他还创造了她们的传奇,并以脚注详解之,说:有许多才貌双全的中世纪女性——包括举世闻名的克里斯蒂娜·德·皮桑——都来自博洛尼亚。根据芬德伦的研究,马基亚维利亢奋地伪造中世纪女性的传记,来抚慰他自己所迷恋的“女神”。

按: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13651430年),据说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位以写作维生的女性作家。芬德伦教授的研究表明,这位中世纪的知识女性是被杜撰出来的。

事实表明,这些虚构的故事塑造了博洛尼亚的知识女性的中世纪起源。芬德伦原先是寻找这方面的历史线索(原始资料),但一无所获;结果却查出全是用近代资料来编篡出来的中古历史。

人们后来才知道亚历山德罗•马基亚维利是个伪造者,但他确实是用这种方式呼唤当世来关注妇女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基亚维利展示一个近代早期的古怪的“男版的女权主义”。芬德伦还说,他也确实对于开启中世纪历史这个学科,做出了很大贡献;因为当他伪造文献的时候,他需要广泛的档案知识和精细的历史方法。中世纪(欧洲)的历史学是一个重要学科,西方人在1718世纪“开发”相关的文献领域,以此来确定中古的基督教欧洲的“真实状况”。

“想象出来的博洛尼亚的女性!”芬德伦指出:“(文人们)美化中世纪的淑女来增强他们所在城市的声誉。”例如,近代早期的(意大利)博洛尼亚的学者,很想知道该城的知识女性的“假定传统”(presumed tradition),就情有独钟地溯源于劳拉•巴斯的中世纪的相关源流。近代早期的劳拉•巴斯(Laura Bassi, 17111778年)是博洛尼亚涌现出的欧洲第一个女教授(1732年的博洛尼亚大学)。按照伪造者的意图,劳拉•巴斯只不过是再现那无与伦比、无以媲美的“地灵人杰”而已!

在被虚构的中古知识女性之中,芬德伦(和大家一样)首先就想到了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约13641430年),这个被说成是博洛尼亚大学教授的女儿,她以赞美女人而流芳后世。像在她的“名著”——《城市俪人》——中,克里斯蒂娜沉思其意大利的文化之根,渴望过去,从中启迪她的灵感:“这个世界的何种成分塑造了自己,而让其他妇女分享其德厚流光。”芬德伦说,这个灵感包含着真理的内核,但毕竟是后人“发明”来填补“她的”著述;这样一来,克里斯蒂娜这个人物形象提供了一个起点,令世人青睐博洛尼亚的知识女性的历史,它愈益展开于(文艺复兴)以后的四个世纪。

“我们要从历史获得什么?”芬德伦的项目重审我们描绘过去的冲动。“一些老生常谈的传奇,不是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她又说,“尽管如此中世纪的妇女传记都是假的历史,但这些不可靠的证据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部分史料。在编篡妇女历史的过程中,1415世纪以来的相关学者的原始冲动是,‘创造’和‘积累’主人翁的传记。”

正视她的工作所具有的广泛的冲击性。芬德伦说:“我希望,这个项目能够提供一扇透视‘被发明出来的历史’的窗户;以对意大利的个案研究,来辨明为什么近代早期的欧洲人会这样怀旧于他们的中古先辈。”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愈益关注文献历史(相对于以往的传奇)。他们感兴趣于(他们的)历史可能是怎样的,但他们更感兴趣于历史原本就应该是这样的(理性的)。”


 




附录 作为通行历史中的欧洲第一个才女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欧洲中世纪作家,她极力反对中世纪艺术中对女性的污蔑和偏见,她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位以写作维生的女性作家。她的作品体裁多样,有诗歌、小说、史诗、传记等,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教育、伦理、女性问题等诸多方面,是中世纪法国宫廷一位非常有名的作家。她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流传到很多国家,影响甚远,尤其是她的妇女观;对法国宫廷的女性及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上层的女性,产生很大影响。



                                                                克里斯蒂娜 著作 中文版


人物简介〕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13651430)出生在意大利威尼斯城。她的父亲托马斯是一位占星家,也是威尼斯共和国的议员。在克里斯蒂娜出生之后,父亲接受法国国王查理五世的邀请来到巴黎,担任国王宫廷里的占星家。克里斯蒂娜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她有机会博览宫廷图书馆大量古典文学的手稿,因此,她对古希腊文化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非常了解,并且掌握了很好的语言才能。

15岁时,克里斯蒂娜和宫廷法院的一位秘书结了婚,育有一子一女。1390年她的丈夫跟随国王访问博韦,意外染病而亡。丈夫死后给他留下年迈的母亲和两个幼小的孩子,还有一大堆债务,而她继承丈夫的遗产又遇到很大的困难,3 年后她开始创作爱情歌谣来补贴家用,宫廷中一位富有者被她作品中的女性想象和柔情深深吸引,后来他对克里斯蒂娜给予了资助。

1393 年到1412 年,克里斯蒂娜的创作非常旺盛,写出了300 多首爱情歌谣和短诗。 1401 年到1402 年间,克里斯蒂娜参与了当时文坛上的一场争论。这场论争是关于13 世纪法国作家约翰·德·蒙的《玫瑰传奇》。《玫瑰传奇》讽刺了庸俗的宫廷爱情,并且把女性看做是罪魁祸首。克里斯蒂娜强烈反对作者使用的语言,因为它们充满了对女性的污蔑。这场争论由于克里斯蒂娜的参与而超出了文学语言的层面,成了关于女性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的争论。通过争论,克里斯蒂娜树立自己知识女性的形象,她的影响也超出了宫廷的范围。在当时的一首民歌中,她被比作缪斯九女神的最流利者。

1405年,克里斯蒂娜完成了她的代表作《妇女城》。这本书一方面展示了女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教育女性如何通过自我学习而反抗社会对她们的歧视。她的最后一部作品《圣女贞德的传说》写于1429年,颂扬了法国女英雄圣女贞德。她在这部作品中暗示了自己文学生涯的终结。





                                          在纸和印刷术之前,不可能有这样的书和知识女性

 







The copying of books was also slow, tedious, and very time-consuming; it took years for a scribe to complete ‘a particularly fine manuscript with colored initials and miniature art work.’

(在纸和印刷术之前,教会用羊皮纸)制作成书的工作是非常缓慢的和乏味的,也非常耗时,历经数年,抄写员完成一个美好的手稿与彩色字母和微型艺术作品。而且是教会与神旨垄断文化。




 

[转载]杜撰的世界历史(九):虚构的“罗马—不列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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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按语:西方的历史学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它是立足于“神的中心→人类中心主义→国族中心/自我中心”,参考《圣经》和神学编年,从自身之“躬逢盛世”来想象过往;再运用“科学手段”来印证(例如考古发现某物,就说“逻辑与历史一致”),牵强附会,隐恶扬善,编篡谱系,而古今一脉。西方历史学不是像中国那样,依据确定的文字、文献和它们所记载的事件、人物和时空,来形成编年体系。

 

西方中心论的不列颠的历史轮廓如下:

 

1.史前/凯尔特人2.文明/罗马—不列颠3.盎格鲁—撒克逊4.1066年诺曼征服/英国王室与贵族统治5.近现代英国〔实际上,第2阶段不存在;第5阶段以前的几乎所有时间,都是前文明、非文字、无历史和半原始。〕

 

西方历史称:罗马—不列颠(不列颠尼亚,Roman Britannia)隶属于罗马帝国领土之“不列颠尼亚行省”,即:从43年至410年大不列颠岛被罗马帝国占领的范围,包括英格兰的大部分与威尔士。罗马帝国入侵前,铁器时代的不列颠已经与欧洲本土有着经济和文化联系。然而,罗马入侵者从欧洲引进的农业、都市化、工业和建筑新发展今天仍然有迹可寻。

 

“罗马—不列颠”是在毫无文献证据的情况下,凭空想象出来,然后又借用“科学考古”来填补空白的。

   


        凯撒进军不列颠


关于伪造这段历史的缘由,F.荷斯利兹教授在其所著《想象的罗马—不列颠》一书中写道:

 

“如果要研究英格兰和英国人如何会有今天,那我们首先要认真学习不列颠被罗马占领的那段历史。”

1858年一个英国“怀古主义者”的这段箴言,在维多利亚盛世的许多英国人的心中共鸣:当今世界(不列颠霸权与日不落帝国)与往昔的罗马岂不相关(同构)。19世纪中叶,虽然有一系列学术偏好倾注于罗马城和罗马帝国,但很少把“罗马—不列颠”作为英国自身历史来专门研究……。

在研究“罗马—不列颠”时,(因为没有关于“罗马—不列颠”的文字记载,)古典文献原本是作为主要证据的学科权威,此时却备受勃兴的考古学(成果)挑战;因而,“罗马—不列颠”逐步被观念化。然而,仅有极少的例外,诸如在巴斯的浴池和在博格诺的“罗马别墅”;整个来说,在不列颠的土地上,能找到与罗马相似的古代遗址或碎片(例如竞技场),几乎没有……。尽管如此,……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大规模的挖掘土方则使“罗马证据”层出不穷。以前所依靠的“古典文献”(查找不到“罗马—不列颠”)令英国人失望:古代的不列颠即使曾被罗马统治过,也是偏远荒岛,不列颠人是野蛮的或未开化的。而今,考古成果最能说明:“罗马—不列颠”不仅确实存在,而且对其自身、对罗马帝国都是很重要的,它影响了英国民族的发展方向。 [1]

 


 

           罗马征服不列颠



早先,“罗马—不列颠地图”丑闻(De Situ Brittaniae),把英国伪造“罗马—不列颠”的热情推向了高潮。英国人对此情有独钟,以致丑闻暴露以后,而“罗马—不列颠”则方兴未艾。

 

根据马克·琼斯的介绍, [1]1747年有一个重大的历史发现,那就是:在丹麦教英语的英国人、24岁查尔斯·伯特伦(Charles Bertram, 17231765年),宣布获得一本古代手稿,附有一幅地图,冠名于“不列颠地图”,显示着罗马—不列颠的社区和道路的布局。这个发现使英国“怀古主义”的时潮达到巅峰,而无比兴奋;因为该地图上的多处罗马路标,说明古代的不列颠曾是“罗马行省”,这是英国人以前闻所未闻、却又梦想成真的。

然而实际上,这是一桩“世纪诈骗案”。其原委是:

起先,伯特伦写信给威廉·斯蒂克利(William Stukeley, 16871765年),通知这位英国牧师和著名的“古典学者”,说自己手上有关于罗马—不列颠的手稿与地图。在斯蒂克利牧师的热情鼓励下,年轻的伯特伦花代价、很认真地做出它们的副本,然后呈递给斯蒂克利。原件从未拿出来,也没有人看过它们。

斯蒂克利随之发表了专论,将地图“理论化”,说它被制作于14世纪威斯敏斯特的修道士之手,他名叫理查德·赛伦塞斯特。

一百多年都无人置疑(讽刺的是,受宠若惊的伪造者伯特伦,以其42岁的壮年,与其举荐人斯蒂克利,同死于1765年)。直到两人死后许多年,德国历史学家卡尔·韦克斯(Friedrich Karl Wex, 18011865)发现,这个手稿的大部分内容是抄袭几种16世纪的资料的。进而,在1866年,B.R.伍德沃德和J.E.B.梅尔发表文章,揭露这张“罗马—不列颠地图”是伪造品,是从凯撒、索利努斯、塔西佗、卡姆登和别的名人书中拼凑出来的。事情真相越来越明显:伪造者伯特伦仅是业余水平,而斯蒂克利则让他名满天下。

另外,这桩诈骗案的辩护人、身为牧师和古典学者的斯蒂克利,是专门伪造西方历史的共济会成员,他也是史前的英国巨石阵的“确认者”。那么,巨石阵是不是假的呢?

 

 

 

        根据考古现场想象出来的。
              


董并生在其所著《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一书中指出:古希腊—罗马和罗马—不列颠都是虚构出来的。他对笔者的文章增加如下内容:

 

英国伪造历史最多。原因很简单,一群海盗,凭借东抢(东印度公司)西夺(西班牙北美殖民地)的本事,坚船利炮打造出来日不落殖民帝国的规模(英国本土面积的138倍),号称历史上最大帝国(堪比古罗马,却又登峰造极)。如果它不虚构一个辉煌的过去,却能“名正言顺、理所当然”地称霸世界;而且恐怕别人学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仅仅依靠力量,霸权的受害者和挑战者,都是很容易逆转的)。 

结果还是不济事,由于殖民地利益的争夺,导致20世纪世界大战的爆发,大英帝国一路衰败下来。如今只剩下对其所虚构历史的怀旧之情,在其中寻找慰籍。要想再回到原来大英帝国的时代,也没有可能。 

问题是,从英国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北美十三洲,如今混到一国独大,企图靠继承过去英帝国大宪章的衣钵,继续罗马式帝国主义的光荣美梦,再加上受蒙蔽的中国人对其顶礼膜拜,似乎还要苟延残喘下去……。

 

         想象出来的罗马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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